陶寿龙先烧掉了公司的财务账册，然后卖掉了私人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处理掉了自己的奔驰S600，最后逃之夭夭。

就这样，中国最大的印染集团-拥有四家工厂，一个足有三十一个足球场大的园区，四千名工人，至少两百万美元的债务-成为了历史。

“ 我们现在死定了”，毛有名（Mao Youming）说道。他是上个月被江龙集团弄得目瞪口呆的三百个供应商中的一个。陶寿龙欠他八十五万美元，占他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这个三十八岁的男人 在一个咖啡店中点燃了一支烟，以一种黯然的口气谈起自己的工业煤气生意：“我发不起员工的工资了，就要破产了”。

“政府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有六万七千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倒闭”，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人员曹建海（Cao Jianhai）说，“到今年年底，倒闭的工厂会超过十万家”。

随着关门的工厂越来越多，老板跑路的故事也越来越常见。这让已经处于至少是十年来最低谷的中国制造业雪上加霜。

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工厂主就承受了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更严苛的法律，税收和环境政策等带来的压力。信用紧缩的来临迫使西方商业机构大幅度削减了订单，也让银行减少了给企业的贷款，把许多工厂都逼到了绝境。

中国引擎减速

中国工业衰退是当前经济明显减速的主要原因。第三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9%，是近五年来的最低点，也低于分析家的预期。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11.9%。现在，经济学家们担心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正在很快地失去动力。

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维持稳定快速的增长，以控制正在上升的失业率和避免政权和社会的动荡。上个月，北京提高了出口产品的退税率并且许诺用其它方式来刺激发展，其中包括让银行贷款给小企业。但是许多分析家和经济机构都不抱乐观态度。

“老实说，我想当前不管政府用什么办法都无法扭转这个趋势”，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叶航（Ye Hang）说，“政府能做的只是到处救火”。

近几周以来，好多地方都着火了，而且火势越来越猛。在上海以南的浙江省，至少就有六家大型企业破产，包括江龙集团，中国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商飞跃集团，浙江宜兴制药公司这些行业内最大的企业。

“在这六家破产公司老板中，一个自杀，一个被刑拘，其余的都跑了”，叶航说，“由于连锁反应，我可以预料在以后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工厂倒闭大潮起始于三十年前经济改革的发源地-广东。

广东占中国出口总量的30%。但是在过去几年中，深圳，东莞和其它城市都致力于环境改善和创建基于服务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新型经济。像鞋业，服装业和家具业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都不再受欢迎了。

从官方统计上，中国出口从九月以来总体上还是保持了上升的势头，除了某些产品，比如服装，同比下降了3%。但是很多出口商都挣不到钱，另外的公司面临订单缩减或者资金紧张。毗邻广东的香港报纸已经开始每天报道最新陷入困境的企业了。

“别提美国市场了”，佛山金城家具公司总经理钟世军（Zhong Shijun）抱怨说，“甚至在欧洲市场上，因为欧元贬值，我们前两个月的业务也下降的很厉害”。

玩具制造商受打击最严重。政府数据表明：超过3600家工厂倒闭，这超过了厂家总数的一半。其中大部分都是小企业，但是上个月合俊集团旗下的三家玩具厂停产了，8700名工人失业。

在 工人进行街头抗议后，广东省政府答应支付400万美元的工资以及帮他们找工作。但是很多其他的失业者无人理会。外来务工人员普遍不满足失业补助的条件。尽 管中国的破产法让没得到工资的劳工有权索要自己的工钱，但是如果老板跑路了，而且公司也没什么财产的话，他们也只能得到一点点补偿。

没有工资地离开

杨盛刚（Yang Shenggang）今年33岁，在一家鞋厂已经工作了7年。他从每月挣50美元的产线工人一直做到现在的主管，每月可以挣300美元。他说今年春天香港老板就开始拖欠工资了。

九月的一个早上，工厂破产性倒闭了。

“老板就这样跑了”他说，“我要把我这五个月的工资要回来，我家人需要这些钱吃饭和生活”。

史丹利.刘是香港工业总会这个有3000会员的贸易团体的副主席。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香港老板跑路了。

“我想这是错误的”，他说道。如果工厂主按照章程办事，他需要用两年时间才能走完所有的手续，让工厂合法倒闭。

一些人不是讨厌走官方手续，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钱来面对愤怒的供应商，债主，员工和管理者。有时候亲戚也来帮着逃跑。没有任何人可以负责。一些工厂只能关闭了事。

刘的贸易团体大约有70000家由香港商人经营的工厂，其中的15%会在今年年底倒闭。他说可能有更多的工厂会在春节后的二月份倒闭。到时候会有上百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几天内返回家乡。

“一旦工人回家了，他们就可以静悄悄地关闭工厂”，他在香港的一次访谈上说道。

台湾人在广东大约开了20000家工厂，一些人已经弃厂而逃了。按照官方媒体的报道，在中国北方的山东省，已经有12家出口企业的韩国负责人逃跑了。

“如果这些被解雇的外来工留在城市里，会引起社会问题”，曹建海说，“但是如果他们回家，他们就挣不了钱了”。

上千工人在上海以南140英里的绍兴进退两难。这座中国的纺织之都散布着许多鞋厂和布厂。

工业巨头的倒掉

很少有公司比江龙集团更大。按照公司年报，它去年销售额是1.1亿美元，利润是1400万美元。陶寿龙是公司负责人。他说公司有非常尖端的研发能力，而且客户遍及全球，包括沃尔玛。

这个秃头，有着大眼袋的男人对大多数工人和供应商都是一个谜。他的老乡说他和他老婆十多年前到绍兴开了一家只有四个人的公司，和中东客户做生意。

到 2004年底，公司的出口额是250万美元。两年后，公司以中国印染集团的名字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陶寿龙买下了两家公司，并且修建了一个大型的工 厂，里面都是日本和意大利设备。从这年开始，他开始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他告诉他们只要公司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他就能募集到上千万美元的资金。

 但是陶寿龙的计划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受挫，而且危机很快就波及到了出口企业。供应商指责当地政府支持陶寿龙，而且一再地向他们和工人表示公司上市的事情正在进行中。

政府官员说陶寿龙和他妻子已经在上周被抓获。但是他们拒绝发表进一步的意见。绍兴宣传部门的副理事金阿根说：“对于我来说，我很难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和怎么发生的”。

江龙集团倒闭的那天，2000名工人堵塞了工厂外面的街道，阻断了交通，要讨个说法。几百名警察和工人发生了冲突。接下来的一天，政府同意把工资发给工人。

43岁的重庆人杨朝先（Yang Chaoxian）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月能挣260美元。“我会回家种田”，他耳朵后面夹着一支烟，说，“在这儿干活太辛苦了。回去后，我也不想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