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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俺村、中国和欧洲

2014年11月08日 心情故事, 音乐 暂无评论 阅读 1 次

刘震云,作家,作品有《塔铺》、《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温故一九四二》等。

本文摘自《2010年度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文每节均为一段,为方便手机阅读,对长段落略作了拆分。

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接触欧洲,是从身边的生活用品开始的。直到现在,中国人划分世界还用两个概念:西方和东方。西方是指欧洲和北美,东方是指中国和中国附近的国家。由于水的关系,太平洋的关系,中国人还用另外两个概念划分世界,称欧洲和北美为“西洋”,日本为“东洋”。

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和“东洋”轮番入侵中国,中国人便称欧美人为“西洋鬼子”,日本人为“东洋鬼子”。随着“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的入侵,他们的商品也源源不断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边。我小的时候,村里人仍称煤油为“洋油”,点燃煤油的灯为“洋灯”,村里织布机织出的布叫“土布”,从西方漂洋过海运过来的机器织出的布叫“洋布”,洗脸的肥皂叫“洋皂”,自行车叫“洋车”。俺村的吃、穿、行,都和欧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西洋”人对中国的入侵,他们不但带来了物质商品,也开始播种精神之花。精神产品的主要代表是宗教。一百多年过去,在我的家乡,仍有一部分人在信仰天主教,就是一个明证。当然,精神产品的输入,不像自行车和洋皂的输入那么便宜。

上个世纪初,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我的家乡传教,就留下许多笑话。他传教传了四十多年。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便想让杀猪匠信主。杀猪匠:“信主有什么好处呢?”牧师:“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我现在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这下把牧师难住了,又换了一个角度说:“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杀猪匠倒点头:“那倒是,任何人都有难处。”牧师:“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杀猪匠:“主能帮我做什么?”牧师:“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杀猪匠立马急了:“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呢?”

这种精神层面的激烈冲突,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融合到一起的。在中国生长开花的西方的精神产品,也是跟中国当地的风土人情,相互妥协和因地制宜的结果。就像韩国菜去了中国,中餐去了西方一样,都已不是原来的味道。我曾把这个意大利牧师,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表示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敬意。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但反映在宗教等精神层面,更多的,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两条河流交汇到一起时,误会便会油然而生。当然,误会会产生许多冲突,但误会也会推动双方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误会会产生许多乐趣。生活中没有误会,就像生活中没有正义和真理一样,马上会显得暗淡无光。

一九九三年,有两个德国朋友,随我到了河南,到了我们村,与我外祖母有一番对话。那年我外祖母九十三岁。两个德国朋友一个叫阿克曼,一个叫威兹珀。外祖母问阿克曼:“你住在德国什么地方?”阿克曼:“德国北方。”外祖母又问威兹珀:“你呢?”威兹珀:“南方。”外祖母用我们村庄间的距离丈量后,感到奇怪:“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阿克曼非常幽默:“赶集。”外祖母明白了。接着又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两个德国朋友摇了摇头。外祖母:“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阿克曼又幽默地答:“德国人比较笨,毛主席说的湖南话,他们没听懂。”外祖母想,没听懂就算了。又问:“德国每个人划多少地呀?”阿克曼虽然精通中文,但弄不清“亩”和“分”的区别,答:“姥姥,八分。”外祖母大惊,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棍,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头儿(阿克曼身高两米),怕是吃不饱。”阿克曼想了想,自己每天也能吃饱,接着意识到自己答错了,忙纠正:“姥姥,不是八分,是八亩。”外祖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发愁:“一人八亩地,活儿有些重呀,你媳妇儿肯定受累了。”分别的时候,两个德国朋友拉着我外祖母的手,有些不舍。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似潜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根本论,还是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一个根本的例证是,东方人看世界,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个体;西方人看世界,恰恰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譬如讲,我从小长大的村庄,用中文来表述,就是: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而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在信封上的表述是:老庄村王楼乡延津县河南省中国。两者的表述,是截然相反的。不要小看这个差别,证明在两者的目光里,相互已经把对方的世界颠覆了。

二〇〇九年夏天,我在欧洲住过两个月。九月份的时候,我来到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临着莱茵河。这天傍晚,我和杜塞尔多夫的朋友麦润在莱茵河畔散步,我顺口问了一句:“莱茵河的河水有多深?”麦润马上显得非常紧张,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她说:“因为,莱茵河水的深度,春天跟夏天不一样,秋天跟冬天也不一样。”我听后哭笑不得。这不是对一条河的判断,而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哲学的不同。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你随便问一个村人,村边河水的深度,他都会马上给你答出来。他不会考虑春夏秋冬,他关心和想到的,就是当下河水的深度。如果他不知道精确的深度,也会说:“大概两米吧。”或者:“大概两三米吧。”知道这种差别,我就不再难为麦润,不再追究莱茵河水的深度。

第二天傍晚,我和麦润又见面了,麦润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用麦润的逻辑,回答了麦润:“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今天过得早晨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晚上又不一样。”麦润弯着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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