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的当晚，作家西蒙诺夫参与克里姆林宫的苏维埃领导会议，列席会议的是300名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局势的严重，大多数代表早早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厅。西蒙诺夫回忆：“我们互相知晓，互相认识，在工作场合相遇过多次。”

最后，主席团成员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

西蒙诺夫从克里姆林宫直奔《真理报》办公室，正与主编交谈时，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尽管已有预料，这一消息仍令他震惊。西蒙诺夫回忆：“我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新部分开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需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思绪。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

西蒙诺夫后来与同行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追随他的榜样，写下对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斯大林去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写道：

20世纪30年代背弃自己家庭的“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写道：

甚至在大恐怖时期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挽诗：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对斯大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泪流满面，尽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女儿安吉丽娜追忆母亲那一天回家时的情景：

但对观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辈人来说，斯大林的死亡同样可以成为欢庆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枪决于1938年。母亲来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里参与社会民主运动。母亲的16名亲属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韦特兰娜的外祖母，其余的要么被布尔什维克枪毙，要么在劳改营丧生。

斯韦特兰娜对此知之甚少，从小就学做苏维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样，热爱斯大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头发上系有黑色缎带，学校里办的哀悼仪式-孩子们以棕榈叶和白色百合花装饰斯大林的肖像-深深打动了她。她回忆：“我们全都哭了，认为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后，斯韦特兰娜爬上屋顶，那是她喜欢独处的地方，结果发现外祖母也在那里：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讲述了她与她的裁缝的对话，那是少数几个与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时间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鲍里斯·德罗兹多夫与父母同住在马加丹；父亲曾是别尔津的亲信，1951年获释于劳改营。鲍里斯回忆：“斯大林去世时，大家都吓坏了，父亲也在害怕。人们担心贝利亚将上台，大家都怕他。与古拉格系统相连的是贝利亚和内务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还以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劳改营的真相。”

维拉·布拉金的母亲崇拜斯大林，即使自己作为“富农”遭到流放，即使丈夫征入劳动大军累死于1944年。维拉回忆：“斯大林去世时，母亲并没摘下他的肖像，仍挂在墙上，紧挨父亲的照片。”在村民大会上：

许多农民产生类似的焦虑。“富农”的女儿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回忆：“战争期间，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困难。但在最近几年[斯大林去世前]，生活有所改善。斯大林逝世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她是在劳动大军中度过战争岁月的，然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集体农庄工作。

担心斯大林的去世将导致新一轮的大规模逮捕，使许多家庭坐立不安，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记得：

等到“医生事件”被揭露为政府的向壁虚造，恐惧气氛才开始减弱。揭示真相的决定似乎来自贝利亚，3月5日接管权力的“集体领导”以他为首-他不赞成反犹太主义运动，如果确实发生了“医生事件”引起的国安部清洗，他自己会是潜在的受害者。

尽管安全警察的出身使广大民众对他心怀恐惧，贝利亚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家。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以经济效率低下的理由），结束苏维埃警察的酷刑，扭转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地区、东德的苏维埃化，铲除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认为，这样一个计划将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赢得广泛的支持。

4月4日，贝利亚取消对“医生事件”的调查。《真理报》宣布，“不正当调查”的负责人已经被捕，将承担“刑事责任”，但大众的舆论五花八门。根据《真理报》收到的工人来信样本，许多人继续相信：权力机构的幕后仍有“难以捉摸的敌人”；医生的平反本身就是“犹太人影响”政府高层的标志（“斯大林同志不在了，我们的政府就向犹太人低了头”，等等）。但也有人激怒于对犹太医生的恶意中伤，要求对不公正的逮捕作出解释。

对托尔钦斯基家来说，“医生事件”的结论是巨大的解脱。他们视之为强有力的证据，所有的“敌人阴谋”都是国家捏造的，不必再担心新一波的逮捕。

埃尔加逃脱恐惧的羁绊，信心大增，开始仗义执言，反击一直欺负自己的人。埃尔加在列宁格勒的民族博物馆担任助理，有一个资深同事，名叫玛丽亚·涅斯捷罗娃。她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可怕的反犹太主义者”，极力支持“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举报了博物馆数十名犹太员工，其中有些因此被解雇。

在“医生事件”的集体歇斯底里之中，涅斯捷罗娃对犹太人的指控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譬如，她告诉大家，犹太医生接生的婴儿都呈蓝色，就是因为他们的血液已被犹太人吸走。埃尔加明白，与显然憎恨自己的涅斯捷罗娃争执，毫无意义；她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宁愿退避三舍。“医生事件”的真相暴露出来之后，埃尔加一改常态，起而与她针锋相对：

为斯大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悦的人，大多过于谨慎，不会在公共场合流露，任何的高兴必须遮掩起来。克拉斯诺达尔城的工人季娜伊达·贝利科娃回忆，斯大林去世时，镇上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医生、教师甚至党干部，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克拉斯诺达尔城的追悼会更像一个节日，他们摆出悲伤的面孔，但眼中却闪烁着兴奋，互相打招呼时却有微笑的暗示，他们内心的喜悦昭然若揭。”

在古拉格劳改营和殖民营，斯大林的去世受到毫不掩饰的欢迎。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劳改营特别警惕，或有举报人的存在，阻止囚犯们流露他们的真情。一般来讲，斯大林去世的消息都遇上了自然迸发的喜悦。因塔劳改营的尤里·敦斯基和瓦莱里·福雷德，3月6日与他们的朋友诗人斯梅利亚科夫见面，准备组织一次午夜聚会。他们无法获得任何酒类（每个人都想在那一天小酌），只好买来一包糖果，“统统吃光……好像我们是参加茶会的小孩子”。在维亚特卡劳改营，维拉·布龙施泰因和难友们听到消息后，便放下工具，开始载歌载舞，“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回家了！”

囚犯们普遍认为，一旦斯大林死去，自己将获得释放，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听到这个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流放地。她捂住脸，不让同事看到自己的欣喜。她开始颤抖，浑身充溢着紧张的激动：“要么现在，要么永不。一切都要改变。要么现在，要么永不。”

有几个劳改营，其囚犯的期望极为殷切，到头来却没获得开释，因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和暴动。1953年的春季和夏初，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都爆发了大型的罢工和抗议。1953至1954年，许多其他的劳改营也有规模较小的示威。这些“奴隶起义”是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苏维埃领导早已质疑的古拉格系统的废除，更是反抗斯大林暴政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