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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香港逃难记

2015年05月21日 心情故事, 音乐 暂无评论 阅读 1 次

作者:叶永烈

马思聪

马思聪是中外闻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曾以一曲感情深沉的《思乡曲》牵动者无数海外赤子之心,但在「文革」中,却受到非人的凌辱,在无处藏身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离开大陆……

目的地:九龙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

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乾、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

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月是故鄉明 》 一首四十年的思鄉曲

他是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首任校长,在担任十七年校长后的文革初年,他被迫逃亡海外,一离开中国边境,他立刻摘下那个年代人人必戴的政治像章扔掉。他的曲子让张学良落泪,他的流亡让周恩来抱憾。
马思聪,一首四十年的思乡曲……

在国土沦陷的1937年,马思聪于颠沛流离中创作了《思乡曲》,那乐曲声中飘来的,是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是对父老乡亲的思念,是对故乡的梦魂萦绕。

1990年,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张学良,首度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庆祝九十华诞。席间,老人提出,要听《思乡曲》。当《思乡曲》温婉旋律响起在大厅的时候,张学良潸然低首,哽咽无语;周围的人们,无不默默流泪。

1971年,前往中国做“破冰之旅”的基辛格博士返回美国后,托人向马思聪转达周恩来的问候,转告了周恩来那段感人肺腑的话语: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1948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亲自邀请马思聪全家赴美,被马思聪谢绝。马思聪从香港返回大陆,与当时许多报国心切的知识分子一样,毅然选择留在即将改变颜色的中国。共和国成立,他应周恩来力邀,担任初建的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文革中,马思聪这个名字,成了叛国投敌的代名词。
马思聪没有像当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那样选择自杀或无选择地被迫害致死,而是铤而走险,毅然选择了逃亡美国,追寻精神和肉体的自由。这一逃,就是漫长的四十年。
直到逃亡二十年后在美国费城去世,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的祖国。因为一个叛国投敌的帽子,他的骨灰也不能回中国。一直到又一个二十年过去的2007年,在中国政府批准之后,马先生的骨灰,才得以回到祖国,回到故乡安葬。最终,马先生魂归故土。

被称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的马先生,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52年在广州,马思聪“隔墙听音”,把学琴才一年的少年林耀基带到中央音乐学院。两年后,他又录取了更小的盛中国。后来,他亲自点派两人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日后,这两位嘉嘉的昔日校友,成为中国小提琴界的栋梁之材(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小提琴比赛三位中国评委中,除了俞丽拿,另两位就是他俩)。又何止小提琴。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参赛选手傅聪与他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许多“改进意见”。最终,傅聪在璀璨众星中脱颖而出,获“玛祖卡”演奏最优奖。1958年,马思聪出任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具体指导。最终,刘诗昆获得首届比赛钢琴赛事的二等奖。

让我们根据有关资料,看看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马思聪,在文革中,受到了怎样的侮辱和迫害,从而理解这位艺术家为什么要离开这块他深深爱着的土地。

马思聪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一书中写道:…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脸盆──‘丧钟’,让我们敲。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

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1985年接受采访时回顾说:“那时,爸爸被抓走,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作为一个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

马思聪受到的凌辱还包括强迫他吃草。据他的老同事赵沨回忆说:“夏天,‘革命群众’下乡割麦子去了,(造反派)叫我们在校园里拔草。我跟马思聪在一起,一个‘造反派’走过来,指着马思聪说:‘你还配拔草?你姓马,你只配吃草!’他当场逼着马思聪吃草,马思聪苦苦哀求也没用,被逼着吃了草!”马思聪的老友、作家徐迟写道:有一次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前副院长和我谈到他们在“文革”中的往事。这位前副院长在黯然伤神中,突然颜容扭曲,喘息哽咽地说道:“有人用有钉子的鞋子猛打马院长……怎么打得下去!……”他说不下去了!

像马思聪这样有着伟大人格的音乐家,在自己深爱的国度,受到如此凌辱,他选择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间作出的必然选择。留在中国,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当然,如果“叛国投敌”未果被抓,在当时肯定是死罪,但至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

当时的中国,有多少杰出人物,因为受不了野蛮和非人凌辱而自杀。我们看看一个名单:

邓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吴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范长江 著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容国团 中国乒乓球第一个世界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熊十力 国学大师 1968.5.24 绝食身亡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造反派试图在她的遗体体内找所谓的发报机。

老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 1966年失踪

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年 开煤气自杀

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年 自杀

傅雷 著名翻译家 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在天津全副剧装服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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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些中国国宝级人物,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精英。然而,他们却都惨遭迫害,最终难堪忍受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战争和杀戮,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但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迫害死亡范围如此之广,世所罕见。这样一个集团,是注定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

翦伯赞、老舍、傅雷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选择死亡,不是他们软弱,而正象裴多菲的诗句所说的那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们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精神的自由。

马思聪冒着生命危险选择逃亡,换取的,更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由。可惜的是,这样的逃亡,只有他一人。更多没有海外亲戚的人,逃无可逃。这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马思聪传》后记里有这么一段话:“受过欺凌而被迫逃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最切。只有那些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如何爱国,而自己却横着心凌辱普天下善良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那些窃国篡权的人却欠他太多。”

其实,在文革一开始,马思聪的心头还有个底,那就是: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节目开始曲还是《思乡曲》,他马思聪就还没有被坚决打倒、没有被彻底否定,就还有希望,还有盼头,还能演奏自己心爱的小提琴。理由明确而简单:因为“中央”还在使用他的“声音”。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东方红》。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他知道大限将至。

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马思聪陷入命运抉择的艰难之中。最终,在女儿的劝说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思聪作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1966年年末,马思聪一家人在厨师亲友等小人物的帮助下潜回故乡广东,再成功偷渡香港。最后,在美国领事馆协助下秘密奔向美国。当时,先生抛弃了全部家产,手中捧着的,只有他那把至爱的斯特拉底瓦里小提琴。成功抵达美国后,马思聪在纽约露面时说: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还在那儿继续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程度,是17年来所没有的……

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像乞丐一样在各处流浪,成了漂泊四方的“饥饿的幽灵”。

对于马思聪的出走,徐迟在悼念马思聪逝世一周年的《祭马思聪文》中这样写道:历史上,放逐、出奔这类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华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马思聪先生,受尽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迫于1967年出走国外,以抗议暴徒罪恶,维护了人的尊严,他根本没有错,却还是蒙受了19年(1967年-1985年)的不白之冤。

先生出逃后,公安部对马思聪“叛国投敌”案进行株连九族式的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

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那位令人尊敬的厨师贾俊山相继被迫害致死。在大陆,包括《思乡曲》在内的他的作品被全部封杀,他的财产被查抄。从此,先生在大陆人的视线中完全消失。而在美国,马先生也不是完全自由、安静的。当时的中国政府利用海外势力做各种围堵,无孔不入制造麻烦,最终迫使马思聪只能完全“闭关”在家,“专心”搞创作。马思聪之子马如龙回忆:“曾有些好心人感伤地说:马思聪的艺术被政治淹没了”。

身体离开,而心,却留在了那片土地。用马思聪的话说:祖国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祖国只有一个。在《思乡曲》完成了整整30年之后,马思聪真正成为了思乡之人。
乡愁哀怨,使得马思聪在异国的日子里,谱就了《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等作品。其中一首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马思聪将自己有家难归的悲凉心情,借用古诗名句演绎得分外真切。

作为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创者,作为一生爱国的音乐家,马先生在他的演奏作品和创作作品中,处处蕴含着浓浓的思乡情结。他每次音乐会必演的曲目,就是那首《思乡曲》。
一直到1985年,中国政府才正式给马思聪平反。此时,已经是马思聪叛逃第19个年头了。

马先生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来采访的大陆记者时,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19年啊!先生长叹道:“叛国投敌罪?我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听到我是什么罪名,想不到我这个满脑子音符的一介书生,竟有这样一顶大帽子。”
然而,马思聪的归乡之路却并非坦途。先生的八妹马思琚曾在八十年代中期到有关部门去替马思聪咨询回国手续,对方告诉她:“需要马思聪先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申请,再承认个错误”。马思琚说:“就这一下,我心里没底了,也没敢把这句话告诉他,我干嘛还要再伤他的心呢?”先生没料到,“何日洗客袍?”竟成了他永远回答不了的问。
1987年3月,中国一代音乐巨子马思聪在美国费城与世长辞,终年76岁。他终于未能再亲眼见到故国那片土地。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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