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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春节期间正月十五一把大火，烧出来央视新址的外墙防火质量问题。近日媒体报道，相关责任人已被检察机关起诉，估计今年正月十五前有望结案。这把火烧得不轻，除了司法机关立案审判追究刑责外，还烧出了社会公众更加关心的工程造价问题。

　　据《北京晨报》1月11日消息，网友刘林说：刚刚看到世界最高塔迪拜塔的造价为15亿美元，乘以6.8257，相当于102亿人民币，而刚刚搜索了一下央视“大裤衩”的造价为100亿人民币(还不含一场大火烧掉后又增加的预算)，高234米，供中央电视台职工使用，而迪拜塔为828米，可容纳1.2万人居住使用。

　　撇开迪拜塔带来的迪拜债务问题不谈，就工程造价比而言，迪拜塔似乎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盛大的落成典礼，一万多枚烟花弹药环绕迪拜塔绽放火树银花不夜天，居然没有发生大火，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不像我们的“大裤衩”，100万元花炮就烧得不成样子。最重要的是，迪拜塔是在一片沙漠之国里建造的，大概除了沙子，其他建筑材料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进来的，建筑工人也大部分来自世界各地。与央视新址相比，造价竟然低如此之多，真是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拂去岁月之尘，让欢笑和泪水，爱与哀愁在心中凝成一颗厚重的晶莹的琥珀。祝牛年快乐！　　

运气追着你，美事跟着你，金钱贴着你，贵人帮助你，祸事躲着你，小人绕着你，爱人念着你，家人挂着你，上天保佑你，我在祝福你。祝你牛年大吉！　　

清晨曙光初现，幸福在你身边；中午艳阳高照，微笑在你心间；傍晚日落西山，欢乐随你天。牛年吉祥，大吉大利！　　

千里试问平安否？且把思念遥相寄。绵绵爱意与关怀，浓浓情意与祝福。祝吾友春节快乐，喜气洋洋！　　

祝你牛年财源滚滚，艳福多多，妻妾成群，儿孙满堂。东摸西吻浅呻吟，左拥右抱美人笑，羡煞韦小宝妒坏西门庆！　

        也许你又要问：西方既然有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反对基督教，何以基督教依旧为西方普遍地信奉着呢？
     是的，这个问题问得很中肯，我应该向你解释。

    这当分作三方来透视它：
    第一，在我们的上一个世纪，的确已经由西方人宣布了上帝的死刑，不幸地，到了我们这个世纪，西方的社会人心又落入空虚彷徨的歧途，失去了心灵的寄托，所以西方人又觉得上帝还是死不得，以期利用上帝天国的迷信，来对抗唯物共产的迷信。这实在是以毒攻毒，以救一时之急的措施。

1994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最好的辩护》，作者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律师之一，哈佛大学终身法学教授艾伦 德肖微次。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谈到了“为坏人辩护的律师”的问题，现抄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自由的最后堡垒

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辩护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是抵抗气势汹汹的政府欺负它的子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辩护律师的任务正是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挑战，要这些权势在握的尊者对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做出格行动前三思而后行，想想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去呼吁，去保护那些孤立无援无权无势的民众的正当权利。（甚至连有钱有势的人与政府相比，他可能动员的力量，他的经济力量也相形见绌，虽说他们与穷人相比有天壤之别。）

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耻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在大部分专制国家里，独立自主的辩护律师队伍是不存在的。诚然，专制压迫肆虐无忌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政府开始迫害辩护律师。莎士比亚说过，“如果我们必须解决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那就让我们干掉所有的律师吧。”

　　水浒第7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高衙内为了占有林冲的妻子，设下毒计先用人街头出售宝刀，引诱林冲买下宝刀，然后有“承局”上门，假借太尉传话，观看林冲新买的宝刀，林冲被一步一步引进商议军机要务的白虎节堂，引领的两个“承局”借口禀报高太尉“自入去了，一盏茶功夫不见出来”待林冲瞥见“白虎节堂”四个大字猛然醒到 “这白虎节堂乃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进入”急待转身，只听得“靴履响、脚步鸣，一个人从外面进来林冲看时，却是高太尉”自然是分说无效，被高太尉以“手执利刃、故入节堂、刺杀本官”罪名，押送到开封府，要置林冲于死地。

　　最近上海白领张军遭遇和“林教头”颇有相似，张军在上班途中路遇以男子自称胃痛要求搭载，张军出于同情，让其上车，大约十分钟后，该男子主动给付10钱，张军说明自己是私家车，表明搭载不要钱。但胃痛男子硬把钱扔到车座位上，配合娴熟的“执法人员”适时围了上来，“揪住脖子” “反扣”手臂，弄出轿车。此时，胃痛男子不知去向。如今，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事情已经明了，上海方面以“执法手段不当导致事实不清”撤销了对张军的处罚。钓鱼事件一系列背景也逐渐水落石出，胃痛男子”是交通执法部门“钩子”，“钩子”是社会新兴的一个职业，专门为了引诱非法者上钩给执法部门提供证据的人员。根据报道，仅 上海一个区，就有上千名交通执法单位雇佣的“钓钩”。如果这种“钩子”专门用来“钓黑”，无可厚非，而有的“钩子”是用人们的善良和 同情心，给清白人 “栽赃”，明明知道你是“良民”也设套“请君入瓮”，这和栽赃陷害人有什么两样，高衙内陷害林冲是为了图谋霸占林冲的“娘子”，而上海交通执法人员和钩子合谋给无辜者栽赃，图的好处费和 罚款分成。在利益面前公权者道德沦丧，执法形同匪类，导演现代版的“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更耐人寻味的是 林教头误入白虎堂之后被解送至“开封府”，开封府明明知道林冲是冤屈的 ，但高太尉批示“仰定罪”再先，定要问林冲“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开封府官员迫于太尉的权势，最终将林冲“刺配沧州。而在张军之前，上海有多起觉得冤屈的车主起诉，“原告无一胜诉”想到张军事件。幸亏有舆论强大支持，否则恐怕也是不再胜诉之列。想到这些，后脊梁不禁顿生寒意，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 周殊钦　报道

　　没有永远的支持、也没有所谓永远的执政。前两任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国务资政吴作栋及现任总理李显龙，都向人民行动党党员提出告诫，要不断与时并进，不能自满。

　　李总理透过最新一期行动党党报《行动报》表示，行动党作为一个对新加坡承载着特别责任的政党，绝不能陷入以为已掌握了永久获胜的秘诀的危险迷思。反之，它应顺应时代变迁而勇于求变，贴近民生，深察民情。

　　他强调在国家蜕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行动党如想继续成功，就不能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对行动党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抗拒改变，或以为本身已拥有永久性成功的秘诀。若是这样，我们只会走向衰败，就如其他国家的政党所发现的一样。”

　　吴资政和李资政在接受《行动报》访问时，也表达了相同的关注。吴资政关注行动党今后是否还能吸引到能者加入，尤其面对私人企业界的利诱，以及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到海外工作，因此都没出现在他们寻求政治人才的雷达屏幕上。

    社会制度的完善，是不是一定要个人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舒国莹注意到，新近发生的张海超、孙中界等事件体现了近年执法过程中的新现象——公民的不服从。

    “如果公民认为法制不合理，或者执法过程中有过失，有人会采取抵抗法规的方式，也就是不服从。那么，问题就变为，国家制度如何应对、解决公民不服从的问题。”他表示，“从现在的一些案例看来，国家制度改变了原有的一些不合理的方式，达到与行动个体的一致。”

    “孙志刚案等标志性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说，“但是，张海超、孙中界事件却让我们思索，社会制度的完善，是不是一定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在一个以人为本为目标的国家，以这种方式换来社会进步或许并不值得庆幸。由于中国记者所作的大量报道，这些事件也同样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注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京首席记者吉米·福洛库鲁斯就认为，这些事件为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他向本报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不像西方一些对中国持偏见的人所想的那样，人治而非法治，专政而不民主，我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很努力地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中国社会目前的确还存在许多问题，中国政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如果公权力能够主动发现现有机制的弊端加以改进，或许可以避免无法挽回的个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舆论其实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日本共同社记者盐泽英一就强调，不要忽略了媒体舆论监督对推进中国社会法治建设的作用。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孙志刚和佘祥林等事件很难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原题：从孙志刚到孙中界：一个人的战斗

    【提要】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孙中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根手指，一个公民凭借自己的力量挑战社会公权力，而且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孙中界的命运和之前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如出一撤。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开始，一系列“个体”事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位18岁的河南小伙子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全国媒体所关注，而代价是，一根断指。

    在孙中界被认定在上海打工期间涉嫌非法营运，“为表清白”自残小指一周之后，10月21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根据上海市政府要求进行的核查公布了结果：不存在所谓的“钓鱼式执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