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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竟真的是那么残酷:禅让是一个谎言

2009年02月03日 儒道佛, 手机小说 暂无评论 阅读 1 次
摘要: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厢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孔子只是“素王”,虽然自命为圣贤政治的不二传人,数度周游列国,可始终与政权无缘,且屡屡厄于野人,空剩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奈。而控制政权的王霸却免不了道德权威的缺憾,在他们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至于仁义道德,那是装点殿廷、遮掩霸气的一种文饰,最多也只是包裹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一层糖衣。

历史竟真的是那么残酷:禅让是一个谎言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厢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孔子只是“素王”,虽然自命为圣贤政治的不二传人,数度周游列国,可始终与政权无缘,且屡屡厄于野人,空剩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奈。而控制政权的王霸却免不了道德权威的缺憾,在他们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至于仁义道德,那是装点殿廷、遮掩霸气的一种文饰,最多也只是包裹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一层糖衣。 

 

  这是儒家士子永远的遗憾。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他们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但众多儒家士子永远也不知道,恐怕也永远不想知道,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它也许只是孔子夜梦周公醒了后的模糊记忆?如果只是因为这一点美丽的残梦,而用数千年的光阴来反复试验,那代价简直就是不堪回首。可是,历史竟真的是那么残酷。 

 

  尧舜禅让的政治谎言 

 

  最早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在政出于曹氏的现实面前,当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汉献帝,再也无法与没有道德包袱的曹丕并立于世了。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 

 

  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也支持这种说法:“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直说就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夺取了帝位。舜一上台就进行政治肃反,迅速铲除忠于帝尧的政治势力。透过《尚书》的正统文字,我们依稀还看到这之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演了受禅的一出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异见人士。也只是在这种屠杀的恐怖之下,天下人才被威服。《尚书》的意思很明显: “四罪而天下服”—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 

 

  现在让我们剥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丽文饰,看看真实的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舜起自田间,躬耕历山。一个乡下的穷孩子,在和平年代又怎么能有那样大的造化呢?从一个普通村民,数十年间竟能先娶帝尧二女,成为朝廷重臣,再为摄政王,最后践天子位。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不能说舜没有过人之处和独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获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乱世,王侯将相多出于草莽。因此,和平于小百姓是福气,但于政治野心家却不能不说是个限制。但对于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碍。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所谓征辟,就是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为政府效力,就是让他出任官员。因此,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要想进入政治轨道,就不能默默无闻,就必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可是怎样才能博取名声呢?无非是德行或才能出类拔萃。但以才能显名于世,不如用德行获得名声来得快。因为,才能要到为官用事时才会看出来,可德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所谓大德只在细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以呢,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作功夫,不是以隐逸山野来彰显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亲至孝来获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义疏财获得一方善人的荣誉称号。这在征辟制度实行得比较积极的汉代最明显。 

 

  舜的独得之秘就是他的做秀功夫一流。舜所以被帝尧征辟用事,就在于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他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他首先在孝上着力,不过这也得力于他全家的配合,他们甘当负面的配角,为了舜的政治崛起,落下千古骂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舜的“军功章”上怎么着也有他父母和弟弟的一半。史载舜 “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继母和异母弟,为了杀害他,费尽了手段。这里有些让人不明不白,舜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舜在家庭里面的对手为什么屡屡要对他赶尽杀绝?甚至更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是,在舜已经做了帝尧的女婿之后,他的家人还在继续进行对他的种种谋杀活动,在舜修谷仓时火烧谷仓,在舜穿井时落井下石,种种都志在杀之而后快。虽说有后妈就有后爸,但舜的父亲也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吧。要说杀舜是他弟弟象为了独得家产,但在舜贵为驸马后,对于自私的象来说,攀附哥哥比杀害哥哥更能获得利益。儒家的史书对此有一个解释:象在这时候之所以还企图谋杀舜,是为了兄终弟及,继承舜的琴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公主嫂子,自己做帝尧的驸马。这种说法很牵强,因为杀害驸马的政治风险太大了。试想,舜的非正常死亡,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象母子,因为之前他们就有种种对舜不善的恶名传于外。象难道不明白,骄傲的两位公主会跟杀夫仇人结婚吗?她们会放过杀夫之人吗?以人心度人心,无论君子还是小人,规避危险是一样的。因此,正史关于舜与其家人的恩怨,不是执掌政权的舜的创作,就是他们合演的双簧。 

 

  但创作也好,双簧也好,反正舜通过它获得了孝子的美名,这才是最终目的。有了孝子美名后,舜就在历山地面上轰轰烈烈地演绎起他的德与能。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至他到哪里,老百姓跟到哪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舜一到就迎刃而解;老百姓发生纠纷,也都找他均裁,他一裁还无有不服。当然,这也都是后来舜的御用历史学家所言。总之,他的名字很快穿越历山,上达天听,于是就被朝廷征辟,入朝用事。 

 

  舜到了帝尧的朝廷,很快得到帝尧的欢心。帝尧末年,灾害频仍,“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共工、鲧、欢兜等一干名臣此时都在朝用事,这些人都是舜的前辈,舜想有所为,不能越过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舜的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舜是驸马,是帝尧在丹朱之外最信得过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份相信,尧晚年不问政事,沉迷修道,对舜的奏请一概是圈阅同意。在舜用事二十年之后,朝廷早已物是人非,昔日英华未经秋而凋落,舜之羽翼已成。政出于舜而不在尧,帝尧大权旁落后终被幽禁深宫,太子丹朱也被另处囚禁。但老奸巨猾的舜并没有马上取代尧,他只是摄天子政,在做了八年摄政王之后才惺惺作态一番,假意归政丹朱,但据说由于老百姓不同意,他才勉勉强强地登上帝位。 

 

  关于舜归政丹朱的做秀,司马迁这样写道: 

 

  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试比较一下,一个是当政近三十年,又是当今摄政王,满朝文武几乎尽出于他栽培;一个虽然是太子,却早被政敌加上了不贤之名,并被幽囚多年。一无羽翼、赤手空拳的太子又怎么能与积威积权的摄政王抗衡呢?只要脑子没进水,没有人会不朝舜而朝丹朱的。舜的摄天子政,在数千年后还有王莽的居摄和假皇帝相媲美。有趣的是,舜假惺惺地叹气:“天意如此!”王莽后来废汉时也有样学样地说是迫于“皇天威命”。不管是不是王莽东施效颦,但起码王莽看清楚了尧舜禅让的实质。从来惟大英雄能识英雄,也惟大奸雄能识奸雄。后文要说的王莽、曹丕、司马炎、刘裕等,都是舜数千年后的私淑弟子和知音。 

 

  这种政治权谋就怕有了开头,坏的先例一开,就免不了骨牌效应。舜费尽心机地登上天子位,却也同时坐上了政治火山。帝尧留下的烂摊子要他去收拾,天下虽然一时被他恐吓住了,但他接收的只是个泽国,洪水泛滥经年,人民几为鱼鳖。要想真正坐稳天下,当务之急是把水治好,只有先服了水,才能真正让人心服。没办法,舜只得起用出于治水世家的禹。在此之前,舜杀了禹的父亲—治水的鲧。杀人父用人子,舜难道不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吗?可是除了禹,没有人有能力治水,舜不得不控制性地使用禹。禹后来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除了表明他敬业外,也许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想让帝舜抓住他一丝一毫的缺失。如果他治水过程中过家门而入的话,帝舜完全可以因此下诏斥责他“疏于职守”,“为家忘国”,甚至扣上更严重的政治帽子:罔顾圣恩,不体朝廷拳拳爱民之心,为儿女私情而忘君臣大义。大禹后来以俭朴著称,恐怕也与他所处的百般猜忌的政治环境有莫大干连。 

 

  对于大禹来说,怀抱血海深仇,在仇敌手下讨生活,只能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颇得大禹遗风,当他哥哥被所谓的更始帝刘玄杀害后,刘秀没有逞匹夫之勇,而是继续面不改色地效忠于刘玄,终成大业。大禹的行事低调,使得他在极具心机的帝舜手下没有出什么差错。也许是人算不如天算,怀抱原罪的大禹后来竟因为治水这件苦行而最终夺得天下,并顺利传位于子而成就了夏朝的帝业。当然这是后话。 

 

  而当大禹奉诏治水时,洪水已经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治水也自然成为国家压倒一切的任务。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衙门、所有的资源和所有的人都要为治水让路。在此过程之中,国家的权力中心无形中就与治水指挥部重合起来。国家的生杀予夺,人事上的升迁进退,都可以凭对治水的态度“一票否决”。这在帝舜是不得以为之,但在大禹来说,却是个天与的莫大机会。最终,大禹疏通九河,引江入海,建下旷世之勋,也因了这一德被万民的震主之功,更主要的是在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掌管了整个国家的人财物,大禹的光芒盖过了帝舜。在伯益等部将的拥戴之下,禹受舜禅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在此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禹受舜禅,也照抄帝舜当年的旧作:“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不过大禹不像舜当年那么做作,没有说什么天命不天命的。虽然也是“辞辟”了一番,那也是程序的需要。大禹虽然也是逼退了帝舜,强行当上天子,但同帝舜全靠沽卖孝名来获取政治资本相比,毕竟建立了惠泽苍生的不世奇功。其践天子位,也算实至名归,人心所向。 

 

  起自田土的帝舜,终被玩水的人所取代,最后去南方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就地为陵。可怜一个苦孩子出身的退位天子,演了一辈子的戏,到最后收场时,只有娥皇、女英双美哭陵。也许这所谓的巡狩就透着蹊跷:一个被迫退位的前天子还南哪门子巡?何况那时所谓的南方可不能与现今的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南方可比,那个听起来就恐怖的蛮荒瘴厉之地原是最好的流放地。舜之所谓南狩,恐怕只是政治流放的代名词。不然,他的两位遗孀怎么哭得那样伤心,以至血溅青竹,洒泪成斑,最后殒为湘妃,魂绕九嶷。帝尧二女一辈子荣华富贵,父亲和丈夫先后贵为天子,晚年却迭遭政治打压,最后竟然还蒙尘南荒,怀着不尽的愤懑而去。其情其景真正是“人何以堪”! 

 

  不过自帝舜始,禅让也形成了一个规矩:受禅天子也不逼人太甚,还保留了退位天子及其继承人部分特权,允许他们以客礼见天子,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正如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仍允刘协在封地奉汉正朔,并言,“天下之珍,我与山阳共之。”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都从内心不想见到对方,一个怀着道德上的愧疚,一个受不了君臣易位的尴尬,所以是以君臣之礼相见还是以客礼相见,从一开始就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事。退位君主虽然保有封地,其实就是被监视居住,被软禁在封地。到此之时,即便继续享有天下之珍,又同嚼蜡何异? 

 

  从舜禹受禅的被历史神化,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政治神话,什么是政治谎言,明白了为什么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 

 

  汉魏晋南朝禅让的恶性循环 

 

  辽人有首《伎者歌》: 

 

  百尺竿头望九州, 

 

  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以此诗比之汉末魏晋南朝的政局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汉失其鹿,天下共逐数百年,真正是王朝兴替如走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政权轮替并没有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和平交接,即所谓禅让。禅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激烈,但其文质彬彬的面具下同样充满了血泪。 

 

  在舜禹之后,其始作俑者应推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王莽慕古成痴,其改制内容不在此专论。这里就说他怎么让刘氏江山改姓为王。西汉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以后,政局就一直被外戚权臣所笼罩。等到王莽出任掌管军政大权的大司马时,王氏一门已先后有十人封侯,其中五侯更是权焰熏天,轮番出任可比拟摄政王的大司马。“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王家的炙手可热。作为王家侄辈的王莽所以能从“一门俊彦”中冒出来,靠的就是他非凡的做秀功夫。王莽的谦恭使他成为外戚中一朵亮丽的奇葩,以至获得了大学者桓谭和宗室刘歆的推崇和拥戴。 

 

  王莽在经营权力多年以后,就不再满足权臣的名分,开始步步紧逼,欲问汉鼎之轻重。他先毒杀了自己的女婿,那个还是孩子的平帝,立两岁的宗室子弟为帝,并把他的名字改为孺子。立新帝使自己十六岁的女儿一跃而为太后,改新帝名字是在向天下表白,自己只是在效法周公。周公当年辅政时,管、蔡二人就曾散布流言,诬周公企图篡夺成王的的江山:“其将不利于孺子乎!”王莽此举意在昭告天下,自己会像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孺子,最后功成身退,还政于天子。 

 

  当翟义拥戴宗室刘信用武力向他提出抗议后,史载王莽闻之“惶惧不能食”,竟然“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时还满腹委屈:“昔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并效法周公当年作《大诰》讨伐管、蔡,也作《大诰》表明自己的正义和无私。 

 

  但他最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权力的持续浸染使他不再满足于大司马,不再满足于摄政王和“九锡”的同天子仪礼,甚至连假皇帝和摄皇帝名号也不足以餍其心。公元25年,他终于背弃了自己对天下的庄重承诺,一日之间否定了自己半辈子的事业,废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可笑的是,此时他仍然做秀成癖,走下金銮殿,紧握孺子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哀叹良久”。意思是说,我本想以周公为楷模,辅佐你到亲政为止,无奈天命不可违,上天一定要我代汉而治天下,其奈何!其奈何! 

 

  这 “皇天威命”就是当时嚷嚷不休的图谶,所谓天降符瑞言称王莽将代汉而立。其实,这一切做作都是王莽或者其追随者造出来的。不知道王莽是真相信这些图谶还是被自己人蒙骗了,反正他就这样在人造假神话的迷乐声中走向了政治绝路。1890年后,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报纸伪造万民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民意,以欺骗其父,终使老袁走上了不归路。其称帝也与王莽代汉一样成了一个历史大笑话。 

 

  同王莽受禅失败不同,后代的奸雄却作出了不俗的成绩。他们从王莽的失败中得出了教训:靠女人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甚至也可以权倾一时,但永远得不到江山。在宫廷内部经营的权力体系,就如空中楼阁,看上去巍峨壮观,却由于没有根基,很容易在政治风雨中瓦解冰消。像王莽,其权力取得全来自王氏家族的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现在贵为太后。因此他的权威基本上只局限在庙堂之上,并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能号令天下,全靠扛着汉朝廷这面大旗和太后的支持,一旦没有了这个“橡皮图章”,其权力合法性的大厦马上就坍塌了。所以他代汉自立,马上就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坚决抵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他厉行新政,以上古圣贤的名义改革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企图取悦中下层老百姓。可他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一场正确的改革,糜烂的政局和崩溃了的经济,使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所以他的每一项新政都遭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在一个错误之后,他又接着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企图用暴力强行推行改革,结果使得各种反对力量形成合流,以至政局鱼烂河决,终于不可收拾,其新朝也随着他被民军所杀而夭折。 

 

  撇开其他原因,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不是自己一刀一枪挣来的,靠妇人女子九曲深院里的因缘际会去偷盗别人的江山,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正统时代,天然地就缺乏合法性。所以,王莽之后,谋求禅让者多是能将能相的权臣,其身边聚积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并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其夺得天下虽然是通过禅让,却也经过多年甚至数代苦心经营,也是刀口舔血,出生入死而来。 

 

  曹氏代汉而立就是这样。曹操靠收编黄巾残部起家,在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经济政策之下,再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终于荡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业。但他还有自己的道德包袱,还没有代汉的政治勇气,“使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终其一生,曹操虽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还是安安分分地做着“周文王”,奉汉正朔,做着汉臣,在魏王和汉丞相的位子上死去。 

 

  新魏王曹丕继位后,他要兑现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权。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的不断犯边,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而曹丕本人也没有乃父的道德包袱,年轻人的勇气和虚荣心也在激荡着他朝皇帝的宝位冲击。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自有小臣去逼去劝汉献帝效唐虞旧例,把帝位禅让给魏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公元220年,曹丕终于逼迫汉献帝把帝位禅让于他,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为魏武帝,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但刘协是不是共到所谓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后来活到五十四岁死去。 

 

  不过刘协聊以自慰的是,那个逼他禅让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三十六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也只活了三十多岁就扔下了孤儿寡母,遗命司马懿和宗室曹爽辅幼主曹芳继位。最高领导人频繁更迭,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小,这就为权臣的诞生准备了现实条件。司马懿是曹操时的旧臣,辈分很高,是小年轻的曹爽难以望其项背的,朝政大权很自然地就落到司马氏手上。 

 

  同曹操一样,司马懿也有他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他都是魏臣,并不遗余力地为魏东征西讨,顽强抗击西蜀的军事冒进,并彻底地遏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努力,堪称魏朝的柱国之臣。但正如后来唐末的一位诗人有感藩镇之祸所言: 

 

  中原莫遣生强盗, 

 

  强盗生时不可除。 

 

  一盗既除群盗起, 

 

  功臣多是盗根株。 

 

  司马懿成为魏朝柱国之臣,多年手执兵符,统率百万大军,屡屡打退外敌的侵犯,这奠定了他在魏朝廷不可或缺的地位。对一个主弱臣壮的政权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其可怕远甚于强盗和外敌,事实上司马氏后来也确实成了魏政权的掘墓人。生杀赏罚之权不再出于朝廷,而渐渐下移至 司马氏之门,司马氏在魏廷也渐渐获得了曹氏当初在汉朝廷的地位。 

 

  历史又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出戏,准确地说是演员照抄了前人的旧作。司马氏第二代司马师开始主宰魏朝廷,甚至径行废立,竟然把乃父当年受命辅政的对象曹芳废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耄为帝。司马师后来疯疾暴死,继其位者是他弟弟司马昭。这个司马昭表面上没有其兄那样霸气,骨子里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他名义上的皇上曹耄对他的切齿之言。 

 

  这个曹耄少年气盛,不忿司马氏专权,想做真正的皇帝。可除了身边的几个太监并无一兵一卒,就是身边的太监也保不准是司马氏的耳目。这也不能怪他们,凡夫俗子总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为了生存也讲不了什么君君臣臣的大义了,何况你曹氏当初也是不君不臣过来的。曹耄在发了一通不知死活的怨言后,竟然仗剑冲出后宫,摆出一副与司马氏拼个鱼死网破的架势。可他的匹夫之勇碰到真匹夫就立马完蛋。司马氏的人也挺剑迎上来。当大家还慑于君臣之义时,司马氏的鹰犬贾充高呼:司马家养你们多日,就为的是今天!以至宫闱惊变,血溅宫墙,曹耄被当场刺死。这个贾充也算与司马氏有一段孽缘,《晋书》“武帝纪”称他“贾充凶竖”,一个凶恶的小人。其女后来嫁给晋朝的第二个皇帝惠帝司马衷,就是那个乱晋政的贾后。这个据说又矮又黑的贾后精于权谋,又有政治野心,一手挑起了“八王之乱”,从而使短暂统一了全国的晋朝,不得不在“五胡”的凌厉攻势下成为偏安江左的割据政权。这个惠帝就是天下饥馑时问百姓“何不食肉麋”的那个蠢材皇帝。他们也算是一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天成佳偶,或者叫一对真正的狗男女。当然,这是题外话。 

 

  曹耄死后,满朝文武,只有司马懿的弟弟、老臣司马孚抱尸痛哭。按说,就是要做做表面文章,司马昭最低也应该弃车保帅杀贾充以谢他弑君之罪,从而维持君臣的起码体面。但司马昭连这一点体面也不要了,贾充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司马昭忍痛杀了贾充,恐怕就没有后来晋惠帝时贾后专政的惨祸了,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办法,魏明帝的老婆、当今太后只得下发诏书斥责高贵乡公曹耄,并将横死的皇帝贬为庶人,以民礼下葬。做皇帝、做太后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悲哀两个字怎么写了。只能说,前有行者,后就有跟者;你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十五。恶的示范效应从来比善要来得快来得猛。 

 

  司马昭很快又立了另一个宗室子弟曹璜来当新傀儡,就像当年王莽为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改名孺子一样,司马昭也把新君改名曹奂,其潜台词是取其光明、换新之意,要他与前任曹耄划清界线。这个曹奂在司马昭手上基本上还挺过来了。等到司马昭一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曹奂的皇帝日子也到头了。公元265年,司马炎效曹丕故例,逼迫十五岁的曹奂禅位于他。于是夺汉天下的曹魏也在四十五年后被司马晋夺去了天下,也算是“前人田土后人收”了。 

 

  但是,“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司马炎登上帝位十五年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全国,从而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但他在做了真正的中国大皇帝十年后就一命呜呼。他死了以后,晋朝又落入权臣内斗的恶梦之中。司马衷继位后,皇后贾氏与太后杨氏为干政事大打出手,在她们的背后分别是皇后父亲“凶竖”贾充和太后父亲“豺狼”杨峻,这两个外戚权臣又联结着宗室亲王和朝中大臣。权力斗争很快发展为生死之搏,亲王们都进行了军事动员,以至晋王朝陷入了近三十年的内乱,史称“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在持续的“军阀混战”之后,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以至被“五胡”所窥伺,长安、洛阳沦陷,晋室被迫南迁。中国在短暂统一后再此陷入分裂。 

 

  晋室偏安江东,在淝水之战后顶住了胡人的南下攻势,但后来又几乎命丧权臣内乱,最后靠刘裕击败了篡位的桓玄。但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一盗既除,更生一盗。而这后进的虎,新生的盗就是当初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刘裕就是晋室的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但他也自然地成为后进的虎,新生的盗。 

 

  《资治通鉴》说刘裕在再造晋室之后滋生了政治野心: 

 

  宋王〔刘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召宋臣宴饮,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 还外,乃悟。而宫门已闭,亮叩扉请见……亮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 

 

  刘裕想跟前辈受禅的曹丕、司马炎学习,却一时自己说不出口,所以他召集部属喝酒,希望他们提出来。但他绕了个弯子,先说自己如何再造晋室,如果没有他,晋朝早灭亡了,现在虽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但位极人臣,恐怕不是好事,所以想辞去晋朝廷的一切爵位,到京师养老去。刘裕向自己的部属暗示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晋朝其实二十年前就已经灭亡了,是我刘裕让它又活了这么些年,就算我现在代它而立,也不算盗取他人江山社稷;第二层意思是,我现在位极人臣,皇上已经赏无可赏了,从来功高震主,当皇帝无可赏时,通常就意味着要杀了,我担心这样下去要出大事;最后一层意思说得更直白,我刘裕不想再要晋室的爵位了,我想去京师养老。从来戒慎恐惧的功臣功成身退都退归林下,惟恐离权力中心不远,岂有往政治漩涡里去的道理?刘裕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无论从仁义还是自我保全的角度,我都要去京师去皇宫度我的余年。 

 

  可惜一干部属都不明白老刘的心思,只有傅亮喝完酒出门后被风一吹,觉得刘裕好像话里有话。终于风吹酒醒,脑子灵光一闪,突然看出了端倪,明白了刘裕绕这么个大弯子原来是想受禅当皇帝。他自觉立功的机会来了,就回头敲门进去跟刘裕请假说要去京师走一趟。两人彼此心照不宣。傅亮出了刘家的门后,天已经黑了,只见长星划过中天,傅亮认为这是天意显示,世间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长星过天是改朝换代的神示。没有其他旁证证明这一天文现象,这段神话很可能是出诸刘宋的官方正史,用意在证明刘裕的奉天承运,应天顺人。借禅让主谋傅亮之口说出这段神示,还特意点明他本不信天人感应,目的是强调天要灭晋,非刘裕之罪。 

 

  紧接着,傅亮去京城,带着起草好的禅位诏书去找晋恭帝,叫恭帝手抄一份。前朝逊帝在这非常时刻总是哭哭啼啼,明知大势已去还要恋栈不已,结果徒然弄得正准备登基的人心里不痛快。这个人不痛快,别人还能痛快得了?马上要退位的皇帝又怎么能痛快得了?这个晋恭帝倒不像他的前辈,他不但痛痛快快地答应禅让,而且还说早该禅让了。刘裕碰到这么个知趣的人,少不得要多浮几大白。这个达观的逊帝高高兴兴地誊写了一遍傅亮起草的禅让诏书,还对身边的人说:“当年桓玄作乱时,晋已经失去了天下,我家的江山能延续二十年,都是刘公所赐。今天我把天下禅让给刘公,我心甘情愿。”刘裕受禅后改国号为宋,史称南朝刘宋。晋的末代皇帝晋恭帝被封为零陵王,所有待遇比照晋初。 

 

  这个晋恭帝也算一个看透时势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是生不逢时,一定也是个权谋高手。当此之时,如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发泄自己的悲愤和仇恨,岂不扫了人家的兴?虽然人家能理解,那对你今后的人生又有何益?晋恭帝此番言辞的效果简直可以同那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媲美。千百年来人们都在嘲笑刘禅不知亡国之恨,嘲笑他“此间乐,不思蜀”的名言,却不知道这可能是他在司马氏的恐怖之下自保的一种手段,是故意示愚和养晦,从而借此保其天年。否则以其当初对诸葛亮如对仲父的姿态,虽然昏聩,却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让对手鄙视的童真之言。晋恭帝也算顺时随命,与时俱进,用一句惠而不费的漂亮话,换来后半生的平安,说起来还有很大赚头。用现在的国与国间的外交辞令来说就是,在被迫签订这份不平等条约时,晋恭帝通过外交手腕最大化地争取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可是刘宋的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就没有晋恭帝这份从容。不过刘准还是十三岁的孩子。他在权臣萧道成的鹰视虎眈之下,在帝位上待着的最后时刻,被萧的杀机所镇慑,几之魂不附体。当萧道成的大臣王敬则逼他出宫时,小皇帝— 

 

  不肯出,逃于佛盖之下,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入迎帝。太后惧,自帅阉人索得之,敬则启譬令出,引令升车。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 

 

  可怜惊吓过度的刘准害怕被抓走杀害,竟然躲到慈悲菩萨的塑像下面不肯出来。但太后知道,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死只在对手的一念之间,如果惹恼了他们怎么得了!太后赶紧领着太监把小皇帝找出来了。即使在知道不会被杀之后,这个小皇帝还是说出了千古亡国之君的伤心欲绝:希望后世转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在刀斧面前,十三岁的宋顺帝下了最后一道诏书,禅位于齐。萧道成也像宋顺帝的祖先刘裕一样受禅登上了帝位,史称南朝萧齐,从而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短命王朝。 

 

  历史之轮很快就转到萧齐的末代。大司马萧衍崛起,统领大军的他心中也萌生了受禅的想法。其追随者沈约察言观色,就进行劝进: 

 

  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 

 

  沈约关于天道人心的漂亮说辞,无非是要打消行将篡夺者的最后一丝君臣之义的顾虑。萧衍终于改元称帝,当时合法的皇帝不在京城,所以萧梁是称帝在先,受禅在后。过了些日子才由齐之末代太后颁令,使改朝换代合法化。太后令说:“西诏至(时齐和帝在建业之西还未回京),帝(指齐和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归于别宫。”—齐太后说,齐和帝效法前代旧例,要把天下禅让给梁,请梁派个特使来,明天我这个齐的寡妇就把传国玉玺送给你。 

 

  萧衍是为梁武帝,他奉齐和帝为巴陵王,优崇之礼,皆仿齐初。 

 

  梁末的权臣陈霸先也照葫芦画瓢,他派手下带兵入宫,把梁敬帝带走,把事先起草好的禅让诏书让末帝手抄一遍。陈霸先建立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国号为陈,他奉梁敬帝为江阳王。可他这个王朝比他的前辈差多了,在其子陈叔宝手上就被北朝崛起的大隋所灭。 

 

  自汉末黄巾以来,至此已经四百多年,中间虽然有晋的短暂统一,但分裂和动乱一直连绵不绝。在这险恶重重的政治黑夜中,人性阴暗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历史从来没有像这样填满了无休无止的征战和杀戮,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阴谋和篡夺。 

 

  只要一个政权内忧外患不断,就离不开权臣,尤其是军事强人。一旦这个军事强人长期手绾兵符,甚至父子相传,而不幸的皇室又为孤儿寡母时,那君臣易位就是迟早的事。特别是在乱世,纲常的约束力衰微,篡夺和阴谋就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禅让不过是强附在这之上的一层涂色,半遮半掩,欲盖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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