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獭祭诗书和余大师的涂脂抹粉 饭里加沙倒人胃口

2009年12月16日 未分类 暂无评论 阅读 1 次

来源:南方都市报
近日读到一篇奇文,乃是余秋雨大师为南京的钟山风景区所写之碑文,半文半白的文字实在是有点倒人胃口。由于今人并没有古人那种从小的文字、语感训练,除非是后来自己有兴趣在这方面有所追求,作这种文字不是用典有误,就是文白相杂,如一口饭里混着无数沙子一般。比如说余秋雨大师这篇文字有一段说到南京光荣的历史,“步步皆是六朝熏风,南唐遗韵;隐隐可见大明王气,伟人身影”,六朝皆是短命或者偏安的王朝不说,明朝虽然算是长寿,还因为叔夺侄位而迁都北京。这倒是应了一句俗语:哪壶不开提哪壶。至于说自己的文字是“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经过“致仕”那件事(编者按:致仕即古代官员辞职之意,余大师以为是“走上仕途”之意)之后,这种不明语境的词藻都算是小菜一碟了。

写一篇文字来为号称现代大师者挑错实在是无聊且没有必要的事,只是由此而想到,古代确实有各类碑刻摩岩之类为山川增色、为楼台添彩的习惯,只是似乎与现代的这种文字颇为不同。古人每于名川大山之上或竖立碑文、或雕刻文字,大多借山川与建筑抒发自己的感怀之情。上学的时候所学古文中有《岳阳楼记》一篇,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作者是范仲淹,相信很多人还能背诵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根据考证,请范仲淹写此《岳阳楼记》者滕子京,其实在任上只有区区一年,并未能做出多大的事功出来,范仲淹写此文时,也并未到过岳阳楼头。古代文人雅客诵景歌名,未必是要亲眼见到,而是要通过一篇文字传达出自己的理想,所以才会有这两句传诵千古的名句。其中骈四俪六之处甚多,有化用前人成句,有自出机绪的创造,读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并不给人阿谀奉承某地善政与官员之感。倒是觉得至于岳阳楼头,观风雨阴晴变化而体人世变化沧桑,伤心人别有怀抱。

命题作文固然如此,自由发挥就更是感怀颇深了。《黄鹤楼》亦是名诗之一,后来李白未敢再写黄鹤楼,而是做《凤凰台》一首,比之《黄鹤楼》更为寄托遥深:“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即使在太平盛世的时光中逍遥为官的欧阳修做《醉翁亭记》之时,也并未说其政绩如何、功劳几许,白描的手法后,结尾亦有隐隐之忧伤。

由此可以看出,稍有骨气的文人墨客,在山川名胜面前都有所敬畏,更多的是想起更为深远宏大的东西,抒发家国历史之感慨,这也是文人的风骨之一。所学诗书文字何所用之?必然是经世济物而已。

当然,什么时代也有那种没有骨气的文人。正如历代皇帝的坟前都是有所谓“神功圣德碑”的,那上面的文字一般极尽阿谀之能事,恨不得把天下所有词藻都用上,以此来证明该皇帝功德盖世、尧舜禹汤。这些文字也是出于文人之手,只是这些人在历史上估计是很难留下名字的,而那些“神功圣德碑”往往也被时光所磨洗净尽,比之铁未消的折戟沉沙都不如了。武则天在这方面倒是超出很多男皇帝,在自己墓前立了一座无字之碑,有了让后人琢磨不尽的余意。

如果说皇帝的旨意还是不可违抗的话,金钱之力而有“谀墓”的文字就更是等而下之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有此名,据说他是只要给足了钱的话,什么好话都能用在碑文之上。韩愈在朝堂上多少算是骨鲠之臣,却人格分裂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奇事一桩了。

后世以来,本来用于谀墓的文风也渐渐侵入本来应该展现风骨的文字当中。近世有无数新古董、新景区问世,总是要找一帮文人来作些文字颂扬一番。于此,谀墓之文与山水名胜合流,动不动就能看见近人或者今人那种不着四六的文字掩映在山间。如果只是空泛评价风景也就罢了,还有一些人一改前辈感时伤怀的措辞,直接就开始以山水秀色作为颂圣的依据,山水何辜?

顺便说一句,余秋雨大师在文中提到“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在拆迁之事如此惨烈的当口,读这种文字还真是一种对于良心的煎熬。(五岳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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