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骏

   影视文化是社会普及率最高的大众文化，对广大民众的人生品味和价值取向作用最大。

   毛领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已被多数中国人民否定。毛中国要命的饥饿与恐怖无法使于“文革暴政”记忆犹新的国民对毛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饿怕了的广大农民一提起毛就一摇三摆头。中国在新世纪重新兴起的毛泽东热，主要是唐国强扮演的几部高度神化毛领袖的影视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起文革中国的影视文化，很多人马上会想起“八个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成了文革中国文化生活异常贫乏的典型标志。

   其实“八个样板戏”代表了文革中国影视文化的至高点，其余的多数影视文化连“八个样板戏”都不如。

   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没进入真正的矮人国之前，总以为矮人国公民一个个都和武大郎一样形象；殊不知“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在矮人国里算得上超级帅哥。

   还是拿电影来说事。

   在电视普及之前，电影是小民百姓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毛中国的农民是绝对没有电视机的。连首都周边的农民也没有！

   那时的农民进一次县城比今天上一次北京还要难十倍，没钱买车票不说，还要向生产队长请假和找大队干部开介绍信。

   所以农民不可能上城里电影院看上哪怕一次电影，当然高高在上的村干部例外。村干部不但能上县城影院看电影，还能用公款去省城甚至遥远的大寨“学习参观”。

   毛中国的农民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劳作时间走个亲戚要向生产队长请假，去需要住宿吃饭的地方都得找大队干部开介绍信。否则你就算有钱也一样吃不上饭住不上店，大街野外露宿则要被当成“阶级敌人嫌疑”抓起来。

   那时每个区镇都有一个开放式露天放影点。遇上放电影的晚上，街上的居民午饭后就早早把凳子拿去场地上站位子。周边乡村前来观影的农民则只有站着看的份。

   毛中国农民的“劳作时间”多数在14个小时以上，且除了春节外没有节假日，放工后就精疲力竭，只剩下吃饭和睡觉的精力了。

   毛中国的农民很少能去区镇赶场，只有观看去乡村巡回演出电影的份。

   去乡村放电影的次数相当少，一个大村一年也就三四次。

   虽然区镇放电影次数多些，但辛苦劳作一天的农民根本没剩余体力来回走上几公里甚至十多公里路去镇上赶场。再说放工后镇上电影早已开放，等赶到时差不多快结束了。更何况农忙时节晚上还要开夜工。

   所以进村放电影成为农民尤其是小孩最大的期盼，

   那年月乡村没电，发达地区的乡村就算架了电线装了电灯，但一年到头也许只有过年那天才有来电的希望，其余时间电灯绝对是摆设。

   放电影是需要电的，发达地区放影员备有小型发电机，山区则是一个铁架上安装有两个相当于自行车轮子的东东脚踩取电，需要两个青壮农民坐在铁架上不停地用双脚转动飞轮。那是一个体力消耗极大的劳动，放一场电影需要换几次人，所以放一场电影要因停电中断多次。

   小村庄因为青壮农民少，就绝无放电影的任何希望，因为凑不足脚踩取电的人数。

   脚踩取电器材无疑很笨重，所以电影轮放到哪个村时，生产队就要派几个青壮农民去搬运放影器材。

   文革中国能公开放影的影片就“八个样板戏”。别说“八个样板戏”没什么艺术成份，就算是得过奥斯卡奖的感人大片，没完没了地看也没意思。

   十年前飞骏是流着眼泪看完《情深深雨朦朦》的；随后又看了一遍，依旧赚了我不少眼泪；可看第三遍时就一滴眼泪也没有了。

   再好的艺术也忌讳单调的重复。

   可那时的电影“八个样板戏”还算好的，还有比这更差劲的，如《新闻简报》。

   电影居然还有《新闻简报》？这电影是咋样的？

   中国人对每天晚上七点钟开始的“新闻联播”印象深刻，《新闻简报》和“新闻联播”一个模式，不过趣味性不及“新闻联播”的十分之一。一是只有黑白画面，二是没动感艺术，三图像模糊，四是人物丑陋，美女一个也看不到。

   《新闻简报》最经常的镜头就是满脸老人癍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外宾；再不就是衣不蔽体的农民折腾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场面。

   文革中国在放正式影片之前多要插放半个小时以上的《新闻简报》片。

   来乡村巡回放影的，常常是整个晚上都放《新闻简报》！

   更要命的是，放影员事先并不公布当晚放影的片名。很多人以为放完《新闻简报》后还会放正式影片，没想到最后依旧是《新闻简报》。

   连续看上两个小时的《新闻简报》，各位想想那是什么滋味？

   所以那时尽管影视文化异常单调，但没一个人愿意看《新闻简报》的。村干部就算嘴上说《新闻简报》好，心里也一个劲操娘。

   …………

   到了文革后期文化管制有所松动，除了“八个样板戏”和《新闻简报》外，还偶尔放影“八一”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革命战争影片”。

   《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战友》，《奇袭》，《看不见的战线》，《铁道卫士》，《列宁在1918》，《地下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作战》，《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

   上述《革命战争片》在当时属于“特权影片”，需要有少许关系才能弄来放影，完全没关系的生产队就只有放《新闻简报》和“八个样板戏”的命。

   有天晚上在一公里外的邻村小学操场放影，开始放《新闻简报》，观众以为还有正式片，就耐着性子等下去，没想到放了两个小时《新闻简报》后，放影员宣告今晚放影结束。

   观众的失望和愤怒可想而知。

   飞骏那时虽然只有八九岁，但特大胆且捣蛋，就自个跑上去在放影员的箱里翻，结果翻出了一个装有四卷带子的纸袋，封皮上写着《渡江侦察记》。

   我立即跑下去告诉极度失望且愤怒的观众。

   于是愤怒的人群把放影员包围起来，强烈要求放《渡江侦察记》。

   放影员说《渡江侦察记》已经在这里放过一次。他说的是实话。

   可观众仍强烈要求他再放一次。

   于是放影员重放早先放过的《渡江侦察记》，乡民第二次观看仍得到极大的满足。

   …………

   那年月成年人因为生产劳动任务异常繁重，一个个疲倦不堪营养不良，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并不强烈。电影放到家门口就挪张凳子看一会聊会天，没电影看也习惯成自然。

   暂时还没生产劳动任务，又无沉重功课负担的学龄孩童则不同，对电影的痴狂不是今天的中小学生能够理解的。

   那时放电影成为我们孩童最为盛大的节日。

   村里每年三四次放影自然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看电影的渴求，更何况有一半是完全看不得的《新闻简报》，于是去邻村“走电影”就成为我们孩童最经常的娱乐活动。

   因为多是山路，学龄孩童去邻村“走电影”路程通常不会超过三公里。

   那时没有手机电话，消息闭塞，农民又有把谣言当真的习惯，邻村常传来放电影的假消息，就算路程不到一公里的邻村也不例外。

   因此“走电影”的孩童常常扑空，扑空的比例达半数以上。

   当我们满怀浓烈的希望去邻村看电影，到达目的地后发现根本没有电影可放时，那种极度失望的情绪比长大后失恋的感觉还难受。

   毛中国的孩童受的是攻击性破坏性的红色教育，干坏事搞破坏都是行家里手。回程的路上，因为难以忍受的失望情绪，自然走一路破坏一路，生产队的庄稼成了我们撒气的对象。不是扳折刚栽的树苗，就是扯花生拔红苕，没有吃的东西可偷就恶意踩踏青苗。

   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去农家菜园里偷菜。奇怪的是我们很少去偷“五类分子”的菜，却常去偷生产队长家的菜。因为地主富农的菜园里没什么菜偷，生产队长家的菜大大的。

   我之所以能成为孩子王，就在于我常带小朋友去自家菜园里偷菜，这份豪情让他们折服。

   后来上中学时看鲁迅的《社戏》，感觉完全是写自己的“走电影”生活，尤其是偷菜那一段。

   …………

   伟大领袖永垂不朽后，影视文化很快走出万马齐喑的禁区。

   文革十年被禁放的影片一部部解禁。

   解禁的影片不在乡村巡回放影，而是在区镇放影。村民要走上几公里甚至十多公里，象过节赶集似地去区镇里过把影。

   听到几公里开外的区镇放影文革前影片的消息，劳作一天筋疲力尽的成年人也浑身来劲，除了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外少有人缺席。

   我记忆中最先开禁的影片是《洪湖赤卫队》，今天看来不堪入目的韩英那时却是令我们眼睛发直的大美女。

   其次是《杨门女将》，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非语言所能形容。

   再次是《大闹天宫》，感觉太好玩了。

   印象最为深刻的开禁片是《三打白骨精》。那时区镇设了两个放影点，一个在中学操场，另一个是镇南传统放影场。但两处依旧是人山人海，不但放影幕布反面站满了人，连四周的树上也爬满了年轻人。

   …………

   今天的青少年是在彩色声像和蔓妙歌声里长大的，严重依赖电脑电视和卡拉OK。如果让他们回到文革中国，多数人包管不到十天就会无聊得发疯。

   今天的中国确然腐败不公乱像丛生，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毛中国廉洁公平月白风清。不能因为到处是老鼠就怀念一个满眼都是大蛇的时代。老鼠固然讨厌可恨，但大蛇则更为恐怖恶心！中国确然需要大刀阔斧反贪反腐拔乱反正，但药方不是倒退回毛主义，而是民主宪政和公平正义！

   中国人民都痛恨贪官，贪官有如粮仓里的硕鼠。老鼠有两样天敌，一是猫，一是大蛇。大蛇吃老鼠也吃人；猫只吃老鼠不吃人。

   中国需要的不是“独裁大蛇”而是“民主猫”。

   二0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2012/08/27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