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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之死对大多数人意味着什么

2015年03月05日 学习小计 暂无评论 阅读 1 次

2015-03-04奥兰多·费吉斯

62年前的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这位昔日的“伟大领袖”和“红太阳”,给苏联人民造成了无尽的伤害。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

为斯大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悦的人,大多过于谨慎,不会在公共场合流露,任何的高兴必须遮掩起来。而在古拉格劳改营和殖民营,斯大林的去世受到毫不掩饰的欢迎。
本文摘自《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
“伟大领袖”之死对大多数人意味着什么
文|奥兰多·费吉斯 译|毛俊杰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这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的当晚,作家西蒙诺夫参与克里姆林宫的苏维埃领导会议,列席会议的是300名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局势的严重,大多数代表早早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厅。西蒙诺夫回忆:“我们互相知晓,互相认识,在工作场合相遇过多次。”

我们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对视,但没人说话,没人向任何人问起任何事。在我看来,甚至没人觉得有开口的必要。[会议]开始之前,大厅里一片寂静。如果没在那里亲自坐了40分钟,我都不敢相信,300余人挨得这么近,却能不发出一点声响。

最后,主席团成员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

西蒙诺夫从克里姆林宫直奔《真理报》办公室,正与主编交谈时,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尽管已有预料,这一消息仍令他震惊。西蒙诺夫回忆:“我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新部分开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需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思绪。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

我写了最初两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现在仍可否认,因为我并不喜欢眼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泪,才能正确表达我当时经历的震撼。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哀泣。

西蒙诺夫后来与同行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追随他的榜样,写下对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斯大林去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写道: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难忍的痛苦和悲泣,

无法用词句来叙述

如何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纪30年代背弃自己家庭的“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写道:

在这大悲痛时刻我无法找到哀辞,

来充分表达

全体人民的损失……

甚至在大恐怖时期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挽诗:

我们的心脏在出血……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

抱着你的头颅,

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场——如何以文字表达。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灵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对斯大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泪流满面,尽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女儿安吉丽娜追忆母亲那一天回家时的情景:

母亲、姐姐、外祖母,她们都哭了。外祖母说,如果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岂不更好。她比斯大林大4岁,热爱他,经常给他写信。她认为,允许自己写信给女儿[身处劳改营]的是斯大林,从而使得全家破镜重圆……外祖母不断地说:“如果我死,他活,岂不更好。”我没有反驳-我也热爱斯大林。但到今天[2003年],我只想对她说:“外祖母,你都在说些什么呀?”她自己承受这么多苦难:女儿被捕,外孙女被送进孤儿院,女婿遭枪决,作为神父的丈夫也受迫害……但她却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斯大林。

但对观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辈人来说,斯大林的死亡同样可以成为欢庆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枪决于1938年。母亲来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里参与社会民主运动。母亲的16名亲属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韦特兰娜的外祖母,其余的要么被布尔什维克枪毙,要么在劳改营丧生。

斯韦特兰娜对此知之甚少,从小就学做苏维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样,热爱斯大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头发上系有黑色缎带,学校里办的哀悼仪式-孩子们以棕榈叶和白色百合花装饰斯大林的肖像-深深打动了她。她回忆:“我们全都哭了,认为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后,斯韦特兰娜爬上屋顶,那是她喜欢独处的地方,结果发现外祖母也在那里:

她坐在那里,静静地哭,以我从没见过的方式划十字。看到我哭肿的眼睛,她说:“别担心,亲爱的,我因幸福而哭。因为他杀了我的家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斯大林把他们都杀了-只留下我和你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然后,我们两人坐下来一起哭,既为欢乐,也为悲伤。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讲述了她与她的裁缝的对话,那是少数几个与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时间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我问她:“你嚎叫什么呀?他究竟给你带来什么?”她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学会了如何与他相处。现在怎么办,又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呢?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她有一定的道理。

鲍里斯·德罗兹多夫与父母同住在马加丹;父亲曾是别尔津的亲信,1951年获释于劳改营。鲍里斯回忆:“斯大林去世时,大家都吓坏了,父亲也在害怕。人们担心贝利亚将上台,大家都怕他。与古拉格系统相连的是贝利亚和内务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还以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劳改营的真相。”

维拉·布拉金的母亲崇拜斯大林,即使自己作为“富农”遭到流放,即使丈夫征入劳动大军累死于1944年。维拉回忆:“斯大林去世时,母亲并没摘下他的肖像,仍挂在墙上,紧挨父亲的照片。”在村民大会上:

每个人都在哭泣……人们将斯大林与战争的胜利、物价的降低以及配给供应的终止连接在一起,认为生活将会慢慢好转。现在则担心,将会变得更糟。

许多农民产生类似的焦虑。“富农”的女儿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回忆:“战争期间,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困难。但在最近几年[斯大林去世前],生活有所改善。斯大林逝世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她是在劳动大军中度过战争岁月的,然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集体农庄工作。

担心斯大林的去世将导致新一轮的大规模逮捕,使许多家庭坐立不安,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记得:

我们家的普遍反应是,“接下来会是怎样?”我们害怕政府,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我们提心吊胆,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来报复斯大林的死亡。

等到“医生事件”被揭露为政府的向壁虚造,恐惧气氛才开始减弱。揭示真相的决定似乎来自贝利亚,3月5日接管权力的“集体领导”以他为首-他不赞成反犹太主义运动,如果确实发生了“医生事件”引起的国安部清洗,他自己会是潜在的受害者。

尽管安全警察的出身使广大民众对他心怀恐惧,贝利亚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家。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以经济效率低下的理由),结束苏维埃警察的酷刑,扭转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地区、东德的苏维埃化,铲除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认为,这样一个计划将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赢得广泛的支持。

4月4日,贝利亚取消对“医生事件”的调查。《真理报》宣布,“不正当调查”的负责人已经被捕,将承担“刑事责任”,但大众的舆论五花八门。根据《真理报》收到的工人来信样本,许多人继续相信:权力机构的幕后仍有“难以捉摸的敌人”;医生的平反本身就是“犹太人影响”政府高层的标志(“斯大林同志不在了,我们的政府就向犹太人低了头”,等等)。但也有人激怒于对犹太医生的恶意中伤,要求对不公正的逮捕作出解释。

对托尔钦斯基家来说,“医生事件”的结论是巨大的解脱。他们视之为强有力的证据,所有的“敌人阴谋”都是国家捏造的,不必再担心新一波的逮捕。

埃尔加逃脱恐惧的羁绊,信心大增,开始仗义执言,反击一直欺负自己的人。埃尔加在列宁格勒的民族博物馆担任助理,有一个资深同事,名叫玛丽亚·涅斯捷罗娃。她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可怕的反犹太主义者”,极力支持“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举报了博物馆数十名犹太员工,其中有些因此被解雇。

在“医生事件”的集体歇斯底里之中,涅斯捷罗娃对犹太人的指控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譬如,她告诉大家,犹太医生接生的婴儿都呈蓝色,就是因为他们的血液已被犹太人吸走。埃尔加明白,与显然憎恨自己的涅斯捷罗娃争执,毫无意义;她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宁愿退避三舍。“医生事件”的真相暴露出来之后,埃尔加一改常态,起而与她针锋相对:

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挑明她是在胡言乱语,她讲的一切都是鹦鹉学舌,来自排队购物者的八卦……玛丽亚开始威胁我:“你知道我的厉害吗?你给我闭嘴!”然后,我不知从哪里找到回嘴的勇气:“得了吧,别威胁我,我根本就不怕你。”

为斯大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悦的人,大多过于谨慎,不会在公共场合流露,任何的高兴必须遮掩起来。克拉斯诺达尔城的工人季娜伊达·贝利科娃回忆,斯大林去世时,镇上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医生、教师甚至党干部,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克拉斯诺达尔城的追悼会更像一个节日,他们摆出悲伤的面孔,但眼中却闪烁着兴奋,互相打招呼时却有微笑的暗示,他们内心的喜悦昭然若揭。”

在古拉格劳改营和殖民营,斯大林的去世受到毫不掩饰的欢迎。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劳改营特别警惕,或有举报人的存在,阻止囚犯们流露他们的真情。一般来讲,斯大林去世的消息都遇上了自然迸发的喜悦。因塔劳改营的尤里·敦斯基和瓦莱里·福雷德,3月6日与他们的朋友诗人斯梅利亚科夫见面,准备组织一次午夜聚会。他们无法获得任何酒类(每个人都想在那一天小酌),只好买来一包糖果,“统统吃光……好像我们是参加茶会的小孩子”。在维亚特卡劳改营,维拉·布龙施泰因和难友们听到消息后,便放下工具,开始载歌载舞,“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回家了!”

囚犯们普遍认为,一旦斯大林死去,自己将获得释放,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听到这个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流放地。她捂住脸,不让同事看到自己的欣喜。她开始颤抖,浑身充溢着紧张的激动:“要么现在,要么永不。一切都要改变。要么现在,要么永不。”

有几个劳改营,其囚犯的期望极为殷切,到头来却没获得开释,因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和暴动。1953年的春季和夏初,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都爆发了大型的罢工和抗议。1953至1954年,许多其他的劳改营也有规模较小的示威。这些“奴隶起义”是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苏维埃领导早已质疑的古拉格系统的废除,更是反抗斯大林暴政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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