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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赛马”对后世的毒害之深超乎你的想象!

2016年02月05日 心情故事 暂无评论 阅读 2,662 次

一个不知出处的说法竟是从我小时候就被植入大脑深层的,即: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对于这个观点我不仅深信不疑,而且一直伴随我,直到前几年才隐约感到有些不靠谱。

英克•罗布德森在《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一书的序言中说:“假如有人亲口说,我是最强壮、最勇敢、最伟大的人,那么每一个闻听此言的人都会尴尬的闪开:吹牛者没有市场。可是,假如有人把主语‘我’换成‘我们’——我们是最强最棒的,是‘人中之王’,是上帝精选出来统治万民的人——那么一定有很多人喜欢听。”

所以将“我”用“中国人(中华民族)”代替,再拉上“犹太人”作陪绑,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就显得很真实了,大家也就会觉得作为中国人很自豪了。

另一个曾令我倍感骄傲的观点——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也是这几年才发现:其实每一个民族都可以这么说。例如,在介绍少数民族的书籍和节目中也常见这类话,即使那个民族是刚刚脱离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照样会说“智慧的XX民族在艰苦的环境下创造了XX灿烂的文明”云云。

推而广之,此类话也适合全世界每一个民族。然而,每个民族都可用的套话,怎么就成了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呢?而且,既然是“最聪明的”和“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为什么至今这么落后呢?我们的聪明、智慧表现在哪里呢?

要是反思我们的文化,就不难发现,我们不但不聪明,而且常常表现得很弱智和无耻。其实,早就想说这个话题了,只是没下定决心,因为这样说是很伤害国人感情的,尤其是那种不知从哪里来的虚妄的优越感。

我想,在一元信息来源环境下,国人有这种自恋的认识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当然这样泛泛地说是很难服众的,我藉此浅谈“田忌赛马”这个中国一个古老的智慧来剖析、解释一下。

也许,只要是中国人,哪怕没什么文化,也能说出很多代表中国智慧的故事、传说,“田忌赛马”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极重要的——从给不识字小孩子的图画书,到教小学生识字的智慧故事,再到中学生课本学习古文的课文,都在对孩子们灌输这一“五千年文明”的智慧。

我们常说,中国人喜欢撒谎,做事不讲规则,没有契约精神。虽然我无法知道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毛病,但能成为一个民族共性的现象,一定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有一点我敢断言,“田忌赛马”的智慧对我们民族的这些国民性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齐国使者到大梁来,孙膑以刑徒的身份秘密拜见,用言辞打动齐国使者。齐国使者觉得此人不同凡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他,并且待如上宾。

田忌经常与齐国诸公子赛马,设重金赌注。孙膑发现他们的马脚力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下大赌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相信并答应了他,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胜。

比赛即将开始,孙膑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拿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三场比赛完后,田忌一场不胜而两场胜,最终赢得齐威王的千金赌注。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后,就请他当作老师。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译文

其实,只要一点破,再读这个故事就很容易发现,田忌(孙膑)就是胜在作假、破坏规则和契约上——用下等马假充上等马、上等马假充中等马、中等马假充下等马于齐威王比赛,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或许古文过于简练,会有人说,文中的规则并不太明确(其实很明白,既然分上、中、下辈,就是要按此规则比赛)。那么,作为民间传说的“田忌赛马”的故事,说得就非常明确了:“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有一回,他和齐威王约定,要进行一场比赛。他们商量好,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的时候,要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由于齐威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马强得多,所以比赛了几次,田忌都失败了。……”其中所述的非常明确——约定了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进行比赛的规则,因此,田忌(孙膑)违规、违约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故事就这样传颂千古,大家都很以为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说:这个故事表现了“孙膑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运筹能力”,揭示了“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

这说明国人普遍缺乏规则和契约意识以及对作假行为的认同,也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整体是不知善恶和无耻的。也许,这也是我们民族始终无法走出蒙昧,走进文明的原因。或许,严复所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不是危言耸听。

我认为,田忌(孙膑)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人类最基本的善行为代价的,其行为应该说是极恶劣的。而把孙膑此计作为一个民族的最高智慧,弘扬、传承了上千年直至今天,硬生生地把这种意识植入国人灵魂深处,这实在是令人悲哀的。


就在这样教育下,撒谎、做事不讲规则已然是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会把作假、不诚信、无视规则和契约作为伟大智慧来传承的。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有些无耻,但你不能否认其聪明,说弱智有些不靠谱。这样说,只能证明我们民族确是弱智的,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破坏规则和契约带来的好处,无法理解遵守规则和契约的意义。

“田忌赛马”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遵守规则和契约将会失败,破坏规则可以出奇制胜。于是,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遵守规则和契约的危害,这样,大家就都不愿意遵守规则和契约。

由于大家都不遵守规则和契约,就会让人对所面对的事情感到没有底,会产生焦虑感,甚至恐惧,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破坏规则,以求占得先机。

就像现在,有孩子在上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给老师送礼,就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受歧视、被老师骂,于是大家都送礼(一点说明:我至今未给老师送过礼,老师对小女也还不错,甚至比一些家长送礼的孩子还要好,当然这是因为她成绩好)。其实,大家都送礼,结果和大家都不送礼一样,而且可能更糟,因为,这样不但不能消除自己的顾虑,而且还花了冤枉钱。当然,有人认为,我多送就会有用,但这样一来二去只能造成礼越送越重,最终,能花得起大价钱占得先机的只能是有权、有钱的人。大部分普通人家反而失去了规则的庇护,从而致使权力更加张狂。

事实上破坏规则对于少数人是高效的,对于整体是低效的,甚至是代价高昂的。但是,就像人们都会对维修技术高超的技师竖起大拇指赞扬,却无视平常认真保养、维护良好令机器不出故障的操作工;能看到救火的英勇,却不以为为不发生火灾所做的工作是一种伟业一样,我们只能看到事物的直观的现象,不会、也不愿意做进一步地分析,找出事情的根本。“田忌赛马”让我们把表象智慧的邪恶当作了高深的智慧,并对其尊崇有加,所以,只能说我们是弱智的。

比如说,十字路口、红绿灯下的情况是我们熟知的,在一些管理得好的十字路口,大家可以顺畅、安全地通行,而没人管理的十字路口是混乱和危险的。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规则,那么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应该是顺畅、安全的。但是,这在中国这却是不可能的,如果十字路口没有警察,则红绿灯就形同虚设(要是有电子警察,那对汽车还是有效的,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则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是代表着权力的。从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骨子里是屈服于权力而无视规则的。我们宁肯在警察的监控下战战兢兢,也不愿在遵章守则中堂而皇之。不仅如此,国人对遵守规则还常常嗤之以鼻。比如:前几天,我骑自行车,到一个没有警察的十字路口,看到绿灯闪烁,红灯亮起就刹车停了下来,但其他人却照样前行。由于我停车,挡了后面一个人,他很是不满,在很快绕过去后,骂了一句:“还有这种背时鬼!”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小事,不值一提,那么我想说:观人于微。同样,观察一个民族的共性也可以从小处着眼。

当然,放到大的事件中,同样如此。比如,前两年的“大头奶粉”事件和去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要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害死人,那是不客观的。而且造成三鹿事件的责任者也包括从奶农、饲料、运输、收购、政府监管、媒体、销售等诸方面。而一般而言,每个环节,都不可能是以害人为目的的,他们害人的动因或许仅仅是希望在竞争中占得先机。

凭我在做生意的经历中,对假冒伪劣产品产生的过程和动因的观察和思考,可以这么说:开始,违规害人的行为并不会产生这样直接的恶果。但当所有业者都以破坏规则为竞争手段时,要想占得先机就只能是更大的违规,如此累进,最终出现类似“大头奶粉”和“三聚氰胺奶”的事件。

我想,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这样说并不是为造假者、作恶者开脱责任,而是要说明大恶往往是小恶积累的结果,防微杜渐,警惕小恶可以有效地防止大恶。事实上,我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在纵容小恶,甚至自己的一些行为就是小恶,而我们却习以为常。好了,这个话题再说就离题远了,就此打住,也许以后有机会再说。

言归正传。由于上千年形成的以破坏规则、无视契约为智慧的文化,所以,国人是没有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的。我认为,不敬畏规则也就失去了规则的庇护,就必然要屈服于权力。其实,齐威王们是深谙此道的(齐威王后来请孙膑当老师,而未因被戏弄杀了孙膑,或许就说明真正聪明的是齐威王。当我们陶醉在“不弱智都当不了领导”的亢奋之中时,一切就已经有了答案),他们是不会让规则有效地运行的,即使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因为,有效地规则体系必然导致权力的弱化,而权力却会在规则被破坏中得以强化。

就这样,我们始终生活在对生存环境毫不知底的恐惧和焦虑之中,而这种恐惧感又驱使我们去破坏规则、去作假……继而权力、暴力自然就成了我们的主宰。于是,我们不再勇敢,不再忠于职守,丧失了坚守规则的勇气,因为坚守规则就意味着对权力的挑战、就意味着可能付出高昂地代价……于是,正义也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良知自然被泯灭,邪恶则成为社会主流。而暴力或者依附权力成为当权者压迫人民的工具,或者取代旧的权力成为新的当权者。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朝代更迭。可悲的是:人们破坏规则是因为想摆脱恐惧和焦虑,占得先机,但结果却陷入更大的恐惧和焦虑之中。在一个全民族都无视规则、崇尚权力的社会,逆淘汰是必然的结果。

讽刺的是,当权者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没有了规则的庇护,他们也处于恐惧和焦虑之中,他们担心被取代,怕被暴力吞噬。他们知道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一方面强化暴力,一方面用谎言将自己装扮得非常强大,当然还要借助权谋。这就是,谎言和暴力成为专制国家两大法宝的原因,在中国历史则表现为“儒表法里”的特征。我想,或许这也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看似强大、稳定,但始终摆脱不了改朝换代的命运的原因。

一般来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是中国专制文化的根源,我觉得有很大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我想,如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真的是中国专制的根源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上的朝代更迭至少不会这么频繁,宫廷内乱不会这么多。其实,中国人是不敬畏皇权的,骨子里更多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稍有机会就会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这点与我们的邻居——日本不同,他们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等级社会。而且,中国人骨子里也是藐视父权的,这一点,从传统家庭的兄弟分家中就能察觉到。当然,这只是我不成熟的一个思考,在此也不多讨论了。

我认为,“田忌赛马”的本质是机会主义。我们现在的所谓“狼文化”与之是一脉相承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宣扬“田忌赛马”式的智慧,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权力,是专制独裁者的驭民之术。

有一点说明,所谓的“潜规则”不是规则,其实是破坏规则的借口和方法。过于强化“潜规则”意识,只会有助于当权者奴役人民,这是必须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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