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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中国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美再差也远超任何老二

2016年06月13日 学习小计, 学习随笔 暂无评论 阅读 2,939 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中筠

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她认为所谓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模式假如说有这样的模式的话,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资源浪费,污染严重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等等。资中筠强调,美国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必然是超强的力量,它远远超过任何老二,中国未见得是老二。

 

资中筠演讲实录

资中筠:大家好!我首先得否认我不是什么老愤青,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没有那么激烈。今天我本来习惯于晚一点讲话的,但是今天被会议给安排在了第一个,我也只好作为抛砖引玉的人讲一些我最近想到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我先声明我不是经济学家,以后讲话的人都是经济学家,所以我对经济本身是外行,我从大的世界大势讲起,然后再讲到中国的情况。另外我本人是研究美国的,而且美国还是在当今世界上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怎么做,对世界的影响还是最大的。所以我今天的重点,一个是讲美国,一个是讲中国。

另外,我今天得用稿子以便提醒我讲到了哪儿。

谁在跨越新门槛呢?全球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各种各样的转折点,都在跨过新门槛。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他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以这部分人正在跨过后面这个门槛,前面有一部分人是要跨过前面这个门槛。但全人类本来应该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所以是一拨一拨地跨过去。就全人类而言,我先点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有了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为了自己的福祉,而与此同时去创造出高效率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的环境。现在我觉得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系。科学发展像永动机一样没法儿停止。这种发展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了破坏直至毁灭?这个是取决于人自己的自律。人征服自然的力量超过了人控制自己的力量,那么这样下去一定会毁灭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讨论。

去年在某一个座谈会上我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提过,今天不是我要讲的问题,另一个领域就是比较实际一点的,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经不能够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个新的拐点如果要是追溯起来可以从说个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解体算起,那个变化是全球民主化一个新的浪潮的起点。那个时候是苏东向欧美靠拢,彻底打破了二战以后的格局。但是现在美国和欧洲又面临着新的转折,现在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中东和非洲我们认为是上个世纪浪潮的延续,就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从东欧开始的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延续,尽管中东和欧洲以前面临着非常曲折的漫长的道路,但是我至少这样认为这次的动荡还是一个走向民主化的转折。但欧洲是美国是处于另外一个阶段的,那一轮的民主化早就完成了。现在这个民主又碰到了新的问题。所以这是现在面临的

一个跟前面所讲的转折所不同的,这是在前面一个波浪上的转折。

所以,我对欧洲今天也不能多讲,我只说一句话,我认为欧盟的发明是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很宝贵的贡献。但是现在面临的危机它如果能够走过这个坎儿,挽救了这个欧盟的话,那么欧洲如果100年以后再回顾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欧洲又对人类社会的创新作出了新的贡献。过去几百年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然后民族国家又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体制,这是欧洲一个很大的创新。但是它过得去过不去现在的危机还要看。因为一开始可能是走得太急,现在是我对欧洲的一个解读。我就不讲了。

现在我只讲美国和中国两个方面。然后再看美国和中国自己碰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迈过这个坎儿,迈过这个坎儿又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其实中国和美国在漫长的历史里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而且都不是主角。冷战期间是敌对的,是两个阵营的敌对,但是阵营解体了就给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到目前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益和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我一向认为这种摩擦是正常的范围,所以在过去那么多年来,中美建交一会儿发生危机了、一会儿关系好、一会儿关系坏,我一般来说不予以太多关注,因为坏的话不会坏到破裂的地步,好的话也不会好到非常和谐的地步。这是由于两个国家内部的发展所决定的。

之后中美关系在具体的时间、事件上,我觉得外交的运作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长远的因素还在于各国的内部如何迈过新的坎儿。现在我先讲一下美国面临着怎样的新的坎儿。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是从美国立国到现在200年当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它的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不少在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的暴力和革命以及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的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的程度,美国的代议制框架里的政治的左右摇摆这种调整机制表示不够了的时候,乏力的时候有体制外的、全社会的各种力量来直接参与,表现出来的是群众运动或者是强大的舆论批判,然后进一步推动根本性的改革。所以以前也是在美国的体制之内的、在民主框架之内的一种力量和表现,并不是说一有群众运动就说明它的制度不行了出了大问题了。

回顾历史我认为第一个拐点是在20世纪初期的进步时代。好多人把小罗斯福30年代的新政当成拐点,我相当于是老罗斯福执政时的进步时代。小罗斯福新政只是政府的改革,变成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一大步。但是进步时代是全民的觉醒,是一个新的觉醒,包括改革吏治、治理腐败以及确定了政府可以约束资本的一个原则。这个在美国说起来承认这个也是不违宪的,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所以这个阶段是美国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在60年代的群众运动里,那次是声势浩大。那个运动在促进种族性别的平等、深入社会改革、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的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得外还有结束越南战争、缩短战线、缓和冷战,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

现在我看到的美国是面临了第三个拐点,这个拐点跟以往两次有很大的不同,是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我可以举三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他所谓的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可能会到负担不起的地步。第二,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竞技越来越远。因此现在的经济危机跟过去周期非常不一样就在于虚拟经济现在所谓的金融创新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第三个是全球化给大家都带来了利益,但是在美国国内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结果从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急剧地扩大,一直不断地扩大,成倍地扩大到现在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这三点我略加解释。第一点,所谓的世界领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是以世界领袖自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对世界任何角落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以为已任,不管是正当还是不正当都要进行干涉。美国从二战以后到现在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是维持他唯一的视觉领袖的地位。他就要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所谓世界领导这个词我一向认为是中性的词、可好可坏。所以我发明了一个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比如说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是发生在美国的,这点是不可否认。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社会的进步。同时在二战以后,他以他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很多国家的重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我认为是属于良性领导,当然有很多人会不同意说这我是在美化美帝国主义,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但所谓的领导就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以牺牲别的国家的利益来取得自己的利益。美国起的最坏的作用就是带头加速全球的军备竞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领导就是负面的、就是坏的领导。今天的问题是美国为了维持它的霸权、维持它的唯一的世界领袖的地位,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的手段。这跟二战后早期的阶段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离任前演说里提出了军工复合体正在发展的警告。而今天这个军工复合体已经发展得更大,所以美国更加地肆无忌惮,更加倾向于高压和武力,同时使自己陷入越来越大的泥沼。这是美国在对外霸权的问题上面临的新的拐点。在这个问题里还有一个是美欧的联盟还能维持多久,现在面临欧元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还是有意愿给予支持和帮助,或者是更愿意失败?这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总之我觉得在这个拐点上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看不到美国的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虚拟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我是外行了,经济学家有更多的发言权,但就我从外面的观察我觉得美国的经济危机其实并不是新问题,从美利坚合众国立国以来就有危机。但每一次的复苏都是和实体经济的新发明相连的。所以在一轮一轮的危机复苏的循环中美国的近来是螺旋上升的。但是现在的现象是,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华尔街的智力超群的人士玩儿的各种各样的人士忽悠一般的老百姓,下一个能够触发经济复苏的新的实体产业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清洁能源的新产业。但是能不能做到?起不起得了这样的作用还需要看。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的问题。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化给所有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都是从中获利的。但资本是自由流通到廉价劳动力的市场,所以大量地牺牲了劳工的利益。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工薪阶层多少年来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上个世纪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的收入差距持续地扩大,即使是繁荣的年代也如此。这当然引起了社会的研究不满。当然,刚刚过去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远不如上世纪60年代深入而广泛。因为大量主要的精英阶层都没有参加而且还都在旁观。同时,没有政府的赤字已经大的不得了了,又加上严重的经济衰退,所以政府从中进行斡旋的余地非常少。不像60年代的时候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大力地推动改革,这个现在是做不到了。

所有的问题回过来腐蚀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一向有一个制度,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这两个并行不悖。可是现在美国的对外霸权正在腐蚀美国的代议制的民主制度,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的既得利益,加上傲慢和党派斗争,现在美国的党派斗争是不顾美国自己利益的大局的。这种狭义的利益很可能会绑架美国的真正的利益。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对美国说起来是新的威胁和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军事开支大概2010年达到7500亿,而它对最贫困的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这跟战后的情况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美国占领了阿富汗,但每年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援助发展的只有10到20个亿,这很说明美国的霸权美国的所谓领导已经是实质上越来越恶化了。所以这个拐点美国会到何处去?还待观察。

下面我讲中国方面。

美国带有的问题是后现代性的,而中国还没有完全全面地现代化。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欧美发生了危机暴露出了种种的缺陷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反过来说这么看起来还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的制度很完美不需要改革,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看法。

刚才看到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了,并不是说从30年来才开始转型了的。而且回过头来看一看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初期的各种各样的包括教科书、包括教育制度和媒体等等来看的话,今天只有倒退没有前进。所以这个曲折的道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程。所以我现在讲,经过了很多的拐点最后最近的一个拐点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30年的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和显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所积累起来的严重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在中国面临的新的拐点当然问题多如牛毛,我现在也只提三个问题来加以阐释,并不是说只有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第二个问题是腐败丛生难以遏制。第三个问题是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在这三个问题稍微加一件事,所谓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模式假如说有这样的模式的话,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资源浪费,污染严重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等等。经济结构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
腐败其实哪个国家都有,不过不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当前的腐败一个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特别是本该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都腐败了。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完全是合法的,也是一种很因为的腐败。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的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加剧。

现在严重的社会分工不是市场的竞争造成的而是权力严重受到侵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证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集团华尔街的大老板们挟持了美国的政府的话,我可以说实际上中国的政府本身就是大老板,就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改革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同一个根源。另外一点,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跟美国有相同之处的,全球化分配是极端不公的,绝大部分的利益进入了权贵和暴富群体的口袋里,而广大的劳动者只分得了非常小的一块蛋糕。但跟美国有一点不同,因为过去中国是处于极端贫穷和完全没有权利的情况之下的,所以有了这点松动了这点分配,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底层的人的生活也还是有所改善的。所以,虽然很多的企业家都已经提出来不能一天到晚只关注GDP的不断增长,刚才也有人谈到了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脚步来进行一些调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其原因是经济利益的绝大部分的集团,只有不断地把这个蛋糕做大才能剩下一小块来分给老百姓以使得他们不造反。他不可能调整为我那80%让出再让出10%来,这个可能性不大。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还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以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个是国际的条件,比如说国际市场上缩小了,这点我也不用多讲了。还有一个是下一代新的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一方面机会越来越少,一方面要求越来越高。这个要求并不是说不合理的。他不再人上一代父辈所不能忍受的条件,这种权利不公造成了财富不公,也造成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公的。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不公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平则鸣。如何对待这种不平?所谓的维稳的问题非常地突出。现在的维稳是饮鸩止渴,维稳的手段或者是不择手段的维稳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而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是不知道,非不知也,是不为也。

最后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和美国。

跨不跨得过这个坎儿,如何影响两国今后的关系。我觉得美国在自身比较繁荣、比较自信而且它的民主制度又比较起作用的时候,它渴望比较理性和慷慨、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是中美已经依赖很深了,实际上我们不能幸灾乐祸,只要美国衰败下去中国一定不会从中得利。第二,它的困境不能改变,它一定想办法把它的困难转嫁到国际上来,或者用经济的手段或者用政治的手段。所以现在大讲人民币问题、中国威胁论这都是政客为了平息国内对他们的不满而采取的手段。所以这样就会在国际上加重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政策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极端的民族主义,我叫国家主义。因为现在所谓的“爱国主义”是填补目的国内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如果当政者把这个意识形态推向极致的话,就可以成为那些个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接口。就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是一个方便的接口,我们的外部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也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这样把国际关系紧张化,企图缓解国内的紧张关系。

我想这些也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世界大局,牵扯到中国。中美关系不是就两国关系而两国关系。因为今后的世界上我认为中美关系是所有的双边关系里最重要的之一,或者很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太大,有13亿人口,无论是做好事做坏事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必然是超强的力量。它远远超过任何老二。中国未见得是老二。所以它向何处去?也会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这些书生议政在这儿拭目以待,大家讨论讨论,说一些空话。我想不出来会有什么作用。最后我只能这样悲观地提这么一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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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从体制内的干部到体制内的研究者,再到视独立为生命的学者,耄耋之年的资中筠诠释了自由思想和启蒙的价值本刊记者刘子超实习记者吴鸣发自北京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通英、法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原《美国研究》主编。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已出版的随笔集有《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陈乐民先生走后,资中筠一直很忙。有不少杂志报纸约她写些纪念文章,可她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她有意忙着开会、讲学,虽然没有有求必应,但比平时接受邀请积极得多。她说,这是为了避免闲坐独思,用许多事塞满时间,塞满脑子,忘记那变故,忘记自己余生将独处的前景。她坐在客厅里。旁边是每天弹奏的钢琴。墙上挂着陈乐民先生的书法,气韵雅致。曾经,两人早饭之后各自工作,下午写文章或看书。四点钟喝红茶,吃点心。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令人敬仰。即使已至暮年,他们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启蒙和知识分子的担当。资中筠成长在天津,父亲资耀华是著名银行家。资中筠曾考入燕京大学,但上了一年却选择退学,报考更加心仪的清华大学。她对那个备考的暑假记忆犹新。她住在北平的亲戚家,每天泡在文津街的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中午买一个烧饼,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之类的闲书。后来,她考入清华大学,当时的文学院名师荟萃,院长是冯友兰,钱钟书、雷海宗、温德(美国)、杨绛等都曾是她的授业老师。毕业后,资中筠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53年,她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后派驻维也纳。当时维也纳被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中国的书记处在苏占区,实际上是配合苏联外交宣传的机构,成员除了资中筠、陈乐民,只有书记李一氓夫妇和一个四川厨师。因为地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纪律,出门必须两人同行。在这种纪律下,资中筠经常和陈乐民共同出入,因而熟悉起来。 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李一氓回国,经决定不再调回。整个维也纳的中国办事处只剩下资中筠、陈乐民和一名厨师。那时候没有大使馆,与国内通讯不便,而随着奥地利的统一,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遭到查封。资中筠和陈乐民因为共患难而相爱了。1957年7月,他们回国休假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同事们凑钱送来一个暖壶、一个脸盆。这之后,他们相伴了51年。 1959年,陈乐民和资中筠受命从维也纳回国。陈乐民曾说,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亲眼见证了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完全破裂的过程。“文革”爆发后,资中筠和陈乐民作为“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被下放河南干校。两年后,中美关系破冰,为了适应新的外交需要,资中筠和陈乐民被调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外事接待工作。陈乐民曾回忆说,当时中国很穷,接待却不惜血本,请来的人吃住都是中国出钱,而且大多是左派,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正是在这样的接待工作中,资中筠和陈乐民逐渐感到,作为知识分子,独立和自由的思考是何等重要。改革开放以后,资中筠和陈乐民分别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他们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上堪称一代大家。为了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畅所欲言,1991年,资中筠辞去了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心著述。有感于半生的阅历,资中筠和陈乐民始终念念不忘的是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直至暮年病重,陈乐民仍然孜孜不倦地写作《启蒙札记》,希望年轻人能通过他的笔触了解西方的文明是怎么样从古到今——因为“了解欧洲文明,是为了把它当作参照,更好地了解自己”。资中筠同样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她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 如今,这位80岁的老者仍然忙于著述和演讲。“我想有一个讲台总是好的,”她说,“总会有一些人听得进去吧。”

他山之石能否攻玉
资中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与百年前的美国似乎有许多可以类比的特点。
从可以类比的方面看,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与美国20世纪初有类似之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经济突飞猛进;社会财富在总量激增的同时,快速向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尖锐化,在价值观新旧交替中有礼崩乐坏之势,拜金主义成为时尚,权钱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造成的腐败现象不断恶化……总之,那个时候美国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弊病,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那么熟悉。那么,是否在中国也会发生一次类似“进步主义”那样的改革运动呢?

上世纪末,在特大水灾之后,市场一度萧条,急需拉动内需;中国经济学家中,效仿小罗斯福的“新政”之说颇为流行。而他们对“新政”的理解,就是国家主办大型工程以解决失业,也曾有人建议我撰文加以宣扬。我当时确实写了一篇阐述“新政”实质的文章,不过旨在泼冷水,说明我们国情不同,不能牵强附会。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两国改革的轨迹正好相反:美国是从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中国则反是。这一论点,也适用于回答对“进步主义”改革如何借鉴的问题。

美国的财富集中是充分的、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宪法保护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幸福”与“财产”常被互相转换)。美国建国以来,个人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利发财致富,政府则原则上无权加以干预。“进步主义”改革的方向,是允许政府有一定的权力进行干预和规范,也就是对财富的积累方式作某种限制。这个过程艰难曲折,国会通过的法规常被法院判为“违宪”,甚至某些新的法规要经过修宪才能出台。

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原来政府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允许个人追求财富、从而创立私营经济,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而且在相反的方向上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一样艰难曲折,私有财产受到宪法有条件的保护只有两年的历史;任何改革步骤都由政府主导,方向是政府自觉退出某些领域,实行放权。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权力没有完全退出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没有理顺。

美国奉自由竞争为圭臬,是各派的共识;之所以有“反垄断”之议,盖因其妨碍自由竞争,其对象是纯粹的私人大财团。反垄断和规范企业行为的过程是政府与财团之间在法律、规则上的博弈,既不存在“国有企业”,也没有“国有化”的问题。中国市场尚未完全实现在规则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竞争。我国的垄断行业是原来号称“国有”企业(按:我在“国有”之前加“号称”,因为实在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实际拥有这些企业)的延续,是享有特权的行政垄断。如今中国反垄断也提上日程,阻力也很大,恰在于“行政垄断”问题上。

美国的腐化也表现为权钱交易或政商勾结,但多发生在商场、议会。由于议员是选举产生的,反腐之道一靠独立而强大的舆论揭批;二靠知情的选民运用其投票权,其中包括改革选举制度进一步扩大民主;三靠加强行政部门的作用。

前两点姑且不论,现在只谈第三点: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改革方向都是把一部分足以造成腐败的权力收到行政部门,市政改革也是公用事业部分地“市有化”。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行政、执法部门是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各级公务员基本上敬业、廉洁,不但守法而且忠实执法;改革的对立面可以提出种种反对的论据,却很少以政府官员可能从中作弊中饱私囊为理由。这一点在平时固然重要,在推行改革时尤为关键。

任何改革措施,无论设计多完美,都要各级行政机构和人员去推行;并非美国公务员必然道德高于其他人,而是在制度设计上隔断其“寻租”(借用吴敬琏先生语)路径。今天,本该超脱的、非营利的行政和执法部门本身成为利益集团,行政与市场以及行业垄断混淆不清,却又要执行反对这一机制的改革任务,“自己革自己的命”;显然,美国加强行政部门权力的办法与此背道而驰。

从原则上,“他山之石”总还有可借鉴之处;那就是,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听任两极分化无限扩大,是难以为继的;掌握主导权的权力集团不以最大的魄力主动改革,就会日益被动,发生难以预料的社会激荡。衡量“进步”的重要尺度是“人道主义进程”——不是单纯以物质力量比短长,这是“进步主义”的精髓。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不论是由于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日深,日益休戚相关,还是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实际关系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人对外的心态也应该有所变化,也就是应该多一份自信,在奋发图强中更加反躬求诸己。对强于己者,与其乐见其败落,或者从揭人之短中得到满足,不如认真探究其所长,即使不能“拿来”,至少可以举一反三,有所启示。对他人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应采取同样冷静的态度。
——资中筠(摘自《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

美国是欧洲理论的成功实验场

上述学说都兴起于或完善于19世纪中期,但是在20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践。欧洲仍是首当其冲的花色品种最全的实验场: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根深叶茂外,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在欧亚大陆特别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占领过舞台,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过影响。其中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是纯粹的灾难,并已彻底失败。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基本站住了脚,至今仍在不断适应、磨合、改革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实践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挫败,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失去了生命力,相反,它的许多论点仍在现实中发出光辉,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学派,并且是不断地研究、诠释和发展的对象。

20世纪最大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实验场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亦即从19世纪最后的30年起,美国张开翅膀高速前飞,把欧洲抛在了后面。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财富高度集中。此时刚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到美国,为美国当时的实践找到理论根据,立即大行其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欧洲,但是在那里生不逢时,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的不平等已经尖锐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差不多同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对它更为适合。这样,自由主义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支派始终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潮之一,也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经线。这一派强调自由竞争,崇尚私有经济,反对抑富扶贫,对福利政策心存疑虑,等等。但是如果只有这一条线,发展下去必然使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缓解的地步,难免引起社会动乱乃至革命。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历经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得以平稳发展,正是因为还存在另一条线——改良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倾向平等,主张通过政府调节控制财富集中,实行福利政策。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不断在进行渐进的改良,这是美国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强项,在这过程中,政策在上述两端之间摆动、微调,而总的趋势是二者都向中间靠拢。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网,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仍然高度发达。如果说,欧洲的福利制度更多地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话,美国则主要是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可以说,欧洲自由与平等并重,而美国始终是先自由后平等。如果以“左”“右”来划分,则美国的社会思潮重心比欧洲更靠右些。

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美国劳工运动也达到过相当的规模,正因为有了及时的改良才避免了革命,这并非是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互相揭短、攻击,主观上是出自私利,客观上也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反过来,这种批判和监督对当政者既是压力又是提醒,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

资中筠:探寻“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已成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主要起因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国人也津津乐道。不少经济界专家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颇有启发,不过我还想从另一角度加以论述。

我认为,“中国模式”之说恐怕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其共同规律。
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后者则相对成功。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历史反其道而行

分析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搞清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

首先,中国后30年的成就是前30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

肯定“中国模式”者认为前30年成就很大,后30年是此前基础上的修补发展;反对者认为前30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加高度集权,外加中国特殊的闭关锁国和自己创造的各种“运动”折腾,即使在较好的年月也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弄得国库空虚、全民皆穷,经济濒于崩溃。如果没有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弦更张,不可能有今日成就。

其次,这30多年来中国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
是尚未根本改动的“举国体制”以及国有垄断企业“优越性”的表现,还是打破枷锁逐步放开民营经济,部分实行市场化,把受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走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的结果?

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应退守甚至强化旧的体制。实际上旧体制也回不去了,只有巩固和加强有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30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中国近代史的事实。中国的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走了170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逐步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不仅在物质领域有成就,而且在制度、文化、思想领域进行探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前的再起步绝不是紧接中国的中古社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中古),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20世纪已取得的积极成果。
回首当年,如果我们在60年前就遵循合乎客观规律的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不必付出巨大的“赶超”代价。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

近代以来,中国时常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还大规模破坏、并大踏步倒退。远的不说,八年抗战打断和破坏了当时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多年内战,建设更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迅速走出谷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

但紧接着我们又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经济再次跌到谷底。

最近30年的改革,是从“文革”后的极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但在未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高的增长率。何况,后30年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自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出口导向的经济。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这30年来中国得以迅猛发展的动因。中国13亿人只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如何对现实国情做出评估。也有不同看法。是形势大好,还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弥漫到各个领域,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已到警戒线边缘?

如果承认现实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政府应该继续退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强化干预?是“国进民退”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公民以更多自由发展空间?总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现有的基本体制,还是做进一步的改变?

不要只看表面赞扬

对最近30年的中国变化,外国人有各种评论,并非都是赞扬。最极端的有“中国崩溃论”,还有相当多平实而深刻的分析批评,但我们选择性的宣扬往往给人以一边倒的错觉。当然,肯定“中国模式”论的确在国际上也相当流行。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

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困难时期尤其如此。例如“一战”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就有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上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率先上天,引起美国一片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激励美国加紧发展航天事业;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特别是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

此说最早起自长年在美国执教的英国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而最有危机感的是美国人自己。一时间研究日本优越性之著作成为显学,其中突出的有著名东亚学家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
事实证明,“西方”既没有在“一战”后没落,美国实力也从未落后于苏联或日本。现在中国“崛起”之势令外界瞩目,而又适逢美欧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特别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感到被挑战甚至威胁,于是夸大中国力量,以激励本国人。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不知家有在校学生的中国家长们有几人相信?再者,外国人只重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和竞争力,而不会真正关心全体中国人的祸福,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也无切肤之痛。

笔者十年前就曾与一位大力推崇中国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有过对话。我说:“你不能只看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国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和上亿的贫困人口。”他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东部发达地区3000万至5000万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这部分快速发展的实力已足以造成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力量。”我对此谈话印象深刻。

站在外人的角度,他这样考虑问题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己呢?能置13亿人的福祉和长远的民族前途于不顾?即使单纯谈GDP,外人重视的是总量,而我们必须考虑人均水平。

西方人重视人权,而且似乎常常要对中国人权状况有所批评,但是他们关注的也只是精英层面的政治权利,而对于底层劳动者普遍的人权状况低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关心。

而正是这一状况,部分地成就了中国暂时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跨国资本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在国际气候会议上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增长“模式”造成严重水土污染、资源枯竭之祸国殃民、贻害子孙则不在他们关注之列,从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稀土出口的压力可见一斑。俗话说:“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为中国人,我们能随着外人对“中国模式”的赞扬而飘飘然吗?

毋庸赘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论。还有不少国际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辞艰辛,为中国的环保、扶贫等等问题默默做出可贵的贡献。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属于对“中国模式”唱赞歌之列。

地方竞争虚与实

还有一种论点:中国中央集权正在变为地方分权,以后发展动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区为单位的竞争,犹如大企业间的竞争,达到繁荣和优化,从而可望走一条中国独特的前进道路。
此说也来自海外,可能受美国联邦制的启发,但是恰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几个根本概念需要弄清楚:

一、竞争的胜负标准是什么?裁判是谁?企业的裁判是市场,最终是广大消费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必须得到消费者认可,所以才有“消费者是上帝”之说;竞技场上裁判有绝对权威,但必须遵循严格而尽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终的裁判还是广大观众。

反观中国各级政府,在体制上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其辖区内的“子民”对“长官”并无任免权,甚至不能公开评判。其裁判是上一级长官,因此地方官需要竞相取悦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奖惩、升降、任免权的上级领导,而且游戏规则不透明,只有“潜规则”,其运作不受当地居民监督。

二、竞争的目标是什么?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与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联系起来,或可不顾“一路哭”,只求一己迁升、一家兴旺、鸡犬升天。在百姓有充分发言权和监督权,且上下有通畅的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造福百姓与被上级认可的“政绩”也许可以一致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远不具备这种机制。所以“政绩”常常与百姓感受相脱离,也就是敢于为民请命,为百姓所拥戴的官员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宠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烧身。

三、持“地方竞争”论者还忽视了一个他们所称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省级领导最终人事权在中央。这迥异于古代封建领地、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联邦制、20世纪初中国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联省自治”,甚至是军阀割据时的独立王国。

不论现在地方长官有多大权力,可以如何对中央政策法令阳奉阴违,中央对地方的作为有时的确可能难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但其升迁终由上级决定。特别是现在异地为官,任期都不长,对本地并无企业主或封建领主那种主人翁感。他们成功的标准正在于快速升迁,如果持续多年留守一地,反被视为是失败的表现。所以不少官员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绩,或者利用手中权力及时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而不愿埋头于长期方能见效的建设。因而只见大小城市高楼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统鲜能得到修治。造成许多悲剧的“强拆”,也与在这种体制下的“竞赛”有关。即使有人下决心开启一项利民的长期事业,一旦工作调动,也往往人去政息。

我无意指责今之个别地方官员,这主要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地方竞争恐怕很难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

需要改革“举国体制”

归根结底,涉及到建国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若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之需外,还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除了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到了拐点。

健康的市场经济本能地需要自由以释放出创造力,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与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来各种各样的改良理论和措施因此而生。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这也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些事物是不属于市场的,例如教育和医疗。

当前我们的体制既制约“优胜劣汰”又扩大“弱肉强食”,市场经济受到不合理的压制,而一些本不该属于市场的公共服务却又被推向市场。要扭转这种状况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民生论民生。当前无论哪一个领域要向兴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其难以动摇的地位与现有体制分不开。

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这“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让财政收入更多用之于民。13亿鲜活生命要的是安居乐业,过“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即便是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也无法遮盖中国特色的贪腐、官员廉洁度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会缺乏诚信等负面形象。

因此,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某一处,只要前进不要倒退,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

资中筠:中国虚伪的社会主义

相当长时间以来,何谓“资本主义”国家,何谓“社会主义”国家,日益令我困惑。自今年2月起又有《炎黄春秋》载毕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谢韬老先生“论民主社会主义”一文,引起海内外沸沸扬扬,议论不断。赞同者评价甚高;那些攻击性的言论似曾相识,都是上纲上线,棍子在手,“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云云,而且都以正宗“科学社会主义”说事儿。似乎“科学”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我的困惑就更加驱之不散。余也愚钝,在理论上引经据典,推敲“提法”非所长,只能就自己经验、常识所及,就国内外实情,摆出问题以求教于识者。

据我理解,追根溯源,“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思潮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之际,是关注弱势群体,向着平等方向的诉求。在这一旗号下,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又形成各种流派,总之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竞争的一个对立面,在实践中有导致改良的,有导致颠覆和革命的。这是我粗浅的概括,当然是不严谨、不全面的,不过足以引出我的困惑。自1949年以来,我们从“天天讲”的“政治学习”中学到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比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有“无比优越性”,也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虚伪”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党“那一套”。优越性表现在:

1.用暴力革命推翻了旧政权,比任何改良都彻底。

2.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消灭了剥削。

3.实行计划经济,一切生产资料归“国有”(或曰“全民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者享受劳保,生、老、病、死都由“组织”包了,无后顾之忧,由于是为自己工作,因而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4.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拒腐蚀,永不沾”。所有职业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

5.一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利是图,取消了私有制,也就取消了利益驱动,以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从而造就摆脱了自私自利的社会主义新人。及至“文革”,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物质刺激,取消“八级工资制”,连老技术工人的相对高工资都成为“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6.国家是专政机器。社会主义国家由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后来改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实际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资本家有自由,劳动人民只有失业的自由。到“文革”发展到“在一切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

7.从“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1963-64《九评》之一),苏联的“榜样”从正面到反面。苏联“变修”表现在对内专政有所松动(解冻),许诺物质利益(土豆烧牛肉),对外与美国关系缓和,只有我们坚持“列宁主义”。据此掀起批判国内“三和一少”(“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少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路线。

对所谓“三和”需要略加说明:其一、苏共二十大提出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不排除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二,当时赫鲁晓夫还有自信(现在看来是盲目的),敢于提出与美国在“和平共处”中“和平竞赛”,比赛谁的制度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中共中央狠批“和平过渡”,强调武装斗争;反对“和平竞赛”的理由是:修正主义以追求物质生活来麻痹人民斗志,正好落入帝国主义圈套,它们就是用资产阶级生活来引诱、腐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我们不能跟着它跑。换言之,比物质,我们是比不过的,我们要比的是革命精神。

那一段中共在国际共运中舌战群雄的论战,不是本文的主题,姑不赘言。总之,由“赶超”,到放卫星到三年大饥荒,经过调整,刚开始吃饱饭,又害怕由“富”变“修”(其实离“富”还远着呢),经过几年“理论准备”,终于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指的是刘少奇,令全国乃至举世震惊。以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穷”成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终于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隐性的特权和腐败(那时的委婉语为“不正之风)丛生,在绝对平均的表面下,一切实际的机会和福利按权力等级分配。就以全民挨饿的那几年为例,传说领袖为之废肉食(多长时间不可考),黎民感动,但是在千万饿殍中有几个是“干部”?城乡比例多少?在城里得浮肿病的比例与级别成反比是事实,“穷”能实现平等吗?事实上出现的是权力成为变本加厉追逐的对象,因为生存状态从属于权力的大小,或赖权力的恩赐。国际上则大部分国家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被列入“帝、修、反”之列,“朋友”只剩下亚洲的柬埔寨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外加一系列自称“毛派”的革命小组织和政党。

现在重提这段历史是追忆当年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社会主义”走到了绝路。

俱往矣!那么今朝如何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有目共睹,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相对说来,思想政治环境也在曲折中走向一定程度的宽松。因开放而有了横向比较的条件:我们一律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以及被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前独联体成员外加东欧国家,都可以作为参照。

如果说资本主义片面追求效率,社会主义以“公平”自许,我国社会的“公平”特征如何表现呢?论结果的平等,不论是统计上的基尼系数和肉眼看得到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域差距,职业差距,等等,我们比哪个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更小?论机会平等,也就是“起跑线”问题,城里的民工子弟、乡村的“留守儿童”与那些从幼儿园就入各种高价“班”,或请私人家教的儿童,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吗?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是造就机会平等的最基本的条件,我国的义务教育能比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呢(指事实,不是指写在纸上的政策口号)?

关于“人权”,据说“四大自由”云云都属资产阶级,我们讲的是“生存权”。最振振有词的说法是: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1/4(一说1/5)的人口。撇开国家承认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不论,大批被拖欠工资的民工、矿难不断的矿区工人及其家属、被与官府勾结的开发商扫地出门的“拆迁户”、至今没有彻底查清的令人发指的黑砖窑事件中的奴隶工、因贫而以卖血为“致富”捷径从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及其遗孤……他们的生存权如何?媒体天天报道国民经济骄人的业绩,令国人自豪,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中国威胁论”。如何“威胁”呢?本人亲历一次国际研讨会,多数外国人都预言中国将坐到世界经济的“驾驶室”中(即成为领头者),本人力辩其非,说明中国自己还有很多困难。在私下交谈中,一位欧洲人说,中国企业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拖欠,我们如何竞争得过!说此话者大约属于“老板”一边的,他们是为短工时、高福利和“工人阶级力量大”(动不动就罢工、抗议、提条件)所苦,他说此话时全无恶意,倒有几分羡慕。“社会主义”云乎哉!

关于环保,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欧美和日本舆论大力关注环保问题,在经过筛选进入我国的有限信息中,这个问题占很大分量,我国媒体据此宣传资本主义之“腐朽没落”,领导人在见外宾时也谈这个问题。凡有洋人问及我国是否注意到污染问题,标准答案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以牟利为先而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不会有污染问题。曾几何时,蓝天、绿水、青山、星空,对许多人来说已成追忆,无净水可用的危机已非杞人忧天。其实就在嘲笑别人污染的年代,我们的问题早已悄悄出现,记得曾访问沈阳,向铁西区方向望去,天空一片黄锈色。只是当时“政治挂帅”,不肯承认那就是污染,同时又树立治污样板。那家“样板”工厂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使锅炉排白烟。这是供外宾参观的一个点。我对机械一窍不通,完全没有听懂当时技术工人所介绍的原理。外宾看过赞叹之余,不免要问,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能推广到邻近那么多黑烟滚滚的工厂呢?国营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不受制于利润的追求,考虑较长远的利益,为什么不纳入计划呢?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明白,其实那时污染问题根本不在视野之内。只是在尼克松访华后有限的开放形势下,为应付洋人,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做一些样子。实际就是那一家工厂也未过关,冒白烟的锅炉需要暂停生产,外宾走后再恢复生产,照常冒黑烟。

诚然,污染是工业化的产物,始作俑者是那些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浪费自然资源、污染环境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但是后来觉悟了,主要是在一些先驱人物的呼唤下广大群众觉悟了,进行规模浩大锲而不舍的斗争,遂有后来的治污成绩。以前不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破坏环境的速度的比例,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我国各级“社会主义”政府对关系百姓生存的严重污染问题的责任感和执法力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

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有若干领域是不能完全推向市场,以利润为驱动的,例如:教育、医疗、学术、社会保障、文物保护等等。而在我国这些领域,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市场化的程度,不必与欧洲国家比,比最讲自由市场的美国也远远超过。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被攻击为“劫贫济富”,其2006年用于社会保险的联邦预算占GDP的7%,其中医疗保险5%,(国防预算占4.5%)。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大部分是个人或所在公司向保险公司购买,以及各州政府补贴。联邦政府的拨款是补其不足部分,特别是医疗救助这一块——即65岁以上老人全部免费医疗以及低收入者(买不起保险)的补贴。至于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国家,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府负担的部分就更大了。(至于现在出现过于平均、政府负担过大等问题,难以为继,也可以说是过度“社会主义化”,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当前的种种问题的由来,有来自两方面的说法都不能令我信服:一说归罪于改革,认为过去实行“社会主义”时期,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去如何陷入绝境,已如前述。我感到持此类论点的如果是未及亲历那个年月的中青年,则是属于无知和少不更事,或受某些隔岸观火的洋人的标新立异之说的影响,或者是只以当时信息极端封闭下的官方书面文字为凭,而无视事实。例如看到1958年“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文本就根据自己主观臆想大做文章,肯定“大跃进”。殊不知写在纸上的与实践的相去甚远,其实关于“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恶果的资料也比比皆是,还有众所周知的彭德怀冤案,却都摒弃在立论的依据之外,竟成一家言。这也不能深责,因为在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教育中对于刚过去的那一段真相始终讳莫如深,歌颂至少比揭露之少犯禁,由无知导向偏见是很自然的。若是年龄足以成为过来人的老人,如此健忘,那么我不免猜测他们当时至少处于某种权势阶层,享受一定特权,或者囿于某种僵化的教条,执着不化,无视活生生的现实。例如有人认为“国营”或“公有”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都源于“私有化”。这就回到了老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拥有这些企业?他们是一群完全超脱于私利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不由得想起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多年以前,我因扁桃腺经常发炎,不堪其苦,医生建议我动手术割掉。我问:听说扁桃腺有挡住细菌的作用,割掉后是否更易生病?医生说,这就好比看大门的警卫,本来应该抵挡坏人,但是他变质了,反而勾结坏人进行破坏,那就必须去掉了。我不是把国营企业的负责人比作化脓的扁桃腺,而是既然不存在完全无私的“由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作为一种机制,行政垄断与大财团垄断究竟有何区别?就以平头百姓深以为苦的房价和通讯费用来说,不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么?现在常笼统说“房地产开发商”,暴力拆迁事件都是开发商之过。其实“房产”可以是私营,而“地产”是国有的,没有地,如何盖房?要知道我国是少数世界上土地完全国有的国家,掌握地产的政府或“公家”,为什么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民生问题呢?又如通信的垄断权也是“公有”的,这方面近来已有许多精辟的分析文章,归根结底,部门、集团以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既得利益是实,“全民利益”是虚,除非取消垄断的权力,前者不会让位于后者。我们今天作为消费者如果还享受日常生活中一定的方便和丰裕,恰恰是由于在这些领域内民营经济发展,引入了竞争机制之故。

另一方面的说法是“初级阶段”论:说是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比,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待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问题就会解决。不少论者举出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均收入达到某个数字时,腐败最厉害,以后逐步改善,人民福利亦然。也就是“腐败无害论”,(以前此说也用于污染,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污染到了这个地步,这种公开的论调已难见天日了)。回到我的困惑: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必须与资本主义自发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残酷吗?人家一百年或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足以为我们借鉴,必须从头再走一遍吗?再者,引一句“最高指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任何腐败不会因经济发达了“自动”消灭。发达国家靠的是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强大的舆论监督、在结社自由基础上的劳工和各行各业有组织的长期斗争、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健全的法治体制下的立法和执法,经过全社会艰难的、锲而不舍的斗争,才遏制了权力和金钱的腐败。但也没有根治,还是在“魔”与“道”的消长斗争之中。如果这些民众的权利和监督、制衡权力的机制都被冠以“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如何反腐?依靠一个党的集权,自上而下的打击是否更有效?究竟是市场还是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之源?是权威机构自上而下的查处还是全民的监督和揭发更有效?诸如黑砖窑事件、频发惊人的矿难等等,都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都是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的,与政府、“公家”、体制无关?

再说教育、医疗。如果考察一下历史,欧美国家义务教育几乎与“初级阶段”同步开始,然后逐步加长学龄年限。初级教育基本上是各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果说我国“初级阶段”财政不敷,那么每一个县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钱(还不算在饭馆白吃不给钱的)有多少?自县政府以下公务小汽车和办公大楼是“初级阶段”水平吗?似乎还很少见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关于医疗,我们的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质量和覆盖面当然不能与发达国家比。但是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高官与一般平民的比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有我们这样向高官倾斜?“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
那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科学”比“民主”优越性在哪里?上世纪80年代就听说有一位居高位的老革命访问瑞典后叹曰:我们想要做的,他们都做到了,只要换成共产党领导就差不多了。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主要在于是什么党领导?谁(who)做比做什么(what)更重要?余惑之焉。所以,我对各种“提法”和口号只能听其言而观其行,从常识和现实出发,只对“问题”感兴趣,对“主义”只好敬谢不敏了。

资中筠: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

中美两国开始直接、正面打交道应从19 世纪末,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算起。在两国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百年来中美关系的文化层面比之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其独特之处,并有规律可寻,值得作一番探讨。

一、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

( 一) 美国方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德(Michael Hunt )在《意识形 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概括美国进入20 世纪时有三种传统思想对它的外交政策起主要作用。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简述,就是大国意识、种族的等级观念和 害怕革命〔1 〕。这一概括十分精辟,而且与中国的思想传统及其在20 世纪的演变相对应也很能说明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所以关于美国与中国交往中的思想就姑且借用这几条线为纲进行探讨,不过对它的阐述和发挥是作者本人的。

1 大国意识,也可直接称之为大国主义。这可以说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意识。它植根于美国独立的思想先驱中,早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由于美国的立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方式,它的大国意识也有与其他大国不同的特点,并不单纯是由于它大而富强(事实上它立国之初既不大,也算不得富强):首先,它一开始就与思想扩张相联系。以潘恩(ThomasPaine)为代表的为美国独立提供理论根据的一批思想家都是来自欧洲,同时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和加尔文教派思想。他们认为欧洲正在没落,无法实现其理想,于是漂洋过海到这新大陆来付诸实现。对于大批劳动者来说,这里是垦荒、淘金、筚路蓝缕发家致富的新天地;而对于其思想精英来说,这正是按照他们从旧大陆继承下来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标准建立理想国的场地。由于这片北美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由于这些移民幸运的历史机遇,二者都进展得很顺利,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这样,“美国人”自其诞生以来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是被挑选来在地上实现某种天定的使命的,这也正是加尔文教义的精髓。其次,这种大国梦是循序渐进,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步推进的。从1776 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宣言开始到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在大陆的扩张,确立了本土48 州的统一联邦(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于1959 年正式成为第49 与第50 州),然后逐步向海外延伸。除对菲律宾外,主要不是领土的占领,而是经济利益与思想影响或交替或同步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与能力适时地配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并不费很大力气。第三,从美国独立到19 世纪末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它的确代表了当时最富朝气的先进制度和迅速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这一点,当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家都是承认的。于是,充满自信的美国人环顾全球,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舍我其谁?原来的自命天之骄子和以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进一步找到了现实的依据。

2 种族等级观念。笼统地说,就是白人至上主义。不过在美国,这还不够,而是盎格鲁- 撒克逊至上。其他的民族依次分为等级。早期的自由战士们,尽管倡导天赋人权,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同种族应享有的人权却远不是平等的,因此才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印地安人赶尽杀绝,把黑人当做奴隶。即使在白人中,拉丁裔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人在早期也是比盎格鲁- 撒克逊次一等,犹太人又次之,再下来就是黄种的亚洲人了。19 世纪70 、80 年代的排华运动(稍后也包括日裔移民)有经济原因,而更深层的还是种族歧视。在本国如此,同样的观念必然也渗透在对外关系中。这当然不是美国所特有,而是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继承来的。约翰. 米勒(John S. Mill) 在1859 年出版的《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中对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作了精辟的阐述,不过他在绪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智能已经成熟,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未成年人不在此例。基于同样理由,“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进而明确说:“对待野蛮人,专制制度是一种正当的统治方式,只要其目的是改进他们的境遇”〔2 〕。欧洲列强掠夺和征服殖民地都是以种族的优劣为依据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之处是除了武力征服外,更强调思想影响,改造和教化落后民族是它的“天命”的一部分。中国和日本在它心目中略高于其他有色人种是因为有希望加以改造。到19 世纪末,日本向西方学习最有成绩,被认为是“好学生”,而中国则是“可教育好的”民族。这种观念随着历史的推移当然有所变化,但是仍时隐时显地存在。迟至二战后期,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设想过建立以“英语民主国家”(也就是英、美)为核心的保卫和平的体制。直到今天,美国尽管以多种族、多元化自诩,但还有所谓“WASP ( 白种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徒) ”为美国人的中坚之说,他们仍代表美国的主流文化。在观念上,现在犹太人和其他欧洲裔人已汇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其他民族情况就比较复杂。

3 、对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的保留。人们常有疑惑,美国既然是以独立战争起家,又以推行民主自由为己任,那么为什么对于别国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的革命总是采取保守的态度呢?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法国革命。中国的历史学界习惯于把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并提为“资产阶级革命”。诚然,就其启蒙思想和最后建立的共和制度而言,是有共同之处,但是革命的过程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可以说是道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的,与英国之争主要是贸易、税收之争。新大陆的殖民者所要求的是摆脱母国所加予的经济负担,放手发展自己的家业。当时在本土尚无明显的阶级分野。而法国革命已有“第三等级”,包括“无套裤汉”参加,在反对王朝专政的同时也包括社会改革、经济平等的要求。所以尽管思想体系相同,而且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得到过法国人的大力帮助,他们在一开始对法国人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表示支持后,随即被那急风骤雨的形式,自下而上的群氓街头暴力吓住了,这远远超过了美国人能接受的程度。(这里只谈思想层面的问题,不涉及诸如对英、法两国外交的考虑,以及麦迪逊和杰佛逊之间的差异等等。)19 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多处对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国情的不同作过详细的对比。其中说:“法兰西的民主在前进中或是阻力重重,或是缺乏支持,因此所到之处障碍都被推翻,不能摧毁的则摇撼之……它不断行进在混乱和激烈斗争中”,而美国革命则好像是自然发生的,简单而顺利,“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经过革命就实现了我们经过民主革命得到的成果”。“没经过斗争、没经过艰苦的考验,通过默契,通过某种普遍的共识,美洲就有了这样一个共和国”。〔3 〕

到19 世纪中叶,欧洲发生几次革命浪潮,而且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直到马克思主义。此时的美国形势却大不相同:上层的主要需要是巩固并发展现有秩序;对于下层人民,虽然贫富悬殊日益明显,但是有“新边疆”可以不断开拓,地理的和社会的流动性都很大。假如说欧洲的小资产阶级常感到有沦为无产者的危险,那么美国的无产者却还有上升为有产者的希望,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美洲没有成长的土壤。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阶级矛盾也日益明显,特别是经过90 年代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尖锐化,主导社会的精英就更倾向于改良而害怕国外的革命影响到本国的稳定和秩序。特别是美国已开始有了海外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当别国发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运动,到“动真格的”,特别是暴力革命时,美国就本能地持消极或反对态度了。

( 二) 中国方面

1 天朝大国思想。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不但此也,几千年来原只有一统天下的概念,华夏中心,四方夷狄,在此之外还有什么就很模糊了。文化优越感更是无与伦比,只闻以夏化夷,从不闻以夷化夏。在这点上与美国异曲同工。但是这一大国意识遭受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命运,其发展的轨迹也就迥然不同。最本质的是美国是在国力不断上升中实现其大国梦,而中国是在国力一落千丈中体验了大国梦的破灭,而且这破灭来得这样突然,这样猛烈,这样惨痛。在几度挣扎和失败之后,到世纪之交,有思想的中国人已放弃了恢复旧日王朝的辉煌的梦想,而是从革旧布新,急起直追中找出路。心情是复杂的:怀旧与图变,自尊与自卑,承认贫弱落后而又不甘心,对西方的钦羡与抵制交织在一起。当然,在不同的人、不同阶层中情况各异,因而出现了各种思潮派别。不过总的说来,在对外交往中主要的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事实上,从那时以来,在与大国、强国打交道中,对方是否以平等待我,实际上包含着是否以大国待我,始终是中国人非常敏感的问题。

2 种族优越感和自卑感。这是与大国意识一脉相承的。中国人以汉族为中心的种族优越感从历史上说,比盎格鲁- 撒克逊在美国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其特点更侧重文化方面。多少次,“夷狄”能以武力征服汉民族,乃至入主中原,但是终于在文化上为汉民族所同化,满清也不例外。于是,最初与“红毛”外夷相遇,以为也不过如此,谁知碰了大钉子。在文化上也颠倒过来了,郭嵩焘到了欧洲,发现“巴比尔里安(babarian )”一字“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而此时欧人“视中国亦犹(中国)三代盛时之夷狄也”〔4 〕,这个冲击非同小可。其后一段时间里,汉满之争曾一度突显,太平天国就是以排满为口号,孙中山初期也提出过“驱逐鞑虏”,好像中国就是让满人给搞糟了,不过很快觉悟过来,改为“五族共和”,“打倒列强”。总的说来,中国人反帝是与反白人至上、反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黄种人的种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以白人为主的列强冲击下一起被激发出来。这种意识在不同时候,不同人中间有时表现为自卑感,恨不生为白皮肤,甚至审美观念都受影响;有时又表现为强烈的逆反心理,对被歧视特别敏感。对其他有色人种则心情复杂,既同情,又傲视,生怕沦为同他们一样的殖民地和奴隶。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觉悟(孙中山只提到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直至今天,在有的爱国歌曲中还要把“黄皮肤、黑眼睛”突出出来,正是这种复杂心理的表现。

3 改革与革命的要求。与美国正好相反,从19 世纪后半叶起,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大动荡、大变革,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其特点一是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思想影响;一是在形式上往往是急风骤雨的暴力斗争,即便是改良也免不了抛头颅、洒热血。在这点上中国的革命运动与法国革命倒更加接近。这是当时中国的处境决定的:在外部,列强逼迫之甚,国力差距之大,容不得好整以暇,按步就班地进行改革;在内部,社会矛盾之尖锐,保守势力之顽固,王朝统治之专制、昏庸,没有和平渐进的条件。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民主自由,而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这实际上代表了全民族的要求,高度概括的提法就是“反帝反封建”。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方面学习西方;在维护民族独立、民族利益方面反对西方,形成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改革者的矛盾的心态。历届统治者的态度常常与此相反,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列强面前软弱无力,甚至屈膝投降,而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却视为洪水猛兽,百般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由此而激发起的民众的改革要求威胁自己的统治。美国既积极致力于在中国扩大思想文化影响,又要维护在华既得利益,并且本能地不支持激进的革命运动,于是在行动上往往与它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则相矛盾。从上个世纪之交开始,当中美两国进一步直接、正面交往的时候,作用于双方交往中的思想就构成了这样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二、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

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当然最早是从欧洲开始,不过美国人来得也不晚,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19 世纪后半叶起,一个多世纪的中美交往中,比起其他的国家之间更多思想的撞击,更多感情色彩,充满了相互的希望与失望。

在对美国的期望上,历届中国政府与改革派或革命派又有所不同:后者是希望美国支持其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和行动;前者则主要是希望利用美国牵制当时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本文主题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外交问题不在讨论范围。

( 一)从20 世纪初到北伐成功美国对华主要起作用的是三种人: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另外还有难以归类的教育家、文化人、新闻记者、慈善家等等。他们各自立场和目标当然不尽相同,但是不论是出于实际考虑,还是理想信念,都有意无意地致力于改变或改造中国,在这方面最积极的当然是教会。到世纪之交,他们已经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从1830 年稗治文(Eliiaj Bridgeman )和雅稗礼(David Abeel )开始,美国传教士陆续来华。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又为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此美国教会积极进入中国。单纯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转而以办教育为重点。以后又有退还庚款余额办学之举。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和美国在华以各种形式办教育,像滚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关于美国在华教育事业已有多种著述,此处不再详述。〔5 〕此时美国的经济实力虽已发展到需要向太平洋方向扩张,但是还不足以与先来中国的列强对抗,从它们手中抢夺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在原则上反对,实际上承认列强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只不过要求不受歧视,这就是“利益均沾”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在日俄战争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美国并不能坚持,而是节节退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与前面阐述的美国思想传统完全符合,而变化中的中国正好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在中国方面,那是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瞬息万变。各种势力都曾对美国寄予希望,但是美国的态度总是令民主派失望。在北伐以前中国南北政权对立时期,一方面,美国政府承认比较保守的北洋政府;另一方面,各种教会、基金会、民间组织在中国积极开展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发达,再加以日益增加的归国留学生的作用,西方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由此进一步激发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觉悟,付诸行动,却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反对甚至镇压。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外思想中实际利益与理想原则的矛盾以及美国对中国的主观意图与中国的客观现实的矛盾。

兹举重大事件为例如下:——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结束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无可否认地受到美国的制度和思想的影响。1901 年由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国民报》就曾全文译载美国《独立宣言》  〔6 〕。孙中山1904 年用英文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要以美国革命为楷模,他写道:“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今译拉法叶特。——本文作者注)。”〔7 〕但是美国却持消极反对的态度。首先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湖广铁路反对美资的护路运动,冲犯美利益。美希望清政府镇压,只因清政府已摇摇欲坠,才表面中立,要求南北议和,实际是维持清王朝。清王朝覆灭后,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美国又选择后者。一则是美国不了解、不信任孙中山,在华美国人少有说孙好话的;二则美国需要能稳定局势的“强人”保住其在华利益。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1915 年6 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Dr. Frank J. Goodnow )曾应袁之要求写过一份比较各国政体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根据中国的国情或许更适宜于君主立宪制,同时列出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不一定具备这些条件。这份报告被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利用,在其宣言中说美国大政治学家古博士也认为中国实行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古德诺为此专门公开辟谣,指责“筹安会”断章取义,并全文发表了他的报告。应该说,据此认定美国曾支持袁世凯称帝,是有欠公允的;但是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向国内的报告中确实过高估计了拥护帝制复辟的势力,认为袁政府能控制局面,反对他的运动成不了气候,广大人民对政府体制漠不关心,而各外国使领馆普遍的态度是只要不引起侵犯外国利益的革命动乱,“中国若能恢复其传统政府形式,那更好”。〔8 〕在孙中山主持广州政府时,因争取原应属于广州政府的关税余额与北洋政府发生争执,列强都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美国竟派军舰相威胁,使孙极为伤心。1923 年孙又发表《告美国人民书》,大意说:我们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之时,就以美国为鼓舞者和榜样,本来盼望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同我们一起战斗,然而来到的却是一个美国舰队司令率领军舰驶入我国领海,妄图消灭中国的共和国〔9 〕。孙中山晚年的联俄,除了其他诸多原因外,对美国的失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巴黎和会。威尔逊总统当选之后,以他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言论对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特别是一战以后他以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姿态出现。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原则在美国虽然没有通过,在中国却深得人心。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激进知识分子都对威尔逊总统十分推崇。陈在1918 年12 月《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紧要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10 〕一周后陈又发表题为《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和要求》一文,进一步以威尔逊关于“国联”的14 条和主张各国平等的演说为依据,主张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东洋各国代表应联合起来争取通过“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议案,反对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包括排斥移民,并以美国的制度为榜样,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11 〕。这种想法在当时中国朝野,有一定代表性。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洗雪《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之辱和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的主权,以为美国本着它所公开倡导的原则一定会予以支持,于是对美国的希望又油然而生。而结果,在巴黎和会上恰恰是威尔逊亲自指示美国代表团向日本让步出卖了中国的权益。这对中国当然是沉重打击,从而触发了“五四”运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再一次在中国人,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幻灭。这对促使大批青年思想左倾,放弃以西方民主为楷模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25 年的“五卅”惨案中美国的立场是和镇压群众的列强保持一致,并派出对付中国群众的登陆部队,其舰只数和军队人数都居第一。美国驻沪总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称中国学生被杀有理,国务院还予以发表,激起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强烈反响〔12 〕。在这一事件中,美国不但是作为外国侵犯了他国主权,而且在原则上违背它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这可以用两个理由来解释:(1) 在实际利益和道义原则之间总是依前者而决策;(2)种族等级的思想——美国人民应享受的权利不适用于中国人民。多数美国教会学校的行政当局也没有表现出对学生的民主和宽容,其中圣约翰大学卜舫济(Francis L.Pott)校长态度最强硬,以至发生了著名的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另外组建光华大学的事件。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广大人民反帝高潮中产生的,美国的态度更加强了当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加了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动力,并且使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有说服力。

( 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1926 年的北伐运动是一场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急风骤雨的革命风暴,在高潮中革命军对外国人有一些过激行动,引起恐惧,不过旋即得到纠正。美国先是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北京政府,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甚至考虑过派兵保护自己的利益,后在看到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尽量争取这场革命最少触动美国在华利益,设法在各派中寻找可以合作的“温和”派。此时,蒋介石很快掌握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并决心以联美为主要外交政策。美国终于确定了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而把蒋介石看作是它一直期待的“铁腕人物”,认为他既能统一中国,又能提供条件,使美国把推进在华思想影响和实际利益统一起来。可以说,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在中国各种派别中犹豫不定,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至此告一段落,开始了以后20 多年以支蒋为主线的政策。从思想层面上讲,这一政策基本符合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思路:在当时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蒋介石代表了温和的一派,可缓解美国对革命的疑虑;自从出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反共主义成为美利坚思想的一部分,蒋介石镇压中国共产党当然与之合拍;中华民国的基本建国理论和宣称的原则是以西方制度为蓝本,加以蒋与宋氏联姻和皈依基督教,更使美国产生可以按美国面貌改造中国的希望。尽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但因有“训政”期之说,仍留下“可教育好”的余地。直到1946 年司徒雷登任大使时还设想过以美国的“训政”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并要对国民党进行“教练(Coach )”〔13 〕。当然美蒋之间有矛盾、有斗争,美国支蒋的动机和程度也因形势而易。国民党人,包括蒋本人,原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美国有时给予一定的尊重或妥协。例如20 年代末国民政府实行的教育中国化政策,在华所有的美资学校,不论是否情愿,都做出了顺应潮流的改变;大约到1936 年左右蒋介石实行“新生活运动”时,是美国对中国期望最高的时候。至今不少美国人认为,如果不是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可望发展成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政府的政策前期观望,广大舆论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并对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日起一定作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政府为了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除物质上的援助外,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以取代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大力支持中国战后恢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的正当要求;并力主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以及安理会常务理事。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与道义原则相一致的时期。

到解放战争时期,蒋政权对美依赖日深,关系日益不平等。美国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也日益不满,一方面支蒋打内战,一方面不断压蒋实行民主改革,蒋对此则一贯强调中国国情不同,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这种关系延续到1949 年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从广义来说可以算到尼克松访华。蒋逃到台湾之后,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保护地,关系就更加不平等。这期间蒋顶住了美国压力,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分离台湾,保持了民族主义立场,但以反共需要为名没有进行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改革。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的保守派更同情蒋,而自由派对蒋多所批评,实际倾向于台独势力。这种关系自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有所改变。从总体而言,在对华关系中美国支持蒋政府时间最长,最为一贯,也最符合它的外交思想。至今,美国仍把台湾的经济发展看作接受美援成功“毕业”的典范,把现在台湾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在美国影响下“民主化”的成果。因此,撇开其他左右中美关系的因素不谈,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人的同情自然倾向于台湾方面,当前比在蒋家统治时期有过之无不及。

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的主流思想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在国、共之争中美国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支蒋反共,这点毋庸赘言。不过历史地看,也不完全如此,有过几次转折,而且美国政府政策与一般美国人的看法有时相符,有时相异。就广大的美国人而言,直到二战以前,对中国就知之甚少,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了。20 、30 年代有少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知识分子、记者到过解放区,对中共产生好感。他们写了一些报道,并未受到广大美国公众的注意。其中著名的当属斯诺(Edgar Snow) 的《西行漫记》。但是事实上这本书对美国人产生影响是以后的事,在当时远不如其中译本对国统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大。美国人对中共有所注意,并影响到决策层面,还是从抗日战争开始〔14 〕。

( 一)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所不满意于蒋介石的一是抗日不力,二是腐败无能;在这两点上中共提供了对立面。许多记者以及美军延安观察团到解放区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看到了新气象,他们的报道形成一种舆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应该国共双方都给,并对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反共多有指责。有的进而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中国将来的希望在共产党。持这种意见的在政府方面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谢伟思(John Service) 等,记者如白修德(Theodore White) 等为其代表。谢伟思等人并持中共是“土改分子”之说〔15 〕。罗斯福本人虽然最终迁就了蒋介石,但他并不强烈反共,对待国内左派人士也比较开明,其政府成员中也有美共或亲共人士。这当然与美、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国这一大形势是分不开的,大批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也起了一定作用。

中共方面对罗斯福也有好感,并且对美国国内的“民主派”能影响美国政策曾一度寄予希望,主要有两点:在战时美援也给予中共的抗日部队;在二战结束后,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影响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使共产党合法参政。所以对马歇尔调停开始时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欢迎,到后期则反是。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共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并不急于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46 年1 月底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曾向马歇尔传达毛泽东如下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国家。”周恩来接着加了一段插曲:“外面有谣言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毛主席听到后,觉得很好笑。他说笑地说,他现在身体既不顶好,倒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16 〕也许毛主席当时说这话有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完全言不由衷,因为在《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提到中国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至于“美国式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没有依据来揣测毛泽东当时是如何理解的,以及说此话时认真到什么程度,但至少没有像以后表现出那种强烈的反感。凡此种种,再加以中国革命明显的独立于苏联的道路,美国决策圈中有一部分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一直寄希望于中苏分裂,经常研究中共到底是“中”的成分多还是“共”的成分多。但是这只停留在内部研究,并没有表现在政策行动上,在实践中,中共所感受到的是自马歇尔调停后期开始,美国支蒋反共政策日益明确。可以说,中共对美国彻底失望是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时。从那以后,中共的对外宣传中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给予否定和批判。

( 二)冷战中的思想对峙美国则在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对在政策上能影响新中国暂时放弃了希望,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仍未放弃。艾奇逊在《中国白皮书》卷首的呈总统函中还提到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的再显身手”。这句话引起中共方面极大的注意和强烈反响,毛泽东在亲自撰写的批判文章中在“民主个人主义”后面加了“拥护者”或“分子”字样,这就意味着艾奇逊心目中有一批具体的人是美国的希望所在,《毛选》中称之为“社会基础”。这使得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得不纷纷表态,强烈批判艾奇逊的说法。〔17 〕紧接着,或者就是以此为契机,在高等院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

50 年代双方互为敌人,尖锐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松动余地。美国1950 年的NSC68 系列文件提出全面冷战的纲领,把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作为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对外“宣传教育”是冷战的工具,为之制订了详细的政策目标和操作内容,提出要“进行公开的心理战,以鼓励群众性的对苏联忠诚的叛变”,“在选定的有战略意义的卫星国中进行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以鼓动和鼓励动乱和造反”〔18 〕。还说“在苏联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是潜在的盟友,应该培育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希望”〔19 〕。美国这一名副其实的“思想颠覆”政策对东欧国家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例如“自由欧洲”电台在1956 年的波、匈事件中的活动等等。而中国的情况则别具特色。中共领导不一定具体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但是对于美国有“心理战”之说是知道的,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这种形势适足以推动中共在思想领域的政策更向左转,增加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1957 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出来。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分歧逐步公开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站在苏联的左边,指责苏联不再坚持马列主义,反帝不力,不支持革命,终至认为苏联已走上“修正主义”道路。1957 年杜勒斯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了苏联发生的变化,说预期苏联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演进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还说“如果他(赫鲁晓夫)继续有孩子,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20 〕这段话在中国被概括为美帝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反复在宣传中出现,几乎家喻户晓。60 年代初,中共中央发表“九评”公开全面批评苏共,并提出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二十五条”行动纲领。对内则强调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提出在思想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达到登峰造极。对此,美国在60 年代的反应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方面,对苏联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解冻”以及否定斯大林的作法当然欢迎,并把中国看作更为僵化,更为危险。但是在民间,特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由反越战和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发展出反对美国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潮,从而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始发生兴趣并产生好感,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加以理想化。当然随着对中国情况进一步的了解,以及后来中国自己对“文革”的否定,这种向往幻灭了。但是从那时开始的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热潮和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后来推动美国与中国建交以及此后的中美关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三)70 至80 年代尼克松决定打开与中国关系主要是从战略角度,也就是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暂时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但是自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否定了过去许多极左的说法、做法,确实在思想领域内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而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僵化得多,于是中、苏易位,轮到苏联批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变化一片欢欣鼓舞,按照美国的理想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想法重又升起,有些人还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中国方面,在备尝闭关锁国之害之后,又一次发现自己落后许多,痛感需要急起直追,学习西方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美国又成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在人际关系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源远流长,断绝了几十年后很快又都接上了——家庭、亲友、师生,以及几代留学生的桥梁等等,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影响确实迅速扩大。对待这一现象的态度,在中国人中产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十分向往,并且经常以对中国现状的不满与之相对照;一部分老革命与传统思想较浓的知识分子则对此感到不适应,抵制西方思想侵蚀的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思想教育的一个内容,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思想影响。撇开政治以及其他因素不谈,就思想领域而言,美国要影响中国的欲望、中国一部分人对美国的钦羡,同中国官方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侵蚀的疑虑和抵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到1989 年表现为意想不到的激烈冲突。

( 四)90 年代1989 年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波之后,在思想层面上,中美关系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美国人原以为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反共的里根总统在1984 年访华后的一次演讲中称中国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以示区别于苏联,作为他采取对华较友好的态度的依据,是很说明问题的),这回大失所望,广大舆论反应空前激烈,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发生180 度大转变。加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都当作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从那时起,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易位,中国在美国公众和传媒报道中总是“坏人”角色。美国的“人权外交”就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以及西方舆论对中国又有变化,从认为或预期中国现政权即将垮台到夸大中国国力的增长,并对中国的意图产生疑虑,于是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在中国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在外交上一直强调淡化意识形态,就在1989 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仍多次表明国家关系不受政治制度异同的影响。但是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攻势下,对于美国在思想上企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看法重又燃起。这必然反映到国内的思想文化政策上。但与80 年代不同的是,中国青年对美国的心态已大不相同。在知识精英中对美国的钦羡减少,批评意见增加。尽管许多人对本国情况并不满意,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向往美国。一方面,这是由于了解多了,能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正是健康、正常的表现;另一方面,无可否认地与近年来两国经常发生摩擦有关。中国人有一种不公平感,在观念上与美国人距离很大。形象地说,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是刚刚开始直起一点腰来,压抑了一百多年的民族愿望尚待实现,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人已经在担心中国长得太高了;中国人在认识到全球化的趋势的同时,认为保卫主权仍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而美国和西方已在谈论“主权过时论”。尽管与前期相比中国青年一代可能较多实际利益的追求而较少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言,国家富强仍是共同的、深切的愿望。这种愿望对中国人说来刚刚有希望实现但是离目标还远,而美国的舆论已经在谈论“中国威胁”以及如何限制中国。在这方面,在中美矛盾中大多数中国人与政府认同。可能令美国人不解的是这种情况部分的是由于过去几年来美国人以在中国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当然以上的概述只是作者的观察和感受,没有,也不可能就此事进行广泛的、社会科学的调查。

纵观百年来的历史,美国外交中的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一贯的,可能因现实利益的考虑而暂时淡化,但是不可能放弃。美国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声明中一贯包含在其国界以外推行民主、人权原则的内容,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主要受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表现出来的是对不同的国家双重或多重标准,有时往往与极为专制的政权结好。在诸多与西方思想体系不同或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共产主义是最大对立面,也就是说,在美国外交中完全抹去反共因素不大可能,也不可能放弃干涉别国事务。百年来,美国人在与中国打交道中总是有一种要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冲动,也就总免不了在期望与失望之间摇摆。中国方面百年来尽管政权性质有极大变化,但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思想影响的态度也有一贯之处:对爱国知识分子来说,它的民主制度以及较为先进的社会组织等等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更不用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了;而它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和强权政治又有伤民族自尊心,有时包括危害实际的民族利益,引起反感;在政府方面,有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以及实际的经济建设中对美国有一定的需要,但是往往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视为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威胁,特别是美国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的舆论和干涉内政的种种举措更引起警惕和防范,有时影响到正常的文化交流。所以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上有许多外加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另外,这方面的相互影响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美国总是出超而中国总是入超,或者说,美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下去。中美关系健康的发展有赖于明智地、恰当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陈乐民资中筠看的是欧美,想的是中国

● 他读过四个大学,她读过两个大学,都曾沐浴清华园一代学风。
● 他和她从事外事工作多年,在维也纳共患难而相爱。
● 他研究欧洲,她研究美国,都致力中西历史文化的探索。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系列】
清晨先见到资中筠,原来陈乐民一早又上医院了。资中筠娓娓地回忆了清华园愉快的生活后,陈乐民才回来,略显疲倦,所以说得不多。陈乐民患有尿毒症,完全要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每个星期有三天要在医院里。他开玩笑说:“我的有效生命还剩下一半。星期一三五基本上干不了任何事情。”
墙上挂着陈乐民的书法,气韵清雅。空闲时,他会写书法,画国画,生病后手扎了针,有些影响。当年他在书画上练过童子功,后来忙于“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不大专注于书画丹青了。在维也纳的顶头上司李一氓对他教益良多:“氓公兼通中西学问,雅好诗词,写得一手熔篆隶于一炉的‘李体字’,又是古文物收藏鉴赏家。我生性喜爱文墨,与这样的领导人相处、追随左右,那种徜徉文事的氛围,自然如鱼得水,大大抵消了日常工作的枯燥乏味。”
房中还摆着资中筠的钢琴。她在高中毕业时开过一个独奏音乐会。进入清华园后,学校的音乐团体就来找她,大学生活是宿舍、图书馆、音乐室三点。有趣的是,在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工作的那几年,由于严守组织纪律,她很少沉浸在音乐世界里。半个世纪后旧地重游,目睹维也纳人古典音乐的普及程度,她有感而发:“从历史纵向而言,人家虽历经战乱,但没有经历过文化断裂。我国现在把‘高雅’、‘古典’与‘通俗’截然分开,并把前者与‘贵族’相联系,而所谓‘贵族’,其实就是昂贵的价格,为少数钱包鼓胀的人所享用,并不等同于文化意义上的‘贵族’。西方精致的文化开始也在宫廷和王公贵族的沙龙中传播,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日益普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精致高雅的文化也就渗入百姓中。”
陈乐民和资中筠都钟爱读书。从他们的回忆中,我发现,早年两人各有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泡在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资中筠感慨:“那时候泡图书馆太方便了,而且管理员态度好得不得了,很在行,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一下子就能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对图书馆还有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离图书馆太远,去不了,而且进去之后,手续太麻烦了。”
赶上清华的学术繁荣期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父亲资耀华为著名金融家。资中筠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英语专业。陈乐民1930年生于北京,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后休学,1950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法语专业,1952年院系调整后从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北京大学毕业。
南方都市报:你的父亲资耀华是金融家,著有《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
资中筠:我父亲原来是公费留日的,1900年生的,17岁出去,在日本差不多呆了十年,上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回国后发表一些在当时比较新的文章,被陈光甫看中了,陈光甫正在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私营银行,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找到我父亲,先让他做调研部主任。陈光甫是英美派,大概觉得日本留学的资历还不够,就把他派到美国著名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念了两年硕士班,然后到美国银行去跟班学习,再到英国去考察。回来以后,陈光甫就让他到天津去开分行。所以我们全家从此就在天津。我小时候在天津上过一个学校叫耀华学校,刚巧跟我父亲的名字一样,只是巧合。这个学校非常好。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英文念得好吗?
资中筠:念得不好。抗战的时候,我们在英租界,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势力就进来了,学校里逼着非得念日文,基本上不念英文了。但是大家都对日文反感,不愿意念,总之我们念了五年日文,现在我只记得字母。(笑)那时候是这样,谁要是把日文念好,谁都看不起他。日文没有学好,英文底子也没有打好。抗战胜利的时候,正好是我从高一到高二的那年暑假,还有两年要考大学了,我们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就拼命补,高二高三在课外我也请老师补英文。我的数学特别好,国文底子也还好,就是英文差。
那时候我们考大学也是特别难的,特别是国立名牌大学。第一年我没有考上清华,所以上了燕京大学。那时候考大学是错开的,可以考好多学校。我脑子里就想着上清华,当时西南联大三校联合招生。复员后的1946年、1947年这两年特别难考,因为原来只在内地招生,这时是全国招生,而规模没有扩大。国立大学是不用学费的,燕京大学的学费比较高,当然也有奖学金。
南方都市报: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以后,怎么去考了清华大学?
资中筠:上了燕京大学以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小,而且比较晚熟,不大善于交际。我还是不甘心,第二年还是下决心要上清华,就去考转学,就是上了一年级以后,可以考清华的二年级。但是有一点,你要考清华的转学,就必须从燕京退学,才能拿到学历证明去报考,不能给自己留后路,不能脚踏两只船。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退学了。那时候我在燕京成绩非常好,下学期可以得奖学金,免学费了。但是我不管,我去退学,学校教务处的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一再警告我:这样你就回不来了。我不知道哪里来那么一股劲,非要退不可。但是退了以后,我没有把握,万一真的考不上,我就什么学校也没有了。考完清华以后,我舅舅在上海,我又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结果那一年我三个学校都考上了。我就赶快回去上清华了。
那一年暑假,我家在天津,可是我没有回家,住在北京的一个亲戚家,每天跑北平图书馆,那时候北图在文津街,借书特别方便。我中午就买一个烧饼,一整天就在里面读书,一个暑假就在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那些东西。那个暑假特别享受!
南方都市报: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哪些老师?
资中筠:我去的时候,系主任是陈福田,他在清华不算是名教授。我上课上得比较多的,一个是温德,这个美国人在中国教了三四十年的书,最后是103岁在北大去世的,他有好几代学生,从季羡林到我都是他的学生(笑)。我跟他上的是莎士比亚、英诗、散文。另外一个上得比较多的老师是钱锺书,他1950年从英国回来,我是三年级,他开西洋文学史,讲得非常好。后来他是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杨绛教我们英国小说。我们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Young(杨)lady”(笑)。他们夫妇其实只在清华教了一年多的课,正好是我赶上了。
那时候的先生上课都非常有意思。首先他们不用讲义,开口就讲。我们就拼命记笔记,谁的笔记记得好的话,考试的时候就好一点。老师告诉你一些参考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借来看,但是他的那种讲法就有一种吸引力让你借这些书看。而且到图书馆借书也非常方便,只要老师提到的书,都是有好多本的。我之所以非要上清华不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华的图书馆特棒。我在清华的时候就天天泡图书馆。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还有教世界通史的雷海宗。
南方都市报:人家说他是“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资中筠:应该是这样。那时候老实讲,都是名教授,我当时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雷海宗脑子里有很多年代,在黑板上写西方历史多少年,相当于中国历史多少年,他老是这么讲,具体内容我忘了,但是记住了世界史上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史上的什么时候。他真是学问如海,原来是开中国通史的,我听的是世界通史,那时候就拼命记笔记,可惜我那些笔记现在全丢了。我是善于记笔记的,考试的时候同学都向我借笔记。
南方都市报:同学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
资中筠:1949年以后,走了一批同学,去参加南下工作团,我们班上原来有30几个同学,走了一半。班就小了,大家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班上女同学多于男同学,同班的冯钟璞(即宗璞)跟我特别要好,我们到现在也是最要好的朋友。前年我写过一篇《高山流水半世谊——我与宗璞》,发表在《钟山》杂志。
还有比我高一班的是英若诚,他英文好得不得了,因为他从小就上美国学校。他喜欢戏剧,那些必修课,他选了就跑了,只要到考试的时候去应付一下,那时候学校特别的松。所以他所有的时间都在选戏剧课,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那时候外文系里专门有开戏剧课的。他一直都是到处晃悠,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听戏剧课。他后来的夫人吴世良跟他同班,跟我们一起住在女生宿舍,他一天到晚来找她,所以我们印象深刻。(笑)
南方都市报:你在清华大学的时候,认识陈乐民先生吗?
资中筠:没有。他也读清华,可是他进清华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因为他比我低两班。我是1951年毕业的,他是1953年毕业的,还算北大毕业的。因为他是法文专业,我是英文专业。我们很晚以后才认识。
南方都市报:陈先生上了四个大学,哪个给你印象深一点?
陈乐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清华大学,虽然我没能在清华大学毕业,当时院系调整把文学院调到北大去了,当时我正在外面工作,回来时,清华文学院已经并到北大。从时间来讲,我是在清华的时间长一些,另外还是赶上一点清华在学术比较繁荣的时候。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听说同一辈的人在四年间读了四个大学的?
陈乐民:读了两个大学的倒有,读四个大学的没听说。(笑)
资中筠:不过,我觉得赶上抗日战争的时期,到处读来读去的人很多。
陈乐民:我这个不是战争影响,是解放战争以后了。
南方都市报:资老师说在清华的时候不知道你,你知道她吗?
陈乐民:我也不知道,她比我高两班。我上燕京大学的时候身体不太好,耽误了一年。
南方都市报:清华大学的学术气氛对你影响很深?
陈乐民:当时清华的学术气氛很好,只要你进到清华园去,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地方是学术大师云集的地方。如果不是院系调整,如果不是给知识分子那么多的打击,你就会感觉清华园这个地方是那么的和谐,大师云集。但是我进去以后,赶上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比如说,我进去没有多久,就赶上知识分子学习改造教育,你看杨绛写的《洗澡》,就是那个背景。这些老先生上台去做检讨,把自己骂一通,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这是清华,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这么一批老教授。后来院系调整,把这些老先生都打得七零八落。
南方都市报:现在看来,院系调整对当时中国高校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资中筠:非常大,破坏性极大。而且每一个大学的传统都给打断了,重要的是把文科打断了。它是大力地发展工科,比如把清华的文科并到北大,各个大学的文科都并到北大,并不是说北大文科就壮大起来了,而是整个萎缩了。
陈乐民:不仅把清华大学的文科打掉了,同时把清华大学文科对理科和工科的影响也给打掉了。过去清华大学理工科的老先生都有文科的基础,以后把文科一弄掉,清华大学变成一个纯粹的工科学校。
资中筠:当时的理念是连理科都不要了,跟工科分开,学苏联的那种,而且高度实用主义。
陈乐民:解放以后,这是对中国的教育第一次大破坏。
南方都市报:对你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陈乐民:我那时候临时调出去工作,等毕业的时候我回到清华去,清华大学说:你已经不在清华了,你到了北大了。我的同学已经把我的铺盖拿到北大。我到北大去,没有怎么上课,就毕业了,我也没有毕业考试,但是给了我文凭。
在维也纳的爱情
1951年,资中筠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1953年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这一年,陈乐民毕业,也分配到这里。1955年,陈乐民被派到维也纳工作,一年后,资中筠也被派去,不久两人相爱,1957年7月结婚。
南方都市报:毕业后工作没多久,“三反五反”时资老师家就受到了冲击?
资中筠:那时候我跟宗璞一起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局,跟专业对口,但是报到的时候被宗教事务局留下了,他们说需要外文人才。我们不高兴,当然也没有办法,那时候得服从分配。后来我不太安心工作吧,还被批评了。“三反五反”了,我就开始挨整。原来我已经入团了,并且要求进步了,希望将来能够入党,因为我们这些人叫做“历史清白”,解放以前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我父亲被认为是“进步民主人士”。忽然一个“三反五反”,他们都有问题了,都停职反省了,而且天津报纸头版头条登出来,说他是“大奸商”。然后我们单位就开始动员我划清界限,从那开始,我就老检讨,老得跟家庭划清界限,老得改造,没完没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跟家里就比较疏远了。当然后来运动过去以后,对我父亲做了结论,叫“完全守法户”。我们全家就从天津调到北京来了。私营银行没有了,我父亲的职务就变成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一直到他去世。从此,他就不怎么说话了。但是我老有个家庭包袱了,我在单位里,平常需要业务的时候,总是用我,一有运动,一讲阶级斗争我总是有出身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
资中筠:1953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他那一年毕业分配过来。但是我那时候对他没印象。我们开始熟起来是都被派到维也纳。他1955年去,我1956年去。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维也纳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资中筠:没事的时候就出刊物,每个礼拜都得开书记处的会议,我们做翻译。工作语言是法文,也是整个机构的共同语言。世界和平理事会有各种各样的会,每次开会之前要准备好多好多材料,整天就干这个。现在回过头看,都是配合苏联的外交,凡是苏联要跟美国谈判,就要制造舆论,召开和平理事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其实那些决议都是支持苏联的观点。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中国的书记是李一氓,当然底下就需要有翻译兼秘书,陈乐民先调去了。1956年我临时出国开会,完全不知道要长期留下来。我们到瑞典去开会,那时候去的西方国家只能是瑞典,因为瑞典是中立的,而且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随代表团去那儿开会,忽然就通知我不要回国了,到维也纳去吧。我还记得到维也纳去,就是陈乐民来机场接我的。我就在那儿住了三年。
那个地方圈子很小的,中国人只有几个。没有建交,所以没有使馆,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李一氓和他夫人,陈乐民和我,再加上一个厨师。李一氓是四川人,他是美食家,专门从四川调了一个厨师,所以我们那几年吃饭特别吃得好。
南方都市报:后来变成两家子加上一个厨师了。
资中筠: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不方便,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纪律得两个人出去,不能一个人出去,必须二人同行,因为怕被绑架或自己跑了,所以在这种纪律之下,我只能跟陈乐民同行。我不能说要出去买东西,让李一氓夫人陪我去吧。他们是大领导,我们是普通工作人员,就只能在一块了。
南方都市报:第一次见资老师的印象还记得吗?
陈乐民:第一次见她,我们在工作里,我是在“联络部”一科,她是在三科吧。
资中筠:不记得了,反正不在一个科。
陈乐民:毫无印象,我们是同事关系。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就自然而然地恋爱了。(大笑)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
资中筠:1956年碰上一个共患难的事情,就是匈牙利事件。这一年,匈牙利发生一个大游行,反对苏联。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右?跟匈牙利事件的刺激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有一股自由化的浪潮,反对原来的思想禁锢,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群众游行。
那时候正好是李一氓回国了,决定不再调他回来了,但是新的领导没有来,结果剩下我们俩了,加上一个厨师。那时候是没有使馆的,我们很难及时直接地接到国内的指示,要得到指示,得从维也纳到捷克的使馆,当然很近了,坐火车去,陈乐民去跑的。当时很年轻,一点经验都没有,忽然一下没领导了,碰上匈牙利事件。那时候不是苏占区了,整个奥地利统一以后,奥地利政府可以对它所有的区域都实行主权了。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所以奥地利政府就把书记处封了。那时候我们特别紧张,又没领导,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赶快看看什么是内部资料,烧掉。那时候国内的指示是紧跟老大哥,就跟苏联的书记,等于接受苏联的书记的领导。
我想,我们的关系是经过这个事情密切起来的,有点共患难的感觉。也许看小说看多了,我们还想着,说不定就会被抓去坐牢了,帝国主义把你关起来了。(笑)后来把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赶走了,赶到了芬兰,因为那时候的苏联对芬兰影响较大。而那时候领导还没有来,就我们跑那儿去了,空了三个月没有领导。匈牙利事件之后,我就觉得关系更进一步了,因为共患难了。
陈乐民:那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是一种神圣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二十多岁,住宅又被封了,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那一年真是一种缘分,有一点觉得……
资中筠:担负了很重要的历史使命的感觉!(陈乐民大笑)我们两个年轻人都是不党员,忽然在敌对势力的圈子当中,觉得自己要站稳立场。
陈乐民:我们的这种做法还被我们上面的一位领导批评了,说我们没有经过组织的同意。
资中筠:我们自己请奥地利的同志吃了一次饭,那时候我们没有权力请人家吃饭。
陈乐民:我们还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擅自同外边接触了,而我们这么年轻,根本不够条件,不够资格可以这么做。后来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资中筠:那时候还算宽容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结婚?
资中筠:1957年7月结婚,那时候国内正在反右,我们暂时回来了一下,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几次会。本来没有想着在那个时候结婚,后来领导动员我们:你们干脆结了婚出去就方便一点。后来就结婚出去了。那时候结婚无所谓的,就去登记了一下,我们那时候住集体宿舍,就让我们占一间屋子。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什么仪式都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布票都是分配的,结婚以后可以去多领几丈布,做被子,还挺人道主义的。(笑)同事们凑钱送一个暖壶、一个脸盆,还挺实用的。
南方都市报:婚后又去了维也纳两年?
资中筠:后来又回到维也纳了,因为苏联跟奥地利交涉以后,又可以到维也纳办公了。呆到1959年回来。我们也认为是临时回来的,所以很多东西也没有搬回来。忽然又说不去了,因为跟苏联吵架吵得太厉害了。1959年中苏开始分歧,吵得一塌糊涂。我们留下很多很好的书,后来都没带回来。
南方都市报:维也纳是音乐之都。
资中筠:对,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在那儿受到的禁锢特别厉害。只能在苏占区走,其它西方国家占领区我们根本不能去。但是,幸亏歌剧院是在苏占区,所以我们去过歌剧院。他们每年有音乐节,全世界最有名的歌剧院、管弦乐队到那儿演出,世界和平理事会前几个月就给大家登记买票。我们跟大伙去歌剧院看《茶花女》,还有其它的音乐会。后来觉得非常可惜,在那儿呆了那么长时间,就是没有享受它的风光,连电影也没有去看。
南方都市报:小圈子里有什么生活?
资中筠:挺有意思,各国共产党派来的人员,有一个工作班子,出刊物,有时候也组织郊游。放假特别多,各种节都过,比如说我们国庆也放假,十月革命节也放假,所有奥地利的传统节日他们放假,我们也得放假,左派右派的假都放,各国的国庆都放。工作语言是法文,你要不会说法文,就没有资格在那儿。我的第二外语是法文,在那儿又加紧提高了一点。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还是非常自由主义(笑)。虽然他们也说党话,但是在我们眼里看来,他们的言行、做派、打扮跟我们还是很不一样,要开放得多。
陈乐民:我们那个时候受禁锢非常自觉。
资中筠:我们没有领导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维也纳,连电影都不看,没有批准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就不去看(大笑)。只有领导在的时候带我们去看才去。
陈乐民:那时候我们写东西,根本没有个人的东西。
资中筠:而且底稿自己都不留,现在写东西要查就很麻烦。
陈乐民:我们写回去的报告底稿都在“和大”档案里,署名“陈资”,一入档案,连自己都没有资格看了。
回国与同胞“同甘共苦”
1959年,陈乐民和资中筠从维也纳回国。陈乐民回忆:“我是很‘幸运’的:从到维也纳起,我亲证了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龃龉不断,又到矛盾冲突迅速激化,直到尖锐对立、关系破裂的全过程。”“文革”爆发后,全家下放河南干校,两年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夫妻俩调回北京。
南方都市报:从维也纳回来以后做什么?
资中筠:回来以后还是到“和大”工作。1959年到1966年之间,还是不断地开会。中苏分歧之后,内容就是跟苏联吵架。我们那时候劳动强度很大,所以后来我就大病一场。我那时候做同声翻译,现在的同声翻译第一报酬高得不得了,第二是必须一个钟头换一个人,我们做同声翻译是一个人钉到底的,连续8到10小时是家常便饭,有时24小时熬通宵。到了风光那么优美的地方,不会想去看看风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等到安排代表团参观的时候,比如去划船,我就睡着了,在飞机上也睡觉,所以我现在特别能在飞机上睡觉。到1964年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陈乐民:我回国后就主动申请下放劳动锻炼。那时我们思想上有一个包袱,就是被认为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没有经历过与工农相结合。但是又以“工作需要”,总派我们到国外,不让我们下放。我们在维也纳的物质生活当然比国内优越,常常于心不安。1958年听说国内“大跃进”热火朝天,觉得没有躬逢其盛十分遗憾。到1959年,又听说国内开始物资匮乏,什么都要定量配给,觉得我们在国外“养尊处优”,更加坐不住了,于是和资中筠以及一位调去不久的同事,一同申请回国,与国内同胞“同甘共苦”。不过后来回国不再去倒不是我们自己申请,是由于和苏联吵翻了,我们撤出。
所以我一回国就坚决要求下放。当时的思想就是如此,是诚心诚意的。资中筠因为正好怀孕了,所以不能下去了。我下放在获嘉县,真正体验了浮夸、公共食堂、农村的赤贫和挨饿的滋味。那时每人每天口粮只有6小两(1斤16两)毛粮(未去壳的麦粒),你可以想像吗?我在劳动时曾经因饿得腿软翻进水沟里。一年后调回北京,全身浮肿。但当时根本不会想一想大家挨饿的原因是什么。就这么接受“自然灾害”之说。
资中筠:我虽然在北京,后来也浮肿了。同事中因营养不良得病的不少。
南方都市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了?
资中筠:“文革”不久,就到干校去了。像我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就有一些年轻人贴大字报,把我作为一个典型,说领导的干部路线有问题,重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因为我出国比较多。
陈乐民:“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们两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她在国内,我是随代表团出国去日内瓦开会。一般开会回来,总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去接,那一次我们回来之后,没有人来接,我在车上的时候就问怎么回事。他们就讲:你到了机关就知道了。我一到机关,首先看到的是顶天立地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致出国人员书,副标题是:做保皇派还是做革命派,何去何从?我在国外工作,当时脑子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保皇派,什么是革命派。觉得天下是要变了,接着就是走资派啊什么的。她是在国内。
资中筠:我已经挨了不少大字报了。
南方都市报:在国外的时候知道她挨批的消息吗?
陈乐民:不知道。
资中筠:不通消息的。我的处境在“文革”时候跟他还不太一样。“文革”的重点是“当权派”,我们还好不在学校,在中央机关,连小科长都不是,所以还在“群众”中,没有被揪斗。我们在“造反派”和军代表眼里都是非劳动人民出身,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但是我出身问题更大,总比他突出一点,在“文革”之前,也被认为领导重用得多一点,我一年要出国八次,不但代表本单位,而且被别的单位借调。比如说,毛主席、周总理在天安门接见外宾,我总会上天安门,当时我自己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同事看在眼里,可能会觉得什么。所以运动一来,就觉得领导怎么把这个人这么重用。一开始就成为“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被打入另册。
南方都市报:下放的时候一起下放吗?
资中筠:我先下放到京郊,他还在单位。后来林彪“一号通令”后,整个机关下放,我们全家连小孩子一起都到河南干校去了。一家子在一起,起先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大通铺。后来我们主动要求住到老乡家里去。
陈乐民:不,在住到老乡家里之前,还给我们一间房。有一段稍微好一点,成了家的能够分到一间房子。再一段就是军代表提倡我们下去跟老百姓住在一起。
资中筠:后来自己建房子,在干校就有建筑队,先做泥胚砖。
南方都市报:下放了多久又回来了?
资中筠:下放了两年,我们算比较短的,因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就需要上调。因为中央预料打破中美关系僵局之后,外事活动就会多起来了。那时候等于是中国完全闭关锁国,根本就跟外头没有太大来往。要是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那时真的已经做了长期做农民的打算。所以学劳动活还是很认真,怕一旦完全靠劳动吃饭自己养不活自己。
陈乐民:周总理有一个指示:外文干部外文不能丢掉。大家又忽然学习了,就《北京周报》还让你看,别的东西不让你看了。
资中筠:我那时连这都不想看。不但读书无用论,而且觉得读书有害。
南方都市报:中美关系好转以后,你们主要做什么?
资中筠:从干校回来,“和大”没有了,那个地方就变成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了。我们就算是友协的干部了,当时我调在“美大处”——美国和加拿大,他调在“欧洲处”,在那儿主要做接待工作。
陈乐民:那时候中国很穷,却不惜工本,请来的人的吃住都是中国出钱,而且大多是“左派”。所以来的这些人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我们主要是做外事接待工作。再有一种工作就是由中国主持的所谓国际会议。当时是联合第三世界和国际毛派,反帝、反修。我们的工作是在中外文之间翻译发言稿。
资中筠:直到“文革”初期,我们的思想已经被改造得只知道“紧跟”,对毛主席绝对迷信。但是“文革”太乱,有时不知该跟什么,下放后拼命劳动总不会错。直到陈伯达、林彪相继出事后,才开始动摇,敢于“腹诽”。到“批林批孔”觉得太荒唐,真的跟不上了。到“批邓”时才彻底自觉地下决心不跟了,那时心里明确毛是错的,上面已经乱了套了。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在特别信得过的熟人中也敢悄悄议论了。有这么个过程。当然有人比我觉悟早,也有人始终不觉悟的。现在还有人不愿否定“大跃进”、“文革”,我觉得简直不可理解。
我的切身体会是,“文革”会达到那样举国疯狂的地步,不是突然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以及长期思想改造积累的顶峰。包括读了很多书的人已经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已经习惯于由一个人代八亿人思考。其破坏力到现在还没有全面估计。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对这样一段历史不能正视,想要一笔抹杀是不行的。
一点一点地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之后,陈乐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所长、欧洲学会会长。资中筠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所长、《美国研究》主编。夫妻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上成就斐然。
南方都市报:陈先生的欧洲研究是怎么开始的?
陈乐民:我年轻的时候,维也纳时期就是在欧洲了,自然而然就对欧洲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后来我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就是跟欧洲打交道。兴趣是从这儿来的,好像好歹也是一二十年做跟欧洲接触的工作,应该深入研究。
资中筠:社会科学院属于国际这一片的就有八个所。
陈乐民:社会科学院开始时没有这些所,后来据说是领导觉得社会科学院应该成立一些研究国外问题的所。既然开放了,我们可以做点国外问题的研究。我们两个相差两年去了社会科学院,我是1983年去。因为大学学了法文,所以到了社会科学院好像是专门让我去研究法国的东西。其实研究的是整个欧洲。
资中筠:我是1985年去。我调过来跟他还不一样。我有一次出国,在飞机上,正好碰到了李慎之,很谈得来,就被他给挖去了,我一到那儿就当副所长,1988年当所长。第二年后,我觉得我不适应当所长。1991年底我就坚决辞职不当所长了,1992年出去做了一年访问学者。
陈乐民:我去了30多个国家,说实在话:走马观花。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理解力增强了,这些零零星星的东西现在成了我反刍的材料,这些是和书本上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的。(笑)
南方都市报:“行万里路”非常重要。
资中筠: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我们“行万里路”,如果像现在的年轻人老早就会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并且会去看、记得、写很多东西就好了。当时连自己发表一些东西都是属于犯纪律的,工作以外做一些笔记好像不是该做的事情。所以是很可惜的,虽然有这样的经历。
南方都市报:你对美国的研究从什么时候开始?
资中筠:我在友协的时候就在“美大处”了,接触到都是美国人,那时候不是正式研究美国,但是对美国的情况慢慢地就比较了解。分配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时候,是被分配研究美国,那时候美国越来越是重点了。也不是我自己选择非要研究美国不可,但是自然而然地就变成非得研究美国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来看,欧洲和美国走过的道路,对我们似乎有启发和借鉴的价值。
陈乐民:我对欧洲感兴趣,不是从这个角度。我不是想中国从欧洲得到启发,特别是政策。我有兴趣的是,应该让我们的青年人了解、理解欧洲也包括美国,西方的文明是怎么样从古到今,这个道路和我们历史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不同。了解欧洲文明是为了把它当作参照,更好地了解自己。所以说“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我完全是书呆子,想做这件事情。中国的包袱,欧洲没有,欧洲人背的包袱,我们没有。我从没有想给政府做思想库。我在欧洲所当所长时,是无为而治:你写的东西出来了,某个政府机关觉得有参考价值,那你就去参考,我不去适应你。不用你出题目,我那时候当所长,不赞成“命题作文”,还有这点自由。那个时期,我觉得很舒服。(笑)
南方都市报:从当年到维也纳开始,后来不断有机会到欧洲访问,对你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乐民:应该说是不自觉的影响。那时候我没有自己的主见,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你让我上哪就上哪,而且做得非常尽心,非常出色。后来自己知道想干什么了,那是到了中年以后了,甚至于对我来讲是50岁以后。
南方都市报:到美国访问对资老师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资中筠: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那一次还是走马观花。后来再去,我们可以挑地方,想访问哪些地方哪些人,那一次是真正去了解情况。回来以后,人家问我:你最羡慕美国人什么?我说,一个是生存空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窄极了,只有一间房子,跟另外一家人住一套。不仅仅是这种生存空间,是觉得他们自由得多吧。还有一个就是图书馆,我特别喜欢图书馆,发现他们的图书馆实在太棒了,你到什么地方,气氛也好,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好,整个就不一样。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那儿呆一年,那当然了解得就更加深了。隔了近十年后又去美国访问了一年。
我觉得我的思想是一点一点地解放的。假如当时思想解放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话,我那一年的收获会更大一点。我现在又觉得那一年有点可惜,在那儿就是一心钻图书馆和档案馆,就没有留出一点时间来,到处去看一看,了解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另外,我当时还是比较守纪律的,那时候他在加拿大,从美国到加拿大是非常方便的,我就不敢去。
陈乐民:我在加拿大,她在美国,要是坐一个小轿车的话,很快就过去。我们只通个电话,严守不到第三国的纪律。
资中筠:从改革开放起,思想开始解放,到上世纪80年代末,思想又大解放一次,所以我就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政策。所以我下决心:在尽可能范围内,我要自由。在那之后,我觉得我的思想又多解放了一点。
南方都市报:陈先生觉得欧洲研究与美国研究之间互相有影响吗?
陈乐民:有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历史性的。美国是欧洲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产生出来的东西。美国和欧洲之间有延续性,现在美国的学者包括他们的政治家,仍然承认他们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只不过欧洲的文明传到美国之后,根据美国的新的情况,有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觉得欧洲跟美国文明是一条线的,有区别,但不能割裂。后来不少研究美国的人,特别是现在就变成实用主义了,觉得美国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其实是不行的。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一种思潮就是:特别想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他们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就把它走完。
陈乐民:很难搬过来。
资中筠:我觉得现在有两种思潮,你说的是一种,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强调中国的特色,而排斥西方文明的普世性的东西。有一种就是说人家已经走完那么多年了,我们还远着呢,所以我们这些都可以先不用实行,特别是民主、改革这些东西。另外就是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以我觉得是两种,照搬的是搬过来一些皮毛,排斥的也是一种。
陈乐民:比较了解我的人就开玩笑说:你全盘西化。我觉得所谓全盘西化是什么东西呢?并不是你穿的衣服怎么样,鼻子大小,眼睛蓝的还是黑的,不是这个问题,真正讲全盘西化,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如果这三个东西你还有,就叫做“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变成了政治帽子,不是对实质问题的理解。
资中筠:但是这些东西是最难的。
陈乐民:现在有些人已经不再公开说:民主、自由、人权我们不要。现在讲: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几百年的共同财富,是普世思想。
资中筠:但是又说我们的国情很不一样,遥遥无期。就是承认遥遥无期,也得往前走啊。起码得往前走,别往后退,这是很重要的。
资中筠陈乐民小传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著有《追根溯源:美国对华政策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斗室中的天下》、《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译有《公务员》、《农民》(巴尔扎克)、《啊,拓荒者》(薇拉·凯瑟)等。
陈乐民:1930年生于北京。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欧洲学会会长。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文明的进程》、《欧洲文明十五讲》、《陈乐民集》、《文心文事》、《学海岸边》(与资中筠合集),最近出版《徜徉集》三种:《在中西之间》、《过眼小辑》、《书巢漫笔》,编著有《莱布尼茨读本》,译作有《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等。

回顾一百多年来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历程,不难发现,其目的是通过法律法治,建立和完善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大家因而能够更好地公平竞争

这个题目可能会引起误解,大家以为我要谈美国现在花了8000多亿,怎么用这些钱救市。我先声明,我要谈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想从历史的的角度,美国100多年的发展过程,来理解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

现在,有些媒体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美国市场经济不行了,也得政府来救市了,美国也走“国有化”道路了。

我想,这样逻辑和概念有很大的误区。第一、这种看法把市场经济当作绝对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但事实上现在不存在这样的经济。第二,把政府干预等同于国有化,国有化又等同于我们原来那种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大锅饭铁饭碗。这样一圈转过来,就等于说我们还是不要改革好。

美国政府干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开始的?怎么走过来的?市场经济和政府的干预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这里,我把我了解的一些历史情况,和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来探讨、分享。

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救市”的新闻不绝于耳,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更是频频见诸报章。

于是,出现了这么一些颇为流行的说法:你看,市场经济不行了,美国也走“国有化”道路了。

这样的说法有什么误区?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究竟是怎么回事?

本期《星期日新闻晨报》刊发学者资中筠的文章,通过回顾一百多年来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历程,探讨政府在“救市”中的目的、角色、手段应当如何,澄清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市”。

——编者按

干预从为自由竞争立法开始

从根上讲,美国确实是以自由市场起家的。美国立国是从抗税开始的。当时美国人要求独立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政府课税太重,他们认为不合理,你要叫我纳税,我就得有代表参加讨论如何纳税、交的钱怎么花。后来慢慢地,这个理念形成了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宪法》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包括发财致富,因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开始,完全是自由市场经济。

另外,美国人天生对政府有一种看法,认为政府越小越好,管的事越少越好。但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也认可有些事非政府管不可,比如治安、法律。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从欧洲陆续移民,一点一点开荒。那时候真是没有什么人管,经济就是通过自发的竞争发展起来的,所以早期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即在美国得到拥护。这个理论把达尔文对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用于社会发展。对斯宾塞理论的全面探讨不是今天的主题。但美国人特别欢迎,把它拿来,简单的解释就是我发财了成功了是因为我比较优秀,又勤奋又聪明。你失败了是因为你又笨又懒。他们也承认有某种机遇,但认为机遇是要靠人去抓住的。我既优秀、勤奋、聪明,又会抓机遇,所以我就成功了。当时的美国人认为大家都是白手起家,起点是相同的。

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原始的竞争难以为继。从逻辑上讲,过了几代以后,起点就不会平等了。这就像接力赛,第一棒同时起跑,但一圈跑完后就参差不齐了。同理,过了几代以后,大家的起点就不可能平等了。而且人类社会和动物界是不一样的。对于动物界来说,都同样要经受自然界的风霜雨雪,有的动物能挺过去,有的动物挺不过去,这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而人类社会的条件是千变万化的,人为的条件很多。我个人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是从达尔文主义来的,但是把它用之于人类社会,除了在原始社会之外,到了发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阶段,它站不住脚。

那么美国政府是什么时候需要开始干预经济了呢?其实最早是一点一点开始的。因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律,经济必须是在法治健全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转。那么谁来执行法治?当然是政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已经找不到那种完全的、纯粹的、没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的经济了。

老罗斯福:托拉斯爆破手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也就是19世纪的后期,扫除了发展的障碍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建造铁路,发现石油,随之出现了许多大财团,财富高度集中,于是贫富悬殊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化,好多社会问题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之下,有识之士感觉到完全放任自流、不受约束的经济造成资本恶性膨胀,是难以为继的,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加以遏制。

20世纪初,美国又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改变政府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浪潮,后来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它是以老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标志。

老罗斯福1901年当选美国总统。他当政时,首先要在理论上论证政府干预经济不违背美国的立国之本,也不违反法。20世纪的前十多年间,对于反垄断的必要性,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共识,出现了一批理论家,他们从理论上来论证这一点,其中包括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有另一派人坚决维护社会达尔文主义,双方就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可以说那是美国在经济学社会学发展繁荣的一个时期。

他们最初感觉到的最大问题是垄断。垄断财团形成以后,就通过垄断市场,抬高物价,坑害消费者;同时压低工资,增加劳动强度来坑害工人。比如铁路的垄断,铁路公司可以自己随便定票价,你非买它的票不可。这样就坑害了一般的市民、农民和小商人。但垄断也有好处,假如它愿意的话,实际上可以节约成本,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在资本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或者是搞科技开发等都会比较容易。但人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不加以遏制,垄断就会无限制地发展,恶性膨胀,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和一般的市民老百姓都深受其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垄断。1890年美国制订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这部法律还不太完备,常常有空子可钻,力度也不够。

老罗斯福政府集中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就是反垄断,通过反垄断的法律,拆分了几个财团,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美孚石油公司。这时通过的反垄断法比原来的谢尔曼法更严厉一点。

遏制贪婪,缩小贫富差距

除了反垄断,在“进步主义”运动中中,政府的其它四项改革也至关重要。

——把企业置于政府法规监管之下。政府最先介入的是食品,就是现在的食品安全检查。当时美国食品业环境恶劣,质量低下,剥削工人,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的震动。老罗斯福就推动国会,通过了《纯洁食品与药品法》和《肉类视查法》。以后类似的法规就更多了,监管的范围不仅限于食品,还包括其他的一切日用商品。不仅美国政府这样做,全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好多监管的法规。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每次要通过这样的法律,都面临着是不是违宪的问题。企业主经常跟总统打官司,最后由最高法院审定。总统有时输,有时赢。法律只有当总统打赢了官司后才能通过,所以政府和财团、大企业主的博弈很艰难。

——改革税制,逐步推动实施累进税,收入越高,纳税的比例就越高。原来美国的税非常轻,企业和富人纳税也很少。后来为了社会公平,有些州率先立法,然后全国立法推动实施累进税。现在西方各福利国家都是采取这个办法,欧洲更厉害,但是纳税的起点和税率,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改变,国会经常为此争论不休。

——币制改革。这是老罗斯福的下一任,威尔逊总统任期内的举措。从那时开始,美国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讲的美联储。它也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一个手段,可以通过对利率的调整来监管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有了联邦储备银行之后,政府就有了调控金融的权力,可以跟大财团博弈,允许它利己但不许它太损人,限制他们无法无天的膨胀。政府这样做,主要是着眼于全国老百姓的福利。

决定美国金融的到底是华尔街还是华盛顿?有的时候是华尔街,有的时候是华盛顿,但是归根结底应该是华盛顿。如果华盛顿不愿监控或监控不力的话,是它自己失职。目前由次贷风暴引起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检讨了,承认自己监控不力,太相信市场自发调节的力量,而把人性的贪婪估计过低。

——劳工福利问题。早期,劳资纠纷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美国政府本来就管不着。而且企业家有一个理论,你要是嫌我的劳动条件不好,嫌工资太低,你可以不用来。你是成熟的人,你自己可以做出选择,所以劳工完全受市场决定。一般而言,劳动力永远是超过需要的,市场总是有一个失业后备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劳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而吃亏的大多是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工人经常罢工,罢工又经常引起流血冲突,因为资本家是可以雇佣打手的。到老罗斯福任内,罢工越演越烈,劳资双方僵持不下,政府就出手了。老罗斯福政府有一次历史性地干预煤矿工人大罢工,作为仲裁人,逼资本家让步,同时劳方也作一定的妥协。此后,又逐步出台最低工资、最低福利、劳动条件、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法规。这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部分。这些做法起先也受到很大的抵制,后来资方慢慢地接受了。这个都是一个观念改变的过程,也是法律改变的过程。

还有一个是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并非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引起关注的,早在从20年代起,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了资源保护的议题。那时主要问题不是空气、水污染,而是砍伐、开发矿产导致森林、湿地的流失。美国的水土保护也遇到利益集团非常大的阻力,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来解决。2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在这些方面进行干预。

所有这些措施的方向都是遏制资本的贪婪,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

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做了些什么?

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非常可怕。现在人们总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非常严重。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比1929年的大萧条好很多。虽然我个人没有亲历过那次大萧条,但是我看过很多资料,也碰到过那个时候过来的美国人,提起那个年代就谈虎色变。那场大萧条史无前例,虽然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经济,但是远远不够,对危机的发生没有准备。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用一生的积蓄买了房子但一夜之间又流落街头。银行大量倒闭,一生的积蓄完全丧失,一个钱也拿不回来。企业破产,许多大企业主昨天还是百万千万富翁,明天就什么都没有了,被逼跳楼的不在少数。那时候社会没有安全阀,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大家非常恐慌,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看不到出路。大萧条持续了三年,到了第三年钢铁工人人数等于零,就是说全部都失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与那个时候相比,至少目前从全社会的情况、从人的精神状态来看,还差得很远。

小罗斯福的前任是胡佛,他认为这些是华尔街几个特别坏的大老板造成的,他要查出罪魁祸首,于是就深入调查当时华尔街的大企业怎么运作。结果一调查不得了,越调查黑幕越多。所以,小罗斯福上台以后就开始以非常大的力度进行政府干预,这段时期后来被叫作“百日新政”。在这一百天里,他大刀阔斧地通过了很多法律进行改革,举几项主要的:

金融改革。先让银行放假一礼拜,因为银行已无法承受挤兑的压力。然后政府出资,收购了大概有6000家银行的股票,这些银行都成了政府控股的银行。所以,美国政府出资、注资收购一些企业的做法老早就有,并不是现在忽然实行“国有化”了。而且要指出的是,日后情况好转,那些银行和企业又重新出售给私人。

以工代赈。政府搞一些大的工程,雇佣大量工人,不但解决了失业问题,而且把许多不熟练工人培训成了熟练工人。这个举措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大工程都是一些有长远利益的项目,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国会通不过,因为不是当务之急,但在发生了危机,国会反而能通过,拿出钱来了。小罗斯福政府还雇佣了好多艺术家,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一些大型建筑里非常漂亮的壁画,都是那时被政府请去的失业艺术家做的。

对欠债的人进行救济。过去法律只保护债权人,你如果借债不还,那么法律就要强制你归还或者没收你的财产,甚至要坐牢。但当时很多人失业以后还不起银行贷款,房子也没有了,于是政府出台了一些法律,保护那些还不起债的人,不至于流落街头,完全没饭吃。

联邦储备银行则保证一些普通老百姓在银行倒闭后还能拿到部分存款,当时是一万美元以内。假如这个银行倒闭了你可以到别的银行去取。现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银行多得不得了,常常今天这家关门明天那家倒闭,但有了这种机制后人们就不用恐慌了。现在,常常有人把钱存在离他家特别近的小银行,如果它倒闭了,它一定会告诉你你的账户转到哪家银行去了,你可以从那里取钱,存款是有保障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措施,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社会就不恐慌了。

保护劳工的权力。前面说了,从老罗斯福开始,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介入劳资谈判。到了小罗斯福,政府开始就通过了法律,保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如果工会跟资本家提出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必须跟它谈,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多数情况下,双方总会找到妥协的方案。这些措施对社会稳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以前,工人总是觉得自己受压迫受剥削,无处申诉。现在,劳资争议纳入了法律的轨道,工人也成为参加博弈的各个利益集团里的一方,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矛盾就大大缓解了。

坚决依靠改革力量

罗斯福政府任用的知识分子最多,不一定都是当官,他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咨询委员会。知识分子派别很多,意见常常非常不一致,但是小罗斯福确实是一个很有胸怀的政治家,能够容纳各方面的意见,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思想和智力资源。危机之下,他需要各方面的力量,需要集思广益,还需要借助很多社会力量来抵制那些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当时反对改革的力量还是很强大。

任何社会改革,每前一步必然要触到既得利益。小罗斯福通过那么多有利劳工的法律,当然触动了一些大财团的利益,于是他们都拿着宪法来跟他打官司。前期罗斯福通过的一些法律,后来有一些就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废除了。因此,改革依靠什么力量很重要。你要是两边都不依靠,一定要失败。改革者一定要明确他这步改革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利益集团,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

并且,政府的干预是通过法律进行的,而不是总统脑袋一热,发表一个讲话,大家就按这个做吧。这是不行的,他必须要跟很多人商量,然后由国会里跟他观点一致的某一派议员提出议案,经过很多辩论、讨论,然后议员们投票,通过后成为一项法律然后加以执行。美国所有的改革,政府每一步干预经济的措施,反垄断也好,食品安全法也好,币制改革也好,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一项政策必须要靠法律来执行,总统再开明,再伟大,再智慧,也没办法改变这些。

美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找到一条道路,既要保障美国的市场经济不变,同时又要缓解由于资本过度膨胀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政府干预经济就起这个作用。

美国的做法不一定都成功,有时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了,这都有过,但它总的趋势是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向比较公平的方向前进。“钟摆”来回摆,有时刺激生产,有时刺激消费;有时摆向低收入群体,有时摆向资本家这一方。

过去8年来是共和党执政,比较倾向于资本家这方面。现在又摆回来了,出台的一些措施基本是遏制资方,摆向平等。过去遏制资本不够,美联储没有尽到它的责任,让金融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这是它的失职。现在它正在想办法来弥补这个错误,是否成功,还要看。

干预怎样才能成功?

现在,有不少批判市场经济的文章,一提自由市场经济就与“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等同起来,好像我们一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政府就什么都不管了。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故意的歪曲,因为他们也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目前,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放任自流不受政府监管的经济。政府绝对要管的,就看它怎么去管。政府一管不是等于所有的东西都收归国有,这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歪曲。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法律加以调控,只有管得好与管得坏的问题,没有完全不管的问题。但是市场还应该是由市场规律来决定的,如果用行政命令来决定市场,这个市场绝对搞不好,而且是不健康的。这点很重要。实际上,美国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为了保障市场能够更健康地运作,市场主体能够更公平地竞争。如果改革限制了公平竞争,那就是倒退了,有害无益。

另外,我想要强调的是,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进行,依法办事。美国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它有法律,如果不是通过法律来办事,即使政策再好,也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持续。美国立法的过程非常复杂,通过一部法律要争论好长时间,全社会七嘴八舌争论个没完没了,有时还不了了之。但是一旦通过后,执法的效率非常高。

还有,执政者是超越利益集团的,是廉洁的,这点很重要。美国每一步的改革都是加大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机构执行的权力,因此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非常大,每出台一项改革的措施,都有很多人提出各种反对理由,乃至去最高法院去告总统违宪。但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反对者也不会质疑行政机构会不会借扩大权力中饱私囊,这就说明美国执行机构的公信力非常强。美国也有腐败,它的腐败往往是国会议员跟游说集团之间的交易。但是行政部门、执行机构的腐败比较少,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财权。如果说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权力,就使某些人多一个寻租的资本,那么主观愿望再好的政策也会加重腐败,结果适得其反,越干预越坏。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凡事都拿美国说事,但回顾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对人性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公平、法律、法治。我想,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学的。

美国是否会衰落下去呢?我觉得也不见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还需要横向比较其他国家。另外,在全球化的机制下,不像在以前,新的强国可以取代老的霸主,此消彼长。如果美国真的完全衰落了,中国一定受影响,不会因此繁荣。原因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不必多讲。在客观上差得远,在主观上,现在中国人需要的是忧患意识,自省能力,踏踏实实地兴利除弊,继续改革。
要讲美国向何处去,我们先得讲一点美国从何处来。所谓向何处去,就是说,冷战以后,“9•11”以后,美国是否面临一个转折,这是关注美国的人经常要问的一个问题。所谓转折,要和美国的过去比。所以就得稍微讲一点美国过去的事情。

美国从何处来

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注意到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我和几位学者一起合作完成的一部书,叫《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资中筠等著,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去年(2007)这部书出了新版,一共四册,我写的那一本(《二十世纪的美国》,“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之一,资中筠著,三联书店,2007年)就是讲美国在南北战争后,从19世纪末开始,怎样走向繁荣富强以至于变成超级大国的。
我们当时写这部书的出发点就是要回答很多人当时都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回顾20世纪,苏联何以衰,美国何以兴。我为那本书写了一个很长的绪论,里面有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里不多讲。简单说来,与流行的种种说法不同,我的切入点是,在现代社会,一个制度的兴衰,取决于它能不能很好地解决人类的两大根本诉求,一个是平等,一个就是发展。这个范围比经济学讲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更大一些。平等和发展之间,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有矛盾的。如果一个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能在平等和发展之间自行调整,有和平、渐变的改革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制度就能持续和兴旺。如果既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也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或者说只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只强调发展,造成整个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而没法缩小贫富差距),那么这个制度就是难以为继的。
大体而言,我认为,苏联从十月革命到最终解体,它的失败,是计划体制的失败。这个制度既不能解决发展问题,也没有解决平等问题。关于发展问题,计划经济的弊病,一般说起来争议较少。关于平等问题,有不少假象,大家也有误解,认为苏联这个制度是最平等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不能算平等,最重要的是权利的平等。不论纸上怎样写,实际上前苏联并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有非常不平等的隐性的特权,从物资分配到就业机会都有等级。你的政治背景决定了你一生的前途。其次,极端的思想禁锢扼杀了人民的创造力,而俄罗斯人民原来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创造力的优秀民族。当然还有其他复杂的原因,例如民族问题等等,这里就不多讲。
那么美国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有几个因素使得它的制度在自我调节和纠错方面的能力比较强。19世纪末开始,美国的工业突飞猛进。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所批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和矛盾都表现出来了,比如贫富悬殊严重、政治开始腐败,权钱交易等等。为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引发暴力革命呢?我觉得有些基因使得美国的制度可以进行自我调节,实现渐进的改良。最根本的就是美国宪法规定了信仰、言论、追求幸福的自由,关键是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是指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影响到社会。这就是公众舆论。这种言论自由不能小看,它催生了公众对政府进行批判、监督的这样一种机制。通过民主选举制度渗透到政府。就是说政治人物必须对选民负责,绝不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因为如果某个政客被媒体搞臭的话,名声一坏,选民就不选他了。假如媒体痛批在位的总统,或者国会议员,被批评者一定感到很恼火,他如果有一点权力可以用来压制的话,他一定把批评压制掉了,这是人之常情。政客与媒体总是有矛盾的。但现在,宪法规定了他们没有压制言论的权力,只好乖乖听着,并且必须作出适当的回应,这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
这个机制的运作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我现在只能简单化地来说。绝不是说有了这样的机制,所有问题短期就可以见效,有时要有相当长的过程。但起码,有了这样一种机制,一些很坏的事情一旦发生,很快就会被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坏事就很难持续。这是一种可以自我纠错的机制,这点很重要。
对既得利益形成冲击的,除了公众舆论外,还有底层的劳工运动。20世纪之初,美国的劳工运动曾一度很活跃,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有时也有流血牺牲。但这类事件总会被媒体报道,全社会都会知道。资方镇压变得越来越难。这样,舆论压力加群众运动反映到上层政治,促使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法案,约束资方,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使得政治的腐败逐步得到治理,垄断财团得到约束,最后成为现在的福利国家。这也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当然百分之百杜绝腐败是不可能的,所以更加需要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不断加以揭露。美国宪法保证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在必要时,公众还可以推动宪法的修正。比如,最初的美国宪法里,黑人、妇女都是没有选举权的,经过长期的斗争,推动了国会通过有关的宪法修正案。这也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美国的立法程序非常长,成本比较高,但它的司法效率是很高的。我们只看到它的国会里吵吵嚷嚷、议而不决,但应该看到,在吵吵嚷嚷中各方利益和意见都充分得到表达,达成妥协或共识,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就会得到严格执行,所以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有法必依的程度较高。这是一套设计得非常精确的让权力互相监督的制度。
我们一提到民主制度常常只想到选举,其实,民主不单纯是选举,其精髓就在于权力的制衡。就是说,没有一种权力能够不受监督而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行政、立法、司法各种权力之间互相制约,设计得非常详尽,细节很多,有可操作性,而且一定是透明的,在公众监督之下。当然不是任何环节都没有缺陷,但最后形成的制度保证了美国的长治久安。一方面保证了当社会有矛盾时,可以进行自我调节,有时向这边倒,有时向另一边倒,如同钟摆的左右摇摆,在摇摆中逐渐改良。
另外,从积极方面来讲,这样的制度能最大限度发挥人的创造力。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创新机制是非常强的。一项新技术从发明到具体应用于生产,过程比较短。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朝气蓬勃,发明家辈出,同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像我们所熟悉的莱特兄弟、爱迪生等人,还有很多发明家我们未必熟悉。这与它鼓励个性发展,容忍特立独行的“异端”的风气也有关系。
至于客观原因,比如说地大物博、历史机遇等等,这些大家都知道,就不必多讲了。

国内民主与国际霸权并行不悖

我还有一个观点:美国在国内推行的民主制度,和它在国际上推行的霸权主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这样讲是针对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你看美国在国际上那么霸道,在国际上不讲民主,完全是在推行强权主义。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它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可以牺牲别的国家的利益而在所不惜,而且奉行的标准也不一样。它不是讲要支持民主吗,但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牺牲民主而与专制政权合作。于是据此认为,美国在国内推行的也是假民主。这种看法源自“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样一种教条。
另一种观点与此相反,认为美国既然是如此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它在国际上做的事情一定是有道理的,它是在真诚地推行民主制度。这种观点相信,美国即使是占领了其他国家,表面上看是在做一件很霸道的事情,但终究还是在推行民主。这种观点实际上也认为内政和外交应该是一致的。
我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是可以不一致的。就是说,如我刚才所讲,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所谓民主,我再重复一遍,就是权力能被制约。可是在国际上并没有这样一套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刚性的制度。我们有联合国,它通过一个决议,在道义上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但你要不遵守,它也没办法。比如说,美国可以提出要对有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但是其他国家无法对美国进行经济制裁。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占主流的还是强权政治。一个国家拥有如此超强的力量,必然要运用它来首先推行它自己认为的国家利益;必要时牺牲别的国家的利益。其他国家或许也想这样做,但是没有力量。这就是强权政治。但这和19世纪的强权政治还是不一样,毕竟20世纪有了联合国,有了各种公认的国际准则,多少有一些制约,尽管是软性的、道义上的。此外,别的国家也在强大起来,更重要是在全球化的局面下,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深刻,再强大也不能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但从根本上讲,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国内的民主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保证其繁荣富强的制度,它才有力量在国际上推行霸权。

9•11:未成定论的转折点

关于美国是怎么来的,就先讲到这里。那么现在,美国是不是面临转折呢?也就是是否将盛极而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从保罗•肯尼迪写《大国的兴衰》一书开始,美国衰落论就被提出,主要还是美国人自己在呐喊。美国人的忧患意识一般是比较强的。我当时曾写过文章表示不同意美国衰落论,认为美国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掘出来。特别是全世界的优秀人才都自然地流向美国,只要这个趋势不变,美国不可能衰落。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国内外都有人认为,美国可以改弦更张,走更和平的道路。我当时也曾希望这样。就是说,本来美苏之间军备竞赛这根弦绷得非常紧,很多人力物力都放在发展武器上了,而现在,美国没有竞争对手了,可以带头裁军。那时美国有一个说法,叫“和平红利”,就是说可以省下军费用来改善国民生活。克林顿政府前期有过这样一些政策,所以克林顿任内能够消灭那么巨大的赤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他还想进行医疗制度改革,扩大医保的覆盖面,但是没成功。这是一个方面的推动力。
另外还有一种相反方向的推动力,就是美国应该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立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绝对不能再让其他的国家超过它。美国可以乘此机会向全世界推广它的一整套东西,比如民主制度、经济、战略利益。前一种推动力主要来自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后一种推动力主要来自大财团,特别是军工利益集团,还有其他意识形态特别浓的思想库。后一种力量远远超过前一种力量。不论是克林顿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小布什的所谓“新保守主义”,都含有这种确立美国霸权的因素。不过前者更着重经济手段和软实力,而后者更强硬,对使用武力更少顾忌。“新保守主义”者批评克林顿软弱,认为美国应该以更加进攻性的姿态确立美国永久的霸权,不必顾及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他国的意见,以美国的理想去改造世界,就是运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这是他们的一个理念,可这一理念不一定马上就能得到实行,“9•11”给了他们一个最好的机会。
“9•11”事件的出现,一下子把美国人打蒙了。这以后,保卫国家安全、反对恐怖主义,可以随便用什么手段,当时没有人敢反对。这是一个契机,于是新保守主义就占了绝对优势。后来美国干的很多事,就是依据这样的理念,在反恐的旗帜之下做的。有人认为恐怖主义问题是国内安全问题,应作为刑事案件,由警察来对待。但小布什政府把这事看成是一个战争的问题,认为有敌人在向美国宣战,所以他把恐怖分子当成敌对战斗人员。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国际战争。
单边主义的困惑但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小布什得找到恐怖分子的基地。第一个目标就是阿富汗,因为塔利班确实是在阿富汗,当时国内、国际也几乎没有人反对。在那样一种空前的恐怖袭击的危险之下,他出兵阿富汗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打完阿富汗之后,又想乘机把伊拉克也拿下。打伊拉克找了很多借口,比如,说伊拉克有核武器,但现在又承认伊拉克没有核武器。后来又说是为了推行民主,改变政治体制,萨达姆是一个大暴君,这当然是事实。于是美国以铲除暴君的解放者的面目出现,去打伊拉克。
当初美国准备打伊拉克时,反对者认为美国侵犯主权,赞成者认为美国维护人权(因为萨达姆是暴君,为民除害)。我当时内心是反对的,但与人权和主权都无关,而是根据我对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了解,我认为,美国驾驭不了那里的复杂局面,会捅了马蜂窝无法收场。美国决策者把伊拉克内部少数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看作希望所在,以为依靠这些力量就可以确立一个亲美的民主政权,可以把伊拉克各方面都摆平了,以伊拉克为基地,进而建立“大中东民主区”。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当权者总是高估自己的力量,低估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区的复杂性,它想象自己到了伊拉克,会像解放者一样到处受到欢迎。但结果它成了占领者,现在就陷在里面无法自拔,伊拉克人民一直没有享受安定的生活,遑论民主!
按照当时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小布什还要接着打下去。因为,所谓“邪恶轴心”里面,还有朝鲜和伊朗。幸亏国际政策不是按照理念来推行的,而最终是按照实际的形势和利益来推行的。美国陷在伊拉克后,慢慢就对朝鲜、伊朗谨慎得多了,调子也变了,这和自由、民主、道义都没多大关系,就是一个实际利益、利害关系、力量对比和各方博弈在起作用。
美国在国际上,过去的争霸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不能使“逆我者亡”,却能使“顺我者昌”,这是美国的霸权和苏联或老牌帝国主义的霸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受到美国扶助的国家(或地区)都发达了。最成功的是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还有像日本(美国把日本扶持起来,还让日本和它竞争)、亚洲四小龙里的台湾和韩国,都在美国扶植下发展起来了。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之前,美国所扶持的力量都是繁荣的,这是与苏联所扶持的国家不同的。比如在柏林,西德如此繁荣,东德如此萧条,东德的人就一定要往西德跑,所以只好竖起柏林墙。
但现在美国却不能像以前一样使“顺我者昌”。比如在拉美一些国家,比如在伊拉克(连基本安全都无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软实力的吸引力就大大减少了。像原来马歇尔计划这样的双赢局面现在没有出现,美国的单边主义使它捉襟见肘。如果它打了阿富汗之后,集中力量扶植阿富汗的发展,巩固现政权,做出成绩来,既有利于反恐,也对阿人民有利。但是它极不负责任地撇下阿富汗又去打伊拉克,造成今天的局面。
那么这种对外政策的失误会不会反过来腐蚀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呢?我觉得有一定的可能。从反恐开始,美国通过了一个“爱国者法”,给予情报部门很大的权力,比如说窃听别人的电话、进入别人的电脑。也出现一些原来美国宪法不允许的侵犯人权的做法,这些做法通常只能在紧急状态、战争状态下才能使用。这是对国内人民权利的一种侵犯。9•11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反对的声音比较少,毕竟,美国从未出现如此不安全的局面,既然政府是以安全的名义,为了保卫国民才那么做,人民也就认了。另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贫富悬殊的程度也在扩大。有人认为就美国目前国内的状况来看,需要再一次“进步主义”运动加以净化。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要看原来纠错机制中的各种因素是否仍起作用。
从舆论监督来看,批判的声音还是在上升。大概从2002年上一次大选开始,反对新保守主义、反对小布什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大。许多美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认为,美国违宪的事情太多了,这样下去,美国就要变质。后来的“虐囚事件”曝光更令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脸,更使很多原先拥护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人也转而持批判态度。再加上美国深陷伊拉克,财力、人力代价沉重,所以,美国比较大的几家报纸(比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几乎每天都在揭露和批评小布什的国内外政策。还出版了一系列尖锐批评政府政策的书,并很畅销。虐囚事件也是美国媒体自己揭露的,揭露这件事的记者还得了奖。还有很多律师免费为那些恐怖主义嫌疑犯得到应有的权利而打官司,有几个著名的案件,恐怖主义嫌疑犯诉美国国防部长,最高法院判国防部长败诉。这些都说明,美国的社会良知,维护美国赖以立国的原则的社会力量没有被压下去,民主还是在起作用。
但与20世纪初期的情况相比,舆论的力量要微弱得多。之所以如此,因为现在总的社会实用主义高于理想主义。(1)报纸对群众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资讯越来越丰富,影响力却很分散,比如说电视频道很多,平面媒体上的严肃评论和批评性报道很少人看,受众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2)在学术界,专业化很严重,缺少过去那种担负社会良知的、宏观的理论创新。(3)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力量削弱。资本在与劳工的博弈过程中,可以全球流动,自然流向劳动力低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影响较大。很多国内矛盾可以转嫁到国际上,所以要靠美国有组织的劳工促使美国改革,现在是不太可能了。何况,在美国真正受苦的,是生活在底层的分散的半合法或者非法的移民劳工,这些人更加组织不起来了。
我认为美国需要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像尼克松那样下决心收缩战线。现在还看不出有这样的人。那么美国是否会就从此衰落下去呢?我觉得也不见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还需要横向比较,其他国家,包括西欧发达国家,也都有自己的问题,不见得比美国更顺畅。另外,在全球化的机制下,不像在以前,新的强国可以取代老的霸主,此消彼长,像美国取代英国;苏联垮台了,美国独霸。我觉得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美国真的完全衰落了,中国一定受影响,不会因此繁荣。原因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不必多讲。不论是国际或国内的人扬言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在客观上差得远,在主观上,现在中国人需要的是忧患意识、自省能力,踏踏实实地兴利除弊,继续改革。

来源:这里资中筠:中国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美再差也远超任何老二

 

 

 

资中筠:摆脱“颂圣”情结

资中筠:摆脱“颂圣”情结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

“颂圣文化”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

中国专制皇朝制度下的“士”的精神传统中,除了“家国情怀”,忧国忧民,重名节,讲骨气外,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冒死直谏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中国第一次“启蒙”广义来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曲曲折折持续了一百年,以鸦片战争为契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他们告别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

从严复的“开启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从皇权专制、愚民政策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走出来,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去掉了“颂圣文化”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这一启蒙被革命所压倒。

现在重提“启蒙”是因为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蒙昧阶段。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相当于“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60年来其他方面的成就得失姑且不论,在文化领域(包括精神文明)是破坏大于建设。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人们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画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的人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导致道德沦丧的后果。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可惜这场思想解放只有十年,仍以“武化”手段结束,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富裕,而文化却苍白、贫乏。一方面是商业大潮和拜金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对思想言论的禁锢,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充斥于媒体的不是颂圣就是娱乐文化。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

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仍然难免,比起前三十年,环境应该说已相对宽松,而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不稍减,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人们对于是非、善恶都已变得麻木。长此以往,不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民族精神将日益萎缩,所以“启蒙”应该重新提上日程。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已大不相同,当然不是对前一百年的简单重复,但是也不是完全另起炉灶。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功不可没。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

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应该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民主”不是一个美丽的口号,我理解的民主是一种制度和程序,其核心意义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它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有宪法的保证,这就是“法治”,“法”高于任何掌权的人或政党。另外必须建立在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基础上。如果一切都是少数人暗箱操作,百姓不得与闻,也不许随便议论,到时候让人投票,这不能算民主。

有人提出第一步先实现“预算公开”,我很赞成。这应该算是你说的“赋税民主”的一部分吧?因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就是纳税,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参与决定这钱怎么花法。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就是抗税,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交税”。我们现在离这很远。所以各级政府斥巨资造“形象工程”、豪华政府大楼等等,而最基本的教育和关系民生的经费却拿不出来,百姓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情况应该尽早结束。

知识者忙于为稻粱谋,为贫贱移

我读到过不少中青年作者的文章很有见地,也给我很多启发。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有志者身体力行地在做,例如帮助受冤屈的百姓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帮助贫困人群学习技能,创业脱贫,等等,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启蒙工作,普及一种现代公民意识,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在正义基础上的稳定。可惜他们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打压,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是值得敬佩的。

不过总体而言,当代青年是文化断裂以后成长起来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了解太少。这不能怪他们,而是所受的教育有意蒙蔽历史的真相。还有也许是对前三十年那种虚假的高调的逆反心理,走到另一个极端,消解一切崇高的理想,只关心自己的身边琐事,或把一切都娱乐化。

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流动国际化不可阻挡,也无可厚非,所以个人的命运不一定与本民族紧密相连。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

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不少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许多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坚持正义往往会失去很多,就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

以“海归”为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加入“颂圣”或“颂盛(世)”,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而我们这代人从懂事开始就伴随着民族的忧患而成长,自己也经历过自我迷失,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又自我回归的过程。痛定思痛,体会更加深刻。对民族前途的关心已经是一种本能,对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也比较敏感,欲罢不能。

启蒙首先是自己对自己启蒙,就是用自己的理智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第一步先做到洁身自好,保持独立的人格,有所坚守,有所不为。然后再进一步有所为。既然有机会比别人多受一点教育,就应多一份社会担当。生存的压力当然是现实问题,但是哪一代青年没有生存压力?从总的物质生活水平来说,这一代肯定比我们年轻时有所提高。

非得丰衣足食才关心社会和他人吗?也可以有相反的逻辑:自己过得很舒服,何必操那份闲心?过去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既有出身贫寒,因而更体会民间疾苦,感受社会的不平;也有富家子弟,抛弃舒适的生活,为民族振兴,毁家纾难,为某种理想而甘愿做出牺牲。关键在于自己的精神追求。不论如何,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青年人身上,难道靠我们这种八、九十岁老人?

“娘打孩子”说不利于反思

解放初期我只是无知青年,自己没有形成什么“政见”,在那样一种大形势下,很容易追随潮流,接受当时的理想主义,而且以全副热情投入。一个大前提是相信***能救中国。关于“思想改造”,由于出身非劳动人民,就有一种“原罪”感,根据那时的“阶级”观点,“书香门第”是耻辱,而不是荣耀。这些我都接受了,诚心诚意按照要求改造自己,逐渐养成思维定式:凡自己的看法与“最高指示”不一样时,一定是自己错了。

“上缴是非判断权”是我后来觉悟以后总结出来的,以前并未意识到。我“觉悟”较晚,从“文革”后期才开始大胆怀疑,慢慢给自己“启蒙”。到1989年可以说完全收回了自己的判断权,决心不再盲目“紧跟”,说违心的话,所以在那种岗位上就特别痛苦。加以我生性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借此机会回归书斋,进一步取得心灵的自由。

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是比较单纯、无知。但是许多硕学大儒,已经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思想自成体系,却这么快就否定自己,放弃了判断权是真麽回事呢?

在知识分子主观方面,解放初期是“家国情怀”的延续。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同时,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更重要的是当时无法抗拒的客观形势。

如果说定“马列主义”于一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是一种缓慢的过程,一轮紧似一轮的政治运动,“自愿”与强制相结合,同时给予“改造好”的希望,犹如通过炼狱达到天堂,在此过程中读书人的自信和自尊丧失殆尽。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到“文革”开始,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

另外,“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手打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以此为借口,一场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就此心安理得地得不到反思。

我说的“政教合一”是一种比喻,犹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一切,包括灵魂和世俗的政权。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方向都是政权与教会分离,摆脱教廷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样才开始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中国本来没有国教,儒学在道德伦理层面上代替宗教的作用,也就是所谓“道统”,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有生杀之权,但是不代表道统,“士林”还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后来的政权统治一直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称作“在一切领域专政”。所以要恢复独立的人格,就得打破这种“思想国有化”的体系。精神领域不应受权势的强制干预。

最近在《同舟共进》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振兴文化不劳政府插手”,我很同意它的观点。军事、经济力量的强大不一定与文化繁荣成正比。由政府出巨资建立所谓“核心价值观”,或者组织一个课题要求出不朽著作,是非常荒唐的。

精神层面的东西恰好是不能花钱买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目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松绑。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例如义务教育,政府当然责无旁贷。但是基础教育的目的和主导思想是什么,很重要。是启蒙还是愚民,是现代公民教育还是党化教育?

启蒙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我父亲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有理念的,那一代人有人从事革命,有人主张改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新文化”运动等等大概就是改良的途径。所以他们都离不开“救国”的目标。

举一个例子:过去中国人穿毛衣大多靠英国进口的毛线。有一位实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创办了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毛线的牌子称作“抵羊牌”,标志是两只绵羊头顶头。这个牌子就是“抵洋”的谐音。从一开始他就下决心要在中国市场与英国毛线竞争。

经过艰苦奋斗,到四十年代末“抵羊牌”毛线质量真的已经达到足以占领一部分市场,堪与英国毛线一比高低。而且他的企业管理也相当现代化,有不错的劳工福利待遇。他们当然要追求利润,但有更远大的目标。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除媒体的直接歌颂外,在知识界表现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

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肤浅的“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之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归之于洋人。

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在表面上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以“XX亡我之心不死”掩盖施政的缺失;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

此种思潮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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