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运发诉杨红艳案的判决下来了，败诉。老兔子大为失望，对我痛下针砭，说我办事不力，还说我骗他。这年头负债无罪，欠钱有理，债务人不能得罪，我忍气吞声地解释：“她干爹打过招呼了，我有什么办法？”这事是真的，杨红艳跟市里某位头头关系暧昧，经常同出同入，互称干爹干女，这个“干”应该读第四声，跟“大干四化”的“干”同解，端的是天理无存，人伦灭绝，只恨雷公瞄不准。老兔子妄图跑单，说手头紧，没钱，律师费下个月再说。我勃然大怒：“任红军那个破皮包公司你都能投800多万，什么他妈手紧？”他目瞪口呆：“什么皮皮……皮包？”我横他一眼：“痛快掏钱！说不定我还帮你想点办法，否则，你他妈等着吧！”
　　 我和任红军交往20年，一直面和心不和。这人上学时外号“小把戏”，做事鬼鬼祟祟的，经常跑老师面前打小报告，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搞得人人不齿。我们大二那年遇上了中国当代史的一件大事，个个都像疯了似的，扎着白布条满街奔走，他一开始也跟着掺和，写标语，喊口号，还妄图混进反动组织，该组织审查了半天，轻蔑地告诉他：“小把戏，你跟我们不是一伙的，还是入党去吧。”小把戏大受打击，冷静地思考了几天，忽然投向了系党总支的怀抱，天天给别人记账，某人说了什么，某人写了什么，全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最后犯了众怒，几十条大汉追着揍他，如果不是潘志明拦着，恐怕早就追认为党员了。
　　 前些天他来找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份验资报告，问我能不能帮他弄一份，诈称自有资产1.75亿。这是货真价实的犯罪，虚报注册资本，抓住了至少判3年。我说这事我干不了，你找会计师事务所吧，1.75亿，两、三万就能搞定。他一脸贼相：“又不是真的验资，伪造……伪造就行。”我冷笑：“这玩艺你都敢伪造？要盖公章的！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你造了管什么用？分分钟把你送到看守所去！”他大咧咧地：“公章？我他妈用萝卜刻一个！电话？我他妈留自己的号码！查个屁查！”接着又问我跟单信用证是什么格式，指明要中国银行的。我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你随便找家银行问问不就知道了？他悻悻告退，过了几天，几家报纸同时登出了大幅的“信鼎”广告，我估计是搞到钱了，打电话问他，这厮遮遮掩掩的：“唉，都是花架子！埋根橛子等兔子，兔子来没来呢！”我信以为真，第二天去河口法院办事，顺便去档案室转了转，看见老潘正在埋头整理案卷，外衣也脱了，只穿一件白背心，满身满脸的汗。我说你也真是的，审判都不让干了，你看看报喝喝茶，月月领一份闲工资，何苦费那个心？他搓搓手：“闲着也是闲着，你看这案卷乱的。”顺便聊起了任红军，老潘警告我：“最好离他远点，这家伙说不定哪天就进去了。”我问他什么意思，老潘挠挠头：“他昨天去我家了，说要给我60万，我没收。”我立刻明白了。
　　 当律师这么多年，我一直恪守一个原则：凡事不讲人情，只谈得失。人间自私为大德，只要有利可图，哪管他妻离子散，洪水滔天。反正任红军无意于我，那还不如帮老贺一把，搂草打兔子，说不定还能捡点什么。老兔子正撮着牙花子一遍遍地拨打任红军的手机，我嘿嘿冷笑：“打不通吧？告诉你，早就躲起来了！”他汗出如浆：“知不知道他在哪？”我光笑不说话，都是场面上混的，他也明白：“我现在就把律师费付你，你带我去找他！”我装出为难的样子：“我们同学一场，20年的交情，我怎么能……”他火了：“你他妈……你他妈……你们合伙诈骗，我现在就去公安局报案！”我暗暗好笑，想这厮一碰就跳，也是个没见识的，看我略施小计把他拿下。拍拍他的肩膀：“急什么？我要是诈骗，还会跟你通风报信？”他翻翻白眼：“那怎么办？”我说任红军的事先放下，跟你说点别的，这案子我去中院问过了，只要你能证明180万确实是付给杨红艳的，而且你和她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上诉就有希望。他不接这茬儿，还是逼着我去找任红军。我干脆不理他了，拿着判决书装模作样地研究。这时周卫东敲敲门进来：“那个劳动仲裁搞定了，只要补交800多块钱的保险，不用罚款。”我表扬他：“干得好！你下午去把钱交了，也别找孙刚报销，回来我给你。”他笑起来：“师父，这可不是你的风格。”我说孙刚是我最好的朋友，朋友有通财之义，替他背几百块，什么风格不风格？他一笑出门，老贺憋了半天，又爆发了：“带我去找任红军！”我不说话，指指桌上的判决书，他一拍桌子：“你不就是想再赚点律师费吗，要多少？10万？8万？我给你！现在就带我去找那个骗子！”我笑眯眯地：“你想好了？那咱们上诉？”他怒不可遏：“上诉！上诉！”我拿出一张《授权委托书》：“把这个签了，回头我查到任红军的消息，马上通知你。”他愤然签了字，笔一摔拂袖而去，神情像逼急了的兔子，龇牙瞪眼，翻山跃涧，放出去就能与虎狼肉搏。
　　 我得意之极，这钱实在太好赚了，笑眯眯地翻出一张名片，拨通上面的号码，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问我：“什么事？”
　　 我说他要打二审。”
　　 对面的人火冒三丈：“你们有完没完？我已经……已经……，你们还想怎么样？”
　　 我叹了口气，“你知道，我只是个代理人，当事人说要上诉，我有什么办法？”停了一下，我说：“现在事情麻烦了，他说上次请的媒体力度太小，这次下了狠心，说要把全国媒体都请来，非把你搞臭搞垮不可，我念给你听：”我看着自己的手掌，“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湖南卫视、新浪网……”
　　 这是舆论为王的时代，10个干爹也比不上一份《南方周末》，杨红艳心虚了：“你……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帮我还是帮他？”
　　 我笑了一声：“帮他就不给你打电话了。你也挺倒霉的，摊上这么个主儿，唉。”
　　 “那我怎么办？”
　　 我说有两个办法，“第一，给他点钱，也不用180万，有个三、五十万他就该满意了，我也好交代。”她大怒：“凭什么？！我都跟他……，他自己愿意给我的！屙完屎往后坐，有这么干的吗？”
　　 这就是主持人的修养，我心中暗笑，她问我：“第二个办法呢？”
　　 “如果不肯给钱，那你别当主持人了，”我说，“到时媒体这么一炒，全国都看见你在他床上留下的DNA了，你还怎么干？”
　　 她不说话了，我说你好好想想吧，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否则等法院传票吧。杨红艳扯着嗓子喊：“喂，喂，那你能不能……”我听而不闻，啪地挂了电话。
　　 这通电话只是下了个饵，就看她咬不咬钩了。这年头遍地都是丑闻，前有赵老师、后有侯三爷，只要老二一硬，媒体一炒，个个名声扫地。杨红艳在电视上惯装清纯玉女，但DNA流了那么多，肯定更没脸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