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军　范曾
　　2002年4月间，中国散文学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一系列散文专题研讨，没想到在那样一个非常专业的场合，“范曾散文现象”竟然也成了演讲者与听众之间认真探讨的一个话题。这使我深感意外，同时也有几分兴奋，当天晚上就给范曾先生打电话，告知此事。他却笑称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并戏称自己忽然变成了一个“文坛新秀”。我对范曾先生说：“您的散文本来就是一流的，只不过被您的书画之名给盖住了。” 事实正是如此。据我所知，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范曾先生就以一篇《新潮赋》获得天津市好新闻作品评选一等奖，随后在由《人民日报》等单位主办的散文大奖赛中，又以一篇《将军白发新》获奖。进入90年代后，其散文力作《风从哪里来》被《中华散文》评为一等奖。在1999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的评选中，范曾先生的《梵高的坟茔》以高票当选，同时还有一篇《警世钟》获得提名。在名家荟萃、高手如云的入选作家名单中，范曾是惟一的一位画家，这足以令散文界刮目相看。紧接着，范曾先生2000年的散文力作《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再次人选，更令文坛为之关注。
　　十数年来，我与范曾先生聚首谈艺，问道切磋，经常论及散文，语多警策，不同凡响。范曾先生对中国古典散文浸淫甚深，许多名篇都可以背诵。我曾亲耳聆听范曾先生大段大段地背诵庄子的《逍遥游》、贾谊的《过秦论》、鲍照的《芜城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王勃的《滕王阁序》等古典华章，那真是语调铿锵、情绪激昂、一唱三叹、荡气回肠。对西方的文学名著，范曾先生也多有涉猎，这使他得以在广阔的文学天宇中上下求索、广纳博收，进而在创作实践中融各家之所长，取自家之所需，形成独特的散文风格和创作理念。尤其是范曾先生近年来首倡“赋体散文”，在躬耕力行之余，每每与我深入讨论，使我茅塞顿开，心胸大朗。
　　纵观范曾先生的散文作品，我以为乃是以史家之识见、哲人之思辨、诗人之情感凝结而成的文字，也就是说，他的散文是集诗、史、哲三位为一体，再加上艺术家的想象力，形成其沉雄博大、奇谲瑰丽、文采飞扬、语言典雅的独特风格。
　　范曾先生17岁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原本学的是历史。然而对中国画的酷爱使得这个被认为具有良好史学素养的学生，只读了两年便要求去北京学画。德高望重的明史专家郑天挺教授是当时的南大历史系主任，他以长者的宽容和学者的睿智，对这个不安分的学生表示出极为可贵的理解和关爱，同意放他转人中央美院就读。三十年后，当范曾以一位成功画家的身份，于80年代中期回到南开创办东方艺术系时，当年教过他的著名历史学家吴廷漻先生曾感叹说：“当年，郑先生放走范曾时，我就说过，这会使社会多了一个大画家，却可能失去一个大史学家!”
　　然而，人生的变幻却时常出乎人们的预料：吴老先生或许并未想到，他的学生范曾在书画艺术领域卓然大成的同时，从未中止对史学的钻研，在返回母校的十五年后，竟以其斐然的学术成果，为久负盛名的南大历史学院和文学院增添了两个博士点。世事轮回，真是难以逆料；然溯本寻源，踪迹宛在。就范曾先生而言，少年耽迷诗文；青年痴于书画；中年聚文史哲诸学科以融汇之，使翰墨丹青得到学问的滋养而成绝艺；及至花甲之年，笔墨已为画家余事，而国学传统与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弘扬，遂成托命之职志。由此观之，范曾先生主张回归古典，就像水流千遭终归大海。
　　在中国文化史上，书画艺术与文史哲经诸学科本无严格的泾渭分野，古代文人琴棋书画、文翰辞章，诸艺兼擅，方为通才。范曾先生秉承家学，博闻强记，敏悟好学，多思善断，擅长把诸多学问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他的书画艺术因学问滋养而丰赡绚烂；他的学术研究亦因艺术思维的贯通而圆融灿然。以传统文人和现代学人的双重标准来衡量，范曾可谓身兼继往与开来，承接传统与现代，既是完全符合古典传统的标准文人，又是极富现代意识和开阔视野的现代学者，具有如此特质的艺术家，在文艺领域几如凤毛麟角。
　　作为艺术家的范曾，当其挥毫状物之际，眼前却时时浮现着画中人物于彼时彼地上演的一幕幕历史活剧；而作为历史学家的范曾，当其秉笔为文之时，内心却时时在与古代先贤、诗魂烈魄们互通着心曲。他在与古人的对视中窥探到他们心灵的低吟，他在与先贤的对话中参悟到历史烟云背后的真相。于是，他的画笔融进了历史的厚重，他的言说也浸透了岁月的沧桑。聆其言，观其画，晶其文，我们不仅体味到什么叫做渊博，更领悟到范曾先生所传递的那一份深沉一份凝重和一份历史的苍茫。
　　
　　诗学、史学、哲学与散文
　　
　　(我南下深圳以后，与范曾先生见面对谈的机会少了，但是有关散文的交流却一直没有中断，现代通讯工具带给我们最大的方便，范曾先生每有得意之作，必先传真给我先睹为快，《风从哪里来》、《凡高的坟茔》、《警世钟》、《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等长文，都是如此。文章读后，总有许多感想沉积在心中。一旦见面，谈起散文，自然是滔滔不绝，兴味盎然了。2000年夏天，我赴京公干，得到一次与范曾先生聚首畅谈的机缘，外面烈日炎炎，酷暑难耐，而我们一杯清茶，谈文论道，如坐清风江上，何等惬意，何等爽快。那次所谈的话题几乎没有离开过散文。这是我们多年对话中，谈论散文最集中、最透彻的一次。)
　　侯：我这次来北京之前，刚刚买了一本《散文选刊》，发现上面登了一篇您写的卷首语《散文小议》，文章虽短，但是，有关散文的许多关键性问题都谈得很精辟，真是言简意赅，独出机杼。
　　范：这种小文其实不好写，文字要求精短，但是又必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我写的时候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比如，我对文、史、哲这三者的划界，就是我的独到看法，我说，散文是很难和史、哲、诗划清界限的，屈原的《天问》是诗，可是他对宇宙、历史、人生、放言无惮，咄咄追问，实际上是一篇有韵的散文；而《庄子》的《秋水》，是哲学论文，可是他以恣纵不傥之词，阐发对宇宙本体齐一、相对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篇雄奇瑰玮的散文；贾谊的《过秦论》，是史学论文，可是他旁征博引，雄谈阔论，成为扬清激浊的千古名篇。我说这些都是不求为散文而成为散文的经典之作。
　　侯：这一段写得特别到位，一下子就把历史散文、哲学散文的特点抓住了。
　　范：对，我就是要建立一个我自己的散文分类标准。所以我说，历史散文必征而有信，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你不能不顾史实随心所欲地胡写；哲学散文应当简约明畅，穷于有数，迫于无形。这些都是我对这些学术性散文的高度概括。接着，我又对所谓文人的散文作出了分析，我说，文人而非史家，作宏观纵横之说，必有疏讹；文人也非哲人，作发微探奥之论，又难免浅薄。倒是那些本身就是哲人和史家的高手，比如季羡林，其《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哀而不愠，微而婉，其锋芒所向，直有横扫千军之势，以四两而拨千斤，把一场闹剧，批判得入木三分，从而恢 复历史的真面。这就叫外包光华，内含坚质，最见其学养功力。这就是我对这类学术散文最高的评价标准。
　　侯：我还特别注意到您对鲁迅先生那种既有激情，又有锋芒，富于强烈批判色彩的文体的看法，这在当前文坛其实是很有针对性的。
　　范：是啊，有人把鲁迅杂文批得一钱不值，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可是我的表达方式却很委婉，我说，至于散文的风格，有崇尚温柔敦厚的，有崇尚激越凌厉的，有崇尚尖锐刻削的，这都与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个性有关系。鲁迅先生是革命者，他要“挣扎与战斗”，他的投枪和匕首是指向敌人营垒的，是配合着沙场的厮杀和呐喊的。我们敬仰鲁迅先生的勇气和才华，钦佩他无双刀客的锋利。然而在硝烟淡去之后，我们在废墟中寻觅回来一些供人观赏的、被鲁迅先生嘲笑为“小摆设”的作品，觉得也不妨视为文学史上的一种存在。如果它们精致而优雅，也是可以供人们摩挲的。
　　我对鲁迅先生是非常敬佩的，二十年前就画过一本《鲁迅小说插图集》。有一个现象不知你发现了没有：当鲁迅先生写那些杂文的时候，他固然是非常愤怒的，可是当鲁迅先生写小说的时候，他不是愤怒的。你可以仔细看看鲁迅先生的小说，那真是大手笔，无论《阿Q正传》、《孔乙己》，还是《祥林嫂》，都不是愤怒的，但是它比那种一般的愤怒要强有力得多。
　　侯：我觉得您的论述方式很中庸，并不是把鲁迅先生的文风与那种“小摆设”式的文风截然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它们的不同功能。您说，那些“小摆设”一定是为文而作的，而不是为时而作的。鲁迅先生不赞成这些东西。但是您又明确指出：“我们不能以鲁迅先生在疾风暴雨中求生存的作品，作为衡量散文的惟一标准。”那些驾驭不了大的背景和场面，阐发不了大的思想和追求，也不必勉为其难。您的比喻很奇特，也很贴切：“铸不出毛公鼎、散氏盘这些国之重宝，那就造一两件杯斝；与其‘越鸡不能孵鹄卵’(庄子语)，不如孵出一只可爱的毛绒绒的小鸡供人赏玩。总之因人而异，提倡多元，要牡丹、芍药，也要野草、闲花。”我很喜欢您的这些比喻，把很严肃的理论问题，用一种轻松随意的笔法写出来，但是轻重高低读者自会掂量出来，这就比过于直白地驳论和阐发，要委婉一些。这种表述似乎也比您以往擅长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文风含蓄了一些。这是不是也标志着您的文风在慢慢发生变化呢?
　　范：你这一点看得够准。我写这篇《散文小议》，就是要文尽曲折委婉，这样的文章才具有真正的内涵。而这个曲折委婉并不意味着没有力量，只是让力量处于一种内在的“雌伏”状态。这个意味，我想是和这些年研究老子哲学和庄子哲学，对我的感染有着直接的关系。
　　
　　全球视野与人类意识
　　
　　侯：您给我传真的《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这篇文章，我们全家是传着看的，真是写得好。洋洋洒洒，广征博引，有很多警句和妙语，充满了环保意识和人类意识，表达的是您对整个地球和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我认为，这篇文章称得上是典型的兼具史家视野和哲人忧思的学术散文。
　　范：这篇文章确实是我用心写的，跟《散文小议》这类小品自然不同。我的文章架构是特别严密，而且总是在一段详细周到的说理之后，把一个最强有力的、非常富有象征意义的结论性警句带出来。比如有一段我这样写：“霸权的背后当然是利益，利益的特殊等价物是金钱，金钱的至高代表是黄金。啊，黄金，你是从沙子里淘出的啊，你灿然夺目的黄色是黄沙的光荣。葛朗台老头临死以前对着金币发出赞美：‘这，多美的颜色啊!’这赞美之声已汇为全球的大交响，和沙尘暴同样在吞噬着地球的绿色。”这一段的内涵叫什么呢?这叫沉痛!
　　侯：我觉得，只叫沉痛还不够，应该叫沉郁。一种深深的沉痛加上深深的郁闷，还有几分悲愤。这里表达的是一个睿智之士，明明已经认识,到一场巨大灾难即将到来，可是单凭个人的力量又无力回天的那种无言的悲哀。
　　范：你说得也对，从整体上来看，我在文章里，在我的思想上，确实具有了一种全球意识和平民意识。全球意识是我对地球的关心，平民意识是我对人类的关心，因为人类一定是平民占绝大多数。这一点你已经在文章里体会到了。
　　侯：这种取向使人博大，使人境界开阔。
　　范：还有，我现在下笔之时，不想好为大言。而且，我这些年养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追求很快地直抵事物的内核，很快地直抵事物的本性，很快地接近本体。随后，这个本体又渐渐地在我的文章里取得很主导的地位。这个本体，就是人类和宇宙的本体。恰恰是因为产生了这个意识，我的文风才迥然一变，也可以说这是我现在这种文风得以产生的一个很大的思想背景。当我具有这样的意识以后，我真的感到心胸豁然开朗，有一种登高临远的感觉。这感觉就象当年王国维所讲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一个男子汉对家庭负有责任，对民族国家当然也负有责任，对人类更负有责任。因此我说，我爱人类，这里面包含着爱祖国，因为祖国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如果讲，人类再不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世界大背景上考虑的话，这会造成人类的灾难。膨胀的民族主义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它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它可以使群体的盲动。我在《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中，讲到有灵界的盲动，实际上常常是被一种人为的狂飙掀起的，对这一点，我的文章是相当忧虑的。
　　侯：您的文章深刻也就在这里。我从文章中就看出一种关注角度的变化。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足取，而只有博大的人类主义，实际上就是人类意识，才是大的作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关于人类意识的问题，其实过去您跟我谈过不少，其实这正是中国艺术家所缺乏的东西。其实，您这个思想并不是一种变化，而是您的一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这个进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您说登高临远，那是以这个人类意识、全球意识做基础的，有了它，你才能真正站得高起来、望得远起来。这也是您的文章不同凡响的原因之所在。
　　范：有你的这番评论，我知道你确实读透了我的这篇文章，我感到欣慰。我们一直幻想着新的文艺复兴会来临，然而文艺复兴不是在书斋里想出来的，它来自巨大的社会运动和变革，来自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而任何文艺复兴必然会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文主义的口号。人文主义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代，人文主义精神也会有不同的内容。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但丁的人文主义把矛头指向中世纪的神权，他可以将教皇打人地狱，而将自己理想的情人巴达蕾斯送上天堂；而德国尼采的人文主义则是宣布上帝的死亡，教导人类“成为你自己”，唤起人的独立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么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如果我们只把视线集中于人类自身，恐怕已近于纸上谈兵了。重要的是人类与地球，我们且不必去谈整个宇宙，那太渺远了。但是人类与地球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论题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所以我想，如果再有一次文艺复兴，它的人文主义的主题只能是：对地球与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
　　这是我现在常常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写《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这些散文的内在动力之所在。你刚才说到了这层意思，所以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迄今为止，尽管很多人都读了这篇文章，也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赞赏性的意见，但是，真正能够看到这一层面的人，并不是很多。
　　
　　谈美文
　　
　　侯：散文除了具有思想性和实用性的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必须满足人们对阅读美感的需求。散文与论文和其他应用文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必须写得美。因此，现在散文界非常强调荚文。您的文章常常被读者赞誉是美文，那么您是如何做到的?您对散文之美又有什么高见呢?
　　范：我认为，既是美文，它首先必须气质胜人，文采还在其次。我想，历代最优秀的文章，最好的文章，比如讲，我经常提到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我认为这是一篇千古的范文，但是它并不以表面的文采取胜。从这一点来讲，我看许多名篇都是有所欠缺的，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是有所欠缺的。它们都是过分注意了华采。我讲的好文章胜在气质，那是指它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你比如讲，为什么到了中国画，到了水墨画，到了水墨简笔画，一路走下来，可以用上四个字：“洗尽铅华”，五彩缤纷的色彩越来越淡化，可是它的内涵却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你的语言，虽然不是很繁，不是形容词很多，可是你所达到的意思却是深远的。言简而意远，恐怕这才是文章的至高境界。
　　我时常想，有时看到一些诗歌里最好的诗句，文章里最好的篇章，本来我完全可以做到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做到?噢，原来是这个火候未到，还没有能够做到“百炼钢成绕指柔”，你还太硬，什么时候你也能做到“绕指柔”了，你的文章就“炉火纯青”了。
　　侯：嗯，您的这段论述我要记在心里——因为我写文章，到现在为止，还处于一个追求文字华美的阶段，照您的说法，显然还没到火候，我要改一改……
　　范：硬改也不行。这是个自然而然的演变过程，只要你心里有数，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才是最好的，你慢慢地积累慢慢地摸索，到时候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实，我在二十年前写的文章，你都看到了，那时完全是血气方刚，慷慨激昂。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和自己的生命状态、学养状态都直接联系着的。包括书法，我在《书法对自然的复归》那篇文章中就提到，书法是一种生命状态。我认为现在的字比过去的字有力量，这力量来源于它的内涵。因为，任何一个东西，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一种“雌伏”的状态，永远是成就大艺术、大事业的前奏。比如写文章，你渐渐地感到了，我由年轻时的血气方刚，开始渐渐地变成了老辣。这种老辣怎么来解释呢?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你看我新出的那本《画外话》，从里面的文章中也能感觉到这种变化。我在书中广征博引、信手拈来，实际上这是我博览群书的一个结果。因为，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的文章中一定包含着他的生命状态和他的学养状态。这就像古人讲的“庾信文章老更成”，也有点像书法家讲的“人书俱老”，急于求成是不行的。
　　侯：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讲好的文章要不求执着，求散淡，随心所欲，写到哪儿是哪儿，说这样才是“天成文章”。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范：古往今来的散文家，没有一个不是以气胜。这个“气”里面，包括气质、气势、气韵、气派，等等。你讲，散淡、涣漫就是散文?这都是误解。你的意念不执着，那你的散文就没有风骨了。你看鲍照的《芜城赋》那真是“文穷碧落黄泉，史涉治乱兴亡”，结尾八个字，“天道如何?吞恨者多”，可谓是神充气足，你说他执着吗?我看很执着!没有褒贬、没有春秋之笔，它就不能叫好散文。再举一个例子，韩愈的《祭鳄鱼文》，历数社会痞恶势力的罪恶，最后疾呼：“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你看这有多么执着!你说散文要漫涣、要随意，还要来点朦胧、来点无意念、来点意识流，等等，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那种文章终究成不了大气候。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好文章，是美文，而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小摆设”。只写那种东西，出不了大手笔。散文之存在，就是要有春秋之笔。讲情讲爱，当然可以，人都有情感嘛。但是如果你的散文没有气没有势没有格，你的情爱何以寄托?有了气有了势有了格，情在其中，爱也在其中，你的散文境界和气度就不一样了。
　　
　　“赋体散文”杂说
　　
　　侯：我与您谈散文，还有个很自私的想法，就是想请您为我的散文会会诊，给我指出一些毛病，这对我今后的改进非常重要。
　　范：你过去的散文我看了不少，总的感觉是很好的。那些夸奖的话，我都在给你的散文集写的序言里讲过了，没必要重复了。像我们这样的交流，主要是讲你的缺点和毛病，你说对不对?
　　侯：是的，遇见您这样的散文高手，就像病人遇见了名医，最想听到的就是一针见血、对症下药的诊断。
　　范：我觉得，你的文章还是有一点故意陈列知识的痕迹。就是说，给人的感觉是，你看我多有学问，我讲给你们大家听一听。我的散文过去也有这类缺点，但是我后来发现了，就尽力去克服，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种痕迹了。其实你看我的散文，在学问和知识方面也是很奢侈、很挥霍的，但是尽量不留下什么痕迹。可是你的文章还是能够看出痕迹。
　　侯：您说得很对。您知道，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很用心地学习您的笔法，比如说，您喜欢用排比、用对仗，我受您的影响，也爱用这种方法来增强文章的气势。可是，毕竟我的学养和功力还差得很远，总有那么一点力不从心，无法像您所说的“信手拈来”，水到渠成，我时常是为了排比而排比，就给人一种凑句子的感觉。我自己也知道有这个毛病。可是，我又考虑，如果不凑句子，也就无法达到“赋体散文”所追求的那种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气势。而且，我认为这种气势其实是更重要的。
　　范：对，为了文章的“势”，哪怕另一方面有些缺点都没关系。
　　侯：我记得，中国的针灸学有一句话，叫做“宁失其穴，不失其经”。就是说，把握大局是最重要的。只要能把握住“经络”，找不准某一个穴位并不要紧。
　　范：我赞同这个观点。散文的“气势”是最重要的，“气”的运转构成一个“势”，这个“气势”要贯穿在整个文章之中。在这个“气势”中，又要内美纷呈，最后，以华藻构成深秀之格。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那你的散文就自然能达到美妙的境界。如果你不知道这种美妙之所在，你就写不出好的散文。我们体会到这些，对那些妨碍表达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不写，就会删掉。过去王国维讲，“词人要人世浅，小说家要人世深”，那么，散文家就应在深浅之间找到座标。散文家要有小说家那样深邃的眼力，又要有诗人那样的孩提的童心。这就是庄子散文的特色。
　　侯：好多朋友都读了您为我的散文集《青鸟赋》写的序言，大家都说您的那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既是一篇美文，也是一篇典型的赋体散文。
　　范：我的序言当然离不开你的文章，如果说序言尚可，也是因为你的文章使我感到有很多话要说。譬如“赋体散文”这个概念，就是在我读了你的许多文章之后萌生出来的，也才归纳出这篇《赋体散文发微》。但是，我在序言里没有引文。你的文章里，无论是激昂慷慨的，还是迂回徘徊的，或者是悠然陶然的，其实都有一种“势”——激昂慷慨之势、迂回徘徊之势，悠然陶然之势。正是这种“势”，构成了或者是雄浑之美，或者是恬静之美，或者是磅礴之美，或者是精巧之美……这些东西，你的散文里面都有。这些，我们都要从散文的传统中来加以探讨。
　　当然，散文非只一格。有的是以论代文，有的是以文透论，有的散文本身就是论说。韩愈的《获麟解》，百十个字，是篇好散文。
　　你最近又写了什么好文章?
　　侯：现在我参与办报，越来越忙了，很少有时间写文章了，真是很无奈。
　　范：你将来可以渐渐摆脱一些事情，这样，你就可以干一些自己心爱的事情了。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有许多事情是你不喜欢干的。
　　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纪念邓小平的文章，本来是准备刻在邓小平像的基座上的，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刻上去。但是，这篇文章已经通过了各种审查，各级领导和专家都认为写得不错，我今天也给您带来一份打印稿，请您看一看，指点指点。(我把随身带着的一份文稿递给范曾先生，先生认真阅过之后，对一处用典和两处平仄的搭配提出修改，我欣然接受了先生的意见。)
　　范：你这篇文章太难写了，既要有对邓小平历史功绩的准确评价，又要写出深圳人对他的特殊感情，还要有文采。既然是碑文，还要符合古往今来写碑文的格式，半文半白的句子，很难协调，如果不协调，你的文气就不畅通了。可是，我今天读了你这篇文章，老实说，我很喜欢，因为你写的是自己的感觉。
　　侯：对，我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说这不是一个强加于我的任务，我会写好它。这种心态是以往接到这类“命题作文”任务时，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自己对邓小平就充满了敬佩和感激，没有他的“南方谈话”，我也不会下决心到深圳来参加创业。
　　范：对啊。那时，我接到你的信，对你决定南下深圳，真的很不理解。我记得还给你写过一首诗，末尾两句就是：“此去深城驰骛地，花都不忍举离杯。”现在看来，你的选择还是对的。
　　侯：因为我自己也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我写纪念他的文章就能够“笔底带着感情”了。
　　范：是的，你这是一篇很好的赋体散文，难度这么大，能写成这个样子，太难得了!
　　
　　从汉赋到骈文
　　
　　侯：自从您提出“赋体散文”的概念，并在《赋体散文发微》中做了一番阐述之后，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注意到了。有些文友就问我，你们倡导“赋体散文”，是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汉赋文体”?可是我看到，现在几乎所有通行的文学史教材，讲到汉赋差不多都是评价不高的，甚至是否定的，那么您对汉赋是怎么看的呢?
　　范：下次遇见这类问题，我建议你这样回答：“赋体散文”并不是汉赋的翻版，而且，赋这种文体也不是汉代所独有的，它是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我们倡导“赋体散文”主要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从汉赋发端，一直绵延两千多年的赋的传统。“赋比兴”的赋，其实就是讲的铺陈。由此延伸开去，也就是用这种铺陈的方法，以对仗、排比等修辞手段，来写现代的文章。“赋体散文”强调的是一种气势，一种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阳刚之气，还有就是强调汉语的音韵之美，对偶之美，这些特点在汉赋中体现得最鲜明。说到汉赋，我以为它的气势是了不起的，而且像司马相如、枚乘、张衡这些高手，它们的文章也不仅仅是粉饰太平的，他们对最高统治者也敢于讽喻和规劝，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种文体发展到六朝时期，缺点就显露出来了，比如浮词过多，铺陈太厉害，言之无物，无病呻吟，然而不要忘记，南朝还是有的照、庾信这样的大手笔，顶着将倾的大厦。“唐宋八大家”就提出要力追秦汉古文，这其实就是针对六朝骈文的颓势的。
　　侯：但是，我一直觉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也不能一概否定，正如您所说有大手笔在，鲍照的《芜城赋》便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名篇。如果说得远一点，其实屈原的文章，也是赋体。
　　范：对，屈原的文章就曾被称作“屈赋”。
　　侯：在六朝文章中，还有像《文心雕龙》那样的杰作，也应该算是骈文……
　　范：对，《文心雕龙》完全是用骈文写成的。你既然谈到了骈文的话题，索性我给你讲一讲我对骈文的看法。
　　固然，在韩、柳“文起八代之衰”的时候，对骈文是有所贬抑的。可是，如果你以一种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的话，你不得不承认骈文是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其中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传统。如果用得好，可以使散文增加一种荡气回肠的气势。可以这么讲，中国历来文章的大手笔，决不会放弃骈俪排比对仗、不会放弃铺陈赋兴纵横的妙用。我认为这种美文的传统，不仅符合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左右相背、上穷下达、疏近导远等等思维方式，而且与汉语的语言文字特质密切相关，骈文那种语言的音节美和结构美，是任何外国语言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侯：由此可见，骈文也是中国不容忽视的一笔宝贵遗产。
　　范：当然，现在搞文学史研究的人，有几个真正能写出像样的骈文的?我看不多。可是，你看看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有多少枚乘、张衡这些高手，它们的文章也不仅仅是粉饰太平的，他们对最高统治者也敢于讽喻和规劝，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种文体发展到六朝时期，缺点就显露出来了，比如浮词过多，铺陈太厉害，言之无物，无病呻吟，然而不要忘记，南朝还是有的照、庾信这样的大手笔，顶着将倾的大厦。“唐宋八大家”就提出要力追秦汉古文，这其实就是针对六朝骈文的颓势的。
　　侯：但是，我一直觉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也不能一概否定，正如您所说有大手笔在，鲍照的《芜城赋》便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名篇。如果说得远一点，其实屈原的文章，也是赋体。
　　范：对，屈原的文章就曾被称作“屈赋”。
　　侯：在六朝文章中，还有像《文心雕龙》那样的杰作，也应该算是骈文……
　　范：对，《文心雕龙》完全是用骈文写成的。你既然谈到了骈文的话题，索性我给你讲一讲我对骈文的看法。
　　固然，在韩、柳“文起八代之衰”的时候，对骈文是有所贬抑的。可是，如果你以一种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的话，你不得不承认骈文是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其中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传统。如果用得好，可以使散文增加一种荡气回肠的气势。可以这么讲，中国历来文章的大手笔，决不会放弃骈俪排比对仗、不会放弃铺陈赋兴纵横的妙用。我认为这种美文的传统，不仅符合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左右相背、上穷下达、疏近导远等等思维方式，而且与汉语的语言文字特质密切相关，骈文那种语言的音节美和结构美，是任何外国语言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侯：由此可见，骈文也是中国不容忽视的一笔宝贵遗产。
　　范：当然，现在搞文学史研究的人，有几个真正能写出像样的骈文的?我看不多。可是，你看看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有多少是具有骈俪风貌的?《滕王阁序》不用说了，典型是骈文；《陋室铭》虽然短，可是全篇对仗，颇有骈文遗风；李白的《大鹏赋》汪洋恣肆，词彩华美，完全是汉赋的风神；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浩浩荡荡，纵横捭阉，绝对是千古妙文……你说，如果骈文是毫无价值的糟粕，那为什么这些大手笔都不肯抛弃它?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妨为骈文讲讲话。为什么杜甫讲，“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开府和鲍参军不都是写的骈文吗?杜甫这样讲，正说明唐代的文学家、唐代的律诗，也从骈文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因为骈文直接影响到唐代的格律诗。还有，我那天跟你谈了对联这种文学形式，这也是从骈文的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只有中国汉语才能够形成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只有一个字一个音的语言，才能形成对联。过去有一个老先生叫包于轨，他非常懂文章。他对我讲对联的时候，就讲，好的对联一定要有骈文面貌、诗词韵味和散文风骨，够这三点就是好对联。现在我想一想，这个老先生真是有学问，除去这三点，都不是好对联。这就叫概括性。
　　侯军，我建议你写一篇《骈辩》的文章，专门来谈一谈骈文的好处，怎么样?
　　侯：好，我先答应下来，但是我现在功力还不够，等到我自己觉得水平可以了，我一定写一篇《骈辩》。
　　范：当然，话又说回来，韩愈和柳宗元他们倡导“力追秦汉”，也是顺应了当时的文化需求，是了不起的。而且他们两人都是文章大家，所以他们的倡导才有力量。
　　侯：从另一个角度看，先秦的文章确实言之有物，即便是先秦诸子的哲学论文，也写得风格多样，明白畅达，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范：那你跟我说说，先秦诸子中，你最喜欢哪一家的文章?
　　侯：对先秦的散文，我不知为什么，比较偏爱两个人，一是庄子，另一个是韩非。有人讲韩非的文章都是说理的，不好懂，可是我却很早就开始读了，譬如《说难》、《五蠹》、《孤愤》等等。
　　范：其实这都是很好的说理文章。
　　侯：我小时候能接触到韩非，是因为当时的评法批儒运动，所有的古文都不让读了，只让读法家的著作，我就找了本《韩非子集释》，上下两大本，我都读了，觉得很精彩。
　　范：韩非所写的都是愤世之作，同时也是给帝王开的药方。他要让帝王按照他们法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所以他的文章就必须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让你相信他的文章、他的思想是非常有用的，让你不能不接受他的观点。那么你再看庄子的文章呢，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庄子才华出众，他想苟活性命于乱世，所以他要充分证明自己不仅实际的生命是无用的，而且他还要证明他的文章也是因为说明了没有用的道理，才得以永年。一个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用，就像一棵树，它只有不成材，别人才不去砍伐它。你说，庄子是不是太聪明了?他是以磅礴典雅之学，发为纵横恣肆之文。要能够做到纵横恣肆，就一定要“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你没有这个约束、没有法度，你的纵横恣肆也就无从谈起。
　　侯：无论什么艺术，都要在限制中来表现其自由。能在一个大场子里滑旱冰，不算稀奇。但如果是在一张小桌子上滑旱冰，哪就显出本事了。
　　范：对，要在一个非常大的约束之中来游刃有余。有人说庄子的文章漫无边际，一会儿讲个故事，一会儿发个议论，好像很涣散。你仔细读读，他涣散吗?一点都不涣散。他的故事都是为主题服务的。比如说，他写了个“混沌”的故事，南海之王叫倏，北海之王叫忽，两人一起去看望中央之王，中央之王就叫“混沌”。“混沌”招待他们非常好。这两人就想报答“混沌”。他们就想，“混沌”虽然很好，可就是七窍不通，我们把他的七窍给开了吧。结果，七窍一开，“混沌”死了。
　　庄子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模糊是个很难得的境界，混沌也是个很难得的境界，你把他的“模糊”弄清楚了，把他的“混沌”搞明白了，却要了他的命。这对庄子的哲学实在是一个最佳的阐释。这篇散文千古流芳。
　　侯：范先生，我在编辑《范曾谈艺录》的时候，认真读了您的《老子心解》和《庄子心解》，觉得您对他们的文章真是读透了。我也想给您提个建议：您干脆写一部《庄子散文论》之类的书吧，把您对庄子散文和思想的理解，用您的笔法写出来，肯定是本好书，您说呢?
　　范：嗯，可以考虑。当然啦，我不会意译庄子的文章，但我会以排句的形式，把庄子怎么讲、韩非子怎么讲，一一写出来，形成纵横之势。人都是这样，借他人的散文来浇自己胸中块垒。
　　侯：好啊，我们就等着读您的这本大作了。
　　(侯军，作家，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