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
焦裕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村人，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
焦裕禄幼年家贫，仅接受过4年小学教育。1939年，其父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逼死，焦裕禄本人也被虏去辽宁抚顺做苦工。1941年，焦裕禄设法逃出，流落至江苏宿迁。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
1946年，焦裕禄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随南下工作队前往河南省尉氏县。1950年，焦裕禄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1953年，焦升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同年调任洛阳矿山机器厂临时公路总指挥。次年8月起，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1956年底，焦裕禄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调度科长等职。在此期间，焦裕禄患上了肝病。
1962年，焦裕禄升任尉氏县委副书记，年底，又升任兰考县委书记。当时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猖獗，粮食产量全省倒数第一。焦裕禄率领全县群众展开生产自救，但由于身患肝癌，1964年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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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火让这座光环耀眼的县城再次成为焦点，在反思收养制度的背后，我们试图展现，这座在政治上有特别意义的县城，似乎在享受它特有的政治名气外，从未真正迈开前进的步伐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河南兰考)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一场民宅大火让100多名记者“包围”了豫东小城兰考。1月4日8点30分，河南兰考县收养孤儿和弃婴的“爱心妈妈”袁厉害家的7名孤儿在火灾中丧生，最大的20岁，其余7个月至5岁不等，一名10岁的孩子身受重伤。
记者们把县城里条件较好的三家宾馆全都住满，为了接待记者，县委宣传部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几夜都没合眼。
上次这里受到如此关注还是47年前。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穆青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兰考，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县城，不是因为富庶，却是因为贫穷。
47年后，这里似乎依然没有改观。
7名弃婴丧生，因为没有得到周到的照顾；因为抚养他们的，仅是一名普通的县城妇女，没有固定工作，只靠摆摊为生；因为这里没有一间儿童福利院，袁厉害家，似乎是他们仅能获得的安身之所……
大火打破了袁与民政部门多年的“默契”，暴露了收养制度的诸多弊端，同时媒体的炮口调转向工作缺失的当地政府。大火将当地政府和袁厉害都抬上了舆论的“烧烤架”，他们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兰考要饭的”非常有名
兰考地处豫东平原，北依黄河，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城有几条简单的街道，只需四五元钱，三轮车即可拉你到县城的任意地方，新交规在这里不起作用，路口黄灯闪烁，机动车仍然驶过，晚上八九点钟，街道上便鲜有行人。
1966年10月，袁厉害出生在兰考北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在这一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介绍两年前去世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群众治沙、治碱、治涝的感人事迹。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报道开篇便这样写道：“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最低水平。
今年65岁、曾担任兰考县工业局党委书记的贾富礼对幼年的穷困还记忆犹新：没有粮食吃，就把桐树花摘下来，用水煮煮，蘸着盐吃，许多人到外地要饭，“兰考要饭的”非常有名。
焦裕禄去世第二年，贾富礼参军，解决了吃饭问题。“我要是不离开兰考也就饿死了。”
袁厉害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袁家五个子女，全靠袁厉害的父亲袁广林推车送水挣钱维持生计，母亲也在生产队干些零活贴补家用。
袁厉害本叫袁凤英。爷爷怕孩子们长大受委屈，给几个孙女都起了浑名，大孙女叫大口，二孙女叫厉害，小孙女的名字更霸气，叫阎王。“但阎王这个名字没像厉害那样，一直被大家叫下来。”本该叫袁阎王的妹妹袁秀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袁厉害看起来胖胖的，并不厉害，虽没上过学，却很聪明。妹妹袁秀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母亲干完活，生产队不给记工分，8岁的袁厉害一声不吭，在众人面前堆了一个坟头样的小土堆，再插上几根草，假装哭悼生产队长。生产队长见状，赶忙把她母亲的工分补上。
从八九岁起，袁厉害就当学徒，学打烧饼、炸油条。起初，师傅只让她烧火，不教她手艺，聪明的袁厉害就偷偷地学，常被师傅打，但这成了她日后安身立命的本事。多年以后，她又手把手把这门手艺教给了大姐。
停留在口头上的项目建设
1985年，19岁的袁厉害结婚，婆家在河北邢台。在当地，只有穷苦人家的姑娘才会嫁到外地，袁家的三个女婿都是外乡人。
婚后，袁厉害先是在县医院帮忙处理死婴，之后在医院门口摆个摊位，早上卖糊辣汤和油条，其他时间做些小百货生意，算是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这个摊位一摆便是28年。
然而兰考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发展模式。农业依然是兰考最主要的收入，但地理位置、土壤条件等和焦裕禄时代并没有太大区别，1985年，更是因暴雨和冰雹，导致全县33个村受灾。
1978年以连级干部身份转业回兰考的贾富礼，此时已回到县委组织部工作。离乡10余年，他眼中兰考的最大变化是，“不用再吃树果了！”但是，仅仅停留在勉强填饱肚子上。
兰考的第一次考验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48岁的徐宗礼成为焦裕禄后的第六任兰考县委书记。他回忆说，兰考县城，像袁厉害一样的个体户逐渐增多，私营经济也开始发展，国企反而开始亏损，濒临倒闭，财政收入只有六七百万。据《兰考县志》记载，1990年时，当地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还不足700元。
1991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兰考视察工作，听取徐宗礼的汇报，并对兰考经济发展作了指示。仅3个月后，河南省委、省政府即在兰考召开现场办公会，拟定建设30个项目。
“那时县政府一楼大厅里挂满了各种项目规划说明。”贾富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然而这些项目大多没有从墙上走下来。22年后，已退休多年的徐宗礼也证实：“这些项目大部分都停留在了口头上。”
1993年3月，兰考终于有了第一个合资项目，是与韩国合资的保光木业有限公司，4个月后又与美国合资成立开封加利兰饮料食品公司。这一年，全县16个乡镇终于实现了柏油公路直通县城。
但经济依然没有起色。兰考依然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贾富礼回忆说，由于市场开放，外地产品涌入，可兰考的产品成本高，当时要上马一家尿素厂，可一算账，要是和外地产品竞争“那生产一吨就要赔上一吨”，最后，有的项目打了地基都被迫下马。
市场经济对这个县城的冲击不仅如此。更深刻的是，眼看着别人都能迅速脱贫，兰考却似乎遥遥无期。人们渴望、焦虑、急躁?某些项目刚开工，当地一些人就以占地等理由变相向投资方要钱。“一些投资方看这架式就吓得不敢来了。”一位老干部说。
但徐宗礼否认这种说法：“传说兰考闹得不可开交，都是上面给兰考造的谣。”
不论如何，许多已经开工的项目最终下马。“从那之后，兰考的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萎靡不振。”贾富礼回忆说。
时任徐宗礼秘书的杨佩民回忆，1991年，兰考曾打算上马一个10万吨的炼油厂项目。此前，兰考勘探出了石油，虽然储量不大，但可以开采。兰考临近的山东东明县已经有了一个小炼油厂，考虑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国家计委并未同意立项。
在兰考县，老书记徐宗礼以廉闻名，至今仍住在70平方米的公房里。了解杨佩民的人说，徐对他影响很大，杨日后升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他的工作方式和作风都很像徐。20多年后，身为兰考县民政局局长的杨佩民，因袁厉害家的火灾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已是后话。
“八月风暴”与“要饭型”财政
1990年5月，在“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精神下，《经济日报》全文重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领导干部要学习焦裕禄》，指出：“焦裕禄的精神永葆青春。千变万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不能变，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而且，就当前某些领导干部的毛病来说，用焦裕禄精神医治，可能更灵一些。”
为了纪念25年前的那篇影响深远的评论，当年的三位作者重返兰考。作者之一冯健事后撰文写道：“令我们欣喜的是，兰考大地的泡桐林已形成绿色海洋，一眼望不到边……但同时令我们惊愕的是，群众对农村有些基层干部贪吃贪喝，以权谋私，任人唯亲，作风霸道，大搞‘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十分不满。在个别村子里，有人把干部家的泡桐树剥了皮，把稀大粪泼在干部家的大门上，发泄不满情绪。有的农民直言告诉我们：当年焦书记领导我们治‘三害’，今天我们盼望再来一个张书记、李书记领导我们治一治‘三乱’!”
百姓与政府官员的对抗，最著名的一次被当地称作“八月风暴”。
据《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一书记载，1995年8月8日，兰考三义寨乡政府发出公告，原定分七年交清的超生罚款改为几天内交清，并组织了200人的征款队伍，突击收缴了16万元。当准备第二次行动时，七个自然村以鸣爆竹为号，聚焦数百人奔往乡政府，党委书记闻讯逃至县城，村民们抓住留守的副书记痛打，并扔至水沟。村民们砸毁了乡政府大楼的门窗、电视机、摩托车等。
在1990年代，焦裕禄当年种下的泡桐，带动了兰考一个新的产业——民族乐器加工业，由于兰考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这里的泡桐材质轻，干燥后不易开裂变形，格外适合用作导音材料，用泡桐导音的乐器中，90%产自兰考。
然而，这项产业无法拯救一个县。
“还是基础太差。”一位官员感叹，尽管政府各部门每年都出去招商引资，开出极具吸引力的条件，但都招不来能拉动兰考经济的大项目。
2006年至2009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的黄道功在他的著作《县委书记如何认识县情》中总结：近几年，财政支出远远大于财政收入，属“要饭型”财政，没有国家的转移支付，维持人员供养和机构运行都很困难。
“这几年才解决发工资的问题，正科级干部一个月也就两千块钱。”当地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黄道功分析，兰考经济发展缓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县外资本提升不足，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力度不够，“主要领导更换频繁，政策的连贯性不强”。
文革结束后，兰考共经历了11任县委书记，除去第一任刁文在兰考任职七年之久外，其余均两三年便换届，最短的一任只有一年。
扩大对外开放作为兰考“天字号”工程，但投资环境却不敢恭维。一位曾在兰考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商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虑到兰考人口多，房价低，政府也很热情，认为会有商机，于是投了资。可还没开工，麻烦就来了。
“这个说工程要承包给他，那个说建筑材料要有他的，都是强买强卖，还发生过冲突。”这位老板的几位朋友也曾想来兰考投资，看到他的遭遇都打消了念头。
时间到了2009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在兰考县召开，时任省委书记徐光春提出，全省综合实力排名前10位的县(市)，“每个县都要为兰考建一个项目，做一件事情”。
同一年，国家拨款5000万建设的兰考县中心医院病房大楼开工。与此同时，袁厉害收养的孤儿们住在中心医院门口的铁皮栅里，盖着露棉花的被子。
7个月后，徐光春离任，帮扶项目无果而终。
兰考的贫穷是相对而言的，若与自身相比较，它的发展步伐并不小。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兰考的GDP从当初的0.79亿元已上升到2011年的150.89亿元，农村人均收入达到5300多元。2013年，投资9000万的焦裕禄干部学院将建成，同时9个重点项目上马，大部分项目的投资额均在10亿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