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胡适日记的整理出版，才使笔者有机会读到这则有趣的记载，于是才有了下面的文字。

青年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很尊重仰慕，与他有不少交往，也受到他的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应读师范时的老师、时任北大教授的杨昌济之召来到北京，被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的工作。从美国归来的大名鼎鼎的胡适此时就在北大任教。在这期间，毛泽东曾不失时机地抽空旁听胡适的课。胡适在文章中称毛泽东是他“从前的学生”，此话不假，虽然他仅比毛泽东大两岁，毛泽东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他还亲自登门拜访胡适，向胡适求教。胡适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就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的记载。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想不到多年以后，在台湾的胡适仍然“关心”着这位“从前的学生”、现为一国之尊的毛泽东。这次谈的是“学生”的诗词，着重议的是发表不久的“新作”《游仙·赠李淑一》(后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胡适说这首脍炙人口的《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此话讲得太过，已不是什么诗歌评论，恐怕已是赤裸裸的诋毁了，可谓“胡说”、“胡批”。相信读者自有判断，无须赘言。

至于他所说的这首词的押韵问题，如果单从“纯技术”要求的角度来看，胡适之言，自有一定道理因为他“论证”得也很“严密”，还请教了湘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最终得出了就是照方言也不押韵的结论。“蝶恋花”词牌要求上下阕同调，五句四仄韵，共八个韵脚，且要求在同一韵部。对照这一要求，毛词的确“出格”了。上阕的[柳、九、有、酒]属上声二十五有韵，下阕的“袖”属去声二十六宥韵。上声二十五有与去声二十六宥通用，同属词韵第十二部，这是符合词律要求的。然而下阕的[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均为上声七埏韵，属词韵第四部，明显和上阕四个韵脚字以及下阕“袖”字不同韵。严格对照词谱，这首词的确“破韵”了。所以从严守规则的要求来说，胡适的批评是不错的。

这样的韵脚犯忌，一向重视用韵、深谙格律的毛泽东自然很清楚这一点。1958年12月，他在“作者自注”中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不可改”说明毛泽东是为了不因韵害意而“破格”。如此用韵，意与声谐，浑然天成，所以也就“只得仍之”了。诗言志，既然格律是为了表情服务的，“情动绳墨外，笔端起波澜”(臧克家语)，这时又何必胶柱鼓瑟呢？不见诗意、没有诗味的句子，即便合律，也不是诗。这首《蝶恋花》虽“破韵”，却能很好地表情达意，所以也就不必削足适履了。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大前提下，根据表达需要而作点灵活变通，不也可以看作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吗？所以从创新发展的角度来说，胡适的批评未免太死板、太苛刻了。

胡适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还有“写《自由与容忍》，勉强写成”(后正式发表时题目改为《容忍与自由》)的记载。这位崇尚容忍和自由的大学者在写这篇后来一发表就受到赞扬的好文章的同时，在批评“学生”诗词的问题上，却似乎显得一点宽容、容忍都没有。在这一点上，“老师”没法和“学生”相比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学生”并没有全盘否定“老师”，对其评价还是十分公正的。这恐怕胡适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该明信片原件大约是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之间交往的最明确证据了。

 

说起来，毛泽东与胡适的相交，时间还是颇早的。最初，他是通过文章知道胡适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引用毛泽东的自述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后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胡适正在这里当教授。这期间，他们是有过联系的。胡适的日记里，曾留下过这样一笔：“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时间是1920年1月15日。关于这次会面，胡适在1951年5月读到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时，因为其中两次提到毛泽东在湖南组织“自修大学”，便引起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毛泽东自北京回到长沙后，随即给胡适发了一张明信片：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毛泽东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七，九

毛泽东给胡适的明信片原件保留了下来，这大约是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之间交往的最明确证据了。

因了这一层关系，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请去那里访问的傅斯年代向胡适转达问候；借着这片东风，胡适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向毛泽东发一电文，讨论国事，力劝毛泽东及中共领袖：“宜申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此时两人的思想，已相去甚远，毛泽东当然不可能接受胡适的建议。

除去这样政治、文化的交流外，意外的，胡适还读到过毛泽东的诗词，并有过评价。虽然从解读的角度和兴味看，并未显现出他作为新文学运动开山祖的胸怀，而是带有一些政治偏见的看法，可是，胡适仍不乏文字敏感。尽管他先前未读过毛泽东诗词，可报上误印制的错误却能立即发现并指出，这功夫还是令人十分佩服的。

1941年2月初，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从当地的《华侨日报》上，见到转载的一篇署名“叶林”的文章《关于朱毛的片段》。文章引录了毛泽东的诗词各一首，朱德诗作三首。这引发了胡适的兴趣。他将文章剪了下来，贴在日记本上，并对两人的诗艺加以评议。
胡适当时见到的毛泽东词，是作于1935年10月的《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词中“望断南飞雁”，报上误印为“望渐南飞雁”。这个“渐”字，引起了胡适的质疑。他动笔将此字圈了起来，在旁边加一个问号。“望渐”意思不通，对文字敏感的胡适马上注意到了。此文在引这首词时，并没有词牌，胡适读毕，在词末加注：“清平乐。”

叶林文章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诗，是作于1935年10月的《七律·长征》。这首诗人们虽然熟悉，可当时所见字句与现在发表的略有不同，值得照录：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泊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红军过后尽开颜。

与现今定本不同处有二：“金沙浪泊悬崖暖”，今作“金沙水拍云崖暖”：“泊”字当为误抄或手民误植。“浪”字，后来毛泽东自注：“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悬崖”是传抄有误还是作者当时原文，这里就不好臆测了。

“红军过后尽开颜”，如今版本为“三军”。现在看来，定本的意味要深长一些，内涵也较广，可“红军”是当时称谓，作者当时用的就是“红军”二字，也有可能。

毛泽东诗词之外，还例举了朱德的三首诗。因为胡适也有评价，所以值得略加介绍。

《移太行侧》

停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

《住太行春感》

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士坚持北伐心。

百万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战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侠，驱逐倭儿共一樽。

这两首诗，后来发表时多有改动。例如第一首中“停马太行侧”，后来改为“佇马太行侧”，文气多了：“战士怯衣单”改为“战士仍衣单”，意思好了许多。两首的题目后来也都有改动。
读完毛泽东、朱德诗词，胡适在日记里发表议论：“毛的诗词还可看。”针对毛、朱二人均写旧体诗，胡适感到颇为不解：“两人各有七言律诗一首。这些新人偏要做旧诗，真可怪！”

1959年，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于3月写作《自由与容忍》一文时，读到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大约因为大陆大批胡适未久，积了一肚皮的怨气，胡适便认为这本小书由“文物出版社”（胡适日记里加有“所谓”二字）出版，“真有点肉麻！”对于写成并发表未久的《游仙赠李淑一》（后更名《答李淑一》）一词，胡适抄录了下来，并发表评论：“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 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胡适说此词“没有一句通的”，是什么意思？大约是说押的韵脚吧。在当天的日记之末，他这样说：“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此通韵法。”胡适本人是深通音韵的，可他不敢过分自信，还请赵元任来帮忙。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对音韵研究甚深，造诣极高，他的看法，应该是不差的。

这首《蝶恋花》词，胡适仅从韵脚不协这一点，认为此词“没有一句通的”，感觉上有些泄愤的意思。诗词还应当从内容、意境等方面解读，可胡适完全不言及此，有以偏概全的味道。他在前面所说“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一句，大约是从其他资料上见到大陆文人写的有关此词的解读文章而发。从胡适的基本观念出发，这样过分吹捧国家领袖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可以证明胡适对毛泽东诗词有政治偏见的，还有著名学者何炳棣的一段回忆。1960年8月，何炳棣来到胡适在纽约的公寓。胡适在谈话中告诉说，何炳棣在1958年英译的两首毛泽东《沁园春》（一为《长沙》，一为《雪》），他看了后很不舒服。何炳棣在英译序文中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作了肯定，胡适却夸张地说：毛的那两首词里的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何炳棣坚持不让。他指出毛泽东词的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所写的《长沙》，前半写景之中掺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皆有可取之处。胡适还坚持自己的看法。何炳棣另辟蹊径，说胡适在与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中，称赞齐白石的诗作得好，好就好在他的薛蟠体，为何现在对毛泽东的诗词又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适略思考一下，忽然用英文说：“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何炳棣也随即用英文回应：“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b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糟糕的诗人呢？！）听到此，胡适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显然，胡适对大陆的认识，影响到他对毛泽东诗词的基本判断。

据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回忆，1956年时，毛泽东曾说过：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从胡适的为人及为文表现的立场看，毛泽东并不多么了解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胡适。那么，胡适在那以后的岁月，不理解毛泽东，同时很难领会毛泽东的诗词意味，也就很正常了。不过，透过胡适对毛泽东诗词的阅读，我们还是能看出，政治态度的异同，完全可能影响到文学欣赏及评价，虽然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彼此评价标准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