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手书

林彪说“都是例行公事”

1964年10月，我从首都警卫师调到林彪办公室，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1967年新年一过被调到秘书办公室，协助机要秘书于运深做文件收发管理工作，不久被军委办公厅任命为林彪办公室保密员。关于这次工作调动，叶群同我谈话说：“首长这里的文件都是最高机密的。现在这个形势，从外边再调一个人来我和首长也不放心，所以决定叫你去管文件。你是党员，支部也认为合适。”叶群反复强调要“守口如瓶”。

我虽然离开了内勤岗位，但林彪、叶群仍然像往常一样找我去记录他们口授的东西，我也还像往常一样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

进入1967年，全国范围的内乱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每天，国内的、国外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等等，方方面面的文件、电报、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还有大量群众来信和五彩缤纷的红卫兵小报。我不光要收发登记，而且对中央内部传阅文件和一些重要文件还要做内容摘要，记住它们的办理结果，以备林彪、叶群随时查询。尤其对毛泽东、周恩来批来的文件，必须及时办理，准确传递，不能出差错。

我的指导老师于运深，1950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进修，调林办前是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助理员，是搞保密档案工作的行家。在他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业务。他担负起给林彪讲文件的任务后，我便能独立承担起工作任务。那几年，靠着年轻体壮，每天七点多上班，凌晨两三点钟下班，常常睡梦中被卫兵叫醒签收从中南海和国防部发来的文件，几乎24小时在工作，也不觉得累。

1967年3月的一天，我发现一份中央传阅件上，林彪的批语不是林彪亲笔所写，像是先用复写纸描出林彪字体的样子，然后照痕迹“写”出来的。因为心存疑惑，我便悄悄去问张云生：“张秘书，我看首长这个批语怎么像是描写的呢？”张云生微微一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别问了，发吧。”

之后，一连十几次出现这种情况。有一天，我终于发现张云生正趴在办公桌上批字呢。他果然是用红色复写纸先描后写。他对我诡秘一笑，说：“没办法。”

姜还是老的辣。不久，张云生把这个差事推给了我。

那天，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张云生拿着他批的字向叶群诉苦，说仿林彪字体怎么也仿不像，其他秘书也在旁边帮腔，说张云生仿的确实不像。叶群反问：“那么这件事你们谁来做呀？”张云生说：“这件事谁做也不好，首长的字谁也学不了。”叶群听了，似乎意识到什么，说话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张云生，你那点小聪明我知道。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主意。告诉你吧，这是首长的主意，不信，你跟我去问问首长！”张云生一听立刻笑着说：“主任，我丝毫没有那个意思。我仿的确实不像，怕人家看出来对首长影响不好。”叶群说：“那怎么办呢，谁行啊？”这一问，谁也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只听郭连凯说：“让根清试试吧，他的字写得好。”我在里屋听郭连凯这么说，心中一震，很是生他的气。我想，这是根本不应由秘书来做的事，我怎么就行呢。这时只听叶群说：“那就叫小李来吧。”

叶群见我从里间走出来，不由分说，便让张云生、于运深和我跟着她去见林彪。

刚走到客厅门外，还没有看见林彪的影子，叶群便高声叫道：“一〇一呀，我让他们替你批几个字，是不是你同意的呀？”

我们三人在客厅门外站着，只听林彪应声说：“是啊，我同意的，怎么啦？”

“没什么，你休息吧。”叶群说着便又带着我们原路返回，一边走一边说：“你们都听到了吧，不是我的主意吧。首长同意的，出了事由他顶着，你们怕什么！”

回到秘书办公室，叶群又详细交待了批字的事。她是这么交办的：秘书讲完文件后，把林彪口授的批语记下来，转告我，由我替林彪写在文件上。最后叶群叮嘱：“这件事我也担不起责任，你们做好登记吧，以后万一有个什么事，由首长负责。”

叶群走后没多久，内勤便来招呼我去见林彪。林彪见我进来，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然后对我说：“你知道的，我身体不好，一提笔批字就紧张、出汗。那些（传阅）文件都是例行公事，我同意，你就替我写。”

也许是因为体谅林彪的身体，也许是因为不敢对林彪说不，尽管我从心底不愿意承担这件事，还是习惯地点点头，答道：“行。”

回到办公室，我把林彪的话原原本本记在张云生移交给我的登记本上。自此以后，林彪在文件上要批什么话或需要签名，便由我代劳。他的批语大多数只是“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完全同意”这几个字，很少提出独立的意见或建议，只要把这几个字练熟了，写像了，基本上就可以应付了。

从1967年3月到1971年9月四年多时间，由我替林彪批字的文件有400多件，写满了两个登记本，绝大多数是“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等几个字，林彪授意的批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记忆，倒是叶群让我替林彪写的批语有几件我还记忆犹新。

向江青“致敬”

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外，江青是最爱批中央传阅件的一个。江青的批语往往咄咄逼人，迫人表态。林彪不爱听，秘书谁也不爱报。在秘书之间，只要一说“难题”来啦，就知道是江青又批出了传阅件。我办理江青的批件时也格外小心，与办理毛泽东、周恩来的批件一样，登记详细准确，即收即办。

由于林彪讨厌江青，一听是江青的批件就摆手，因而江青批示传阅的文件基本上是由叶群办理，只有叶群认为必须报告林彪知道的，秘书才向林彪简要说几句，生怕惹林彪不高兴。叶群常常拿着江青的批件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她有一条原则，就是不第一个表态，不得罪江青，上推下卸绕弯子，总能想出办法搪塞过去。

1968年初，江青给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提议成立中央艺术大学，自任校长。林彪不予理睬，叶群说“呈主席批示”，把球踢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毛泽东把报告退给林彪，毛泽东批道：“江青不宜做此事”，把江青的校长梦打入冷宫。

林彪不爱搭理江青，叶群就自作主张，替林彪表态，林彪两次批示向江青“致敬”就是例子。

1968年3月的一天深夜，叶群从会场回到毛家湾，一进秘书办公室便急急火火地喊起来：“李根清呢？李根清！”

我来到叶群面前，只见她从一叠文件中取出两页写满字的纸，对我说：“来，你在这上面替首长批几个字吧。”

我没看清纸上写了些什么，但看出是陈伯达的手迹，上面还有毛泽东龙飞凤舞的批语和其他人密密麻麻的字迹。

“批什么呢？”我问。

叶群说：“就批‘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吧。”

听叶群说出这样的批语，我感到吃惊。我想，这可是替林彪写批语呀，怎么能这样称颂江青呢？于是，我脱口而出：“评价这么高啊！”

叶群并没有在意我这么说，只是指着那两页纸对我说：“你看看他们写的，首长的批语比陈伯达的低了不好。”

这时我才仔细看了那两张纸上的字，原来是陈伯达亲笔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信的内容是送阅蓝萍（即江青）三十年代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江青在公开信中述说她与第三任丈夫唐纳纠葛的一些事情，诉说她对当时社会舆论的不满。在陈伯达信的落款处，除江青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还写了批语。陈伯达在信中称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不愧为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已经圈阅并写了批语：“我就是由此认识江青性格的。”

叶群见我看过信，说道：“这是碰头会一致作出的评价，大家都签了名，主席也批示认可了，首长的批语不能比陈伯达的低了，你就写吧。”

我心里实在不想以林彪之名吹捧江青是“革命家”，就又说：“这几个字我没练过，是不是明天请首长批一下。”我想，如果林彪来批是断然不会写这样的话的。

叶群说：“首长已经休息了，明天就来不及了，你就快点写吧，我还得拿着它赶回会场呢！”

我只好从命。叶群跟着来到我的办公室，眼瞅着我在“林副主席”四个字上划了个圈，顺势引出一条线，写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欢欢喜喜地把陈伯达的信收了起来，接着又拿出江青那封公开信，悄悄嘱咐我：“你快点，把她这封信抄下来，越快越好。”我知道这是叶群耍鬼心眼，要留江青的“文字根据”，于是几分钟就把江青那封公开信抄完了，叶群赶紧收藏起来又回会场去了。

这就是叶群——“上面亲嘴，下面使绊子”，对江青也是如此。

过了半年，叶群又一次让林彪向江青“致敬”。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亲自抓刘少奇、王光美专案。1968年9月，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上这么写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残、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林彪听秘书讲过这份文件后，并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圆圈，意思是同意。

按照叶群的规定，没有经过她把关，传阅文件是不能退走的。不经她认可，林彪的任何表态都没有用。所以，这份文件也必须等候叶群的最后裁决。

叶群来了，询问文件办理情况。那段时间专案材料由李春生负责报告，当叶群听说林彪只是表示划个圈时，便立即惊叫起来：“怎么不提醒首长呢！这是十一楼（指江青）亲自挂帅的专案，是中国第一大专案呢！主席非常重视，十一楼亲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劳啊！大家都表态了，首长怎么能只划一个圈呢？”接着，叶群就喊：“李根清，过来。”等我走过来，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在江青指导下写成的关于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戴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错误地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与此同时，林彪向制造这一冤案的罪魁祸首江青“致敬”，也被永远地载入史册。不过，应该申明的是，由我替林彪写在文件上的批语就只有那么一句。

“赠霍查同志”

1967年10月2日，林彪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一行。客人到了以后，郭连凯抱着一摞《毛主席语录》来找我：“老根，重要任务，快在这些语录本上批字，准备马上送给客人。”

那时，外交活动中时兴给外国友人赠送《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及毛主席像章。

“外交部不送，为什么我们送？”我说了这么一句。

郭连凯说：“这是主任让送的，你就抓紧写吧，会见很快就结束了。”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霍查、谢胡、阿利亚、卡博、巴卢库等一连串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你就写‘赠霍查同志，林彪’，然后照名单一本一本地写。”

我心里对叶群这个做法不满，便对郭连凯说：“你也不劝劝主任，这是送外国朋友的，我替首长写算什么？”

郭连凯一听，“哈哈”笑起来，说道：“真让主任猜着了。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主任说，正是因为送外国人的，才让根清写呢，反正外国人也不认识中国字。”

没办法，我抓起红油笔，从霍查写起，一人一本，三下五除二就写完了。写完后我看了一遍，除“林彪”、“同志”四个字有点像林彪的字体外，其余都是“李体”。郭连凯二话不说，抱起来一溜烟地走了。事后，他对几位秘书说：“老根真行，字都批到外国去了。”

“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1969年8月9日，江青就当前文艺工作和普及样板戏问题致信林彪，要求林彪把她的信和她与姚文元合作搞的两个材料批发全国。随信附了两个材料，一个是对鲁迅《答徐懋庸》等几篇文章的《批注》，一个是对周扬关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言论的《评注》。江青在信中说，鲁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识破周扬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周扬以及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个人，早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回合就被称作“四条汉子”批倒批臭了。时隔三年之后，江青、姚文元又以“批”、“评”形式，企图掀起一个批判周扬关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言论的浪潮，醉翁之意不在周扬，而在林彪。

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当讲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地位时，林彪列举世界上曾经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三次文化革命，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把它们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比较，林彪说它们是“小巫见大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巫”，前三次文化革命是“小巫”，其“规模、深刻性小得多”。

林彪这样讲本来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但却引起江青的不满。她在林彪的讲话记录稿上写了一些批语寄给林彪，让林彪看后转送毛泽东。她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然散布说，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是“贬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理论上不成熟”的表现。

江青的话很快传到林彪耳朵里，林彪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

现在江青公然拿出影射林彪讲话的材料并要求林彪亲手把它批转全国，显然是想给林彪一点颜色，表明她才是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捍卫者。

叶群从会场抱回这包材料，像是捧了烫手的山芋。她不敢硬顶江青，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对秘书说：“这是个大难题呀！你们谁去给首长讲讲啊？刚才十一楼叮嘱我，一定要首长支持她，可首长为她那句话气还没消呢，怎么会给她批呢？我真担心首长会把她顶回去。”

平时，秘书们谁都不愿意报江青的文件，一时谁也没吱声，最后于运深把“难题”接了过去。

据于运深说，他给林彪讲时，林彪接过材料看了一眼便扔在地毯上，气愤地说：“纯粹是假马克思主义。我是管打仗的，不要理睬她！”

江青的材料被扣压下来。这一点叶群预料到了，但她不愿意林彪得罪江青。第二天，叶群叫我拿着材料去见她，对我说：“这个材料不能压在咱们这儿，刚才十一楼还来电话问首长批了没有，要首长快点批。人家两个人搞了几个月，拿它当宝贝，怎么可以不理睬呢？”叶群指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机说：“这不，（江青）还等着我回电话呢！”

叶群对江青送来的难题总有破解之法。她靠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抬起身对我说：“小李，这样吧，还是你替首长批几个字吧，就批‘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当时我觉得叶群这个主意很聪明，既没有硬顶江青，也没有直接把球踢给毛泽东，又让政治局委员们看看江青、姚文元的货色，是替林彪化解了一个难题，于是就在叶群面前替林彪划了圈，然后批上了叶群交待的那句话。

政治局会议讨论那天，叶群故意躲着没有出席。据吴法宪回忆，那天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坚持下发全国，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多数成员坚决不同意，未予通过。江青等人仍坚持下发，周恩来发了脾气，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51页）最后周恩来把材料报送给了毛泽东，被毛泽东扣压。

江青不肯罢手。两个月后，她把经过修改的材料又送给了林彪，并且写了一封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信，要求林彪批发。林彪仍然像上次一样说：“压下，不必理睬。”而叶群也故伎重演，又让林彪批了“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事先，她与周恩来电话通气，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再把江青的东西批给中央政治局，不然他不好办。叶群放下电话却说：“这个球总理不愿接也不行，还是得踢给他，明知要在主席那里碰钉子，那就让他去碰好了。”叶群果然又说中了。江青的材料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碰壁，送到毛泽东那里后又石沉大海。

毛泽东和江青可能不知道，跟江青斗法的，其实不仅有林彪，而且还有叶群。叶群利用林彪的名义，把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调动起来与江青角力。在这场角力中，林彪只是叶群手中的一张牌。

“完全同意主席批示”

庐山会议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总是把毛泽东、林彪的批语印在正文标题前面，用醒目的红字印着“毛主席批示：同意”，“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或“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发”，“林副主席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毛主席已圈阅”，“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

这里，毛泽东的批语无可非议，林彪的批语却不伦不类。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殊历史背景下，林彪这个特殊人物做出的怪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似乎只会跟在毛泽东后面亦步亦趋。

林办的秘书都知道，这种怪事不是林彪做出来的，而是叶群的杰作。

庐山是林彪的滑铁卢。“批陈整风”开始后，林彪一蹶不振，不理政事。毛泽东把写了措辞严厉批语的文件，一份接着一份批给“林、周、康”，表面上是批陈伯达，实际上也对着林彪。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叶、李、邱作检讨，江青一伙趾高气扬，林彪更是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中。

林彪不再愿意听文件，哪怕是只批给“林、周、康”三个人的文件，秘书也报不上去，都由叶群当家处理。林彪在《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转发38军党委〈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上的批语等，其实都是出自叶群之口，由我代替林彪写上去的。

有一次，于运深向我转达叶群口述的“林彪的”批语时，我忍不住向于运深提出意见：“应该提出建议，这样批，逻辑不通，不如不批。”于运深长叹一口气，说道：“我当面提过啦。主任说，你们不懂，坚持要这样批，没办法，你就这样批吧。”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是个“甩袖掌柜”，毛泽东曾批评他“想当明世宗”。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玩“林彪”如同儿戏，这是我当年看到的隐藏在毛家湾的黑暗的一角。

本文选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