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生于香港，长于内地，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女人的故事》、长篇小说《送父亲回故乡》、文学评论《小说写作十二讲》等，长篇小说《补充记忆》获天地图书首届长篇小奖季军， 长篇小说《幺舅传奇》获天地图书第二届长篇小说奖冠军、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导读：一九九三年，我在香港纽约剧院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从头至尾，我一直在颤抖。那些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被窗外每一阵风吹草动从噩梦中惊醒的岁月，随着电影那阴森恐怖的音乐和画面，又回到了心里。突然之间我理解了母亲当初为何销毁了一切，独独留下了那张卡片。那是一根救命稻草！

那是一个自知对保护女儿已经无能为力的母亲，对一个可能给予女儿庇护的安全之所的遥望。就像电影中那些把儿女搂在她正在冷却的怀中的犹太母亲一样，那是她能够给予儿女的最后一线生机，明知希望微乎其微，却也拚尽最后一点力气抓牢。

不过，看《辛德勒的名单》时令我发生顿悟的，还不是这绝望的母爱，而是那种贯穿全片的沉默，扑天盖地的沉默。即使空荡走廊上施暴者的皮靴声响彻心扉，那沉默，依然地久天长地延续着。

本文刊于《收获》2013年第1期，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我哒哒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八日，我提着一个人造革小包，包里装着我的香港出生纸，从深圳罗湖过关，移居香港。我年近不惑，不但家庭崩离，事业无成，还欠债四千。不过，小包里装着我刚写好的两篇小说，另外还有朋友铁夫给我的一个香港电话号码。他说这位杨先生曾将他两篇小说发到了港台刊物，也许有在香港投稿的途径，你可去找找他。

杨先生是新移民，七十年代末从福建移民香港，在老家他是中学语文教师。香港不承认内地学历和内地教师资格，所以他来港后一直在工厂打工。业余时间他依然关注文学。尤为奇特的是，他自己虽不写作，但热切关心中港台三地的文学杂志和三地作家作品的沟通。铁夫的小说就是他在内地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因喜欢，便自告奋勇，将那篇小说投到香港一家杂志发表。与铁夫联系上之后，又将其另一篇小说寄去台湾一份报纸发表了。所以我到了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杨先生家，把我那两篇小说拿给他看。

那天的场景历历如在眼前：我坐在杨先生那间位于香港北角的斗室，屋子里很暗，白天也得开灯，我和这位刚结识的文学发烧友对坐在一张小方桌旁，他生就一副笑弥勒似的慈眉善目，开口便带三分笑，令有社交恐惧症的我，冒昧上门的忐忑之感顿消。杨先生一听我说明来意，二话不说，戴上副老花眼镜便凑到台灯下看我的小说，我则宾至如归般安坐在他对面，浏览着茶几上的书报杂志，默默等待。

“写得不错。”他终于抬起头来，对我道，“我给你拿去《明报月刊》发表吧。”

听上去就好像他是《明报月刊》老板似的，其实他与该刊的关系也就是他家住在其编辑部所在大厦的附近而已。不过他的“拿去”倒真的是立即落实。当下他就将那两篇稿装入一个信封，收信人处写上编辑先生收，寄信人处写上他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姓氏，拿上它走到对面那座大厦，请传达室阿伯交给《明报月刊》的编辑先生。

大约一星期后，我接到杨先生的电话，“《明报月刊》一位黄编辑来电话了，说这期先发那篇《过客》，另外一篇留用。”

“哦，谢谢你！”我道，口气与杨先生无独有偶，如此的平静淡定，好像我早已是名作家、在任何报刊发表作品皆乃寻常事耳。而事实却是，我直到今天也还是默默无闻一名作者，往很多报刊投稿仍只能写“编辑先生收”。在当时，更属无名小卒，发表的作品总共不到二十篇，还得把那些报屁股文章也算上。

《过客》在我的小说中从来没人注意，但我私心总对它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大约因为它是我在香港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而它前面的那句题诗，好像是我与香港这个城市之间关系的写照。还有，那笔五百二十元的稿费，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份收入。平均每千字八十元，比内地当时文学刊物的稿费多出了好几倍。我那尸骨流落在大兴安岭的奶奶说得对，香港真好！

我奶奶一向不正眼看我，她认为家中所有灾难都是我八字不好所致，可一九五九年初她临终前的一天，把我叫到了跟前说话。那是大兴安岭严冬中最冷的一天，外面的气温零下四十度。家中火炕怎么烧也烧不热。印象中，自从我们从北京到了大兴安岭，奶奶就一直躺在这张炕上，这天，我却看见她坐了起来朝我招呼。

“来……来……”她颤颤斤斤唤道。

我吓呆了。这不仅因为我向来怕奶奶，主要是因为，她那张骤然呈现在炕头的面孔惨白如鬼。

“妈！妈！”我四下张望着叫道，这才发现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奶奶那双呆滞的老眼望定的就是我，她的确在对住我一个人说话：

“来，来！”她道。

我别无选择，只有上前去扶住她那摇摇欲倒的身子。这时我才发现，奶奶的目光并没对准我，而是越过我的肩头，对着那扇冰封雪冻的窗户，那双被皱纹挤逼得缩成一条缝的眼睛，此时闪闪发光。

“奶奶你看什么呐！”

“树，树，香……香港……多……”她说。

奶奶还说了一些话，那些话断断续续颠三倒四，我都忘了，我只记住了这几个字眼。所以后来母亲问我奶奶跟我说了什么，我呐呐地说不清楚。处于弥留状态的奶奶，真的说出“香港”这两个字了吗？我自己也怀疑起来。我甚至怀疑，奶奶的这句话，是否出自我的想象呢？我是自小就有将想象与现实混为一谈的毛病的。

不过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被打成右派，我们一家老小跟随他流放到大兴安岭之后，奶奶的确常把香港挂在嘴上：

“香港多好，从来不用穿棉袄。”

“香港天天有面包吃。”

“在香港你爸一个月赚七百块钱呢！”

对比我们眼下住在这冰天雪地中一破屋、天天吃苞米子、父亲月薪五十多元的现实生活，香港的确是个引起美好想象的地方。所以我才执着地相信，奶奶临终前念叨的不是她的老家安徽，而是她只做了两年过客的香港吧？

一九七二年，我和父亲曾去那个名叫西尼气的大兴安岭林区小镇寻找奶奶的坟。父亲说，如果找到了，就把奶奶的遗骨带回安徽老家。

“那还不如带去香港呢。”我心里想。

想当初，当奶奶对我们怀念香港时，父亲总是保持沉默，他一定把奶奶的话当做对他的责难了。父亲和母亲，往往会在奶奶对香港的怀恋声中吵起来：

“都是你，”母亲说，“人家都往外面跑你往里面跑，好像人家缺你一粒豆豉就打不成汤似的。现在可好，给弄到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来了。”

“事后诸葛亮。”父亲反唇相讥，“那时候不是你一天到晚老念叨上海好香港不好吗？”

“我念叨的不是上海，是工作。我在上海那工作多好，我以为回来了就可以重新参加工作。哪里晓得会这样……”

“好了好了。”父亲息事宁人道，一边朝装有夹层玻璃的窗户猛眨眼，神色诡异。这一招挺有效，脾气火暴的母亲见到他这副神色，便立即收住话头，偃旗息鼓。

起初，我是在褪色的家庭照片中认识香港的。那些照片都是父亲用老式相机拍下的黑白照。父亲摄影技术实在无法恭维，那些相片，不是因曝光不足而太黑，就是曝光过度而泛白。有些还因焦距没对准而模模糊糊。好在每张照片下面都有父亲用钢笔字标写的说明，例如：

　　大妹三个月沙田刘家大屋门前

　　大妹与刘姥姥孙儿秋仔

　　大妹一岁筲箕湾家中

　　二妹两个月，沙田。

大妹是我姐姐，二妹即是我。我被母亲允许翻看这些相片时，还不到上学年龄，不识字，母亲在旁边为我念照片说明，并做一些补充讲解。那时我们还住在北京，母亲的讲解客观而含蓄，只是告诉我们沙田那房子是租的，门前菜园是房东刘家的，沙田在香港的郊区新界；而筲箕湾房子则是他们自己买下来的，在港岛市区，等等。奶奶去世以后，在窗外呼啸的北风声中，她对相片做讲解时的口气，便有奶奶之风了：

“沙田空气多好，房子多大！”

“刘姥姥人真好，哪里像个房东！ 到底是吃斋的人。”

“你爸爸那时是《星岛日报》记者，首席记者咧，回大陆的那年，工资涨到了八百块。”

“那他干吗回来？”我问。

“因为爱国啰。”

“哦，香港是外国。”

“不是，不是。”

“那是中国啰？”

“也不……” 母亲焦躁地摆摆手，“唉呀，跟你们小孩子说不清楚。”

一九九五年，我申请父亲来香港探亲，住在我位于北角的出租屋里。一天他突然说：“我带你们去沙田看看。”

“你？带我们？”我与十三岁的儿子面面相觑。那时我都定居香港六年了，儿子也来了四年多，他每天换三次巴士从北角去赤柱上学，我们对香港的交通怎么着也比离开香港四十多年的父亲熟悉。还用得着他带？

父亲当年的沙田，只不过是个郊野小村，据说只有一条小巴线路可达，而且只有白天才开。

“做报馆的人老是上夜班，”母亲曾告诉我，“你爸爸下班时小巴早没有了，要坐出租车回家。”

而现在，沙田是香港最繁华的新市镇之一，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皆可到达。我建议先坐巴士到红墈，然后换乘东铁。父亲却说，他已打听到香港仔有一路巴士可直达沙田新城市广场。

“那不好，两程都是巴士，慢极了。”我道。

但父亲坚持，“坐巴士可以看风景。”

我们只好先乘巴士到香港仔，再从那里转去沙田的巴士。历时几达三小时。但父亲一路上始终兴致勃勃。我们坐的是上层第一排座位，在摇晃的巴士上我最易打盹，便嘱儿子：“快到了叫我。”父亲却道：“放心，我叫你。”

那天我在巴士上梦见了奶奶没有？是否我与她临终前那番对话便是在巴士游的梦境里看到的？我无法断言。活到我今天这把年纪，许多往事都无法断言了，真情往往与梦境混杂在一起，但父亲那天一直对住前方窗外凝望的侧影，却是印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定格，磨灭不了。而他与儿子的对话却像是怀旧影片里的画外音，幽远绵长：

“看那里！”

“什么？”

“那里！”

“哪里？”

兴奋的苍老声音与慵懒的童稚声音，对我来说，皆有振聋发聩之效。可睁开眼睛一看，看到的却都是寻常风景：车水马龙的街道，五颜六色的店铺招牌，熙来攘往的行人，层层叠叠的高楼广厦，香港人管它们叫石屎森林，我却觉得它们像一道道刀山，直刺天宇。想到自己也存活于其中的某一格，那种感觉，绝非三言两语了得。

我们终于站到了地面，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型公交总站，眼前车道如织，川流着密密麻麻的巴士和人，在轰隆隆不绝于耳的车喧人闹声中，我听见父亲的叹息：

“全变了，全变了。”

我们在道风山下那片村屋中转来转去，父亲一马当先，我和儿子趿拉着脚步跟在后面，我不断地吁请父亲别转了别转了，到新城市广场找间食肆吃饭为要。

“麦当劳都可以啦。”儿子亦对我的提案表示着支持。

但父亲不理不睬，一直走一直走。

“难道你想找到刘姥姥？”我的话语中带几分挖苦了。

谁知父亲眼睛一亮，道：

“对了！刘姥姥的女儿若还在，一定会认得我的！她岁数跟我差不多，那时候老是往我们家跑，带着她那个女儿。名字叫秋仔。秋仔跟你姐姐一般大。”

我们当然没找到我们四十四年前曾经住过的老屋，其实父亲也明知不可能找到。他好像耽迷于这种知其寻不到而寻之的游戏：一去大兴安岭就要去寻找奶奶的坟，一到了香港就要来沙田寻找老屋。在他去世以后，我从他的日记得知，我们那次的寻找老屋之行，之前他至少已经搞过两次了。一九八五年他第一次重返香港，便邀集了四五位老友来沙田踏访。一九八七年又带着刚刚定居香港的姐姐来过一次。关于第一次踏访，他日记上只有两行字：

仍识车站旧地及车站对面山坡上的旧居园地，惟已是高楼拔地而起，完全无从寻旧迹了。

那么，他后来又一次次地来到这里，是想要找见些什么呢？

当我和儿子终于把他拉到一间食肆坐定，我曾半玩笑半认真地问他：“后悔了吧？”

“后悔什么？”

“不该回去啰。”

“谁说的？”父亲正色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时有那时的想法。”

记忆所及，他从来没对自己当年的决定表示懊悔，就连在日记里提及此事，用的也是标准新闻记者式语言，这些日记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断断续续记到他去世的一九九六年，记在一些劣质笔记本甚至没封皮的手工装订草纸上，以下这一段是记在几张叠在一起的纸片上的：

　　四九年六月应上海《解放日报》社长范长江邀请率全家乘英轮离港。

　　四九年七月因英轮在台湾海峡受阻，中途返港，继续供职于《星岛日报》。

　　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广州解放，率全家老小五口经深广赴上海应聘。

　　五年十一月八日接范长江自北京来电话，嘱即赴北京工作。

　　十一月十八日在《人民日报》社会晤范长江谈工作

　　十二月一日长江同志介绍我与《人民日报》社资料室主任胡仲持等人到抗美援朝总会工作，任总会宣传部秘书。会长郭沬若，秘书长刘宁一、刘贯一。宣传部长罗隆基、廖盖隆。

这段经历在母亲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表述里，却是这样的：

那年你爸刚刚加了工资，我们刚刚把筲箕湾的房子顶下来（即现在的按揭），多好的房子！有一天，他就喜事一样跑回来说什么解放啦有个朋友叫他回国。我说人家老早就是共产党了，现在当上了大官，当然说国内好啦，你连民主党派都不是，跑回去鬼理你。还是再看看吧。你爸哪里肯听，非说什么中国好不容易和平了，搞建设了，需要我们知识分子。他傻里巴叽连忙跑去报社辞了工，房子嘛三钱不值两钱转顶给了一个朋友——那人现在发达了——我们扶着你奶奶抱着你姐姐——那时还没有你——上了回国的船。谁知船开到半路不开了，说是国民党在前面的海里放了鱼雷。这不正好！我们又回了香港。《星岛日报》老板真是好人，明知你爸爸是亲共分子，还让你爸原职原薪回来工作。不过我们的房子收不回来了，只好在沙田租房子住。那房子远是远一点，空气多好！又便宜。要是我们安分守己在那里住下来，以后的罪也就不会遭了。你爸的朋友老宋，当时也是租屋住，现在都当编辑了，在九龙买了豪宅，四个孩子都在美国拿了博士。他家老二还是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在那打素医院的，现在在加拿大开公司。找了个丈夫也是吃了海水的博士。人家多么有眼光，你爸多没脑子！一次回不成还回第二次。水路走不成了走旱路。我们从罗湖过关时我已经觉得不对头：怎么这边过去的人这么少？那边过来的人这么多？唉，可惜已经晚了。

父亲当然也旁听过母亲的这种怨诉，每逢这时，他一般都保持沉默。他脾气随和，沉默寡言。最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对。”我最不喜欢听他跟人聊天，都是别人在高谈阔论，他则“对”“对”之声不绝于耳。你没有看法吗？你没有意见吗？我没法不在心里暗暗认同了母亲对他的评价：没脑子。

然而回香港去了几次以后，他渐渐有点沉不住气了，初始迹象是，母亲一谈这话题他就打岔，后来，开始反唇相讥：“你聪明，你聪明怎么不留下来？”

这话当然不值一驳，反而激起母亲更多的怨诉：我再聪明也是个女人，而且做了家庭妇女，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是个男人你应当有脑子。你回来本是为了搞新闻的，结果一来就被踢去那什么抗美援朝，那时就应当知道情况不妙，人家不用你党外人士嘛，新闻只让他们自己人搞嘛。这个时候就应当赶紧走。你看人家曹聚仁多么灵泛，回来看看不对头，转身就跑。退一万步讲，就算你那时候还看不明白，把你关了三年，出来时总应当明白了吧？你看人家老李，出来时人家问他要去哪？马上就说要回香港。结果现在回国变了爱国侨胞。还有人家老郭，都跟我们一块去了内蒙，去了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把老婆孩子弄回香港……唉，要不是那年我拚死回了长沙，只怕我们这家人到现在骨头都打得鼓了。

父亲先还零敲碎打地反击一两句，说到这里便蔫了。他能够成为他们机关那一车厢流放内蒙的右派中唯一的幸存者，我们到今天都还活着，母亲一九六年的绝地大逃亡肯定功不可没。

“对，对。”他且战且退道，“你劳苦功高，把你供起来……”

望着那消失在门口的张皇身影，我哈哈大笑，心里却是苦涩的：我的爸爸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男人怎么要靠女人来保护家人？我后来所爱慕的男人都跟我父亲的形象性格截然相反，大概跟我对父亲的失望有关。不由自主，我总是被那些雄辩滔滔、理直气壮的霸气男人吸引。母亲与父亲的争吵声中父亲留给我的懦弱印象深植于心，以至于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他那近乎神经的寻找，找奶奶的坟，找我们的沙田旧居。为什么？所以当我后来看到他的日记，我震惊。虽然里面记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但所体现出来的，却是一个需要我重新认识的父亲。

不过，关于我们的那次沙田行，在他的日记里却找不到记载。正如他的为人，他的日记也是散漫的，随意的，兴之所至，有时一天的事事无巨细记上一大篇，有时好几天、好几个月、好几年无一字，有时几行没头没脑的记录夹在两三年之中的空白中。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之间，近一年的空白中，突兀地出现以下这一行字：

港报上看到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的报导，是港岛半山上的那间吗？感慨系之，惜上次去港时竟未一游。

香港那打素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位于荷里活道。其前身是一八八一年创立于太平山的那打素诊所。据说，那打素这名字来自于伦敦那位创院的教会人士，为的是纪念他挚爱的母亲。一八八七年，它变身为那打素医院。一九四年，一位名叫何启的香港富豪在港岛般含道创立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产科医院之一。两年后，这间医院与那打素医院合并，叫作雅丽氏那打素医院。我出生的那间那打素医院，就是合并后的那间，位于般含道。母亲一直保留了我的卡介苗接种卡，巴掌大小，天蓝色，是我出生三天后由那打素医院签发的。上面除了我的名字是中文，其他文字都是英文。

为何我们手头没有出生纸呢？母亲的解释是：由于一年以内婴儿都由医院免费保健，一年后才能领到出生纸，而我出生后不到一年，就由他们抱回了大陆。

在“文革”抄家风最烈的那段日子，母亲销毁了家中大多老照片、亲友来往信件、她与父亲的一些证书(包括他俩的大学毕业证书和结婚证)、一些有老同学老朋友题签的纪念册（比如大学毕业留念簿）等等。自然，那本香港相簿也被处理掉了。留下来的，只有少数几张我们的儿时照片、母亲与父亲的结婚戒指、外婆留给她的一个银挂件，还有一九五二年公安部到我家抄家时，写给她的一张抄家物资清单，以及两张蓝色的小卡片。那是香港那打素医院的卡介苗接种卡，上面登记的婴儿名字分别是我和姐姐。她把这些东西包在一条手绢里带在身边。夜里，只要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她便立即起身，把这个小包塞给我，叮嘱道：“藏好！ 无论如何不要丢掉。”

我一直都搞不明白，难道母亲是想让香港方面凭这张卡介苗接种卡接收我吗？可是在那年月，除了偷渡，我有什么办法进入香港呢？而若是我在大陆被抓，那张卡足以令我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奇怪的是我也没有质疑过她。在最黑暗的日子里，那个手绢包一直放在我身上了。我后来搬到学校里那座人去楼空的宿舍大楼住，也把手绢包带去，心想那地方比家里总要安全一点。不料就在我住校的第二天夜里，一帮臂佩红袖章的男男女女冲进学校，包围了宿舍楼。高音喇叭传出来的咆哮声响彻整个校园，这帮头缠黑白头巾，身着对襟衫的暴徒，声称他们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军，有人举报这里藏有敌特电台，所以他们要来搜查。慌乱中我把小包锁进寝室里一张单人课桌。刚刚藏好，便有一男一女两个家伙冲进来要我把课桌打开。

“不是我的。”我说，“我没钥匙。”

暗黄的灯光下，我盯着对面那两张暗黄的面孔，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胸口狂跳，激烈得像要破胸而出。在那一秒钟里，我想到了什么？血？哭泣？地狱？蓝色卡片上鬼符般的英文字母？如今我已完全想不起来了。也许人在最恐惧时，头脑里是一片空白的，失去了意识也失去了记忆。事过境迁，我只记得那哒哒哒响彻天地之间的心跳。

母亲刚刚有老年痴呆症迹象时，有一天，我们谈起了我与父亲的沙田之行，她突然问：“你们没去那打素医院看看吗？”

“没去。”我说。这时我才惊觉，我回到香港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想到去出生地那打素医院看看。而每次来港必有沙田怀旧行的父亲，也从未去过那里。便是母亲自己，一九九年和一九九七年两次来港探亲，也从来没提出过要去那打素医院旧地重游。那时这家医院早已搬离旧址，不过据说旧址依然是一家医院。母亲没提出这问题时，我甚至从来没想到过它。其实我在香港去过不止一家医院，有公立医院，有私立医院，医院所在地有港岛，有九龙，也有新界。我工作的那间大学给我买的医疗保险，是可以去香港任何医院看病的。但我从来没想到去那打素医院看一看。我不禁想，这是不是因为有段日子我们曾经千方百计，想在往事中抹去有关它的记忆呢？

但，那又如何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一直死死抓着那张蓝色卡片？

“妈你还记得那两张卡介苗接种卡吗？”

“什么？”

“你忘啦？我还差点为它没了命。那张蓝色的卡片，跟你的结婚戒指一起，包在那个手绢包里。”

“哦。”母亲似乎想起来了，“印得多精致，丢掉可惜了。”她道。

那么漂亮的旗袍，那么美丽的婚纱照，她都毫不犹豫地亲手撕毁，剪碎，我特别记得她把那本丝织封面的复旦同学纪念册成功烧毁在火炉里的神色，心满意足般、如释重负般。那一刻，我第一次发觉她这人十分冷酷。平时她是那样珍爱那个本子，有时间就拿出来一页页地翻看，每逢这时，在她那总是焦虑不安的脸上，就流露出难得的笑容。我常常趁她不在，把本子翻了出来偷看，上面有好多同学写给她的毕业题词，有一首小诗是这样的：

　　黄葛树的轻风，

　　夏坝的青草，

　　鸡声茅店，

　　明月夜，

　　这一切都会遗忘，

　　难忘智琳。

落款的名字，竟是父亲。母亲青春时代的余光从这本锦缎封面的漂亮小册子里透射，这是她生命中最美好年华的吉光片羽，她都将之断然舍弃，却留下这巴掌大的小卡片，上面除了些冷冰冰的印刷体英文，就只有快要褪色的两行钢笔字：姓名。出生年月日。没有地址，也没有印章。

“丢掉可惜了。”谁信？

第一次谋划从户口本上改掉我们的香港出生，是一九六年的事。那年，母亲带着我们从大兴安岭回到她的故乡长沙。收留我们的是母亲的三嫂，我们的三舅妈。当时她在我们的亲朋戚友中，是唯一可以让我们在“政治面貌”(那一年代的表格专用语)那一栏心安理得填上“群众”二字的人。其他的亲戚都有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抗战时三舅妈、三舅以及母亲同是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学生，三舅念会计系，母亲念经济系，三舅妈念化学系。毕业后三舅接掌长沙家族银行在上海的分号，三舅妈没有出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五十年代初银行公私合营，他们便回到长沙老家。三舅不知是特有先见之明，还是受不了朝八晚五的上班，总之，他拒绝“参加工作”，只肯做些兼职。三舅妈只好走出家门去长沙三中教化学，担起养家的责任。现在看起来，这真是他们这种家庭最明智的决策，我母亲后来不止一次表示钦佩，老是说当初我们家要是效法他们就好了，让她出去工作，让父亲在家呆着，那就会跟三舅家一样平安无事。

其实也未必。母亲肯定不会像三舅妈那样心平气和与世无争，任何运动都不闻不问甘当落后分子。三舅妈貌美如花，我见到她时她已四十六七了，依然望之清雅肃丽，更难得的是她没有一丝虚荣之心，开会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实在非表态不可，就说句“拥护”了事。即便“文革”中她也没单独写过一张大字报，没上台发过一次言。身处那所斗批改搞得最为惨烈的男子中学，十年中三舅妈竟然只有一张大字报，而那张由几个学生联名写的大字报，与其说是攻击她，不如说是保护她，内容是批评她家务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第三，“胡涂涂”，那些男孩子将赵树理小说中一名老中农的绰号送给她。

其实在我看来，三舅妈的那种胡涂，是高境界的胡涂，郑板桥式的“难得胡涂”，若不然，如何解释她早在六十年代，就第一个看出我们户口簿上填写“香港”出生的危险性呢？

那个场景肯定不是出自我的梦境。因为连她们两人脸上的阴影至今想起来都历历在目，三舅妈和我母亲，她俩并肩站在厨房里，窗外那棵枝叶稀疏的苦楝树让阳光变得破破烂烂，记忆中的场景定格在她们都将目光凝注在母亲举在手里的一张纸头上，那是我们即将交到派出所去的户口迁移卡。

我听见三舅妈犹疑的声音，她说：

“老大老二的出生地址怎么填香港呢？都跟老三一样填北京就好了。”

“我也这么想，”母亲道，“可是我想到时已经晚了，填都填上去了。”

“我一个同事填了姨妈在香港，不得了哦，每次运动都要他讲清楚。外面的亲戚我一个都不填，这也不能算隐瞒，大家本来就没来往嘛，不填就没有事。”

“可我们填都填了……”

“不如……”三舅妈道，“我有个学生的家长好像在派出所当户籍警，看他肯不肯帮忙改一下。”

不知道三舅妈后来找了她学生家长没有？ 或是那位家长爱莫能助？ 或是他虽愿帮忙，却认为不改也没关系。总之，后来我们的户口倒是报好了，但新的户口本上，我和姐姐的出生地还是香港。

六十年代初，从粮油到火柴，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证供应。每种票证分别由各个不同部门发放，比如由粮店发粮票，由副食品公司发副食品票，发放的数量随时会变，比如这个月是每人每月三两油，下个月却有可能变成二两或一两，所以票证多半都是按月发放。这一来，每个月都有若干次，巷子里会响起居民小组长那烂沙罐似的吆喝声：

“领粮票啰！”

“领豆制品票啰！”

“领布票啰！”

直到现在，我都一听这种粗大嗓音便立时起鸡皮疙瘩。我想那倒不是因为居民组长的嗓音特别恐怖，主要是因为它引起的那一关联想象：领票证。领任何票证，都要带上户口本和粮本。

事情的程序是这样的，所有的人一去到领票证场所──通常是组长家所在的院子──便按先来后到的规则，将各自的户口本和粮本码放到她家那张油腻腻的小桌上，自己则围守在桌子旁轮候。我总是自告奋勇担当为家中领票证之职，因为我要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小桌旁，以防好事之徒翻看我家的户口本，从而发现我的香港出生。我从三舅妈和母亲的对话里隐约感觉，那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天，粮店来发放票证的是一名慈眉善目的胖大婶，不是平时那个懒洋洋的小青年了。胖大婶比小青年敬业乐业，只见她戴上眼镜，慢条斯理，每拿起一本户口簿都要从头到尾翻阅一遍，一边看一边大声发表阅读感想：

“哈，生了六个女孩才来一个男孩！ 有志者事竟成啰！”

“你们家怎么就你一个户口？ 哟，你四十一岁了！ 都四十一岁了怎么还不成家？”

“你们老家江西？ 我老家也是江西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突然之间她发出一声惊叫：“哟，这是谁家的本呀！ 出生地香港！ 资本主义的地方哦！ 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地方哦！”

没人修正她对香港的这一诠释，反而都好奇地向她追问：“谁？ 谁？ 谁香港出生？”

胖大婶立即满足听众们的好奇心，报出我的名字。虽然她不认识我的名，念了白字，可我还是感觉大家的目光“嗖”的一下聚焦在了我的身上，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大了，脸发烧，心跳加速，身体竟至不听指挥地发起抖来。好像我真的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在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面前无所遁逃。

后来——一直到我离开大陆去香港定居之前——我从来不肯在任何一张表格上如实填写“香港”这一出生地。十二岁那年填写报考中学的表格，我就自作主张，在出生地这一栏填上了“北京”。那种在革命群众雪亮目光面前颤抖的体验太可怕了。

母亲后来也默认了我的选择。她看到了我篡改后的表格，并没有把它改回来。事实上，我这样做是受到了她的启示。自从我们离开了大兴安岭，她就对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三舅妈和长沙所有的亲友隐瞒了父亲的右派身份。理由是：你爸爸是遭人陷害的。好在大部分表格只有“政治面貌”这一栏。“右派分子”总不能算一种政治面貌吧？她便指导我们用“群众”一词搪塞。所以母亲的行为充其量只能算是装傻。而我的行为，就有欺骗之嫌了。

我曾经为我擅自改动出生地这种欺骗行为而不安吗？ 回答是： 当然。不过不是因为懊悔，而是因为恐惧，害怕这种行为给人发现。而且随着年龄增大，周遭空气中阶级斗争火药味日益浓烈，我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越来越为自己的欺骗行为庆幸。初一时，一位高二女生被派作我们班的辅导员，她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一张可爱的娃娃脸，说一口带广东腔的普通话。为人非常热情友善。我们都把她当作大姐姐，特喜欢她。但是到初二时，调换了另一位女孩来做辅导员了。同学们私下里对这一撤换议论纷纷，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是因为她父母在香港。政治上不可靠。

“那为什么之前没认为她不可靠呢？”我问。

“因为之前她说她父母在印度尼西亚，”同学告诉我，“现在她要申请入团，才只好说了真话。”

“好在我没写入团申请书！”我心里想。

其实就在不久以前，我的班主任老师曾找我谈过入团问题。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倒不数一数二，只是作文常拿高分，还得到过全校作文比赛年级第一。班主任教我们语文，自然就对我另眼相看，想培养我入团。一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他跟我谈了整整一堂课，引导我写入团申请书。真可谓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了。但他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始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那种冷漠与阴沉，跟他的诚恳热情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连我自己都觉得变态。老师不可能不奇怪。他当然不会想到我这样貌似怯懦的女孩，竟然会在学生情况登记表上做手脚。他说得口干舌燥，我仍一脸无动于衷。班主任是位特有修养的老师，最后，他只好将长篇大论的革命道理简化成一个简单疑问句：

“你到底想不想入团呢？”

当然不能说不想。在当时，不想入团就意味着“不求进步”，“不求进步”就等同于对党没有感情，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而从功利的角度看，我其实有着强烈的入团愿望。我明白入团对前途有利。党团员证的种种优惠价值，那时还不像如今这样清楚，不过从传到我耳中的有关升学的信息中，我已确然知道，如若我成为共青团员，便意味着朝着我一心向往的大学之门，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我的问题在于那张表。

如何应付那份要命的入团申请表呢？

如果说我之前对于出生地的那项篡改，还可以以年幼无知搪塞过去的话，现在，作为一个有了入团资格的先进青年，再那么填写，便有刻意欺骗组织之嫌了。但我肯定是不能照实填的。因为即算这位老师对香港的诠释比那个粮店大婶高明，谁知道我那班革命兼无知的同学会怎么看呢？ 谁知道我家的那项更加非同小可的秘密——父亲的右派身份——会不会从这个缺口泄露了出来呢？

百感交集之中，我终于挤出了一句话：“我……我肚子痛。”说罢，转身就逃出了办公室。

一九八九年我移居香港，并没有用到那张卡介苗接种卡。七十年代末，大陆与香港之间来往刚刚解禁，父亲老友宋伯伯便在北京找到了父亲，他见面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纸，郑重其事地交给他。那是我的香港出生纸。原来宋伯母后来去医院领取与我同一日生的那个女儿的出生纸时，将我的出生纸也一起领了回来，并将之保留至今。

“‘文革’那些年我们听说你人已经不在了，”宋伯伯对父亲解说，“但我还是一直留着这张纸。我想，说不定哪一天对这孩子有用。”

十年之后，我果然用这张纸移居到了香港。在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那打素医院那张蓝色的小卡片被证明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但我还是没把它丢掉。经历过无数次的搬家，淘汱掉了无数贵重物品、心爱的书，这张蓝色的卡片却至今留存。

一九九三年，我在香港纽约剧院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从头至尾，我一直在颤抖。那些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被窗外每一阵风吹草动从噩梦中惊醒的岁月，随着电影那阴森恐怖的音乐和画面，又回到了心里。突然之间我理解了母亲当初为何销毁了一切，独独留下了那张卡片。那是一根救命稻草！ 那是一个自知对保护女儿已经无能为力的母亲，对一个可能给予女儿庇护的安全之所的遥望。就像电影中那些把儿女搂在她正在冷却的怀中的犹太母亲一样，那是她能够给予儿女的最后一线生机，明知希望微乎其微，却也拚尽最后一点力气抓牢。不过，看《辛德勒的名单》时令我发生顿悟的，还不是这绝望的母爱，而是那种贯穿全片的沉默，扑天盖地的沉默。即使空荡走廊上施暴者的皮靴声响彻心扉，那沉默，依然地久天长地延续着。

一张张麻木的面孔，一双双惊恐的眼睛，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他们都呆呆坐在那里，在窗外皮鞭的呼啸声中、在受难者的惨叫声中，在行凶者的咆哮声中，沉默着。

还有一件与香港有点瓜葛的陈年往事似可一提。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一帮红卫兵跑到我们巷子里六号的胡娭毑家抄家。胡娭毑是个孤寡老人，不过她有个在北京当国家干部的女儿，女儿从没来看过她，但每月都给她寄来四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了，足以让她衣食无忧。但胡娭毑还是每天到处捡破烂，大家都说她因思念四九年去了台湾的儿子，已经疯了。

六号院是我们巷子里最高档的小院，那座带个小花园的洋楼里，共有四间房子，住了三家人。胡娭毑住了其中的一间。不过，据她邻居投诉，她把那间房变成了垃圾屋，里面的垃圾堆起半人高，她自己就睡在垃圾之中的一张藤躺椅上。街道干部们不止一次想要对这有碍卫生的情况予以治理，都被胡娭毑挡了回来。胡娭毑的对策就是不管谁来，就往房门口一躺，哇哇乱叫，想进去的话就得从她身上跨过。谁能跟一个疯老人斗呢？ 胡娭毑成了街道卫生钉子户。

到了一九六六年，我猜就是那些街道干部之中的某人想出了这个毒招，要借红卫兵之力将这一钉子户拔除。那些“全无敌”的红卫兵，果然了得，他们那“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千钧棒，一个疯老人如何抵挡得了。他们抬起躺倒在房门口的胡娭毑往院子里一扔，就冲进了屋子。可疯子就是疯子，胡娭毑面对这伙凶神恶煞毫不畏惧，她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屋里冲，但她哪里是革命小将的对手，不到一分钟，她就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胡娭毑是被当场打死的。

那是在一个炎热的傍晚发生的事，我记得那冲腾在六号院子上空的火光，还有空气中刺鼻的焦糊味，我家的窗户关得紧紧的，但还是不时传来一阵吼叫或是吆喝声。突然之间，传来一声长嗥，我的心一下子猛地抖颤起来，就在我快要忍不住、拉开房门要去外面看个究竟时，嗥叫声戛然而止。“胡娭毑死了！？”母亲脱口而出。在巷子里，她是少数几名跟胡娭毑有过交流的人士之一。胡娭毑大概也曾风闻我们家与香港的瓜葛，有时候，她在街上碰到母亲，便要拉住她神神叨叨地问一句：“你在香港看到过我仔吧？”

当阶级斗争的风雨还不那么猛烈时，母亲还会敷衍她两句，“没看到过。”“我怎么会认识你仔。”等等。有时，还试图跟她解释，“我们一解放就从香港回来了。再说，香港离台湾远得很呢。”

一九六五年以后，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母亲就不再搭胡娭毑的腔了。每次在街上碰到她回来，还会余悸未消地对我们抱怨，“我真的怕了她，她哪壶不开端哪壶。”

可是，当母亲从那声嗥叫推测胡娭毑可能遭到了不测时，她是拉开房门打算冲出去看看的，“可怜呐！”她说。

这一回，是我把她拉住了，“你干什么？”

“去找涂四爹管一管。”

涂四爹是我们街道上的治安小组长，几名街道干部中，他是为人比较厚道的一位，我妈平时有问题总是去找他。

“用得着你去找吗？ ”我阻止母亲道，“涂四爹他自己听不见吗？ 他们没把红卫兵引到咱们家来已经算好人了。你不记得上次你去找涂四爹他说了什么话吗？”

一听这话，母亲不响了。她当然记得涂四爹那天对她说了什么。本来那天她去找涂四爹，是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一张证明上签字之类——那年头屁大的小事都要街道治安组长签字，以证明你并非阶级敌人，可以享受人的待遇。涂四爹平时对母亲还是挺客气的。那位老爹自己虽然“没文化”，但很尊敬“有文化”的人。可那天却板着脸对母亲说：

“以后你要签条去找居委会。我这里签不了你的条。”

母亲本来就心里有病，一听这话自然立即想到是否隐瞒多年的问题漏了馅，但还是强自镇定地问：“为什么？ “

“你们家是香港来的吧？ 香港那里尽是牛鬼蛇神。我这里负不了你们的责。”

母亲立即闭了嘴，毕竟心虚嘛。就算涂四爹对香港的认识存在偏差，母亲也不得不承认，涂四爹的阶级警愓性还是有点道理的。我们家的确经不住无产阶级专政的照妖镜来照。她要是跟涂四爹一争，把他惹恼了，反映到居委会，他们只消发张外调函到我父亲单位，我们就立即变成地富反坏右家属——牛鬼蛇神的同义词，那还不成红卫兵的下饭菜呀！ 母亲这么一想，便忍气吞声唯唯诺诺地退出了涂四爹的家。

母亲退回了房，仍旧跟我们一道从窗帘缝里窥测窗外风向。我们看见，从六号的院墙上空升腾起了一道火光和浓烟，四下里静悄悄的。终于，归于沉寂，无论是暴徒们的嚎叫还是胡娭毑的哀号，都沉寂了。所有那些在窗帘后面窥测的人们，都像我们一样，默默无言爬上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吗？

八十年代初，胡娭毑的台湾儿子回来了，他到了我们巷子，说是要查找他母亲的骨灰。当然，他没有找到，谁会保留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疯老婆子骨灰呢？ 离开长沙那天，他曾由一名街道干部和一名户籍警陪着，挨家挨户谢谢大家对他孤寡老母的照顾。那天我虽然在家，却把自己关在门后面没出来应门。我没有勇气面对他那张悲伤的面孔，跟大家一样，我也没有勇气告诉他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