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清末改革家，为躲避清政府迫害而出国，所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辛亥革命后，梁思成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音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肄业）。今天是梁先生逝世42周年，我们发布一段他的最后日子的文章，表示怀念。

图：梁先生手稿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思成的工资就没有了，存款也没收了。一家五口（思成、我、林先生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孩子）只能靠我那60元工资生活，对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思成并不介意。各种形式的“革命组织”都来揪斗他，往往一坐“飞机”就是三、四小时，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相信这是学生们开始“斗、批、改”，不再打内战，要真正摘“教育革命”了。只要教育革命能成功，真的防止了 “资本主义复辟”，一句话，只要我们的祖国能更加强大，他心甘情愿被人们“踩在脚下，再踏上千万只脚”。他想，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快得到解答了。

图：梁先生手稿

然而，这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他的健康明显地恶化了。当时高干医疗制度已取消，校医院又以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病。不得已，我只好带他到北医三院去。我永远感谢给他看病的陈世吉大夫。当他看到病历上梁思成三个字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蔑视他，而是低声地向他的助手说：“他是一个建筑学家，常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他仔细给他检查，并找了几位大夫来会诊。整整一上午，我看他们反复地听着量着，看着各项检查的结果，低声地议论着，我紧张到了极点。

最后陈大夫把我找到一边轻轻他说：“他的病情很危险，最好是住院，看来清华的 ‘红卫兵’是不会同意的。这样吧，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后你不要再带他来了，这么大的活动量随时会出危险，必须卧床。家里有血压表吗？”当他知道我们有血压表、听筒和注射器时很高兴，要我每天给他量血压、数脉搏和做好记录，并详细地告诉我那些药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他特别叮咛我千万要防止感冒。从此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发师，又多了一项职务——护士。这样我一直保持和北医三院几位大夫的联系，直到周总理直接过问了他的情况，把他送进北京医院。

手稿

1967年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限三天内全家搬到北院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中去（这是1966年以来第三次搬家）。1967年的2月，寒冬还没有过去，我去看了那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一进门就便我不寒而栗。阴暗潮湿的房间，因为一冬没有住人，墙上、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这对他的健康将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又一次卖掉“多余”的家具。最苦恼的是大量的书怎么办呢？我把一部分贵重的建筑书刊整理出来，请求暂存在建筑系资料室。

文革小组的那个人瞪起眼珠怒视着我说： “把资料室当成你们家仓库？不行！”“那么我把书卖掉，请你在这张申请上签字，以后别说是我销毁了批判材料。”他气极了，但只好一挥手说：“先放着罢。”武斗期间系馆成了据点，这些书被撕毁并丢失了大部分，所余无几，后来我把它送给了系图书室。其他的书，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为了准备答复“红卫兵”可能提出的质问，当晚我在笔记本中作了这样的记录：“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

我把一间小厨房收拾出来给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两个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样安排在这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是个难题。我拿着测绘的房间平面图及按同一比例尺制成的必不可少的几件家具的纸片，在图上摆来摆去，怎样也安排不下。这时他的建筑师才能得到了最后的一次发挥，他很快地用书架柜子组成了隔墙，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的“卧室”；还有一个供他写检查的书桌；然后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迹般地出现了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小规划”。

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温还是处于零度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用报纸糊上，但怎样也贴不住，浆糊一抹上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2℃，－3℃，－5℃，－7℃。我们奋战了两小时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加煤饼，并为他不停地更换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挣扎着。

他住院后的第一个任务还是“交代罪行”写“检查”，但他怎样也写不好，限定的日期一天天的过去，我焦急万分。一天工宣队命令我到医院去取他的检查。我到医院一看，他写些什么呀，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我气极了，他却胆怯他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脑子不听使唤。”我呜呜地痛哭了起来。一位护士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叫出去小声说：“别这样，他的脑子缺氧啊！”一语提醒了我，我安慰他，让他先睡下，然后把他那不连贯的“检查”，加上我自己从别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看来的内容胡乱加在一起制了一份“检查”带回去。当我把这份“检查” 交给军代表时心砰砰直跳，他接过去翻了一下说：“这是你替他写的吗？”我吓了一跳，急忙否认：“不！不，是我抄的。”这份“检查”一贴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周围就出现了无数批判的大字报，斥责他是“假检查，真反扑”。

不久，他参加了医院的病友学习班。有机会接触群众使他非常高兴。有一天，他悄悄地问我，现在猪肉多少钱一斤？我一怔：“九毛啊，怎么了。”说在学习班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时他说了句猪肉卖六毛一斤，引起哄堂大笑。一位老大姐笑着说： “看这个老头被当权派蒙蔽得连猪肉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了。”在他被揪斗的期间只有梁从诫和我的两个妹妹有时来看我们，其他人都离得远远的（梁再冰当时在国外）。但是却常常有些普通的群众见面向我打听思成的情况，其中就有几个清华的老邮递员。清华的落实政策经验在全市传达后，一天一个青年木工找到我家，一定要见思成，向他请教《清式营造则例》中的问题，他急切他说：再不学就要失传了。又有一天，北京医院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捧着一个大西瓜来看他，原来是抗日战争前给他拉包月车的老王。老头哈哈笑着说：“早就听说您回北京了，就是没工夫打听您住哪儿。现在听了文件知道您在这儿，我就来看您了。”他还特意跑到清河去为我要了些瓜萎子种在院子里，说是结了瓜用它熬水喝能治肺气肿。思成住院后病情曾有好转。出院时大夫还是那句老话，千万要防止感冒。

清华园仍旧笼罩着恐怖和紧张的气氛。工宣队明知我家里有重病人要照顾，但三个单元的学习时间一分钟也不许请假，晚上没有事也得在学习班傻坐到12点甚至 1点才许回去。我每天怀着忐忑的心情迈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炉子灭了没有。由于远离医院，我又一次充当了护士和联络员，每次去医院都要为请假费一番口舌。他终于又感冒住院了。

当清华传达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几条经验时，工宣队认为是对我们家庭的大恩大德，要我谈谈体会。我说：“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政策意义太深刻了，我得好好想想。”谈什么呢？我脑子里只留下一句话：对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不久他又恢复了党籍，又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回他彻底糊涂了。他仍旧孤独，等待着他所最关心、爱护的学生能来和他探讨教育革命的问题。他的等待落空了，他仍是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哪里知道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清华知识分子已大半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了。在他的心目中，学生是占首位的。他曾告诉我，不管是谁来请求帮助解决调动工作等都不许我允诺。他唯一的儿子长期在昆明工作，夫妇两地分居，他没有为此向领导提过一个字；他的外甥女在美国学建筑，当时清华正缺教师，但他没有聘她；

然而，每当他知道他的学生学用不一，或未能发挥他们的专长时，他就毫不犹豫地为之奔走。但是，现在他孤寂地生活着，儿子也被赶到了远离北京的干校。我永远感谢陈占祥、吴良镛、罗哲文和杜尔圻这四位同志，他们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带来了温暖和喜悦。

图：梁思成和林徽因

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1972年的元旦他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后对我说：“台湾回归祖国那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摸着他的手说：“不会的，你答应过永远不离开我。”如果有人问我，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只能说他最需要的是对什么是“教育革命”的答案。然而他没有找到，他黯然了。

失去林徽因的悲哀没有压倒他，大屋顶的批判没有压倒他。而今，他真正地悲哀了。在他最后也是最痛苦的日子里，他是多么盼望能和他的朋友们、学生们一起讨论教育革命哪，一起讨论“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难道这位曾经无私地、无保留地把全部知识都献给人们的学者、老师真的已被大家遗忘了吗？不！我不相信。对这一切历史将会做出回答。

我想起六十年代初他登桂林叠彩山时做的一首游戏诗：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