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07年，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国，宋国以华元、乐吕为主帅率兵抵御。

这一战宋军大败，华元被擒，乐吕战死，战车被缴获四百六十辆，军士被俘者二百五十人，死者上百。

宋军之败，只因为一件太小的事情：

战前，华元杀羊犒劳将士，他的御者羊斟也许被忽略了，没吃到羊肉。于是待战斗刚一开始，羊斟便在车上对华元说：“当初吃羊你做主，今天打仗我做主。”说罢，驾车载着华元驱入郑军，致使主帅轻易被擒，全军溃败。

《左传》于此有一番君子评议：羊斟真不是人，因为私怨而败国殄民，罪莫大焉。

可资参照的是《左传·昭公十九年》一则类似的记载：

在很多年前，一名莒国女子的丈夫被国君所杀，她从此守寡，年老之后住在纪鄣城里，终日里纺线编织绳子，等到绳子有城墙的高度那么长时才算完工，然后她便将这条绳子藏了起来。

后来齐国攻打莒国，将莒共公逼至纪鄣，这位老妇人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悄悄将绳子取出来，垂在了城墙之外。齐军发现了这条绳子，趁夜间轻而易举地缒上城墙，一举攻入纪鄣。

耐人寻味的是，《左传》虽然对羊斟极尽谴责之能事，对这位寡妇却仅仅叙述其经历而没有只言片语的批评。原因无他，人的身份不同，阶层不同，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也就不同。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名寡妇与羊斟在行为性质上并无二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羊斟所受的仅是小小的委屈，寡妇所受的却是丧夫之痛。

但这只是今人眼中的不同——羊斟作为主帅之御者，身份当属贵族无疑，在军中的地位更是重要，因为没吃到羊肉而受到伤害的并非肠胃，而是脸面。在周代的贵族精神里，因为少吃了一口肉甚至激起过阴谋弑君的大事，所以相比之下，羊斟的反应并不算十分过激。

而寡妇的丧夫之痛，以周代贵族的标准衡量，这痛楚未必就超过士大夫阶层颜面扫地之痛，因为女子毕竟与小人一类，属于“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低等生物，不可与士大夫同日而语。

君子与小人的词汇涵义虽然自周代以后从身份定位转变为道德定位，但身份意义上的士庶之别依然如故。

再如武则天当政期间，武懿宗将兵抗击契丹，始终畏缩不前。待契丹退兵之后，武懿宗在奏报中却将诖误战机的责任推卸到敌犯区数百家百姓的头上。

左拾遗王永礼当廷辩驳道：“那些百姓素来未受良吏教习，城池又不完固，难免在遇到贼兵时心生畏怯，苟且以求生，怎会是一向就心存叛意呢！武懿宗拥兵数万，却闻敌辄退，丧城失邑，罪不容诛，如今却为了自己脱罪，将责任推卸在那些百姓头上，这哪里是为官之道呢！请斩武懿宗，以此向敌犯区的百姓谢罪！”

从王永礼的言辞来看，敌犯区百姓确实闻敌生畏，苟且求生。事情若换到现代，这些人自然难免遭受汉奸之讥。

但王永礼一方面承认百姓们的苟且事实，一方面却不认为他们应当为此承担道德与法律上的责任。只有当朝廷选拔良吏认真教习过他们，且安排有关部门修缮城池以卫护他们之后，他们再遇敌而苟且的时候才有理由受到道德的谴责乃至法律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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