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就是不要！”小家伙从沙发上蹦起来，把他按回去，又蹦起来。几番挣扎之后，趁我松手的当口，他一溜烟跑出书房，转头扔给我一个对抗性的眼神。

威权主义的落败。这个确然的结论，瞬间从内心产生。我以为我会揍他，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手中的唱片，和那套已经处于待命状态的音响。原本，如果我的意志和他的意愿顺利对接，我们父子两人将半躺在那张舒适的芝华士双人沙发上，由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一交响曲》陪伴着，度过在我看来是美好的半小时。

周末下午半小时的“古典音乐欣赏课”，这是家庭教育大纲里的一项内容，是我行使一个父亲的权力的当然途径，是家规的组成部分。我体察到6岁男孩能够持续的专注力限度，因此将课程的时长设定为半小时。比方说这天，我计划给他听马勒《第一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约20分钟），再加两首肖邦的《夜曲》。

我丝毫不觉得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在4岁的时候他就听过马勒，或者3岁，甚至追溯到娘胎里。《第一交响曲》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陌生的作品，至少，半年前他还告诉我他喜欢“马一”最后结尾部分的高潮。所以这天我的课程表里会有“马一”的末乐章。

“古典音乐欣赏课”进行了一年有余，初期还挺顺利。虽然略显勉强，但他基本上可以捱过这半个小时。没错，我知道他并未全神贯注，必然有那么几个片刻，他离开了正在播放的音乐。他的小脑瓜里闪进了其他内容，也许是客厅里的乐高玩具，也许是回家路上瞟到一眼的兰博基尼，也许是邻班那个小姑娘——那小姑娘的名字我也知道。

那时他还不像现在这么叛逆，当然，换一个词的话，我可以说他拥有了更多的主见。他时常抗拒我的指令，我不许他唱《小苹果》，我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偏唱，唱得更来劲。他也喜欢唱宗盛大哥的《山丘》，把副歌部分背得滚瓜烂熟。每回他放声高歌的时候我都哑然失笑，“越过山丘，再也唤不回温柔”，你个小屁孩你知道啥呀。

其实，意识形态的问题倒并不让我担心。值得忧虑的地方在于音乐欣赏的习惯养成。我深知，无论将“古典音乐欣赏课”包装得多么桃红柳绿，对于一个6岁孩童而言本质上它还是一种强行灌输。而相比古典音乐，流行歌曲在激发人的感官享受方面有着太过明显的优势。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即便我坚持认为《小苹果》的走红是反智主义的逆袭，但我终究不能无视其他众多优质的流行歌曲及优秀的流行歌手在国人精神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看看《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等节目取得的巨大成功吧，它们轮番上阵，支配着人们的时间，攻占了人们的心灵。

在音乐所能影响到人们生活的范畴内，已经没有多少空间留给巴赫和贝多芬了。学琴的孩子也许会时常弹奏一些他们的作品——用于练技或考级，但除此之外，伟大作曲家及其作品还能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产生多少效用？这些琴童（包括他们的家长）真的愿意去了解古典音乐，并且有兴趣探求其更多奥妙吗？倘若连这部分与古典音乐相对更为接近的人群都无法给出积极的回应，那如何指望古典音乐在这个社会重现生机？

吊诡的是，一说到胎教或婴童教育，人们倒是都会想到莫扎特，而非任何一首流行歌曲。年轻的妈妈们相信莫扎特的音乐能够培育一个聪明的头脑和愉悦的心灵，因而对“弦乐小夜曲”或“土耳其进行曲”的育儿功效寄予隆重期待。然而，一旦过了这段特定的时期，莫扎特就被冷落到一旁了——我听说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多么可惜，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也许将不再有机会接触莫扎特的其他作品，比如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40号和第41号交响曲、随便哪一首圆号协奏曲和随便哪一首小提琴奏鸣曲……更不用说，通过莫扎特原本可以结识更多超凡的灵魂，像海顿、舒伯特和舒曼，像勃拉姆斯。马勒离得其实也不远。

去年，我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写一些关于古典音乐的文字。有时我踌躇满志，有时又信心全无。我想劝诱一部分人——我知道数量不会很多——进入古典音乐的世界，但是现在我连自己的儿子都无法说服。对马勒的排斥只是一个缩影，即便给他听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他肯定也会极力逃避。我感到他之前建立起来的对古典音乐的些许亲近感正在逐日流失。如果周末的“古典音乐欣赏课”不能持续进行下去，丢掉一个父亲的权威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我将预见古典音乐不可能成为他一生的朋友。这会是一种深深的遗憾，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那么，他有权利不听古典音乐吗？当然有。强制之下没有美好，道理我懂。没错，所有人都有权利不听古典音乐。不听古典音乐，这个世界也不会变得更糟。

本文作者许莽，选自腾讯《大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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