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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4月的一个下午。两个武士打扮的日本年轻人，鬼鬼祟祟向美国人马修·佩里的舰队走去。两个年轻人的意图不明，似乎只是想看看“密西西比”号舰长助理斯普尔丁佩戴的表链。他们不懂英语，其中一个年轻人在用手势比划了几次之后，从身上掏出了一封用典雅的汉语写成的信件，塞进了斯普尔丁的背心里。

佩里的舰队此前曾经创造了历史，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是首个挑战了日本闭关锁国状态的外国舰队。此时佩里和他的舰队刚刚完成了使命，正在下田港检修，准备撤离日本。人们不知道信里到底说了些什么，也一时难以明了两位年轻人的诉求。在明白他们的意图之前，两位年轻人悄悄走进了“密西西比”号舰。

幸运的是，舰队上有一名叫威廉姆斯的翻译官，能够读懂信件。信中这样写道：“我们从书中读到和从传闻中听说一些关于欧美的风俗和教育情况，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渴望潜出海外，以周游五大洲。”原来，这两位年轻人希望佩里的舰队在离开日本时，能顺便把他们两个一起捎上，前往发达的欧美国家学习，学成归国再报效祖国。佩里和舰队上的船员，被这两个年轻人感动了。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仅凭天真质朴的求知欲望，把命运交给刚刚才让日本人难堪的美国人。佩里感到很为难，他难以拒绝年轻人的愿望，但是这等于打破日本政府禁止国人到国外旅行的“锁国令”，刚刚才与日本签订条约，要帮助他们就必须重新再去谈判。佩里终究还是遗憾地拒绝了年轻人的请求。

这是一个求知的故事，也是一个失败的男人的故事。此后的岁月，这两位冒失的年轻人成为日本明治时代知识分子效仿的对象。其中的一位，正是江户幕府末期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吉田松阴，他成为了明治时代的知识偶像和精神领袖。这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吉田松阴向幕府自首，被投入监狱一年。尔后他又因为激进的言论和行为，余生中最后5年基本是在动荡之中度过，作为尊王攘夷派志士，最终在“安政大狱”事件中再次被捕，并被执行死刑，年仅29岁。他培养和启发了高衫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福泽谕吉等著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

吉田松阴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一个从事的每项事业都遭到失败的人，一个将每次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机会都搞砸的笨蛋。”在功利为王的世界里，我很想知道今天被权力和金钱弄得精疲力尽的年轻人，会如何评价吉田松阴的失败？如果把成功定义为获得金钱和权力，吉田松阴无疑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他的一名学生后来去了爱丁堡留学，把这个男人的故事告诉了罗伯特·史蒂文森，这位小说家引用梭罗的话评价道：“如果你有勇气面对悲剧性的失败，那么无疑和成功没有什么不同”，并认为吉田松阴的故事是“一个英雄人物的故事，也是一个英雄男人的故事。”

手上的一本厚厚的《剑桥日本史（第5卷）：19世纪》，看了很久。书中的内容驳杂繁复，涉及到整个19世纪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武士、大名、知识分子、幕府、天皇等方方面面，可堪称是一部日本近代史的百科全书。吉田松阴是整个19世纪日本史中并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是江户幕府末期的一个失败的男人。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失败的男人的故事，却是最能代表我对整个19世纪日本的想象的。吉田松阴就像是整个19世纪日本近代史的隐喻，是一个民族在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最优雅的姿态。其实，在近代的日本和中国，面对西方这突然而至的文明，最先感受到的，都是一种挫败和羞辱，不同的只在于你的姿态是否优雅。

《剑桥日本史（第五卷）》

(美)詹森/主编

王翔/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

1894年1月，日本陆军司令官大山严与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在联名写给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道：“贵国败至今日，非君臣一两人之罪过，实为墨守成规之制度所累。……今日变化中之大千世界，夜郎自大、孤陋寡闻之国，焉能不败乎？”我是在一本专门讲述甲午海战的书里读到的这封劝降信，犹记得当时难抑的苦涩。当时只觉得这世间最痛苦的事情，原来是对手已经对自己的弱点洞若观火，而我们自己却依然自得意满，不知天高地厚。那种尴尬和酸涩，有几个人真正愿意面对？丁汝昌最终选择了自杀。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被各种杂志、报纸、论文和研讨会、读书会不厌其烦地念叨了一次又一次。我也曾经关注过几本知名的杂志关于这场战争的讨论，也曾经参加过相关的读书会。但令我失望的是，今天的国人之所以要研究这场战争，似乎依然还是因为无法释怀120年前的失败。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失败，更无法从失败的痛苦和羞愧中走出，总是纠结于枪炮的落后、纪律的涣散、制度的落后的细节，试图找到战败的种种原因，以及偶然的因素，仿佛再来一场相同的战争，研究透了的人们便能一举赢得战争。

面对失败，适当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我们似乎远没有从中学会该如何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以及该如何诚实地面对战争本身，面对文明和人性。中日甲午海战，是一个落后的涣散的封建王朝与一个刚刚兴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较量，那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战争，又是一场必然会失败的战争。如果愿意诚心聆听现代世界的召唤，面对这样的失败，或许就不会再那么愤愤不平。

《剑桥日本史（第5卷）：19世纪》，讲述的是一个近代失落的民族如何面对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力量，并暂时忍受屈辱，潜心找寻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故事。这卷剑桥日本史一共12章，分别由不同的知名的日本史学专家撰写。跟中国的近代史一样，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激进的、保守的、搅局的、无知的、充满远见的力量同时上场竞争，而且失败的焦虑就像幽灵般始终缠绕着不安的日本人。但是在这混沌的竞争场，却总能找到一些超越失败与成功之外的东西，它们往往最能打动我。

吉田松阴开启了日本人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大门，随后的日本，尤其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更是像个吸水的海绵一样贪婪着吸收着外部世界的营养。福泽谕吉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福泽谕吉在他的自传里，曾经记录过他对西方世界的探寻，并在当时的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书籍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他在西方问一位绅士，到底什么是“选举法”。他同样也很好奇，为何自由党和保守党，总是在政府里相互对抗，但这些看起来像敌人的一帮人却能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这种傻瓜式的问题，西方人不屑于回答，只是微微一笑，不过恰恰正是这样的疑问最能表现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充分的好奇心和朴素的求知欲。

从吉田松阴的纯真到福泽谕吉的好奇，我总觉得这或许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近代史上最缺的东西。相对于这样的动人故事，我想起林则徐的沉默。那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开启“洋务运动”，在这整整二十年时间里，中国人没有大的改革措施，国人也似乎并不觉醒。泱泱大国，白白浪费了20年光阴。这其中有一个新知新觉之人，却始终保持了沉默，他就是林则徐。林则徐去往广东禁烟之后，就已经了解到，中国的军器实在不如洋人，所以购买了很多的外国炮和外国船，并派了人翻译外国人的刊物。他还把搜集到的资料交给人了魏源，后来编入了我们熟知的《海国图志》，日本人把这部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但是，终究林怕清议的指摘，所以不敢公开提倡改革。被调离广东之后，在去往伊犁的途中，林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敌，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这是林寄给友人的私函，林嘱咐友人不要给别人看到此信件。

今天的林则徐，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是民族英雄。今天的人们也一样同情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中所遭遇的失败，只是与人们同情吉田松阴的失败不同的是，人们似乎更愿意同情林则徐在仕途上的不顺遂，愤恨昏庸无能的皇帝为何不能重用他。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对失败的姿态。我不知道是构成中日近代史两种不同命运的缘由之一。不过世故老道的中国士大夫们，似乎的确是缺了某种纯真和朴素。

（本文来源：2015年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