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了胶片修复版的《武训传》。一部几乎被人遗忘的片子，但是日本现代文学研究的教授、研究生特地从东京赶来，仅仅是为了看一场《武训传》。它在仓库里被封存了整整60年。

记得2005年春天，为了拍摄《上海伦巴》，我们联系了北京国家电影资料馆，希望看一下《武训传》了解赵丹（著名电影演员）的表演。没有想到，50年后看这部片子，依然需要经过严格的申请程序，不仅要出示上影厂的证明，还需要打报告，说明看片的理由，然后等待领导批复。当领导的签字下来时，摄制组却因为经费短缺，不同意看胶片放映。我们只好花了500元人民币，看了一场录像带版《武训传》。我们努力减少了看片人员，因为资料馆只允许五个人观看。

我们从上海飞到北京，早早在风中的资料馆门口等待，那时候心里有一份敬畏，是对孙瑜导演和赵丹、对中国老电影的敬畏，就像这批日本人，他们会从东京飞到上海一样。

剧组的摄影师是台湾人，我们挡在他的面前，怕进入放映间时被人盘问。看一场录像带都变得那么神经兮兮，看电影早就不再是一件简单的“娱乐”，我们变得严肃起来，这种严肃让我们都不自觉地进入了荒诞的境界，我们像是去参加一场垃圾的盛会，我们在荒诞中寻找新的意义，在垃圾里，拾掇最后的金子。

以至于今天，我都很难在无厘头的电影里开怀大笑。我找不到笑点，因为过去一生的严肃，（不管是荒诞还是自觉的严肃）都让我难以接受今天的商业电影，即使我喜欢好莱坞商业片，那也是像《洛城机密》、《老无所依》或者《热力》那样的影片。

他们在商业里面，参照着严肃的思考，那些明星对于我，就像看见赵丹那样，他们在每一格的胶片上，定格了人物的个性，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

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吉川龙生坐在咖啡馆里，茫然地看着我，用标准的普通话问我：“看完了《武训传》，我反而不能明白，为什么1951年，要展开那么严肃的政治运动，就为了一部电影？里面什么都没有说啊。黄宗英演的教师，不是一直在批判封建主义吗？”

我们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我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60年，变得如此遥远。人们对那场运动避而不谈，只是当修复以后的黑白片，在大银幕上出现的时候，赵丹的表演、孙瑜导演的电影语言，让你不敢相信，这是60年前的电影，那里所有的表达，都超出今天电影人太多的追求。

可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主席修改审定发表的。社论里指出：《武训传》承认或者容忍这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了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开始了。

一部电影变得难以解释，那脆弱的胶片，刹那间像一个坚固的堡垒，被人民大众团团包围，开始发动一场战争。

我对吉川说：“我带你去看看黄宗英老师，问问她，好吗？”

“真的？”吉川的眼睛亮了，变得激动起来，立马放下手上的咖啡，“是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我能采访她吗？”

“当然可以！”

他已经不管不顾我还喝着咖啡，走向门外。外面正在下大雨，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华东医院黄宗英的病房而去。

看见她的时候，像任何一次一样，她正安静地坐在病床的一角看书，我问她：“你不看电视吗？”

她微笑着摇了摇头。

“为什么每次见你，都在读书啊？”

“我，希望生活得有质量。”

“你看了那么多书，记得住吗？”

“我已经不需要记住。”

宗英阿姨的话越来越少，她的回答直接又简单，那简单的词组突然变得有了哲学意义。我一时接不上的她话。吉川看见她的时候，也是半天不说话。吉川羞涩地告诉宗英阿姨：“我，我没有想到，会见到您。我……我……我太激动了。”

我突然为吉川感动，他不是任何明星的粉丝，可是面对中国文化、中国老电影人，在了解到他们一生的磨难以后，他所产生的这份敬畏和尊重，正被我们自己一点一点腐蚀掉。

2012年的夏天，87岁的宗英阿姨说话已经非常缓慢，甚至有点吃力，但是她的脑子依然是清晰的。她说当年（1947年）是阳翰笙（著名剧作家）找到赵丹，告诉他中央电影公司把孙瑜导演从香港请回来拍摄《武训传》。孙瑜导演想请赵丹去演武训。

阳翰笙让赵丹狮子大开口，问中央电影公司要很高的酬金，并说已经跟摄制组的人打过招呼，让他们拼命增加预算，把场景和制作费都提高，这样可以消耗国民党的拍摄经费，他们就不能拍戡乱片了。那时候，赵丹和黄宗英都是昆仑电影制片厂的人，他们不知道，其实昆仑一直是地下党在领导，阳翰笙也是地下党的人，他提出这些要求是接到了党的命令。

“要了很多钱？”

宗英阿姨笑了，她点了点头。

“好像要了十根金条，是大条子。”

我跟着点头微笑，其实我也不懂什么是“大条子”，什么是“小条子”。

上影厂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孙瑜导演，今天的电影界，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当我1982年走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门时，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有幸，和这么伟大的导演在一个单位。

孙瑜是中国最早从美国系统学会了电影技术和编剧的电影语言的第一人。屈指算一下，你会发现他培养的电影人是可见一斑的：阮玲玉、金焰、王人美、黎莉莉、郑君里、张瑞芳、刘琼、陈燕燕、吴茵、白璐、王蓓、李伟、中叔皇等，他们都是因为孙瑜的培养，在银幕上红极一时。

孙瑜导演的学识，更是早有建树。1923年他从清华大学文学系毕业，考取了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研习文学戏剧，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电影编剧和导演，在纽约摄影学院学习电影摄影、洗印和剪接。

抗战以后，孙瑜导演是香港电影界的一面旗帜，他被誉为“诗人导演”。1947年回国后开始构思《武训传》，影片讲述了清末历史人物武训拿自己做乞丐要饭得到的钱为穷孩子办“义学”、让天下穷孩子有书读的故事。孙瑜导演亲自编写了剧本，这个本子让赵丹感动得泪流满面。

经过三年的艰苦拍摄，从国统区的“中制”到1949年以后的“昆仑”，在两家投资公司的努力下，《武训传》终于在1950年底完成。1951年2月，影片在上海和南京公映，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迎来的是热烈的掌声和票房。孙瑜导演带着影片进京，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周恩来出席观摩了影片，那里同样是赞誉遍地。

然而时隔三个月，创作者还在一种成就感的兴奋中，却被一场疾风暴雨打得昏头转向。

1951年5月20日，黄宗英突然看见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批判《武训传》是在“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她惊呆了，连说：“不得了了，怎么这样了？”赵丹也看到了，说：“来头不小。”黄宗英让他别着急，然后两个人就去上班了。

后来赵丹告诉她，他走上26路电车时，售票员跟他说，“侬没进去啊？侬没有进牢房啊？”赵丹说“没事体。”

当时电影厂里气氛比较紧张，也决定开批判会，大家伙儿都学习这篇社论。对照安排，最后也写了孙瑜和赵丹的大字报，按照社论的口径批斗起来。批判时就喊口号，喊“打倒《武训传》，打倒孙瑜，打倒赵丹”。

赵丹在小组里写检查，乱抄报纸，没过关，对方非要他写一点严肃的检查，他说我写不出，我也想不通。

黄宗英也写了，可是他们都想不通，因为从小就听说‘义丐‘武训办学的故事，也有连环画，有陶行知写的‘义丐武训’，都觉得戏中的武训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人。可社论很强烈，批武训办学是宣扬地主阶级的思想，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地主，大剥削者。

当时有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是江青领导的，专门跑到武训的家乡去调查，说他放印子钱（清朝时期的一种高利贷）。

黄宗英说：“放印子钱，当时没有人认为是罪过。他讨饭来的都是零钱，要把钱存积在那儿才能办学，所以我想那是真的。但是等到要批判的时候，这个放印子钱就是剥削了。”

“那阳翰笙叫你们拍的，批判他了吗？”

“没有。”

“但这个事情是地下党让你们这么做，是组织上让你们拍的，为什么他们都没事，却要批判你们呢？”

“批判夏衍了。”

“那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渐渐地平复下来的？”

“事情没有渐渐平复下来，所有电影厂的片子都下马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好几年没有电影可以拍。电影厂只好想办法拍一点儿什么维持下去。”

对于孙瑜导演和赵丹这些渴望拍摄“进步电影”的左翼人，真是晴天霹雳。那年头，正是孙瑜导演黄金时代的开始，他身体还健壮，又积累了很多拍片经验，正想赶着新时代的到来，彻底发挥一下。哪想到……

这之后，孙瑜导演沉默了，沉默到我们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是谁，他又在何处。他不再拍电影，不再触摸胶片。一直到1957年，孙瑜试水拍了《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之后，他以身体不好为由，办理了退休手续。没有任何宣言，就此退出电影舞台。

时隔整整61年，我从宗英阿姨的表情上，依然读到了“恐怖”。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刚过25岁的小年轻，怀着满腔热情迎接新中国，对未来充满希望，她还不懂得什么叫“运动”，什么意味着“思想改造”。

在恐怖之后，没有了创造力，也没有了电影。1952年到1954年之间，中国电影产量，没有超过20部……

当年，那么轰轰烈烈的运动，让人觉得恐怖、不可理喻。可是有一天，《武训传》重见天日的时候，却依然让人觉得不可理喻：怎么会安静得没有一点动静？没有宣传，没有大幅广告，更没有老一辈电影人出来说话。只有像黄宗英这样的当事人，在听说以后，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吉川教授来上海找我，连我都不知道影片已经做了修复版，可以公映了。只有黄宗英会非常在乎，她重复着地说道——

“这样看来，这个影片算平反了！”

听着她重复着说这句话，泪水控制不住涌上了眼眶。我不知道“平反”这个说法，如今的年轻一代是否了解？他们既然对当年的批判全然不知，“平反”本身也就失去了它全部的意义，变得非常荒谬了。胶片终于不是和影像结合在一起，胶片的背后有着太多的荒谬，问题的终结到底在哪里？就像当年我不了解孙瑜导演那样，今天我同样不了解这背后的一切。

看着影片上的演职员表，那些我熟悉的名字，那些老演员、老美工和导演，都去世了。最让我吃惊的是，作曲的名字竟然是——陆洪恩，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文革中，他仅仅问了一句：到底是要贝多芬听群众的，还是群众听贝多芬的？为此江青说他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就把他枪毙了。

回家的路上，雨小了。我沿着华山路往常熟路方向走，脑子里是赵丹出现在26路电车上的场景——售票员在问赵丹：“侬没有进去啊？侬没有进牢房啊？”赵丹还没有说完“没事体。”转眼，站在那里的是一个破衣烂衫的武训，他用山东话对车上的乘客说：“打一拳给一个钱，随便你们打。打一拳给一个钱，我要让天下孩子读书。”车里的人吓得往后退去，有人在叫：“把这个神经病赶下车去！”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口号占据了空间，而那脆弱的胶片在“神经病”身上堕落下来。我想得满头冒汗，我想，我应该把它拍成一个电影，让宗英阿姨叙述，让所有的恐惧有一次释放。

胶片的背后还有这么沉重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一个《武训传》却让我突然意识到了胶片的本质，走进胶片那超现实的层面里；宗英阿姨已经老了，可是《武训传》里面的黄宗英是定格的，60年过去了，她依然是25岁的黄宗英，她在那里向小朋友们讲述着武训的故事，努力带领他们走进历史。可是当她自己成为历史人物的时候，她却在历史的长河里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