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惠帝纪》在公元前189年这一年记录了一条汉惠帝刘盈颁布的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这条诏令的意思很简单，十五岁到三十岁的成年女子，如果没有嫁人，国家对其征收的人头税将是其他人的五倍。

照理说，结不结婚完全是个人的私事，顶多算家事，为何皇帝会如此关注百姓的床笫之事呢？在现代医学昌明之前的古代社会，避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催人早婚，实际上就是促人早育多生。

所以说，汉惠帝的这条诏令其实是一条为了鼓励生育，而对不婚不育者征收重税的诏令，也是整个西汉时期为了促进人口增长所执行的一条重要国家政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口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为什么这么说呢？

汉代的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田租、人头税、更赋。而这三项税收的多寡都直接由人口的数量来决定。

首先我们说田租。汉代的田租虽然是按照田亩来征收，但耕田的是农民，确保土地上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生产，才能确保土地的丰收和田租的足额征收。

其次说更赋。汉代成年男子在23岁起傅之后需要为国家服兵役，其中有一项是每年戍边三日之役。但因为边关遥远，不可能每人每年都自行前往服役，所以，汉代的成年男子可以每年缴纳300钱给官府作为戍边代役金。汉代更赋的征收相当普遍，当然，人口越多，成年男子越多，政府能收到的代役金自然也就越多。

最后，我们详细说说人头税。顾名思义，这是一项按照人头征收的赋税，人口越多，政府能收到的钱自然越多。

汉代的人头税分为口赋和算赋。口赋向七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征收，法定税额为每人每年20钱；算赋向十四岁至五十六岁的成年人征收，每人每年120钱，即一算。汉惠帝诏令向十五至三十岁未出嫁的女子罚款五算，也就是每年600钱。

这600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汉代普通的五口之家可耕作土地100亩，一年的收成为200石，每石粮食值30钱计算，那么一个汉代农民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大致为6000钱。而一个未出嫁的成年女子每年需要向政府缴纳600钱的人头税，也就是一个家庭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绝对是一个刚刚能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无法承受的巨额“罚款”。

汉惠帝刘盈的生育政策并非惠帝一朝的短暂政令。刘盈的父亲刘邦在建立汉王朝之初，因为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争霸的连年战争，汉王朝的人口非常少，一般认为只有1000多万。但到汉武帝即位初年，历史学者葛剑雄先生测算认为，汉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了3600万之多。应该说，汉惠帝以及其后继者文帝、景帝一系列保护人口、休养生息的政策功不可没。

然而，汉武帝执政的半个世纪，汉王朝虽然依旧在执行对晚婚者的重罚，但到汉武帝去世时，国家的人口却从3600万减少到了3200万，直接减少人口400万。葛剑雄先生认为，如果算上本应每年正常递增的人口，那么汉王朝在汉武帝治下一共损失了1559万人口。而整个国家失地脱籍的人口更多，甚至出现了“户口减半”的可怕局面。

人口的大量损失自然导致国家能征收的赋税的大幅度减少。而汉武帝时代又恰恰是一个文治武功、屡兴功业的时代。其实，通俗得说，这是一个烧钱特别多，皇帝特别缺钱的时代。所以，汉武帝在其执政中后期想方设法地找钱，通过币制改革、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等手段，甚至不惜采用算缗、告缗等强制性的措施，将民间的财富统统聚敛到了自己手中。

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汉武帝时代的敛财政策时曾说过一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所以给后世造成了很大的误会，认为汉武帝时代一切的敛财措施只是打击了地主豪强和那些“不佐国家之急”的有产者，并未伤害到普通百姓。

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中产阶层悉数破产，整个国家只剩下权贵阶层和底层百姓的共同贫穷的社会，受到伤害最大的，永远都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汉书•贾捐之传》中就明确说，汉武帝时代“民赋数百”。这个“赋”钱即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头税，汉代的法定税额本应该是每人每年120钱。而在《汉书•西域传》中，汉武帝发布《轮台诏》时也说，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还有大臣建议皇帝将赋钱每人每年再增加40钱。而对未成年人征收的口赋，汉武帝时代也比汉代的法定税额有所增加，从每人每年20钱增加到23钱，而且，征收的年龄从7岁提前到3岁，这直接导致很多贫困之家“生子辄杀”。

所以，在汉武帝时代，尽管对晚婚者仍旧实行重罚，但这个重赋于民的时代让普通百姓完全不堪重负。当老百姓开始“生子辄杀”的时候，那些在文景时期效果明显的保护生育的政策便统统失效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成为了汉武帝晚年整个西汉王朝最真实的写照。

汉武帝时代的失败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罚款和重税无助于解决一个时代的人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