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晚上，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她是奥巴马的热情支持者。不久前我们说好，见面的时候少谈政治，以免伤感情。不过这次她劈头盖脸地问了我一句：
　　“你为什么会坐在那个女人身边？”
　　“那个女人”指的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当天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我坐在她身后，在电视上看起来就像是在她身边。
　　在过去的竞选中，还很少能够看到有那么多人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候选人怀着如此近乎刻骨的仇恨。在民主党的一些圈子里，“那个女人”几乎成了佩林的代称，似乎佩林根本不配有自己的名字。尤其是激进妇女团体的成员，从佩林出台那天，就下定决心，不将她毁掉就不罢休。
　　佩林州长出身于普通家庭，没有依靠美貌和婚姻来跻身上层，靠着自己的努力，从最底层开始，一路当上州长。她整顿了腐败，平衡了预算，将一个州管得有条有理，得到州内百分之八、九十的选民的支持。同时她还是一个抚养着五个孩子的幸福的母亲和妻子。她诚实地遵照自己的信仰来生活，但又没有在获得权力之后将自己的信仰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加诸他人。从履历上看，佩林实在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楷模。
　　左翼不喜欢佩林，自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是左翼人士特别是妇女运动的激进分子对佩林的仇恨，更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佩林体现出来的威胁。左翼妇女运动之所以能够存在发展，是因为这个运动宣称自己代表了受压迫的妇女。换句话说，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这个运动及其派生出来的大大小小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获得权力和影响的根源。而如果妇女不再受压迫，不再是“第二性”，这些团体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就不能每年从政府和捐款人那里获得数以亿计的资金，就不能利用自己的角色来操纵各级选举。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一个妇女权利全面实现了的社会，是激进妇女运动的敌人。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其它各种下层社会运动中。这些运动目的的实现，往往就意味着运动的死亡。许多激进的运动最后变成了社会的反动，原因也就在这里。这真是理想主义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