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2月21日 00:00:37 　来源：文摘报
“文革”作为一场大灾难已经过去，然而“文革”留给人们的反思是无穷尽的。“陈伯达现象”便是值得探索的反思课题之一。

通观陈伯达85个春秋的人生之旅，可以发现，理论一旦被奴性和媚骨所玷污，只能成为换取官阶的贡品，从此与真理无缘。“陈伯达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则是因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
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秀才”身上。

陈伯达在理论研究中，最初是独立存在的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我在写《陈伯达传》时，曾查阅他数百篇文章及十几种单行本。陈伯达是诸多重要历史文献的执笔者之一（有的是他主稿），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

陈伯达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最初是独立存在的。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一场自由与民主的运动，在当时颇有影响，陈伯达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他把自己所写的一系列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论文编成一本文集，取名《真理的追求》，由新知书店于1937年3月出版。陈伯达早年的这些论文写得洒脱，思想无拘无束，他的意识是独立的。他所发动的新启蒙运动于今日看来仍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1937年9月，陈伯达来到延安。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被毛泽东调到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就是做他的秘书——毛泽东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最初，陈伯达只是协助毛泽东收集材料，研究题目是毛泽东定的，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经济。这时，毛泽东与陈伯达之间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解放后毛泽东威望倍增。陈伯达写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写了许多阐释毛泽东著作的文章，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家。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基本上是对上级观点的转述、解释。

　　“陈伯达现象”的种种表现

从1957年开始，中国向“左”偏航，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剖析这一时期陈伯达的文章及其写作经过，可以清楚看到典型的“陈伯达现象”：有野心而无主见，一切为了取悦上级，以求加官晋级。

“陈伯达现象”表现为：

一、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主席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陈伯达曾多次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看什么书，田家英对此十分反感。这种“轧苗头”、摸行情的作风，宛如政治投机商。“理论家”的“理论”变成“随行就市”，变成墙头草。有时为了抢风头，连夜急就章，以求得“头功”，可谓“闻风而动”，可谓随机应变“胜如神”。

1959年8月，陈伯达上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最初摸到的毛泽东的动向是纠“左”，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极为赞赏，曾当众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可是，毛泽东突然由纠“左”转为“反右倾”，狠批彭德怀，陈伯达赶紧随机应变，摸新的“行情”。陈伯达抓住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动态，日夜赶写“论证”的“文章”，题目也是来自毛泽东在195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陈伯达急呈毛泽东。此文果然以中央名义加了按语，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不久，陈伯达加以修改、补充，在1959年第22期《红旗》上，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题公开发表。由此，陈伯达不仅躲过一场政治危机，而且成了“反彭英雄”。

二、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进入“文革”后，毛泽东几乎不写文章，只是发布简短的“最高指示”，“秀才”们则写成社论或文章。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在“文革”中，每逢发表一项“最新指示”，在陈伯达的主持下，总要演化成一篇社论。有一次，陈伯达在跟笔者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本事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谈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理论家”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一味“紧跟”，文章充满八股味，就连毛泽东也发觉了这一点。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毛泽东曾举陈伯达为例，说陈的文章现在不如过去生动活泼了。后来，陈伯达在为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作文字修润工作时，请求毛泽东删去这段话。

在对“文革”进行冷静剖析之际，应当对“陈伯达现象”予以曝光，并彻底铲除。（《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　叶永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