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的笔名，其成员包括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等众多学者，而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汤一介亦曾预事其中，留下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

汤一介祖父汤霖（前清进士）的《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中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之语，堪称汤氏家训。汤一介为躲避批判而加入梁效，未免于“事不避难”有亏，但“文革”结束后，他身居泰斗之位，能够反省忏悔自己的过错，倒确实做到了“义不逃责”。

斯人已逝，我们不必再去苛责这段历史，需要做的，唯有记住：当一个民族丧失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上世纪70年代，文革运动如火如荼。

1973年10月，清华大学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交毛主席。毛阅后，不太满意，“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随后，他在文件上批道：“我看可将冯友兰、魏建功（语言学家）吸收到两校大批判组当顾问，史料和文字可以请教他们。”

冯友兰时为北大哲学教授，是名闻海内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的作者。文革开始，被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打倒。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这样，冯才得以离开牛棚。他回忆说：“这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注：迟群是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谢静宜曾是毛主席的机要员。两人均为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当时宋柏年（北大党委政工组干部）对我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只是挂个名，不一定有实际工作。因为宋柏年在此以前曾到我家里，问我一些成语、典故的意义和出处，叫我帮他查书，大概还是要我帮着做这一类的事。”（《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526页）

与冯一样，被“网罗”到两校批判组（即批林批孔材料小组）还有范达人（组长）、何芳川、黄枬森、叶朗、胡经之、杨克明、王朝文、卢振义、叶朗、梁英明、徐琳、钟哲民、孙静、孙庆升、冯天瑜、汤一介等先后四十余人（注：有资料一说三十多人，二说四十多人，我采用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梁效往事》观点），他们大多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史哲专家，也有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普通教员。“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2006年，78岁高龄的汤一介如是说。（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8日《汤一介和“梁效”》）

1974年初，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定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党支部书记是8341部队（这是一支中共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身边的警卫部队，有红色御林军之称）的文书科副科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李家宽任，副书记由北京大学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宋伯年和清华大学的王世敏担任。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静的灰色小楼。批判组以“梁效”（即“两校”的谐音）笔名在中央媒体发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战斗檄文。“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要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5月）

文革当中，梁效并非唯一的写作组。除此之外，还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笔名“罗思鼎”（“螺丝钉”的谐音）；还有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最后一个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这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其中，“梁效”风头最劲。

据统计，“梁效”共撰写文章219篇，发表181篇，其中《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代表作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故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与战斗檄文比较起来，一本内部发行，署名“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〇级工农兵学员”编著的《〈论语〉批注》略显微不足道。“我不得不把《论语》批得一无是处，却觉得很不安。”编者之一的黄枬森后来表白，扪心自问，当时很违心，却也发现了中国哲学的好处。（《黄枬森：我坚信真理》，光明日报，2006年6月11日）是的，在那个没书可读的年月里，反倒这样一本厚诬古人、满纸荒谬的《〈论语〉批注》，歪打正着地成了许多人接触国学的启蒙教材。“很有可能，这两位（冯友兰、黄楠森）国学界的大师其实就是怀着和我的李绍正老师一样的胆识和智慧，在那个阴霾漫天的时代里，冒着风险，巧妙的利用‘批注’机会，为求学的年轻人传递一把国学的火种吧。”沙月在博客里如是感慨。（我有奇书：《〈论语〉批注》）

这是我目前看到唯一的冯友兰与《论语批注》有直接关系的文字。

作为毛钦点的“梁效”顾问，冯友兰的心情是欣然的。周一良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范达人则坦陈“受宠若惊，感恩戴德”，认为主席对我好，我就拼命干，不能吃干饭。（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梁效往事》）这是他们当时的心态。何况，“当时毛泽东的意见是‘最高指示’，谁敢不从？”焦树安在《回忆与纪念》一文中这样评论，“对这些问题应考虑当时社会背景，特别是造神运动把毛泽东神化后，认为他的话是绝对真理，深信不疑。”（冯锺璞、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念文集》）而冯又是一个“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344页）难免流露出几分受宠若惊的心态。刘东超在《如何评价冯友兰》中透露，一九四九年十月，“他（指冯）主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打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原因是“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就是以秦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为标准的，他那时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不知道什么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而冯的思想在建国后的确变化很大，“当时是共产党号召、政府规定人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接受思想改造。从事哲学研究的副教授以上的人员，全部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冯先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只有跟着转变自己的思想”。（《非学术访谈--实说冯友兰》任继愈篇，2008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所以，他趋尚世风，写了一些应时之作，而且每次承蒙领袖接见，都会作诗咏怀，多有逢迎，为时人所不齿。这是冯后来饱受诟病的原因。

所以，“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友兰。”冯的女儿、作家宗璞女士说（《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试想，在那样的环境里，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竞折腰的年代，他们并无多大选择空间，做出有违初衷的事，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若不顾背景，苛求于人，恐怕太不公平么！”（焦树安《回忆与纪念》）“苟全性命于乱世”已属不易，若要坚守人格与尊严，除非像老舍、傅雷、翦伯赞自杀那样选择“自绝于人民”。

从最初港台学者骂他为“四大无耻”之一的苛责，到他去世后内地“晚节善终，大节不亏”（季羡林语）的客观评价，表明了大家对他的理解与宽容，认为冯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而冯在《三松堂自序》这本自传里，勇于自我批评，深刻自省自谴，让那些语焉不详，一度缄默甚至情态之暧昧的人相形见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晚年的冯友兰爱国之心老而弥笃，他“阐旧邦以辅新命”，以95岁高龄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表现出一个知识学人的文化使命感。

而这班文人的命运，时随政海沉浮，充满讽刺。

他们一度享受较高政治待遇。在“梁效”工作，一人一屋，每月伙食费22元（其中公家补助12元）。一日三餐，加班有夜宵，节假日有会餐。当然纪律也严格，平时不准回家，七天里只许周六出去，星期天必须返回。成员之间，不能相互通气，发个牢骚，就可能让人汇报上去了，就有领导找你谈话，气氛紧张。1975年1月，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中间，有四人曾被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刚过两年多“顺境”“梁效”成员，一夜之间从领袖身边的红人变成了万人唾弃的现行反革命，被隔离审查、交代、接受各种形式和程度不一的批判和审讯。1981年，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写道：“全套作法与‘文革’毫无不同”，可谓“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他还提到“一位写文章的主要笔杆子则从严发落，未经法庭审判，关进监狱达一年之久。”他说的是他的学生，即“梁效”主笔范达人，在1977年12月29日，被押上囚车，直接投入自己曾在1956年参观过的半步桥监狱。1979年1月出狱，但当时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必须遵守“三不规定”，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出头露面。直到1980年，北大党委给他们下了一个初步结论，说“这四个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育可以做贡献”云云。此后十年，一波三折，结论也不断变化。恢复工作的范达人于1989年赴美，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99年在香港，他奋笔疾书，写作了《“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这本书，披露了让他依然困惑的往事。此时，他的恩师周一良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症，几近偏瘫。写字困难，但他还是给范达人写了一份简短的信，不妨照录如下：

“达人同志：左手写字既困难又不好认，但此信不宜假手他人，凑乎看吧，意见如下：

“一，叙事真实确切可信，文笔流畅，如环境允许，我认为可出版，应出版，以示人真实历史，以正视听。

国内如不行，可交香港出，再内销。”

“三，77年1月大字报全文抄入，极妙!三人不知署名否？如署名，不论真名或化名，都照抄不误。”

“五，调来主持〔历史研究〕是复旦的胡绳武，非历史所余绳武。”

“七，142页应是专心致志，非孜孜。”

“此稿我未示任何人，出版前是否保密？望告!

敬礼!

夫人好!

一良左手九九、二、二五”

原文如此，未作改动。（范达人《忆周一良师》，美国拉古那山庄，2001年10月30日）两年后，即2001年10月23日清晨大约5时左右，周去世，享年88岁。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95岁华诞前夕，在他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纪变迁，人世沧桑后，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世态纷纭，人生多变。再次诵读冯友兰于1972年，身处逆境时的赋诗，颇多感叹！

真正的学人，失去独立的灵魂，丧失直陈己见的权利，进而与权贵媾和，则不仅仅是学人的悲哀，更是社会的不幸。

可惜，现在的知识分子丧失的正是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风骨。他们，本是时代的代言人，是公众的眼睛，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本该是特立独行、洞见社会症结，进而秉笔直书，促民主，求和谐，发表与权威相抵牾的先行者。如果说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是迫于政治压力，趋尚世风，做出违心之举的话，那么，今天那些不学无术、难耐寂寞、喜欢抛头露面、讲一些“雷人”语录招人眼球，甚至为了私利甘心被利益集团豢养成为工具时，我要说，前者无奈，后者无耻！

剧作家沙叶新在《“书生”及“梁效”刍议》文中对中国文人有精辟见解：中国的书生亦即古之“士”，孔子说：“士志于道”。“道”即人生理想、社会责任。士的天职便是以自己所拥护的道统来批判礼崩乐坏的政统。士，重道义，轻王侯；说大人，则藐之；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不曲学阿世，不奉命而作，不惜以生命捍卫真理；正如邓拓诗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才是有“士气”的真名士，有“书香”的真书生。

如此，社会才能少一些“叫兽”，多一些真正意义的学者；少一些“砖家”，多一些有利苍生的鸿儒。也惟有如此，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