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羊教育

胡子立/文

1

当我从事基础教育后，我很讶异自己曾经恨过一个老师，并且不是因为私人的原因。

事情发生在高中的一次运动会上。当时班主任临时有事，提早回家了，我们班的观看台一片狼藉，大部分的人都已作鸟兽散。这时，一向被我们视为竞争对手的隔壁班的班主任对着一个老师嘀咕，大概是说看我们班班主任不在，就没人处理垃圾了。这瞬间激怒了还剩下的我和几位同学。我们纷纷感觉因为“母亲”不在而被欺负被侮辱了，重要的是这不是对个人的侮辱，是对我们班的侮辱。于是我带头，和他们一起将垃圾清理干净。而平时难以叫动的同学，这时候都异常地积极与心甘情愿。事后我想，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荣誉感将我们凝聚在了一起。

后来我在新加坡的一所中学教书，遇到一位在新十几年的老师，向我提起了令她难忘的中国运动会的这种集体凝聚力。新加坡中学运动会的建制不同，他们把全校学生分成四个阵营，所有学校开展的体育活动，都是四个阵营的竞争，而不是以班级为单位。将学生随机分成四个阵营的做法，完全不具备感情基础，平时一起练习加油的口号都显得极为松散，只有几个学生领袖异常积极，旁边老师不断鼓励众多将自己置身事外的学生参与进去，可效果寥寥。那位老师认真而真切地对我说：中国的学生运动会让我们更有拼劲，更团结，也更有意思。

当那个老师说“更有意思”时，我完全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她说的是一种置身集体，为之奋斗，乃至为之牺牲的一种崇高感，至少是归属感。

可是，多年后我想，那个隔壁班的班主任只不过陈述了一个事实，我被一种莫名的情绪牵引，引发了对事实陈述者的愤怒与恨意。

2

第一次看完德国电影《浪潮》时，里面对独裁统治的模拟深深刺激了我，我突然发现，在中国最被认可的班集体建设，正是用了同样的方法，而优秀与成功的标准正是一个独裁组织的雏形。

在这部电影里，教授“独裁政治”的老师问学生一个问题：“现在法西斯主义还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复现？”这些民主制度下成长的孩子，表示了轻蔑，他们认为完全不可能。于是，这个教师策划了一个独裁实验。

一个女生上完第一堂课回家兴奋地和她的母亲交流：

女生：纪律铸造力量。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像是有一种力量，吸引了所有人。

母亲：我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女生：至少你从来不这样教育我们。纪律对弟弟来说没有什么坏处。

母亲：你弟弟应该自己发现他的底线。

这个女生说的参与是，他们按老师的要求按正确的坐姿坐着上课，发言之前一定要举手，得到老师允许后才可以发言，而且必须要起立。有没有感到熟悉？接着下来是统一的服装，统一的口号、统一的目标、统一的敌人，不属于你的阵营即是敌人，党同伐异。

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充满了这种对整齐划一行动的训练。往往最初的反抗者会受到处罚，在老师那里这是杀鸡儆猴。一个优秀班集体的建成，标志即是所有人高度的集体荣誉感。为了这个集体，在个人行为上不逾矩不犯规，每一次集体的活动，大家都能团结一致，朝着共同的目标进发，在集体目标的实现中实现自己，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学会个人牺牲。我在小学时，参加一个集体舞比赛，班主任老师要求我脱下袜子给另一个同学，原因忘记了，我不同意，于是后来我成了整个班的敌人。而电影里，当唯一的清醒者站出来反对这个组织时，被强制拉上台，如果继续下去就是被多数人的意愿杀害。

独裁的诱惑总结起来是两句我们并不陌生的话：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3

这种对我们纪律性与一致性的规训，最好的活动例子就是军训。在中国做老师时，和同事聊起军训，最大的感受就是，刚军训完的学生真乖，真好教。我们不妨将对军训的评价暂时放下，那么新加坡的中学生需要参加军训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他们的每个学年都要参加露营活动。什么是露营活动，当然不是一整个年级的同学去郊外搭帐篷烤肉吃吃喝喝。而是在一些训练员的带领下，参加一些需要集体完成的活动，让学生自己解决训练员所给出的题目，在我们看来大概都属于游戏：例如两人摇绳，其余同学一起跳过去；一群人站在一块布上，在所有人都不可以离开布的前提下，将布翻转过来等等。

我找出了第一次带中学一年级学生参加露营活动时第一天的日记，选录其下，这样或许更具真切感：

1月10 日

今天是露营的第一天，带学生来到三巴旺，他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跳绳。教练没有给出任何指导，只说明了规则，即两个学生摇绳子，其余的同学站成一排，喊一、二、三齐跳，所有人都跳过去了算是完成任务。当然，试过几次都失败了，总有人绊到脚。教练开口问，那你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这样一问，积极的学生自然地就站了出来，带领大家找原因，接着一起试着解决问题。尽管最初他们的解决方法不太对，或者原因根本就找错了。可是，我发现一点，这种训练是给个人思考的机会，并且是找寻与人群相处的合理方式。交际能力强的人会主动成为组织者领导者，喜欢独来独往的人也会与他们合作，一起解决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模型呢？这大概就是公民训练。

继而，我想到了我们的军训，军训是“命令”与“服从”的思维训练，最优秀的人是完全服从者，细致到脚的高度，手的弧度。这当然是当兵的基本素质，可是我质疑的是这是否适合学校训练公民？作为中学的必修课，我们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教会绝对服从，所以我们要制造的是绵羊，而不是公民。

在后来的反反复复的尝试中，我看得已厌倦，只想上前告诉他们应当如何解决问题。甚至想说让那几个总跳不过去的同学单独练习一下。在失神好久后，我被身边另一个班主任老师的欢呼声惊醒，学生终于都跳了过去。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创新和不断地尝试，良心社会的标志是对同处的弱者的耐心与不放弃。

这个游戏结束后，学生在训练员的带领下写游戏后的反思。而这个游戏最核心的想要传达的是合作的重要性。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对集体荣誉感与合作做了如下的比较：

它们大概有很多相同之处，可是我总觉得，集体荣誉感总在强调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取消自己，只有一个虚拟的集体存在，为了这个集体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理性。集体荣誉感到最后，往往发展成为毫无理性的党同伐异。

合作在强调实用功能。在共同目的下，做最适合的工作配合伙伴，共同实现目标。他的侧重点在功能性的合作上，而不是精神交付。

中学一年级的露营活动围绕的是合作与尊重，而中二的目标是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几个活动的设计方案：

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在参加军训时，新加坡学生在参加的活动。我们不管在方式上还是目的上，都与别人大相径庭。

4

一个班主任与我聊天，向我表示自己被学生折腾的无奈。他和我说，前一天他打电话给一个问题学生的家长，他给这个家长的评价是“洋派”，原因是他在电话里还没向家长说完这个孩子的问题，这个“洋派”的家长就借口有事挂了电话，语气虽克制却带有愠怒。这个孩子的问题是：上课总不能管住自己，常常和周围的人闲聊。我在想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的反应？“洋派”家长的挂电话是一种对老师做法的不认同。任何取消个人自由而要求绝对服从的命令，我们都有理由怀疑是独裁专制的萌芽。有学者在总结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的主旨时说：

福柯抨击说，从学校到各行业，从军队到监狱，我们社会的主要惯例体制表现出邪恶的效能，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不可避免地将造就一些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看“钱学森之问”，我们那些有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是不是都没有逃过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教育劫难。

5

《浪潮》里有一个特殊的学生，他生性懦弱，在同学眼中恐怕是一无是处的。自从参与到“浪潮”活动中后，他完全变了。为了组织他变得勇敢无畏，做出了许多令人意外的事。甚至在组员被黑社会成员欺负时，他举枪跑出来吓跑了敌人。最后，老师宣布“浪潮”就是独裁的雏形，就是专制的复辟，老师让大家解散回家好好反思。这时，他根本无法接受，他重新被抛到了一无是处的位置上，情绪失控的他举枪击伤了同学之后，也饮弹自尽了。

我也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那次高中运动会，那种所谓的集体荣誉感带给了我强烈的力量感。独裁团体为什么会招来这么多的真心拥护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如《浪潮》里的那个学生，如重庆支持唱红打黑的群众。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价值的缺失。他们在参与到集权团体之前，本身从未确认自我的价值是什么。《狂热分子》的作者埃里克·霍弗指出：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是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这本质上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胡子立（作者现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

来源：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