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伊·戈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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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作者戈瓦尔时任苏联外贸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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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亲自审定援华方案​

1954年初，周恩来从巴黎回北京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会晤了赫鲁晓夫。过了一天，赫鲁晓夫把米高扬和我叫到他那里，让我们把与中国代表团谈判的过程详细汇报一下。在听我汇报前，他告诉我们，周恩来请他催一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项目建设进行全面援助的谈判。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举行成立五周年庆典。中国打算邀请一系列国家首脑率领代表团参加这个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盛事。这里，首先邀请的当然是苏联代表团。中国领导人认为，在苏联代表团访问北京以前或者访问期间，在高层次签订经济援助协议，以及向中国交还大连、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协议，在政治上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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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鲁晓夫说话的口气判断，在他和周恩来举行了那次没有任何苏联经济专家参加的谈话以后，他似乎认为不是中方，而是米高扬和我，阻碍经济决议。我们还觉察到：中国客人路过莫斯科的时候，给苏联新领导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在最短时间里给中国大规模援助的问题已由他的前任解决了——不是谈判问题，不是原则上，而是就总体规模和所有最复杂的具体问题都已解决。看得出，周恩来已经得到赫鲁晓夫保证，说苏联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事实上苏联尚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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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米高扬和我明白了李富春口头外交的含义，明白了他通过领导人的权力、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如意算盘。这些问题对苏联经济来说是极为复杂的，在技术上也还不成熟。赫鲁晓夫只看事情的对外政治意义就作了决定，他根本不清楚事情的大小，不知道其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手头上既没有中方的申请，也没有别的文件或者书面结算，我们只能在赫鲁晓夫面前作一些辩解。老练的米高扬基本上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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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就这样开始对苏中经济关系问题的初次审查。他决心很大，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项目，他差不多全部否定了那些“难以实施”或者“对苏联本国经济有影响”的意见。他对罕见的长江大桥的建设方案表现出很大兴趣。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计划以及组织苏联—中国直达铁路运输的事，都激起他的特别热情。这条直达铁路那时叫作“莫斯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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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提请第一书记注意，苏联本国重型机器制造业的能力有限。我的观点越发激怒了赫鲁晓夫，每一次他都断然地毫无根据地否定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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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认为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虽然这次谈话更像他一人的独白。可就在这时我试图把说过的事归纳一下：这么说，在总协议里，我们得包括进去22个黑色和有色冶金大型企业，23个矿井和煤矿企业，其中包括2个用稀有重型设备采掘煤和页岩的露天矿，11个生产能力巨大的化工厂，31个热电厂和水电站，这些项目是协议的核心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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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对第一书记讲，这些项目所需的设备都是苏联重型机械部极短缺的物资，考虑到苏联国民经济所需要的供货已经列入计划，再安排大规模的生产实在难以承受，至于转出口这类设备，估计也很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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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用愤怒的目光看着我，恨不得把我化为灰烬。显然，他已经永远把我列入敌对派的名单。因为在苏联正全力恢复苏维埃工业的那些年代，我对向中国提供大型设备的能力的估计，不能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部需要，破坏了赫鲁晓夫已经考虑成熟的访问北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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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赫鲁晓夫的目光里看出，他马上就要把我撤职。办公室里沉闷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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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提出折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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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大师米高扬救了我，他说：“不管怎么说，戈瓦尔的意见也许值得听一听。因为据我所知，他在重型机械制造系统工作了20年，在领头的骨干企业干了10年，又当了10年副部长。此外，二战后他还在德国当了5年苏联军事管制会副长官，解决了德国战争赔款问题，而赔款的主要形式是大型设备。因此，不能说他不了解我们向中国提供必要设备的能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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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办呢？”赫鲁晓夫问道。米高扬建议跟李富春及他的专家们商定，部分设备到1960年以后供货。例如，炼钢能力为350万吨钢的包头冶金联合企业，是要在戈壁滩上兴建的，这需要完备的建筑材料，需要经验和时间，还需要事先掌握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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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认为，按这个步骤准备协议，不会削弱协议本身的意义，不影响中国拟定的工业化计划，而苏联代表团也能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上就此发表演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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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乐了，承认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找到。他指示抓紧谈判，以便尽早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审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草案。米高扬请他指派外交部参加经济协议的制订，因为这些协议有如此重大的政治意义。至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传唤”圆满结束。我开始准备与李富春代表团的谈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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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李富春谈判的气氛，以及来的各部委对他们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李富春也开始一大包一大包地拿文件来。我们的部长们都是第一声铃响就按时出席谈判。赫鲁晓夫明白地告诉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苏联跟中国很快就要举行最高级会晤，这次会晤不能仅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和外交议定书，还需要能够巩固联盟、加深友谊的经济基础，以便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其他领域的最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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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召开了几次和李富春代表团谈判的各部委领导的会议，会上全面审议了政治、贸易及法律问题，还研究了贷款能力以及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最为复杂的国民经济问题。外交部方面负责此项工作的是部务委员会委员费多连柯，他曾在中国工作过，熟悉那里的国家和人民。他本人为准备这次最高级出访作了重要贡献，找到并提示了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正确方法，维护了苏联利益。当然，他也只是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盲目乐观或在政治上出现来自“上面”的压力的情况下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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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李富春“喝茶”的时候，米高扬很有分寸地让对方明白，在协议中不应掺杂“异味”，似乎关于在中国建设工业企业的建议是出自苏联一方。米高扬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首先是中国的事。”他恳请中国方面改变外交策略。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李富春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他的那些有头脑的同事也都投入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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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投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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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的最终方案，是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1954年9月飞赴中国之前。启程定在9月27日，而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简直就像学生临考一样，9月25日这天还在夜以继日地紧张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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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晚，米高扬再一次仔细读了全部协议及其他文件的草案，他拿起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我把准备在中国讨论的全部文件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昨天在中央主席团发表的那些意见，文本中都体现出来了。文件已全部印好，出访前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召开一次主席团会议未必适宜。咱们这样吧，你第一个，我第二个，签个‘同意’，让戈瓦尔开车到主席团其余各成员那里跑一圈，向他们报告已经作过的修改，并请他们也像咱们一样签个‘同意’，就算是表决了。只是要么你、要么我给主席团各成员打个电话。”赫鲁晓夫同意了。“把文件拿上，到他那儿去！”米高扬对我说：“然后回来，我表决。我再给大家打个电话，让他们接待一下你并要他们表决。祝你满载而归。去吧！”我很快就从赫鲁晓夫那里回来，他对要在北京谈判的协议草案及其他文件都很熟悉，只就几个修改过的地方问了问，于是写上“同意，尼.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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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亲自确定了我要去的先后顺序。他说：“表决过程中随时给我打电话。最后一个去伏罗希洛夫那里，他在郊外别墅度假，上年纪的人了，现在已不大活跃——他未必能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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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足够长的时间开车跑了一圈，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都仔细地阅读文件，他们看出了文件的分量及对苏中友好合作的意义，然后也像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那样，郑重其事地写上“同意”，签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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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12点，我打电话向米高扬报告，说除了伏罗希洛夫，所有的人都表决通过了。我问米高扬还要不要今天去别墅找伏罗希洛夫，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晚了。米高扬向我布置：“去吧！他在等着，这么重要的事，不能办个半截子，留待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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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穿着睡衣在前厅迎接了我，低声抱怨了一句什么，拿起文件夹，嘴里嘟噜道：“你在这儿坐一会儿，读读报纸，我来看你们给北京准备的所有材料。”说着就进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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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了将近一个小时，走出来，把文件归还给我，声明说：“你向米高扬报告，就说我反对。”说完就去睡觉了。我立即拨通了米高扬的电话，向他报告说伏罗希洛夫拒绝签字。“不可能，”米高扬感到惊讶，“你马上到我这儿来，我还在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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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回米高扬办公室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并布置任务，要在第二天上午11点召开主席团会议。要我在主席团会议上汇报表决经过，并说明伏罗希洛夫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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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11点整，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全部到齐。当我被请进会议厅时，赫鲁晓夫立即吩咐我汇报表决经过，说说表决怎样在伏罗希洛夫那里结束的。我简短地讲了一下。伏罗希洛夫听完我的汇报，点点头，意思是我说的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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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赫鲁晓夫发言了，他说：“科里姆，你怎么搞的？大家刚刚把这一切谈妥，马上就要出发去北京了，你却执拗起来，要反对。这不行，到底怎么回事？你反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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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的回答很干脆：“首先，我得感谢党和中央委员会，因为现在不再因持不同意见就被抓起来关进监狱，现在可以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了。我认为，我国人民在现在，在到处依然可见法西斯可怕战争留下的创伤的时候，还担负不起中国这样的事。这要搞多少设计，提供多少复杂设备！这得我们几千名专家去干。此外，还是在不久前，我们讲过我们对日本这个法西斯德国的伙伴宣战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收回旅顺港和其他在俄日战争中由沙俄丢失的领地。而现在我们却要把这些地方让出去。也许，该向大家问问这件事，如果不问，起码也得让人对此有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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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发言后，赫鲁晓夫开始硬性说服他和中央主席团的其余成员，要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明白，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已无法即却。他强调说，这里所说的从前的俄国领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这些地方现在已由我们按租赁协议跟中国共同使用，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至于旅顺港，应中国政府1952年9月15日的请求，该租赁协议已经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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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还着重指出：“在当前这个重要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自己成立五周年之际，当他们请求我们帮助克服若干世纪以来的落后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帮助他们在眼下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中实施一些最为重要的措施，我们就将失去与中国建立并巩固友谊的历史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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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表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苏联如此高级的代表团去北京，在庆祝活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演讲以及跟毛泽东谈判，就都没有意义了。“我们不能不奠定坚实的基础，不能不签订这些经济协议。就这样我们还把一系列重要项目挪到1960年以后，这一点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同意呢。”他这样说服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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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席团的成员都讲了话，其调子跟赫鲁晓夫讲话的精神大体一致。最后伏罗希洛夫站起来忧郁地说：“好吧，我来表决。”他写上“同意”，签了名，会议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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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吩咐我留一下。他把装协议的文件夹交给我，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问道：“你去伏罗希洛夫那里签字时，是不是对他说什么了？”我回答说我不可能这样做，尽管也是因为伏罗希洛夫不想和我交谈。但是赫鲁晓夫怀疑的目光并未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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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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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7日，将近凌晨4时，坐落在列宁格勒公路上的机场指挥部加强了警卫。去北京的飞机共有12架，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谢洛夫、斯维尔尼科和伏尔采娃各乘一架伊尔—14专机，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和保安人员以及生活保障人员，分乘其余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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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长的报告我们得知，飞机预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着陆，在那里给飞机加油，稍事休息，用餐。接下来，天黑前到新西伯利亚斯克，休息过夜，第二天再飞伊尔库茨克，加满油，第二次用餐，天黑前抵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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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准时起飞，一路上还算顺利，当我们到达伊尔库茨克准备第二次用餐时，副驾驶员打断了我们的美餐，他说，接到命令，要我们立即起飞。谢洛夫的部下抓起那些已准备好的装有食品的袋子，我们向飞机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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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戈壁滩上刮着充满沙土的风暴，从伊尔库茨克到北京的飞行并不轻松。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似乎不是在飞行，而是乘一种神奇的船在沙海里漂游。领航员通知说，飞机已达“升限”，如果飞机“吃进”空气中的沙粒，那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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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在极限状态工作，感觉并不舒服。不过没过多久驾驶员就从驾驶舱里走出来，他说：“现在不要紧了，北京的天气很好。”我们大家都高兴起来。一会儿机长出来了，他说：“快到了，能见度很好。瞧，飞机的右舷方向就是中国的长城，真漂亮。很快就要降落了，可我还不清楚，我是第几个降落。”说完他就回驾驶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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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场出现在我们下面，我们收拾好行装准备降落。机长利落地把飞机停靠在离机场大楼不远的地方。大楼前站着一大群人。我和费多连柯透过弦窗向外看，欢迎的人群正向我们的飞机走来。费多连柯第一个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他急忙冲进驾驶舱对机长说：“快，把飞机拉到旁边去！”“无线电没有任何命令呀！”机长这么说，可还是打开了飞机发动机。欢迎的人们站住了，看着我们的飞机避开他们在远处停下。只见有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们跑过来，他身后是累得满头大汗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尤金，他们问：“赫鲁晓夫在哪里？”我们自然说不知道。走出机舱，我们跟着他们向欢迎的人群走过去。差不多过了20分钟，广播里才庄严宣布：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的飞机现在正在降落。于是，我们也成了欢迎队伍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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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每隔不长时间，广播里就宣布一次，说布尔加宁的飞机正在降落，米高扬的飞机正在降落，斯维尔尼科的飞机正在降落。事后我们才知道，是谢洛夫事先未告知任何人，下命令让我们的飞机在前面飞。从新西伯利亚斯克到北京，这一路我们的飞机实际上充当了“特别先锋”，以防空中或地面发生攻击。这一点只有谢洛夫和他的副官知道。谢洛夫的这种荒唐主意破坏了外交礼仪。要不是经验丰富的费多连柯反应快并采取果断措施，要不是机长机灵，这种难堪的事不知道还会产生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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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后，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来到下榻的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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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给苏联代表团的每位团员安排了单院住宅。大家都住下后，周恩来在赫鲁晓夫住所的院子里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他问我们要吃什么饭菜——中餐还是西餐，或者中西餐同时吃。经过商量，赫鲁晓夫代表大家说：“吃中餐吧。”这时周恩来吩咐把中餐厨师留下，他祝愿我们晚饭吃得开胃，好好休息休息，于是告别了大家，乘车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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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在怀仁堂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隆重集会，上午7点15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来到主席台就座。和他们一起出现在主席台的，还有苏联代表团成员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斯维尔尼科以及其他外国政府代表团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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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感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使得中国在五年当中取得许多成就。接下来苏联政府代表团负责人赫鲁晓夫发表了长篇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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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的其他外国政府代表团首脑相继发言，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祝贺之后，会场里庄严地响起了“莫斯科——北京”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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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庆典结束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接见了苏联政府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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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接见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彭真、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会见时双方商定，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和李富春与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进行谈判。谈判从10月1日进行到11日，谈判是在诚挚友好和相互理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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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中双方还讨论了苏中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讨论了对日关系和其他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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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12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至此，中苏双方共签订了156项工程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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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