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校工人”在支撑中国的经济奇迹

各类工厂至少存在800万“职校工人”

9月27日出版的《瑞典日报》称：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9月29日全球经济权力将实现引人注目的交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过美国，荣升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这则新闻不管是在官方还是民间，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原因很简单，GDP崇拜早已过去，拿这说事只会让人感到厌恶。

但这则新闻依然注解着近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即便最近两年势头稍弱，比起金砖国家中的另外几个或者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增速依然令人瞩目。多年前，就有不少人预言，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明显增长，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逐渐被越南、菲律宾等取代，然而这样预测并没有实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依然坚固。

明明工人的工资成本确实有了大幅提高，代工厂们为什么没有撤出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学生工”的广泛使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正式工人工资上升带来的成本提升。

代工厂里的“学生工”

所谓“学生工”，一般指的是职业高中、技校向各类工厂派遣的“实习生”。2010年，教育部表示，职业学校必须提供学生来弥补劳动力缺口，此即所谓实习生，实习期可能从三个月到一年不等。学生们在实习期内不上课。教育部曾表示，每年至少有800万这类学生实习生。这占据了2900余万职业学校学生的相当一大部分。他们在苹果、惠普等企业上游供应商的代工厂里，做着与正式员工完全一样的工作。

一些代工厂声称他们已经减少了实习生的使用，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在校实习生正成为中国劳动力大军中越来越显著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对大型电子产品生产商而言。在一些工厂中，实习生称他们的数量比正式员工还多。

学生工付出了高强度的工作，却只有极低廉的回报

职校学生参加生产实习，这本应是理所应当的。但问题在于，“学生工”普遍的劳动强度，已经超越了法律许可的界限。据报道，一位16岁的肖姑娘和她的同学在惠普供应商广达电脑的一条生产线上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肖姑娘称有时候她们上夜班时实在太累了，几乎睡着了。但根据中国法律，在校实习生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也不得上夜班，而且学校应该让学生进行与专业相关的实习工作。这些规定被这些工厂普遍无视了。

与此同时，付出高强度劳动的学生工们，只能拿到很低的劳动报酬。一些重庆的实习生表示，他们的工资与固定工基本一致，即不含加班费每月约人民币1,300元，然而，他们必须将大部分基本工资上交学校。而与此同时，他们还承担着上职校所需要的学费。而对于企业而言，他们乐于雇佣这样的学生工，因为雇用正式工的保险和其他成本更高。

巨量的学生工付出了高强度的工作，只有极低廉的回报，这是中国为什么生产出世界上绝大多数iphone这样的电子产品的其中一个秘密。这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其中一个秘密。

“让学生变工人”的培训模式无法给学生带来价值

“订单模式”让学生变作工人

让职校的学生去工厂实习，在教育部看来，这是一种人才培养方式，可以称之为“订单模式”。这曾被许多教育界人士津津乐道的 “订单式”人才培养，指的就是人才培养单位与相匹配的企业之间，根据企业的人才需求结构签订人才培养合同或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双方利用自己所持有的资源,通过相互合作对人才实施培养，经过双方培养的人才最后到参与培养的企业进行顶岗实习直至就业。该模式的实施被认为是“加强了校企合作,调动了学校、企业与学生的积极性,实现了学校、企业、学生的三方共赢”。

如在2009年，富士康集团便与重庆119所职业院校共同签订实习员工管理协议，协议规定学生实习有“2＋1”或“1＋1＋1”两种方案，“2＋1”即前2年在校园学习，第3年实习就业；“1＋1＋1”即指第1年在校学习，第2年在工厂顶岗实习6-9个月，第3年实习就业。

看起来很美好，但实践中， 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看起来更像是“劳动力供应中介”。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厅则下文省内各地的职业学校，要求各学校动员、组织二三年级的学生到富士康进行顶岗实习，以“保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该文件要求（2010年）9月6日起，河南全省的职业学校，要每天将组织报名情况上报教育厅，9月10日前“务必”完成下达的一半任务量，9月20日之前完成全部任务，“要严格落实一把手责任”。

这不就是把学生彻彻底底地当作了工人么？由于引起诟病，富士康曾试图降低实习生的比例，但在全国范围内，这种把学生变作工人的情形仍然十分普遍。

这种培训模式让职校学生“学不到东西”

学生工对工厂来说就是廉价，学不到东西（图：南方周末）

或许有人认为，职校学生只有前去这些岗位实习，才能“实践出真知”。但这些学生并不这么认为，接受采访的学生中，很少人认为实习具有教育意义。上述的肖姑娘甚至说，“我只是在电脑上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日复一日。我什么也没学到。”许多人发现，两年或者只有一年甚至半年的学校教育，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学费，只不过换回了一份几乎不需要任何学识技术的富士康普工工作。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罗思高（Scott Rozelle）曾率领团队专门研究中国职校到底能给学生带来什么，发现职校教育质量非常低下。

——首先，全国的职高学生并没有学习特定的技能技巧，中国的职业学校连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我们随机挑选了1万名“应用计算机”专业的职高学生和5000名普通高中学生。其中，普高学生是我们特意在每个县最差普通高中里挑选的，这样他们才和职高学生有可比性。基线调研阶段，我们给这1.5万名学生做了一次“应用计算机”测试。一年之后的评估调研阶段，我们又给他们做了一次“IRT-scaled”测试（这种测试以便我们计算学生的绝对学习知识）。结果显示，即便“应用计算机”是他们的专业，职高学生也没有学习到任何与应用计算机相关的新知识。相反，一年之后，普高学生比职高学生学习到新的应用计算机知识要多得多，而这些普高学生并没有学习与应用计算机相关的课程。

——其次，职高学生也没有学好任何综合知识。在同样的调查中，我们在基线和评估调研时也给学生做了数学测试。结果发现，职高的学生不但没有学到任何数学知识，反而退步了。换句话说，一年以后，职高学生所了解到的数学、语文和英语知识比他们一年前刚入学的时候还要少。

这样的职业教育，有何意义？

“学生变工人”若持续，阶层差距将进一步分化，阻碍产业升级

职业教育的窘境

与中国规模急剧扩大的大学相比，在很多方面，职业学校的教育被严重忽视了，除去教育水准低下外，也经常因设备简陋、管理不善和师资水平不达标而经常受到批评。

当一所学校不教授学生任何特定的知识，并且能容忍学生的退步，学生们就会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态，那就是辍学。目前职高学生的辍学率很高。罗思高团队的调查显示，在中国中部和西部的职高，辍学率高达30%到60%。

当60%的学生辍学后，什么样的学生选择留在职高？就在今年，罗思高团队采访了一些职高的高三学生。对于没有辍学的原因，最多的答案是：“我父母逼我留在学校。”换句话说，中国职高教育的主要职责无非就是青少年的托儿所。

此外，舆论对职业教育的关注也很少，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几乎没法在主流舆论圈发出自己的声音，往往只能因性侵、强奸等现象高发出现在新闻之中。这让很多职校学生不仅在在校期间，在毕业之后在社会上属于被轻视的群体。

若现象得不到改善，职校学生将与其他学生产生分化，并阻碍中国产业升级

《2010至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据政府部门估计，2020年这些学校的学生人数将超过3800万。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若这么大量的学生靠在代工厂实习来替代教育，或者教育水平一直保持低下的状态，这将导致巨大的阶层分化。人们总说如今的大学生越来越不行，但事实是，大学学历比起高中学历，其教育回报率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从1988年的7%猛增到2009年的49%。换言之，在经济回报上，念职业学校的比起念大学的，只会差距越来越大。

而在机器化流水线应用越来越多新技术的情况下，流水线工人的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将会越来越低。庞大的代工厂工人，不能助力产业升级，反而会成为阻碍。

解决问题的办法依然是大力投入职业教育

师资水平和条件，是中国职业教育重大短板

在罗思高看来，中国当前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道路是错误的。为了未来几十年有更好发展，中国必须培养一批拥有全面扎实的文化基础的学生、工人和专业人员。“教高中学生如何焊接并不能推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把学生封闭在只能学习梳妆打扮、连焊接都学不会的托儿所里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毫无作用。”

因此，罗思高认为，中国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缩小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规模，从而鼓励普通高中增加招生；要么就要对现有的职高教育进行改革，要求职高花大量的在校时间认真、规范地教授数学、语文、英语等文化课程。“我们需要为2030年以后的中国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