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初年“天胸运动”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改造中国人的体质。这是在达尔文“演化论”被曲解为“进化论”更加发展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的一个悲剧——人们将女性看做生育更加优良人种的工具。

（资料图：民国时期月份牌上广告）

不说或许不知道，今年是胸罩发明整整100年。如果根据严格的考古发现，胸罩的历史可以很悠久，直追溯到公元15世纪奥地利提洛尔东部的朗博格城堡出土的文物。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胸罩，一般以1914年由美国人玛丽·菲尔普斯·雅各布（Mary Phelps Jacob）的改良版本为准。因为这一年，她向美国政府申请了专利保护。而更为重要的则是，经她改良的胸罩可以方便和现代服饰搭配，修身、提胸，令女性身体曲线与特征突显出来。

1914年，从国际上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的一年。接下来的4年时间，由于钢铁紧缺，不少妇女胸罩内的钢丝都被征用为军需物资。而同样是这年，让我们把视野缩小到中国，则是民国三年，袁世凯正在准备次年他的君主立宪大业。在那个小政府的年代，民间的文化活力大得惊人。当时中国与世界流行时尚接轨的速度，恐怕令今天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也要叹为观止。

胸罩发明不久就已经传入中国。我们很难找出谁是第一个穿戴胸罩的人，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人很可能是个性工作者。而且，出现在当时声色犬马的上海。1918年，上海市议员江确生在致函江苏省公署时说：“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1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1尺有余，及至暑天，内则穿衣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而1920年，上海政府则发布布告称，禁止“一切所穿衣服或故为短小袒臂露胫或摹仿异式不伦不类”，并称其“招摇过市恬不为怪，时髦争夸，成何体统”“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按照这则公告的说法，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逮捕入狱之灾。我们可以脑补当时所谓“有伤风化”的服装，其实就是胸罩。

和历史上所有新生事物的出现一样，有悲观的反对派，就有乐观的开明派。几乎与江确生反对“淫妖”衣服同时，中国第一位留洋性学博士张竞生，在其著名的《美的人生观》一书中抨击束胸：“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广东很快成为停止束胸运动的前线。1927年7月8日，时任广东民政厅厅长、著名学者朱家骅在《民国日报》上刊登《禁止妇女束胸提案》：“厅长有见及此，亟思将女子束胸之陋习，严行禁革。拟请由省政府布告，通行遵照，自布告日起，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并通行本省各妇女机关及各县长设法宣传，务期依限禁绝。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朱家骅以罚款严禁束胸，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天乳运动”拉开帷幕。

“天乳运动”之名，当然是与“天足运动”遥相呼应。民国初年，朝野各方想尽办法废除缠足陋习。然而，无论是“天足”还是“天乳”，其背后的逻辑却都不是为了女性身体的解放，而是为了进行一场针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大改造。

香港学者吴昊在《都会云裳》一书中说：“短短十五年光景，能把悠悠一千年缠足恶习解除，小脚革命之所以成功快速，除妇女觉醒的缘故外，还是政治形势使然。其一，晚清正处于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缠足妇女竟连避灾逃难也无能为力，‘一旦遇兵燹，遇灾害，寸步难移，只有寻死一法，伤心惨目’。其二，很多论者认为缠足妇女深闺弱质，多病且夭。母体弱，则先天征薄，而生子亦弱，‘国非人不立，以弱孕弱，弱无已时，而国且随之矣！’将国家和民族存亡与女人的身体扯上关系，就在这时期开始了，反缠足也象征着反帝国主义。”

与我们印象中不同的是，对“天足”“天乳”的最大反对声音并非来自传统礼教或者士大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高彦颐，在她著名的《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中指出，真正阻碍“天足运动”的是来自民间的保守文化力量，尤其是当一种习惯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之后，这种被建构的传统，才是个体解放的最大阻力。如果无法理解，不妨换个角度想想，满清女人并不缠足，入关起初也禁止汉族女性缠足，但却遭到汉族女性的激烈反抗。最后是清廷选择妥协，甚至成为“男降女不降”之美谈——因为汉族男性都迫于满清淫威剃头。余英时也曾说：“正如狄百瑞说的那样：‘缠足经常被当作显示儒学残忍、扭曲、男权至上的罪恶习标志。’但实际上正如他清楚地阐明，这种侵犯女人权的极端形式与儒学、佛教均毫无关系。”（见《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

那么，1920年代民间怎样反对“天乳”呢？以1928年7月《申报》的一篇报道为例，当时广州大沙头一位观念进步的先生，带着没有束胸的妻子出门。结果，其妻在路上连连被讥笑为“村下婆”。妻子羞愧难当，立刻现买了一件小衫，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把胸束好，才愿意与先生继续逛街。换句话说，民国初年的女人不把自己弄成“飞机场”，都不好意思逛街。另外，虽然1927年朱家骅下令束胸要罚款，但次年的广州街头，还是一派束胸的风光，实无变化。

如果读者有机会看到民国初年所谓“上海十大名妓”的照片，也会惊讶地发现，几乎全都是平胸。在她们宽大的衣服下面，是将胸部绷得紧紧的“小马甲”。作家包天笑曾在《六十年来妆服志》中写道：“小马甲多半以丝织品为主，小家则用布，对胸有密密的纽扣，把人捆住，因从前的年轻女子，以胸部高耸为羞，故百计掩护之。”但没过几年，上海再一次引领时代风潮。

在1920年代的上海，民间悄然流行起穿戴“义乳”（“义”者，假也，比如“义肢”“义眼”“义兄”等等）。可是，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成为另外的大问题。正如上文所说，我们现在已无从考证究竟是谁第一个尝试戴“义乳”，但是从公开资料来看，1930年代红极一时的影星阮玲玉，或许是第一个身体力行的公众人物。阮玲玉以精湛的演技蜚声影坛，并且创立了旗袍的独特美学。传统的肚兜只有遮挡的效果，而“义乳”却可以突显女性高挑的身材，将胸部挺起。戴上“义乳”的阮玲玉，丰胸、细腰，与旗袍的剪裁样式天衣无缝。阮玲玉穿戴“义乳”，标志着中式及西式服装开始融合。与此同时，作为“天之骄子”的民国“官二代”，也在追求时尚。1930年，民国内务总长朱桂莘之女名媛洪筠，穿着西式泳装在北戴河游泳——这举动成为当时备受争议的事件。

阮玲玉之后，上海滩的衣着风尚很快发生变化，形成以“露、透、瘦”为新标准的审美。《申报》、《玲珑》杂志等当时发行量巨大的报刊，都有胸罩乃至丰胸的广告。据说，当时才十几岁的张爱玲很喜欢穿各种时尚的服装。

张爱玲在1942年（22岁）创作的《更衣记》中写道：“中国女子在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了条窄窄的裤管……上层阶级的女子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子往往从袄底垂下挑逗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时代之车，已经顺利启动，“天乳”之势不可阻挡，而这也是民国步上世界舞台的一个瞬间。在此之后的几十年后，中国再一次遭遇束胸逆潮，那是后话了。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天胸运动”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改造中国人的体质。这是在达尔文“演化论”被曲解为“进化论”更加发展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的一个悲剧——人们将女性看做生育更加优良人种的工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也不容否认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或许在历史面前，我们不必太过计较那个原初的目的是什么，更不必拘泥于谁利用了谁之类的阴谋论，而应该看到整件事的结果是有益的——换句话说，在整个过程中，谁说女性又没有反利用男性的那种幼稚的“工具主义”心理呢？

身体解放，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