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做未来的主人翁。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很胖的女人，除了让我们做国家的栋梁，她还有个爱好，就是打她的儿子。他当时也在我们班。她经常把他叫到讲台上，左手拿着他的试卷，右手劈脸一个嘴巴，把这位未来主人翁打得脸一歪，然后反手一抽，把他的脸再正回来。现在我还模糊记得那个孩子的样子，瘦瘦小小，一脸惊恐，像只走投无路的老鼠。

我们虽然是“文革”后的一代，但毕竟也是读着魏巍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的课文长大的，神经比较大条，后来有老师指着学生骂“你离我远点，我看见你就恶心”，大家还会哄堂大笑。

直到我长大后回想起来，才能体会到其中包含的残酷。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多选择，要么哄堂大笑，要么噤若寒蝉。当然，噤若寒蝉多少体面一些。但我们毕竟是笑了。说起来，当年的我们就是这样，写着春光明媚的作文，读着正义感爆棚的课文，被委以祖国未来主人翁的重任，然后在成年人营造的诡异世界里寻求适应之道。图画与真实之间的咫尺之地，窄仄到了只适合一个未来的犬儒存身。

那个年代很多老师和家长都脾气暴躁。时过境迁，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生活压力很大，什么东西都缺，而且从来没有人真正告诉过他们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对待儿童。谁懂得这些事情呢？说到底，从来也没有人真正告诉他们怎么做一个成人。

多少年来，大家都已习惯由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专门针对老人的商家，做广告的时候不贴“商讯”而贴“通知”，就是捉摸明白了这种心理。而他们容易上野广告的当，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对任何媒体都有一种敬畏感。如果你告诉他们那些“王教授”是假的，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是假的，电台怎么可能让它播呢？

把成人当作孩子，把孩子当作傻子，这样会让人丧失很多成长的机会。童年时不曾纯真，青年时不曾燃烧，成年时不曾成熟。一拨拨人也就这样胡乱长大了。

善良和懦弱混迹不清，而秩序只能从恐惧和顺从中学来。当然，也有不小的进步，现在的成人多少比以前懂事点了，但在本质上，做事的方式还是差不多。就像崔健说的，大家骨子里究竟还是同一代人。

我上学的时候，见过都二十多岁了还因为在校园角落里接吻，被保卫科撵鸡撵狗一样乱撵的大学生。就算现在，我也经常读到学生被校长抓来就剃头之类的新闻。从来没有被人真正尊重过的孩子，怎么能在长大后懂得尊重他人呢？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

小时候的语文课里，小明是最让人讨厌的。他总是提前完成作业，总是帮助后进的同学。他一举一动都那么正义，正义到了你会盼着他哪天因为偷看女厕所被抓起来。

马克•吐温就有篇恶搞的短篇小说，叫《好孩子的故事》，在故事里，小明谴责小刚不该爬树偷苹果，说作文里说了你这样的坏孩子会掉下来摔断胳膊的。结果小刚果真掉下来砸断了小明的胳膊，小刚却安然无事。故事的最后，马克•吐温心满意足地写道：小明因为干好事太多被活活炸死了。

我们可不敢这么写。相反，我们在小明的带动下，在作文里做各种各样从没干过的好事，干好事前一定要想到雷锋、邱少云、黄继光他们，干好事后，语文刘老师则总是“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另外我们还经常路过刘老师的家门口，看见她的窗口还亮着灯光，那是刘老师在批改我们作文，于是内心涌起一阵暖流。我们就是写这种东西长大的。然后等到这个社会上卖假酒卖假药，大家又叫着说：“人这都是怎么了？怎么都变得这么没有诚信？”这又是在装什么呢？

好莱坞的主流片子不管拍得多烂多假，宣传的价值观多老生常谈，但它们总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就是导演确信观众认可这些价值。那种庸俗是温情甜腻的庸俗。而中国导演们想要“提一提境界”时候，却往往弄到笑场的地步。这不光是因为导演笨拙，也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确实缺少了某种东西。

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养一个孩子，多少是件让人困惑的事。有位朋友抱怨过，把孩子送进学校以后，眼看着她很多地方都在变蠢，却毫无办法。我也曾经和女儿童童一起，站在水族馆前漫长的队伍里，看着有一家老小谈笑着径直走进了旁门，听着门口的保安对抗议者喊“那就是给领导进的，就是不给你家孩子进，怎么着？”再瞅着身边那些不解的孩子们，不免产生了罗大佑式的迷惘：“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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