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文

给资本主义报丧是左派已经至少干了一百多年的事，但或许幸运或许不幸（视你的立场如何）的是，预言中的资本主义葬礼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声音曾一度沉寂，但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那古老的回响又重新飘荡。

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让资本主义的生命得到重新评估。卡尔·马克思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想，曾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最终将与其资本主义外壳两不相容，导致外壳炸裂，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继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照搬这个具体论断，原因或许是，历史自身的发展迫使他们反思和修正。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遁词：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的终结并没有马克思预计的那么快，因为全球还存在着大片未经资本主义开发的市场，对它们的开发将为资本主义注入新的活力，而最终，就像罗莎·卢森堡所预言的，如果资本主义占领全球，成为唯一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那将是它终结的开始。

这些预言都尚未得到检验。而在今天，在鼓吹“另一种道路”被普遍视为空想甚至病态的时候，站出来给资本主义诊脉，的确也需要一些勇气。就像《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这本书的五位作者在序言里所写的：“随着30年前冷战的结束，探讨未来世界的可能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前景，成了不合时宜甚至令人尴尬的话题。”但这五个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曼、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和克雷格·卡尔霍恩，准备直面这个尴尬。

不过问题是，本次金融危机真的可以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吗？毕竟，当时欧美国家出现了剧烈的经济萎缩，并随着各国高竖壁垒而导致国际贸易的锐减，而这些场景在今天尚未发生，美国复苏前景令人乐观，欧洲萎靡不振却不至于全面衰退。五位作者当然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们依然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场更深层次的危机与变迁的序幕，前方并不是雨过天晴的美景，而是密布的乌云。

沃勒斯坦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者。和马克思一样，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会趋于灭亡，不过，他的具体理由和逻辑理路与马克思迥异。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形态，而所有历史性的东西都有其生命，以及生命的终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必将崩溃，这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引向的必然结论。

沃勒斯坦和柯林斯的观点看起来是沿袭了很久以来就存在的资本主义会遭遇发展极限的理论：资本主义会不断扩张，但最终市场会饱和，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环境成本会提高到企业所无法承受的地步，而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优势国家及其国内的资产阶级，将日益难以通过对边缘化国家的支配和压榨而获利，维持其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

不过，与沃勒斯坦宏大的历史与体系观念相比，柯林斯更关注的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变迁，而他的观点带有一丝19世纪初英国“卢德派”的气息，该派别把工人的普遍失业归咎于机器。在当代资本主义遭遇的诸多挑战中，柯林斯主要考察的是中产阶级遭遇的挑战，以及该阶级萎缩的可能性。他认为，像工业革命初期机器取代人工一样，高科技的发展将让中产阶级遭遇类似的被淘汰的命运。他预言未来在全球范围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中，将有2/3面临结构性失业。

可以推测，很多人对这种悲观论调会不以为然，他们会反驳说，即使科技发展确实会降低对中产阶级工作者的的需求，但即使在管理等领域的就业机会减少后，社会也自会演化出其他类型的工作取而代之，就像马克思曾预言的无产阶级全面普遍性失业的场景至今未能成真一样。但柯林斯或许也会反驳说，为早期资本主义失业问题提供出路的恰恰是中产阶级职位的涌现，而当这个解决方案正在逐渐失效时，市场会真的自发性地再度拯救自身吗？争论还会继续，但各方都不应否认的是，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减震器，欧美中产阶级的困境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挑战，的确不可视为耸人听闻而一笔抹杀。

相对而言，卡尔霍恩和迈克尔·曼属于五个人里的“温和派”和“乐观派”，他们相信社会民主主义足以解决当前的困境，以此为模式的全球化也将存在下去，而且民族国家可能为应对核危机和气候变化而组成某种联盟，走向进一步的全球性治理。

卡尔霍恩写的那一章在一开头就坦言，他要反驳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说法。他的理由之一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建构，不论将其理解为全球企业、市场、投资与劳动编织在一起的体系，还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行为准则，它都不大会像一个大公司甚或一个大帝国那样，一夕之间土崩瓦解。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与苏联不是一个量级上的概念，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可以解体，但资本主义不会，而且苏联的解体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彻底覆灭，而且即使在解体之后，苏联的许多要素仍然在延续和演化。所以，资本主义不会猝然崩溃，即使它在走向衰落，那也将是一场漫长的、逐渐偏离其平衡状态的变迁。但卡尔霍恩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可能陷入日益严重的困境。他论称，本次危机的不同以往之处是它是一场比较纯粹的“金融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具体模式，即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主导型的资本主义，已被证明是极其不稳定的，可能增加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那么，虽说当前的金融危机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被埋葬，但它如要生存下去，就要想办法遏制极端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动荡风险。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美）沃勒斯坦、柯林斯 等/著

徐曦白/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4月

相比于考察未来趋势的宏大趋势，我觉得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写的《共产主义的真相》一章，对苏联体制起源和发展过程的一番简明精要的解读，是全书最有意思、也最值得中国人仔细品味的一部分。因为，和西方人一起担忧资本主义的未来，对中国人来讲确实有些“超前”了，而苏联体制兴起与灭亡的教训才更与我们切肤相关。苏联解体成就了许多“事后诸葛亮”的预言家，他们宣称自己早就看到苏联体制的千疮百孔，但杰尔卢吉扬与他们不同，他把苏联视为一个直到解体前夕还保持着稳定、并明显具有持久性的政体，甚至在20世纪中叶，它还是挺高效的，是为不少西方人所敬畏甚至倾心的，它的突然崩溃才令人吃惊。

但是，解读苏联体制的一章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本忧虑资本主义未来的书里呢？难道苏联的崩溃不正代表着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吗？在这里，杰尔卢吉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也许异于常人的逻辑：苏联体制发展到其末期，已经蜕变成由企业寡头统治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也就是说，虽然名号与面目不同，但它与西方资本主义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要考察资本主义可能的崩溃，可以借鉴苏联的崩溃过程，换言之，1989年苏联发生的导致最终其解体的公民运动，而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更有可能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反资本主义革命的样本。

苏联是如何成为寡头资本主义的典型的呢？杰尔卢吉扬描述的过程是这样的。苏联的决策层脱离群众成为新的统治精英，虽然赫鲁晓夫试图与斯大林主义分道扬镳，但当他想削弱工业部委中如堡垒般强势的干部官僚时，就被赶下了台。于是，去斯大林化之后的苏联，更加成为官僚的乐园，他们享受高福利、工作轻松，杰尔卢吉扬称此为“官僚的公司化”。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他推行改革带有新一代年轻人反官僚和“新左派”的色彩，但当时苏联的寡头精英已经碎片化了，既包括工业部委的官僚势力，也包括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精英，他们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权力、为了不被清洗，选择了让苏联解体，并在此过程中趁机分肥，而戈尔巴乔夫对此无能为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解体后的资本主义是苏联时代寡头统治的延续，其特征是贫富不均和黑幕政治。苏联的解体，遂成为所有陈旧僵化的政治体制倾覆的样本。

不过，几位学者虽然稍有歧异，但也许有共识的是，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不应该是一种类似于苏联的形态。作为两个左派，沃勒斯坦和柯林斯在上世纪70年代就预言了苏式共产主义的终结，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种形态再也不可能复活了。本书是在预计资本主义有可能被其他社会形态取代，但却并非是做“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政治宣言，也不意味着这一过程必将以暴力革命方式完成。五位作者的结论或许惊人，但推理是温和的。

好的地方是，本书并不是沿着许多左派的套路，描绘一幅资源即将枯竭、核战争一触即发、法西斯主义可能复活的末日图景，再加上一些道德谴责作为调味料，捧上一盘批判资本主义的大餐。不过，遗憾之处是，沃勒斯坦等人预言资本主义即将终结，却未能提出一套鲜明并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而这反过来又损害了他们预言的价值。

沃勒斯坦等人断言，就像人类凭借飞行器在天空翱翔曾被视为痴心妄想一样，对于将有一种新的市场与社会组织形式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想法，也不能轻易地嗤之以鼻。不过，这也可能是不符合逻辑的诡辩，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能够摆出一份有说服力的施工蓝图，即使有，当代的社会舆论也不会允许他们做这样的尝试。或许，在外人看来，这五位作者像是略有些疯癫的书呆子理论家，但不要忘记，历史也提供了充足的例子说明，很多时候疯癫者能够揭示出别人所看不到的真相，尤其是，在当今，揭破那充满志得意满气息的“历史终结论”的面具，让人们窥见另外一种可能——曾被唾弃的乌托邦理想，在新的时代又找到了新的价值。

总体上，把这本书当做预言未来的水晶球是不对的，它的论证很多地方也显得粗疏，然而，如果把它当做对资本主义当前各种病症的诊脉书，体味它提出的问题和思考角度，而不轻信它的结论，依然是不错的。推荐也来自右派——在书的封底，弗朗西斯·福山，那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著名学者、沃勒斯坦等人在一定意义上的论敌，也简明扼要地称赞道，这本书“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地消化思考”。我相信，在任何时候，福山的推荐，都足以构成阅读的理由。

（本文来源于2014年7月《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