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太平洋战争进入末期。日本节节败退，穷途末路之际组成“神风敢死队”，采用自杀式袭击对抗美军舰船，把“为天皇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的信念发挥到极致。

这就让美国人在接受日本投降时心里很没底啦，日本老百姓能够乖乖投降么？然而天皇投降诏书颁布，全体日本军队立刻缴械。更奇怪的是，1951年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解除职务回国时，上百万日本人夹道欢送，甚至热泪盈眶。

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惊讶。日本人好奇怪，怎么会如此自相矛盾？

其实，根据日本人的世界观，他们一点儿也不矛盾。

日本人把世界划分为一个个“小世界”，当他们处于某个特定的情境，就把这个情境当做一个世界，他们身处其中，心无旁骛，仿佛与世隔绝。比如说，古板的日本人甚至会严格区分吃饭和喝酒，因为吃饭属于生活世界，而饮酒属于娱乐消遣的的世界，当他开始吃饭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绝不会再饮酒。

上面所说的一个个小世界引申开来，就构成了日本人独特的人生观。日本人把人生划分为好多区域，由“义务世界”、“情义世界”和“人情世界”构成。其中“义务世界”容易理解，主要就是“忠孝恩情”。人生在世受到天皇、父母的恩泽，自然有义务报恩，这是与生俱来的，并且偿还没有止境。于是日本人对天皇鞠躬尽瘁，对父母言听计从，对工作呕心沥血。

“情义世界”比较难以理解。“情义”和“义务”有点像，中文里的“人情债”可以对等，也类似于契约性义务。比方说日本人对自己父母的照顾是“义务”，而对配偶父母的照顾则是“情义”。不报答“情义”也是会被人诟病，因此日本人常常会觉得被情义所累。

“人情世界”则撇开了这些责任，强调享乐。日本人平时极爱洗热水澡、睡觉、喝酒，这些都被认为是休闲的极好方式。令人惊讶的是，浪漫的恋爱也是“人情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从前日本人的恋爱和婚姻主体大部分情况下也是不同的。

日本人在“义务、情义、人情”的世界里来回穿梭，全情投入而又能全身而退，划分得清清楚楚，种种现象会让我们匪夷所思。比如说日本人不觉得公开讨论妓院不光彩，因为这是游戏享乐的“人情世界”的一部分，与照顾妻儿的“义务世界”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妓院可以把账单寄到家里去，妻子还会为其付账，她可能会不高兴，但在主流观念中是构不成谴责的。这样“各得其所”的划分范围使得家庭中的模范父亲和市井中的花柳之徒都可以适用于同一个男人。不过日本人更不会把在外的拈花惹草带到家里去，在日本人看来，“人情世界”中的东西和家庭义务在空间上都是泾渭分明。

具备如此割裂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日本人就特别擅长“就事论事”了。他们会根据不同领域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在同一领域内，也会随时根据情况调整。45年之前，对“忠”这个领域的要求是战斗至死，而诏书一下，要求就是立刻投降。麦克阿瑟为日本战后重建和改革做出了大量贡献，不仅给予大量经济援助，而且帮助日本对经济、政治、教育实行改革，使日本改头换面。因此尊重和回报麦克阿瑟也就属于“情义世界”的义务，君有恩于我，我必以恩报之，先前什么愤怒、仇恨也就烟消云散了。

本文由 张小昕 根据[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