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05薛兆丰

英文经济学文献的“discrimination”，译成中文时难以处理。“歧视”二字，是文言译法，本来译得精彩。“歧”的原意是岔道，引申为歧异，不相同；“视”即“看待”，“歧视”即白话文的“区别看待”。可惜“歧”字的字义后来偏重若干条岔道中错误的那条，“歧视”一词也因此偏向贬义。到了今天，无论英文的“discrimination”，还是中文的“歧视”，往往都指“不公平的区别看待”。

“歧视”是大家司空见惯的行为。“歧视”的根源，在于世上的资源是稀缺的。因为僧多粥少，所以就要竞争，而竞争就是要根据某种规则，排出竞争者的先后高下，让胜出的人享用稀缺的资源，而这“根据某个规则排名”的做法，就是歧视。“竞争”和“歧视”，是形影不离的亲兄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种现象的两种说法。

谁都可以买奔驰汽车，但买家必须付钱，这就是“根据财富的歧视”；所有未婚香港人，都可以参加“香港小姐”竞选，但参赛者必须是女性，这是“根据性别的歧视”；谁都可以上清华北大读书，但你的成绩必须符合要求，这是“根据知识的歧视”；谁都可以把自己灌录的唱片摆在货架上，但只有喜欢听的人才会为你掏腰包，这是“根据歌艺的歧视”。

歧视者是要为他的歧视行为负责的。一个小伙子，专挑女歌星的唱片买，这是“性别歧视”。但这是他的嗜好，他为此付出了双重代价——他不仅为女歌手的唱片付了钱，而且还放弃了所有男歌星的歌曲。他由于在挑选唱片时搞“性别歧视”，所以可能丧失了一些他本来能感受的乐趣。

设想这位小伙子成年后，当了某家公司的老板，他招工的标准是清一色的女性，这当然是“性别歧视”。但这也仍是他的嗜好，他也要为此付出双重的代价——他不仅要为招到满意的女职员付薪水，而且还放弃了所有男性职员的服务。由于他在招工时搞“性别歧视”，所以他的企业丧失了一部分本来应有的竞争力。

我们要指出两点。第一，我们没有办法指责他的嗜好，因为我们不比他更了解他自己。他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癖好。要知道，他喜欢清一色的年轻男人或女人、黑人或白种人，跟他喜欢把办公室装点成清一色的蓝色或白色没什么区别。

第二，他显然要为他的歧视行为付出代价。这是“反歧视人士”常常忽视的。歧视者本人往往也没看清这一点。歧视行为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仅被歧视者要受影响，歧视者本身也要受影响。这跟有些人就是不吃肉是一样的，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屠夫，不吃肉的那个人也同样受影响。

合算的歧视可以使自己受益，不合算的歧视则会使自己受损，所以人们总是乐于反省自己的歧视标准。歧视者一旦认识到他们为自己的“嗜好”（歧视标准）付出了自己本来不愿意付的代价，通常就会放弃这一标准。所以，无缘无故的歧视，或不合算的歧视，往往维持不下去。反过来说，那些貌似没有道理的歧视，深究下去，你是能找到其中微妙的原因和道理的。

歧视也有出错的时候，但人们不会因此放弃歧视，而只会不断地调整歧视的标准。没有歧视，交易费用就会上升。

有些工种被指责为“歧视”妇女、儿童和老人。但这种歧视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的服务质量的确有不同，这些不同本来可以由工资的差异予以抵消。但如果工会要求“同工同酬”，那么就逼着老板搞“歧视”了。

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们缺乏消灭歧视的积极性。比如国营企业招工，非招有本地户口的人不可。这种“户籍歧视”没有道理，会对搞“歧视”的企业造成损失。但深究下去，也能解释这种貌似不合理的现象，那就是国营企业受制于很多人事规定，而且他们对人才的需求也并不迫切。与此对照，民营企业用人，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就少得多。

歧视现象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是根深蒂固的，它要么源自广泛竞争的压力，要么源自个人偏好的驱动，要么源自每个人对陌生人群的无知，要么源自对陈规陋习的惰性。“歧视”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歧视的标准”则可以发生变化。可以预言的是，增进商业交流，有助于改善人们“歧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