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书摘》 作者：周晓枫

《三枪》开拍在即，有一次打开工作室的电视，就看到娱乐节目对张艺谋的系列报道。我们和张艺谋一起暂停手里的活儿，一起看。

记者追踪到西安，拍摄到他的前妻肖华孑然一身，并且张艺谋的高龄母亲也独自住在单位的房子里。随后采访的，是张艺谋陕棉八厂的昔日工友，他提到张艺谋有一个弟弟身患残疾，在路边修自行车。这些镜头组接在一起，感觉张艺谋背信弃义，是个不孝且毫无情义的冷血之辈。张艺谋看完节目，不予置评，关了电视，接着开会。

我忍不住，停下来追问：“你弟弟修车？”张艺谋简单回答：“早就不了，十几年前的事，那时大家都不容易。”前妻肖华涉及私事，我不好问，可关于张艺谋母亲的寡居我疑窦丛生。张艺谋出国的时候经常带着母亲，庞丽薇（张艺谋的助手）专程陪同照顾。

我特别轴，心里有什么事儿绕不过去，便死死追问张艺谋——既然与母亲的关系并非疏离，为什么不申辩？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有义务对社会起到示范作用，而不应这么放任诋毁。

张艺谋的表情略带不解：“我孝顺不孝顺为什么要表演给公众看？那是我自己的事，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说：“那是你自己的逻辑！不要以为洁身自好就可以息事宁人，如果公众对你抱持负面的看法，讨厌你、恶心你，谁还有兴趣看你的电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艺谋给我讲了高仓健和他母亲的故事。

高仓健是个孝子，但令人震惊的是，他没有出席母亲的葬礼。舆论一片谴责和声讨，但高仓健选择沉默。墓园的看守者却发现，凌晨，高仓健母亲的墓碑前有一捧刚刚献祭的鲜花，而微雨中那辆久久停着的悄无声息的汽车同样悄无声息地离去。在拍摄《千里走单骑》期间，高仓健并无任何苛刻的要求，只有一样：高仓健到了剧组，第一件事就是摆好母亲的遗像——他随身携带母亲照片。他的要求就是，每天要一束鲜花，供奉在母亲遗像前。对高仓健的行事风格，张艺谋极为认同和尊重。他对我再次强调：“孝顺不是作秀，它是你内心的情感，用不着证明给别人看。”

我在工作室多次见到张艺谋的母亲，她半年住在北京，半年住在西安。这位皮肤科大夫，皮肤有着高龄者不多见的细润光泽，眼神也透亮。我甚至看不出曾经的苦难留下的痕迹，她有种乐观、明亮而爽朗的东西，和她聊上一会儿，很容易感受到她的亲和与积极。

那段暗指张艺谋不孝不义的电视节目，他不予置评。但张艺谋交代了庞丽薇一句：“不要告诉我妈，免得她担心。”事后，庞丽薇得知，老太太的研究生每天都帮她上网，这段节目她早就知道——担心张艺谋在意，她就没有提。知情的两个人，为了对方考虑，都不提此事。

1932年出生的她老人家从未真正退休，即使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她至今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坚持在西安出诊看病，每周两次，每次接待的患者都在60个以上。

在北京时，老太太喜欢跟着张艺谋看各种演出，不过，从来不坐在儿子旁边，却坐在远离闪光灯的角落。我建议张艺谋陪着老太太坐在一起，哪怕一次，我说那些指责他不孝者就可以闭嘴了。张艺谋断然拒绝，依然是那句话：“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他死不吭声，死不辩解。

张艺谋一方面是个话痨，他能连续十几个小时地说，长年如此；另一方面，对私人领域的事情，他的沉默同样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里，李琦饰演的角色生动传神，面对严刑拷打，他“打死也不说”。在我看来，张艺谋才是这个角色在生活中的实践者。当年与巩俐的情殇，他打死也不说；后来与张伟平的分裂，他同样打死也不说。

与张艺谋合作，对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比原来能够承受委屈和误解。我干活并不惜力，只是受不得委屈，生怕被别人误解。现在，我比过去无动于衷，不再对负面评价反应过激。我明白自己不可能被多数人喜欢，明白自己必然面对反感和厌恶，但只要问心无愧，天高地远、水净沙明。

张艺谋与高仓健

高仓健，在日本地位特殊，令人格外尊重，就像个长年隐居的神。

高仓健喜欢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他向张艺谋表达，自己很想参演一部类似这样的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中，李连杰饰演的无名，最早是为高仓健准备的，角色设计为一个年老的哑侠。剧本给了高仓健，但高仓健婉拒。张艺谋事后反省：“我一琢磨就明白了，是我的境界低了，和他相比，我显得庸俗和肤浅。高仓健根本无意于什么商业大片——人家要的是情怀。”张艺谋此后为此花费几年时间，为高仓健量身订做，倾力打磨表现父子情的剧本《千里走单骑》。

《千里走单骑》的拍摄使两人加深了情谊。我错觉，这是两个古代范儿的侠客，一诺千金，去留无碍。他们对彼此肯定、关爱、信任、惦念和激赏，都不擅言辞，只是无声践行。比如张艺谋每次离开日本，临走之前一回头，总能看到高仓健从某个角落闪现出来，远远地朝自己鞠躬告别。语言不通，更使他们之间的交流具有一种沉默的庄严。

这位当时已七十多岁高龄老者顶风冒雪，驱车五六个小时到深山古庙，独自在空旷的大殿里站立两三个小时，为张艺谋默默祈福。

因为喜欢张艺谋的为人，高仓健在日本买了一辆捷豹，整车用爱玛仕重新做了内饰，送给张艺谋作为礼物。高仓健每天自己开一圈，遛车，因为汽车过了磨合期，张艺谋开起来舒服。高仓健属于润物细无声的类型，替张艺谋想得太周到了。

当时到日本去见高仓健的，除了张艺谋，还有同去的张伟平以及张伟平的助手王晓华。王晓华通晓日语，兼任陪同和翻译。这辆捷豹车，需要张伟平从海关办理入境手续，张伟平当场满口答应。

没想到，张艺谋回国以后，节外生枝。

高仓健给张艺谋写了封信，张艺谋没多想，就让王晓华翻译。高仓健的信里有一句特别的话，大意嘱咐张艺谋：作为一个国际导演，你要坚持自己内心对艺术的选择，不要被制片人束缚和控制。张伟平从王晓华那里得知高仓健的奉劝，勃然作色，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他要求张艺谋少和高仓健来往，当然也附加了许多坏话。张伟平的霸道表达是：“我就是不喜欢别人接近你，别人跟你关系近了，我就不舒服，就吃醋，就嫉妒。”

这种情况下，高仓健送给张艺谋的捷豹车，自然是运不回来了。

父亲的遗言

张艺谋的父亲与张艺谋本人

张艺谋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只见过张伟平两三面，反对自己的儿子与张伟平合作。1997年张艺谋父亲过世之前，最后一面见张艺谋，老人留下遗言：“与张伟平的合作，让我非常担忧，想起来就闭不上眼睛。从面相上看，张伟平不善，如果合作得不好，你们一旦分手，你肯定遭到报复。你根本不是张伟平的对手，对付不了他。”

张艺谋说自己当年不以为然，父亲胆小怕事，难免有老年人的过虑；后来的桩桩件件，证实父亲所言不虚。张艺谋目睹张伟平对他人的报复，联想起父亲的遗言，他涌起阵阵寒意。张艺谋畏惧遭到无休无止的报复，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与张伟平较量和抗衡。张艺谋多次想过分手，但一想到此后如影随形的追杀和围剿，就放弃了。他还是想把精力放在创作上。张艺谋选择逃避，以更努力地工作来逃避未来的威胁。

凡事不能过界太多，否则，物极必反。超生问题的爆发，恰恰坚定了张艺谋离开的决心。张艺谋对我说：“我一旦选择面对，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无论是关铁窗还是挨刀子，我认。”是的，人一旦面对自己的软弱，恰恰是不再软弱的开始。

艺术上的非理智

张艺谋热衷创新，这本来是好事，但他求变不求稳，结果可能是石破天惊，也可能是鱼死网破。奥运会之后，失策地拍了《三枪》。

张艺谋喜欢艺术上的冒险， 甚至不怕干出“牛逼变傻逼”的事儿。张艺谋自由创意时的飞扬，会让他专注到忘记基础逻辑，其错误之简单，能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

记得有一次讨论剧情，说一对夫妻有个女孩，女孩并非亲生，女孩自己不知情，家里谁知情、谁不知情呢？他说：“奶奶知情，爸爸知情，妈妈呢？哎呀知情人太多，妈妈不知情为好。”我们反驳：“妈妈知情、爸爸不知情才对啊，这是常识。”但张艺谋在他自己的频道里，坚持剑走偏锋，要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数。他肯定地总结：“我们就是不让妈妈知情，太俗套！”我们匪夷所思！张艺谋两耳不闻窗外事，继续构思故事，半天才猛然醒悟：“噢，对啦，我要是个女的，自己的肚子大没大过一定是知道的。”这么低端的常识问题，他都会发生认知系统上的障碍。每当沉浸在情节设计里，他一意孤行，就到了不理世事、不辨是非的绝境。

张艺谋就是这么个人，一旦走偏，不可思议。而且以后还会发生。

艺术上，张艺谋缺乏“理”，而“智”旺盛。也有理非常强悍的时候，可那时，智又不见了——他的理与智，不同步。张艺谋，人格分裂得远比别人厉害。也许这是他的特色？

《归来》

我在台湾旅行的时候，读到严歌苓《陆犯焉识》电子版。读罢掩卷，泪落如雨，随后我给歌苓打电话——那天，正是她父亲萧马过世的日子。推荐给张艺谋，我心怀犹豫，因为这个题材容易胎死腹中。从我的个人趣味上，不喜欢《十面埋伏》《黄金甲》和参与其中的《三枪拍案惊奇》。有些片子虽热闹，而与人们的内心情感没有发生真正的擦痕。我喜欢《陆犯焉识》这样的小说，更深知改编成电影的艰难。

《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完成之前，我本人，受到甚至是来自朋友的质疑——他们说我相当于“卧底”，拿这么个题材给张艺谋，不管是故意还是无心，效果必成对张艺谋的“陷害”。

多次听到这样的论断，我忧心忡忡。我曾在剧本进行期与张艺谋探讨过：

张艺谋说他们这代人，对“文革”还有记忆和了解，如果沉于遗忘，或者导致多少年后解禁后的“戏说”，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电影行业只是娱乐至上，那么，历史只能成为最后的哑言者。张艺谋认为，遗忘，不仅是冯婉瑜的个人病症，它也是整个民族处理历史的方式。它是面对难以承受之痛的回避。遗憾的是，这种回避带来的是新的灾难。这种自我欺骗，同时又包含在某种隐忍与麻木中对生活的努力适应，因而是复杂和令人心酸的。

张艺谋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愿意承担风险，他决心孤注一掷。文革，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显得“过时”，那么多人坦然地陈述这样的观点——听起来多么自然，又多么震惊。我们义愤填膺地谴责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轮到处理自己的历史，我们又如何做到公正面对？我们看得见别人的背部，却看不到自己的脸。张艺谋反问：“如果说‘文革’题材过时了，那么是不是说‘二战’题材也过时了？是不是奥斯维辛可以不必作为纪念馆而存在？”他说：“不用关心票房，不用整天声讨审查制度，只问在现有条件下，我们能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到什么！”与其作为旁观者指指点点，不如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碰撞边界。

我看到，坐而论道的评论者说《归来》“消费‘文革’”。坦率地说，整个创作团队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去“消费‘文革’”——当时都不知道电影能否在院线上映，性命攸关的生死问题尚且悬而未决，谁有闲情逸致玩什么消遣？

《归来》上映后，有一种意见，说张艺谋狡猾，避实击虚，如果不能血淋淋地触及“文革”，那还不如不拍。这些话，听来让人无法辩解。《归来》即使没有达到所谓的理想境界，为此的努力乃至遭受的挫折，我们无悔。我记得自己有一天点击网上的相关评论，突然，热泪盈眶······因为，那句同道的话如此击痛穴位，让我心怀被理解的感恩，他说：“这个题材，能够碰触就是勇气，能够上映就是生存智慧。”

妖魔化背后的张艺谋

张艺谋被妖魔化的过程有着他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某些方面，他确实有着非人的“妖魔气质”。他所遭受的挫折匹配于所获得的声名，没有什么可申冤叫屈的。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收获的，都是自己所种植的结果。米兰•昆德拉在《认》中这样写道：“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

超常的优点和惊人的弱点，极端地汇聚在张艺谋这一个体上。同时，张艺谋不乏味、不拘谨，必须承认，他是会犯错的人。

每当影坛上的国际友人来访，经常提到的名字总是张艺谋。网上喷子以此诟病，说张艺谋就知道拉大旗做虎皮。可，又难以否认，斯皮尔伯格、高仓健等等与张艺谋似乎相处甚欢，有着远远超出工作需要的情谊······甚至，他们就是喜欢张艺谋这个人。这些巨擘算是阅人无数，为什么他们这么糊涂，看不出张艺谋是只虚伪的老狐狸？是不是，语言不通，反倒较少受到主观意识的干扰，更容易进入内心的交流？

我没有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经验，不了解国际友人们的思维方式，能说的是与国内编剧的合作。导演折磨编剧，尤其张艺谋这种恨不得榨干所有人创造力的工作狂，最易与编剧结仇。过程中肯定有过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对立阶段，哪个编剧不是恨他恨出个拳头大的洞？但合作之后，问问他们对张艺谋的态度——刘恒依然说“敬佩”，邹静之依然说“人好”，严歌苓依然说他“诚恳”，肖克凡依然说他“厚道”。看一个人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大概能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虽然，他们与张艺谋多是出于工作上的交往，并非意趣。

对张艺谋似乎人神共愤的批斗里，除了秉持公正的社会良心外，我们的群起攻之里，是不是也暴露了人性的暗斑？

我看到的，是一个非神非鬼的张艺谋：他的非凡与局限，他的谨慎与糊涂，他的清醒与混乱，他的被动、隐忍、懦弱、畏怯以及积聚其中的爆发力，他看起来的游刃有余与举步维艰······张艺谋既非三头六臂的超级英雄，也非十恶不赦的卑鄙小人。

张艺谋的作品就像他的性格一样，有过人之处，也有重大缺陷。从既往经历和各种综合指数上看，张艺谋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东忽西，不能预测下次掷出的骰子点儿大点儿小，不知道下部作品到底是他的喜马拉雅还是他的滑铁卢······

我们的文化里能否容忍这种创作上的异类：他的发挥不稳定，他所作所为并非绝对的道德楷模，但他的确曾经有过人的精彩呈现，并且，依然愿意冒险向凛冽的高寒之处飞越，依然愿意去试探自己的极限？我们可否能有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宽容哪怕更多的严厉，去关注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起伏甚至是踉跄的轨迹，而不是像对待悲剧的渡渡鸟那样，因其庞大和笨拙，我们就亲手制造它的绝迹？

是否，廉颇老矣，不如杀来吃肉？

（摘自《宿命：孤独的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