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尝尽酸甜苦辣。今天为大家梳理这些年高考制度变革下的个人生存状态。图为1978年5月，南京化工学院无锡分院举行开学典礼。

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几近瘫痪，没有高考，没有经过统一正规考试的大学生在校学习。文革期间，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高考就取消了。中国又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很快，干部子弟占了工农兵学员的多数。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期盼多年的考场。1978年夏天，又有590万考生参加考试，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这只是参考人数的1/29。1978年2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这是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高考的恢复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使中国的人才培养也重新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197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少年班，招收了21名少年大学生。这是少年班的学生在上物理实验课。

1977年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原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图为1978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1977届新生在学习中交流。

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高考之门终于开启。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

1979年6月，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女子中学补习英文。她们是1978年中国高考录取的学生，在这里补习英文一年以后将选择专业进入大学学习。

1982年7月6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留校任教后，全心全意投入基础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曾带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连续五届夺得总分第一。患病12年坚持在教学一线耕耘，2002年去世。他的事迹曾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校园里的焦裕禄”，“知识界的一面镜子”。

1983年6月，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抱着娃娃的年轻父母前来买各类课本或参考书。时兴文凭了。许多文革中耽误了学业的回城知青，不得不肩挑生活和补学历两副重担。

1983年，英语被正式列入高考科目，后来理科又增加了生物科。图为1984年10月27日，上海市总工会，排队报名参加上海市总工会举办的高复班培训班的年轻人，将报名大厅围得水泄不通。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图为1986年农历正月初一（春节），上海，恢复高考后求知的年轻人，图书馆自修室内座无虚席。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图为湖北三峡坝区三斗坪镇东岳庙村黎开英的儿子望军在1994年全国高考中,以651分的好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乡亲们纷纷来到他家祝贺，望军不停的给大家夹菜以示感谢。

1997年7月28日，西安。发榜了，许多高考生学生落榜。国家办的大学有限，社会办学的大学、包括民办大学便应运而生。这是咨询会上，替儿子选学校的父母。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1997年高校全面并轨，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图为1998年6月，河北遵化，备战高考倒计时。冲刺阶段，封闭式教学，至夜晚9时才下学。

2003年教育部批准首批22所高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作为一种新的选才方式，自主招生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类型逐渐增多，有“自主组织测试”、“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招生联考”等形式。图为2014年3月1日，在2014高校联盟自主选拔考试辽宁省大连市一考点，考生在等候进入考场。

2011年3月20日，南方科技大学首批自主招生的45名学生与教授及嘉宾在开学典礼上合影。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创新型大学。2011年3月，南科大教改实验班开学，2012年4月，教育部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充分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实行理事会治理结构，学术主导，学术自治。

在很多省市，高考每年仅举行一次（少数省级行政单位每年举行两次高考，多增加的一次称为春季高考）。旧时高考时间（2003年前）为每年7月7日―7月8日（少数省级行政单位为每年7月7日—7月9日），从2003年起，高考时间改为6月7日—6月8日（少数省级行政单位为每年6月7日—6月9日）。图为2001年6月，南京市一中，高考咨询大会举行，来自全国70多所高校进场设摊服务，考生和家长涌入咨询会场。

不同省份的考生人数、高校录取比重不同，导致高校资源与需求失衡。例如，有些省份的考生考取重点院校的难度很大。图为2014年2月26日，河北衡水二中举行了高三高考百日誓师励志教育活动。

2013年6月5日，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送考大巴出发了，上万家长沿途注视着自己的孩子。万人送考成为当地乃至安徽省内的一个“高考景观”。

艺术类专业的考生还需要参加艺考。考试合格者获得报考院校的专业合格证，持此合格证书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各艺术类院校进行择优录取。图为2013年3月20日，中国美术学院阅卷教师正在给考生试卷评分。2013年有8.5万余人报考中国美院，共面向全国拟招收本科生1700名。

由于户籍制度，不少没有当地户籍的考生需返回原籍参加考试。图为2012年10月25日，上海，十多位在上海工作的外地居民结伴到上海教育委员会信访办，提出开放异地高考的诉求，打出支持“异地高考”标语。

】2012年6月7日，南京市雨花台中学高考考点入口处，高考考生们正在依次进入考场。高二年级的学弟学妹们打出事先准备好的助威牌，为高三学长们加油打气。其中一句助威口号是考过“高富帅”战胜“富二代”。

2007年6月8日，在武汉市首义路39中学高考点，一位考生赶到考场，被告之迟到4分钟，不能进场，无奈母女二人在考点外痛哭。

2012年6月25日，湖北省恩施市来凤县，4名身穿校服的小伙子合力扛起一块大幅“喜报”，一名胸戴大红花的男生穿过天窗站立在一辆黑色轿车中，紧随其后的是数十人组成的腰鼓队，闹市区行人纷纷驻足围观。据悉，杨元以668分的高考成绩，成为全县以及恩施州的理科状元。

2012年6月8日，广东佛山新三中考场，高考结束。高三的学生将试卷、书籍扔到窗外。

1977，我参加高考
吕　游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56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正在一个农场的土地上挥汗如雨。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一代。上小学正赶上“革文化的命”，中学又赶上“反回潮”，接着又赶上到农村“滚泥巴、炼红心”。不该赶上的都赶上了，该赶上的都没有赶上。“推荐上大学”倒是赶上了，可偏巧又赶上了我的“家庭问题”。上大学，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

1977年10月21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中断了十多年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连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几位好友，谁知他们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一直谈到天明。人生能有几回搏，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只有高考，大家都决定去搏上一搏。唯有一个非常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但却早早进工厂、结婚成家、高我几届的大龄同学沮丧地说：“我也很想去考，可我走了这个家咋办?孩子才满月，妻子又没工作，我总不能只顾自己前途扔下她们娘俩不管吧!”大家都深深叹了口气，知道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只能为他惋惜了(前些天又见到他时，他早已下岗了，摆个地摊勉强糊口)。

我们这座位于豫北的小城十分闭塞，突然要高考了，很多人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特别是又得知这次高考将在1977年11月18日至24日报名，12月8 日至9日试考，仅剩下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人们更是手忙脚乱。谁也不知这次高考究竟从哪复习、重点是什么，到处都在疯了似的寻找复习资料。当年上学的课本不是被烧就是卖破烂了，幸好我上中学时的一些课本还未丢掉，我连夜步行十多公里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出来。还借了别人一本两人伙用，我看完后再跑十多公里给他送去。母亲为了我少跑路，便用五天六夜时间把那本三百多页厚的书全部抄了下来。当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那厚厚的手抄本时，眼睛立时湿润了。没想到几天后，农场的一个知青竟趁我出工不在屋时把我的那些复习资料全偷走了。我立即扒了辆拉煤车追了七八公里才把他追上，幸亏当场人“赃”俱获，不然他就死不承认。而让我至今仍忘不了的是，另一位知青却主动给我送来了几本复习资料，我一看，正是我所急需的。他说：“反正我也不参加高考，你觉得有用你就拿去用吧!”(可后来听说那次高考他也参加了)，前面一个曾是我的好朋友，后面一个我至今还叫不出他的名字。

由于上级有文件，对参加高考的知青规定半天劳动、半天复习。可没过多久，我所在的冷泉农场头头又突然宣布，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钟起来参加当时鹿楼公社组织的柴厂冈平整千亩土地大会战，并欺骗我们说上面根本没有“半天劳动、半天复习”那样的规定。当时，可真把我急死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就够紧张了，现在连这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又要被剥夺了，让我们如何去应考？此时，我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从此以后，每天凌晨三点钟，天还是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知青宿舍的门便被一个个“咚咚咚”地砸响了，几辆拖拉机便把我们拉到六七里地外的一座山冈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座山冈挖平，修建成 “大寨式”的梯田。

当时大部分知青才十七八岁，平时营养也不好，每顿饭只能吃两个发了霉的玉米面窝头及无什么油水的盐水煮菜，一个月才有一两斤细粮，大家谁也不敢独自享用，等同学或家人来农场时才敢拿出来，因为总不能让客人吃发霉的黄窝头吧。这次“平整土地大会战”一开始，农场头头为了让我们加快进度，以便在这次“大会战” 中夺得前几名，曾改善了一天伙食，即白馍随便吃。平时只能吃个半饱的可怜的知青发疯似的啃着过去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吃到的白面馍，我亲眼看到一个年龄小点儿的瘦弱知青一顿饭竟吃了九个二两多重的馍，差点儿把他撑死……头头一看，让我们随便吃不行，吃得太多，第二天又恢复起每顿饭只能吃两个霉窝头的日子来了。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每天又起得这么早，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了。当我们抡着铁镐、挥着铁锨、推着平车在山冈上干得精疲力竭的时候，鸡才刚刚开始打鸣……这场面使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动画片《半夜鸡叫》。

每天，我们在山冈上挥汗如雨，一直干到夜色降临。晚上，才是我们的复习时间。那时农场经常停电，我与同一住室的两个知青便围坐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由于天气寒冷，刺骨的北风飕飕往屋里钻，屋内好似冰窖，我只好在身上披上一条露着棉絮的旧被子。时间长了，煤油灯的煤油味特大，熏得难受，我又不得不戴上了一只大口罩……我的两个同伴捧着书看着看着都先后栽在了桌上，他们“呼呼”睡着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课本。我怕睡着，一次次用凉水洗脸、浇头，以便能强打起精神。一次为了弄懂一个问题，晚上下工后我步行十几公里去请教一位中学老师，连夜赶回来才刚刚躺下，门又被敲响了。强体力的劳动，每晚又要复习，身心极为疲惫，已经达到了极限，凌晨三点钟的门若不是被带队干部一遍遍地脚踢砖砸，甚至一些门都已经被砸烂了，是很难震醒那些才睡着的知青的。一次，同屋的一个知青见我睡得太晚了，实在不忍心喊醒我，独自悄悄走了。我醒后吓了一跳，不参加“大会战”那可是政治问题，但那天却平安过去了，原来任小组长的他谎称我生病把带队干部蒙了过去。

为了能挤出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在“会战”工地上，我专挑那些别人不愿干的比较累的推土的活儿，以便趁别人往车上装土的短暂几分钟空隙里，能悄悄看上一眼书，记上一个词，或背上一个公式。我还把一些复习要点抄写在小硬纸片上，插在推土的车上，边推车边背，一次背入迷了，差点儿连人带车摔下深沟。不久，片上开批判大会，停工半天，全体知青一早来到会场。趁着人多杂乱，我与一位同伴悄悄溜了出来，钻进附近一个瓜棚，躺在乱草堆里，难得复习了半天数学。后来，一个小头头发现我干活儿时老是带着本书，没能一心搞“会战”，大为不满，上去夺过我的书就要撕，我立时发疯似的冲上去就要与他拼命，他才不得不把书又还给了我。一天，与我一起干活的两个知青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今后，凡是你的活儿我们两个人都轮着替你干了，你就省下些时间多看会儿书吧!” “不不，你们不是也要去考吗?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啊!”谁知他们竟说：“唉，反正我们考上的希望也不大，与其大家都耽误，还不如多帮帮你!”我一听这话，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当时在农场的灯油都是定量的，几个知青见我成天熬夜复习灯油肯定不够用，便先后将自己的灯油悄悄给我送来。这一点儿灯油在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却让我泪流满面。

那时，一些有门路的人或装病或找其他理由都悄悄离开农场回家复习去了，我真羡慕他们，不用再干重体力活儿了，每天都能有充裕的时间在家全天复习。而我因是 “黑五类”子弟，不敢“装病”，也得不到“恩准”，只得小心翼翼。因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我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他也走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四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两个月后发给我们填写的《河南省高招初选考生登记表》中还专门设了这样一栏：“直系亲属与主要社会关系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无被逮捕、法办、监护审查、隔离审查、点名批判等情况。”

离高考只有短短几天了，农场头头还不肯放过我们，还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像牲口一样地去干活儿。幸亏上面及时下了通知，让所有参加高考的知青回家准备三天，我才有了三天金子般的复习时间。但三天时间毕竟太短了，想好好复习一下根本无法办到，这时我竟想，若有人能给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哪怕让我给他当两年长工我都情愿交换。离开农场那天，知青们帮着我们参加高考的人在公路边截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当时农场到市区十公里车票仅两角钱，可我们知青却坐不起)。我正要爬上煤灰飞扬的卡车，踏上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考之路，突然，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出现在我面前：“叔叔，你走了，还会回来吗?”我一看，原来是邻村常来我们农场玩的那个小姑娘，她常常让我给她讲故事。“会回来的!”“那俺可等着你给俺讲故事呢，你的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哩!”可是，我这一走三十年了还没有回去。

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报考的人特别多，当时在我们这个很小的城市里就有四千多名考生，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三十岁。我的准考证号是“3165”，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数字。1977年12月8日，当我踏进鹤壁市第四中学考点，望着那一群群匆匆赶来参加考试的大小悬殊的考生，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上午八时十五分，一阵清脆的铃声响彻校园，一场令当年应试的人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考试开始了。记得那年河南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有两个，一是《为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而拍手叫好》，二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作文满七十分，占了语文试卷的一大半。

考试那两天，我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饭也顾不上吃，慈祥的母亲总是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我常常边看书边随便吃上几口。长时期的重体力劳动，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考试第二天脚竟肿得无法走路，是父亲用自行车把我推到了考场。当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在寒风中吃力地推着我一步步走向考场时，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心头，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头上竟有那么多白发。到了学校门口，自行车不让进校门，可离考场还有一段距离，眼看考试时间就要到了，父亲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往考场奔去，一百多斤重的我压得父亲大汗淋漓，至今我还时时能感觉到父亲那吃力的喘气声。

高考过后不久，消息传来，在全市四千多名考生中有一百多人上了录取分数线(当时录取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四)，我竟也名列前茅。可我并未兴奋多长时间，直到最后，当得知我彻底与大学无缘而被硬塞入一所中专时，犹如一盆冰水倾头浇下,一个下午都没回过神来,仿佛世界在这一刻倾覆了(后来我才得知,因父亲当时还未平反昭雪，我在政审中受到了牵连……)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常常遭人打骂、侮辱；后来，入团、入伍、招工回城，一次次没有份。如今旧伤未去，新痛又来，我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我曾气呼呼地坐火车跑到省有关部门想问个明白，可走到大门口却停住了，脚像生根似的怎么也迈不进去。

至今，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仍保存着北京大学当时给我的来信：

吕洪军同志：
你这种迫切要求深造为祖国多做贡献的精神，诚属难能可贵，值得赞佩。
奈我校不能直接招收新生，须由各有关省、市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办理，因此，此次新生的录取与否，我校是无能为力的。请谅解……
此致
敬礼
北京大学中文系

最后再一次

祝愿考生们心情放松、头脑清晰、试卷都会、考出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