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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知青——被埋没的故事

2018年05月03日 奇闻轶事, 杂记 暂无评论 阅读 214 次

前言:隐恶扬善与凡恶必揭

初到加拿大时,最深的印象之一是看不到围墙,也见不着住宅防护栏。即便是住户后院的围栏,往往也在房侧有一个开放的进出口。有的围栏干脆就低到比人的膝盖高不了多少,一抬腿就能跨过去。可打开报纸、电视和网上本地新闻,你却时不时会看到盗窃、凶杀、人口失踪等恐怖新闻。

过往生活经验告诉我,公开见报的恶事,通常只是社会实有恶事的若干分之一。据此习惯思维,我对加国人的上述粗心大意、在安全问题上的麻木不仁,大惑不解,也因而闹出笑话。

一位网友即将移民加拿大,拟在多伦多的北约克区购房居住,客气地征询我的意见。当时媒体上刚发布了当地枪击案的消息,我赶快建议他别在那里买房,因为“那里社会治安不好”。如今他们一家已在那里生活了10多年,却一点也没感受到“社会治安不好”。

导致我判断失误的原因何在呢?沙尔士爆发以后,我才有所醒悟:是隐恶扬善与有恶必揭的文化差异。

我自小生活在一个用莺歌燕舞、歌舞升平描绘的环境里。尽管满目高墙、铁栏,仍挡不住盗贼谋生,尽管家也被抄、亲友被批斗、老师和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校友在枪声中丢失性命……但我们读到的文字、听到的广播,仍然是形势大好、欢歌笑语、无比幸福。谁要对这文字上描述的大好表达不满,那就是‘攻击’罪,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如此隐恶扬善,也深入到了我们的日常行为,连“知青热”也不能免于这千年之俗。当年吃尽苦头的知青,在自己见诸文字的‘回忆录’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掘”当年的光辉业绩,自觉不自觉地掩盖当年那些真实呈现自己生活状态的糗事。我也是这样的知青之一。

为了还原那影响远远超过一代人的真实生活,我打算将自己记忆中那些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的糗事变成文字,也衷心希望我的知青朋友补充和纠正我文字中的遗漏和偏差。

1、飞流圣地

红与黑,其实是同一屋架下的孪生兄弟。兄弟俩总是先先后后沉静,又先先后后蹦起老高。不管是静还是动,到底是红先黑后,还是黑先红后,简直就是那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说到现在而今眼目下,黑的实在是太黑了,红的自然就红得发紫,带动那些已沉寂多年的红色圣地,也变得香火格外兴盛。

实际上,任何人都有自己追思美好、寄托希望的圣地,不独打江山的人有,受欺凌却孤苦无告的人有,就连我们那群落户于同一小山村的知青,也有自己难以忘怀的圣地。当然,它们登不得大雅之堂,上不了报章杂志,也不会流芳百世,但作为一段历史的印迹,它们是永远保留在这群人心中了,也留在了小山村里与我们一同成长的乡亲心中、口中。

在90年代的“知青热”中,我们13人的知青组中有8人邀约一起,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拖儿带女的我们,与山村老少乡亲欢聚一堂。昔日看在眼里却不敢言说的事情,在欢声笑语中都抬到了桌面上。当年产生难于启齿故事的飞流圣地,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集中居住的第一个知青点,很符合现时富豪别墅的选址要求。左前方是一汪碧水的小水库,而右侧不远处就是一个泉眼。从一块大石头下方涌出的泉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沿着田边地角汨汨流淌,最后注入那白日映照蓝天、晚上盛着月光的水库。

知青点的后面,是一片花生和土豆的轮作地。地的侧后沿,有几棵大跃进年代幸存的松树。从女生阁楼上的‘落地窗’望出去,是满眼绿色美景。只是经受着饥饿与劳累、病痛与思亲折磨的这群知青,那时却没有心情去欣赏它们。那扇“落地窗”,其实也不是窗而是门。屋子后墙与那块地隔着大约2米高、2米宽的间距,搭上一块木板,就可以从这块地上直接进入女生的房间——昔日的仓库。知青入住后,连接地与屋的木板被永远地拿掉了,而这扇时开时闭的门,却记载着女生永远的秘密。

每个人都有自己一辈子也弄不明白的事情。饥饿、营养不良、清洁卫生与疾病,四者之间的量比关系,就是我至今也未搞清楚的问题之一。在那个革命高于亲情、高于健康也高于生命的年代,‘拼命干革命’成为最时髦。于是拼体力、拼吃苦等成为革命信徒的自觉行为,可并不是所有人的身体都会买革命的帐。超负荷的体力支出、无力细心照料的个人及环境卫生、饥饿而又得不到及时补给的身体,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拉肚子。女生阁楼下、男生卧室旁那个原本是生产队羊圈的厕所,就成了知青礼拜最勤的地方。

一个粪坑、一个蹲位、一个进出口,维持男女有别和进出有序的,是门外那根松木棍。当它被斜放在门方内时,表示“里面有人”。这根还裹着树皮、散发着松香的木棍,就是阻止闲杂人员入内的最高权威。当然也有人对这权威不是那么放心,例如隋铁,当门外有脚步声响起时,别人最多是咳嗽两声,而他却从喉咙里冒出接近男中音的歌声。也有人斗胆挑战这木棍的权威,例如刘群力就曾经捂着肚子站在斜横着的木棍前大声吼道:“哪个在里头,搞快点嘛!”隋铁虽用歌声表达了对木棍权威的不信任,但他却又是最心疼这劳苦功高的木棍的。一次这木棍无端地倒在了地上,隋铁怜惜地说:‘木头绊倒了!’

虽有公正无私的木棍把关,但并未实现对所有需方便人士的公平。住在厕所隔壁的男生,出得门来,绕过搭建的厨房偏偏,就可以捷足先登方便行事。而住在阁楼上的女生,先得从楼上通过那摇摇晃晃的绳木楼梯下到男生寝室,方可能与男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可偏偏女生的泄肚人数和频率又比男生高得多,以致闹出杯弓蛇影的误会。(一天晚饭,叶永朴操厨,饭菜烧好了,人却差几个。我循着通往夏家梁子的坡道向上寻去,远远看见廖维蒂、胡进文的人头出现在草丛上方。我以为她们在拉肚子而不敢再往前,只好扯开喉咙大叫:“吃饭了!”后来才知道,她二人是在采集地木耳,为饥肠辘辘的大家增添一点可吃的东西。)

这空间距离上的不平等,大白天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可到了夜晚,特别是夜深人静,大多数人都在酣睡之时,肚子突然闹起革命来的女生,迫不得已只好另辟蹊径了。开始,她们把洗脸洗脚又装菜的搪瓷盆作救急之用。后来,这救急的壮举也不能解燃眉之急了,于是那个“落地窗”就开始发挥它的非景观功效了。原本以为在夜幕的掩护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只有女生和星星才会知道,并且还会被岁月所淹没。可“落地窗”下方那饱经风霜的墙土上,所留下的道道飞流痕迹,早就让山村老乡洞悉了真相。

可奇怪的是,我们在山村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从未有乡亲提及此事。即使我们离开那里又多次返回山村时,也没有人涉及那令人尴尬的往事,直至20多年后的这一次,大家才像讲笑话一样地让它成了话题。正是乡亲们的小心翼翼,才让我们当年脆弱的自尊心得到了保护,使我们回顾那段艰苦岁月时,有反省、有批判,但却没有沮丧、没有怨恨。

2、小黑虫

用“飞流”来标志水库边上那个“圣地”,虽然体现了女士优先的原则,但却有以偏概全之嫌。男生在那座房里,也有永远忘不掉的记忆。

伟大无论高低,深刻不在大小,在那不足30平方米的房里,让男生刻骨铭心的,还有一种极为细小,细小到只有成群结队方才比较容易被辨识的东西。这黑色细小的东西,是最平易近人的。它们不声不响地贴近你,让你浑身痒痒,却绝不会让你感觉舒服。

我第一次见识它们,是1966年12月,到北京拜神之时。它们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令人惊叹的发展力,但它们却与我一样缺乏远见卓识,完全没有预见到与我同行的马志明将会是一个大数学家、中科院院士。它们像骚扰我这样的普通人一样骚扰马志明,让马志明与我一样地难受,一样地狼狈不堪。

这些十分可恶的小东西,还是阶级立场甚为可疑的家伙。当我们在“圣地”男生的卧室里与它们相遇时,它们狠狠地对我们的皮肤修理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像退隐了一样,让我们很难感觉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当山村里的贫下中农登门时,它们却突然现身,让可亲可敬的贫下中农抓背搔肢,一刻也停不下来,形象变得滑稽可笑。害得好心来看望我们的乡亲,只好匆匆几句话甩完之后,就从此远离知青点。即使非来不可,也整死不进知青屋。

对小黑虫这一不可理喻的行为,有知青说是“嫌贫爱富”,但似乎不大站得住脚,因为当时很多知青比山村农民穷得多。有乡亲说那些小虫虫“拿给知青喂乖了”,想来还比较有说服力。

夜晚的飞流、食品的短缺、小黑虫的猖獗,都未能阻挡住这群虔诚信徒的拼搏。大家的身体日益不堪重负,纤弱的胡进文第一个昏倒在了山坡上。为方便亲人照顾,病后的胡进文转队去了米易县。一位男生代表大家去看望她时,将自己身上换下的衣裤洗干净后晾晒在阳光下。胡进文的表姐远远看见那白色的背心上沾满了沙子,准备去拿来清洗时,才看清那不是沙子,而是虫卵。但它们不是小黑虫的产物,而是折磨我们的另一种小虫虫。

3、白色的妙用

蹦跳能力极高的小黑虫,还有一个同一战壕的战友——小白虫。它与小黑虫不仅肤色截然相反,且完全没有蹦跳能力,但对人的攻击能力却与小黑虫不相上下。当年骚扰马院士的头把手,到底是小黑虫还是小白虫,至今还无定论,但小白虫带给我们这群知青的烦恼,却是绝不亚于小黑虫的。

小黑虫是咬一口就跑,颇有来无踪去无影的侠客之风。而小白虫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吃饱喝足之后,赖在人的贴身衣物上不走,以便就近随时消费。它们大概属于虫类中的懒惰代表。

称这懒虫虫为小白虫,其实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它消费了人后就会由白变红又变黑,在深色织物上很难发现它们,因而成为潜伏高手,与快速机动的小黑虫一道,给我们制造出无穷的烦恼。

由于它们的杰出表现,黑白小虫与饥饿、与疾病一同被列入了知青各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下乡成为农民后的第二个春节,三姐从东北回四川结婚,我赶回成都时,被发配到山西煤矿的哥哥已先我到家。我跨进家门,看见这位戴着近视眼镜的‘臭老九’矿工正在缝制白色内裤,全家人则对着我高喊:‘快把全身衣服都脱下来!’我从里到外的衣裤都送到了沸腾的水里,身上的深色内衣裤则一律换成了白色。因为全家一致同意臭老九哥哥的意见:只有白色才便于发现那些小虫虫、消灭那些小虫虫。我也才知道,哥哥那并不地道的缝纫手艺,包含着怎样的苦心。

离开飞流圣地以后,告别了小白虫,我和前赤脚医生的老婆大人却与小黑虫有过一次不期而遇。那是恢复高考前夕,窃据厂领导岗位之一的我即将为人父,分得了没有卫生间的一套二住房。所幸的是,厨房带着一个小小的柴草间。存放那里的木柴和引火用的干草,为一只外来猫提供了满意的产床。不久,4只活泼可爱的小花猫出世了。我那时不时在母亲肚子里施展一下拳脚的儿子,让老婆爱心大发,并将爱扩展至这些小猫。观赏小猫在书架上、书桌上大显身手的表演,成了我们每天必看的节目。

恃宠生骄的小猫,肆无忌惮地到处乱窜,对家具和书籍造成的损坏,并没有影响它们的骄子地位。直到有一天,我和老婆都浑身痒痒后,小猫咪才面临流离失所的风险。小猫咪们的活动,引致大批小黑虫的入侵,逼迫我和老婆、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流浪到厂招待所里寄居。几天后,我们一家仨又回到了厂里分配的住房。被敌敌畏绞杀的小黑虫像洒落满地的黑芝麻,4只小花猫已不知所踪。

若干年以后,当年那肚子里的孩子已长大成人娶妻,盼着当奶奶的老婆大人还时不时念起那4只可爱的小花猫,并为它们变为流浪猫而歉疚。我只好宽慰她,我们不是也流浪了多年,已经受到了惩罚吗,不用再自责了。当这些宽心话还不起作用时,我向她讲述了另一个比猫流浪残忍得多的故事。故事发生时,她不在小山村里。

啊,对了,还忘了告诉你:小黑虫有一个学名叫跳蚤;小白虫有一个学名叫虱子。

 

4、小黄的悲剧

落户江边金沙5队的校友向东转队到其他县去了,与她同队的乐斗带着她俩共同喂养的小黄狗上了山,我们队的知青就成了小黄狗的新主人。小黄狗没有受到新主人挨饿的影响,很快就长得跟生产队里其他成年狗一样高大,但大家仍然叫它小黄。

小黄特别讨人喜欢。我们收工或打完柴回家,她会在知青点外10 多丈远的地方摇头摆尾地迎接你,乐颠颠地把你引回家门。有时我们坐在那里生闷气时,她会围着你撒欢,用嘴叼你的衣角、裤脚,直到你重拾欢笑。特别是我们在场坝上表演节目时,她会跟在我们后面有样学样。我们绕场一周,她也煞有介事地合着我们的脚步走在最后面。男生表演三句半,说最后半句的,总有一个手一挥、脚向前跨一步的动作。这个伟大动作,小黄也会模仿。场上观众的热烈掌声,往往不是报给我们,而是冲着小黄来的。

小黄对知青也有亲疏之分,司光祺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她俩常在一起说着其他人听不懂的悄悄话。司光祺搂着她说悄悄话时,她的舌头伸得长长的,睁着亮闪闪的大眼睛看着司光祺,随着吐气的的节奏,头还一点一点地。

小黄也有同小黑虫一样的阶级立场问题。凡知青登门,哪怕是第一次的来客,小黄也会表现出亲热。虽然这个亲热程度无法同与司光祺的相比,但毫无疑问属于十分友好的。但对来访的山乡原住民,即使是祖宗三代甚至很多代的贫农,她都照咆哮无误,坚决阻止他们进入知青屋。

小黄对知青的亲疏有别,小黄的错误阶级立场,都未能影响小黄在知青中的良好人缘。但小黄无法预料的,是知青距上一次打牙祭【注1】的时间越久,饥饿对男知青的折磨会有怎样的可怕后果。她更没料到的是,自己青春期的一次冲动,竟会成为被扼杀的最佳借口。

那是一个农闲日,散居在不同湾子里、不同梁子上的山村父老兄弟姐妹,早早地就聚集到巫家湾子和包家湾子之间的场坝上,等待看知青的演出。小黄尾巴一摇一摇地跟在我们后面,轻快地踏过田间小路,走上场坝,与我们一道绕场一周。场坝上欢声雷动。打头的男生将手中红旗“刷”地一展,突然队尾“汪、汪”两声,乡亲的掌声和笑声更加热烈。演出过程中,小黄仍然自觉参与知青的表演,但当它与男知青并排手舞足蹈时,却常常被表演的男知青驱赶。虽然如此,小黄依然执着地加入我们一道表演,而观众的掌声自然超过没有小黄参与的演出。

当我们站成一排,呆呆地演唱革命歌曲时,无所模仿的小黄突然从我们身后窜出,迅速奔向对面山坡。我们与观众老乡的目光,一齐随着奔跑的小黄,转向那面山坡的草丛。观众中有小伙子率先高喊:“起草了!”【注2】先前擎旗打头的男生的脸,顿时气得变成了猪肝色。

演出结束,与男朋友忘情亲热的小黄,没有随我们返回知青点。余怒未消的擎旗男生,对先返回的男生说:小黄太丢知青的脸了,居然与富裕中农家的狗勾搭,并提议对小黄处于极刑。被饥饿、被对肉食的渴望烧心的几位男生,全都赞同擎旗男的主意。一套针对小黄的阴谋方案,很快形成了。

带着青春期能量释放后的满足,小黄踏着通往知青点的田间小道,摇动着表达欢快心情的毛茸茸尾巴,完全不知道越靠近她心目中的家越是危险。当走完田埂路,走到往常撒欢的大树下时,一个险恶的绳套勒住了她的脖子。小黄还来不及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就失去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就在那一瞬间,制造这场悲剧的男知青,全都在心里震颤了。先前议论狗肉鲜美时的兴奋,在之前与小黄一起表演节目时的欢乐,全都不复存在了。从那一刻起,知青点几乎没有了人的声音。

与社员聊天去了的司光祺,最后一个回到知青点,远远地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她大声嚷嚷:“啥子东西好香啊!”没有人回应她。她看着一张张沮丧的脸,嘟囔了一声:“今天爪子啰!”【注3】然后便寻找边叫喊:“小黄!小黄!”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呼喊小黄的声音变得凄惨起来。做厨的叶永扑,向她指了指厨房里的大锅。司光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抽泣之声断断续续,直到蓝天完全被黑夜所淹没。

【注1】那时称难逢难以的吃一次肉食为打牙祭。

【注2】当地将公狗称为牙狗,将母狗称为草狗,狗狗做爱叫起草。

【注3】四川话“怎么了”之意。

5、革命食客

文革中有一条传播很广的“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为打砸抢直接提供了天然合理的依据。可最听老人家的话,满脑子除了革命还是革命的一代在校学生,却正是最能吃、最需要吃的食客。为结束文革运动而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恰恰把城里的这一大批革命食客,送到了农村山乡,成都四中的近千名学生,也不例外地成了这千百万食客中的一员。

离开成都以前,学校里成为革命载体的墙壁上,出现过许多革命豪言壮语。其中尤以高二‘甫公’的豪言:‘只要有阳光、水和空气,我们就能在那里生根,在那里干革命’,很有见地的把光合作用赋予革命青年,因而最能打动人。来到1000多里外的凉山后,这一大群年轻食客才发觉,光合作用并不能满足大家对食品日益强烈的需求。把亲如家人的小黄,残忍地变成口中食,仅是例证之一。

当我们队的13位校友,从分散居住的农户家中集中到飞流圣地——第一个知青点后,开初几天还能壮志满怀,迎着朝阳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寿无疆。但不久,这浪漫的画面就消失了。导致浪漫画面消失的,既不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联手破坏,也不是内部出了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而是超负荷的体力支出、小虫虫的叮咬、越来越多的女生成为飞流族的一员,尤其是饥饿,对革命浪漫的打击最大。

随着食物越来越短缺,定时出现的饥饿感越来越不守时,到后来竟然不分男女、不分白天黑夜地随时出现,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饥饿在销蚀着这群既饿且累又病者的浪漫情怀时,又悄悄增长着他们寻觅和发现食物的能力。

女生阁楼上那扇落地窗,那扇下方留下道道飞流痕迹的昔日房门,房门外面那块花生与土豆的轮作地上,女生饥饿的双眼惊喜地发现,新一轮庄稼还未种下去的土里,冒出来一株株嫩芽,嫩芽很快又变成了嫩绿的叶片和白生生的茎秆。当确认了那是花生秧后,女生们为晚餐终于有绿叶蔬菜而兴奋。当她们有说有笑地采集花生秧时,知青点隔邻的顾大姐劝说道:“那东西不能吃,吃了会打脑壳的(头晕、头疼)”。既然花生都能吃,花生秧为啥不能吃呢!女生们决定不接受这个地地道道贫农的再教育了。我们当晚高高兴兴地饱食了花生秧后,果然头昏昏脑胀胀,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以花生秧为食了。

花生秧算是扩大食源上的一次失败尝试,且是唯一的一次失败。而其他尝试,虽然都是成功的,但数量却少得可怜,完全不能解决饥饿问题。例如野蜂糖,那些高高的松树上,凝聚在细细松针上的白色小颗粒,连2秒钟的馋嘴都满足不了。又如‘救兵粮’,那生长在灌木丛中的小红果,酸中带一点甜,能解渴,也能填充一时之饥,故有它解救过石达开军队的传说,它也因而有了‘救兵粮’的美名。但它们毕竟数量十分有限,也并非季季皆有,且吃过以后不久,会感到更饥饿。至于连当地山民都不吃的地木耳,在只有盐巴和辣椒粉外加几根葱时,权作下饭菜还过得去,充饥就远远说不上了。

成为山民后的第一个春节快要到了,空气中已开始加入(甘蔗)渣皮酒的香味。由生产队里统一安排的农活也放松了,但缺少油水的腹中,饥饿感并没有减弱,却又加入了越来越重的对远方亲人的思念。饥饿的折磨、病痛的折磨和思亲的折磨加在一起,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年关。

天无绝人之路。不过这个天不是皇上,而是新结识的乡亲。正当一种无助的感觉悄悄袭向我们时,第一家邀请我们赴宴的乡亲登门了。女生对这天降喜讯是怎么反应的,我不知道,但男生近乎欢呼雀跃的情景,多年以后还历历在目。革命革到头昏眼花的我们,没有为去还是不去而争论,也没有忘记做客得有对主人家表示感谢的礼俗,大家七嘴八舌地为送什么礼讨论开了。不知是谁的主意:送《毛语录》和《毛选》,获大家一致赞同。

已经接到好几家乡亲的邀请。大家翻箱倒柜,把各自保存的红宝书集中在一起,由赖佳分做几等份。然后带上其中一份,大家喜滋滋地上第一家赴宴去了。第一家是东夫和晓峰散住时的房东夏二叔家。我们到达时,众多乡亲已聚集在那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赖佳和火元恭恭敬敬地将红宝书双手捧着交给夏二叔和夏二叔的独子夏盛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乡亲们对这一幕是怎么想的,这些红宝书现在何方,至今对我们仍是一个谜。

神圣的革命礼物交接完毕,主人特意为5个男生安排了山村德高望重、能说会道的包幺奶和另两名乡亲同桌。大碗肉摆上了桌,交谈声迅即被唏哩呼噜的声音所取代。我们专注于口舌和肠胃的良好感觉,完全不知道包幺奶和那两位乡亲,何时转移到了其他席桌。被伟大领袖赞扬过的“革命小将”的战斗力,在山村农家宴席上,有了充分的展示。一碗接一碗的大肉大菜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席桌旁很快出现了几大叠我们吃空的碗,但战犹酣的肠胃并没有结束之意,我们不好意思地又在席桌下很快堆起了几大叠空碗。周围边吃边聊的乡亲,他们是如何看待这群埋头苦干、狼吞虎咽的革命食客的,是又一个谜。

6、落牛坡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知青组恶名在外,原因是外队同学来队吃饭要交粮票。其实,这举措并未实施。我虽不是当年这个举措的主张者,但我还是想为这个‘不得人心’的挨骂主张说两句好话:那是生存危机引起的。不去着手解决生存问题,一味谴责因危机导致的失误,是无济于事的。

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有着那个时代的两张面孔,只不过年轻学生更容易把交给公众阅读的面孔,当作真实的面孔。我们应邀为山村乡亲的座上食客,以真诚之心送上红宝书,展现的是公众面孔;而在宴席上的‘横扫千军’,才是处于生存危机状态下本色食客的真实面孔。山民中的‘两面派’比较少,因此习惯于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例如见知青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补助200斤粮食;在有条件的时候,就给知青多一点吃的机会。

山里人没有城里人那么潇洒。城里人可以红歌天天唱、红舞天天跳,而山里人却要天天盘算咋个才能吃饱、咋个才能吃得好一点。山里人的幸福也很简单,不像城里学生要累死累活跑京城去见了神才能获得。他们是:累了回家,进门就有人喊爹叫娘是幸福;肚子饿了,能吃上一顿饱饭叫幸福;久不久能吃上一碗解馋的肉,当然也是一种幸福……但那幸福得来也不容易。喂猪要粮食,一喂就要差不多一年才能出栏。尽管山里的家养猪嘴筒子特别长,长得像野猪,仍然需要喂粮食,在人都不容易喂饱的时候,谁又有能耐多喂几头呢?

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聪明,猪路不好走就走牛路、羊路。漫山漫坡的草,为菜牛(黄牛)和羊群提供了食源,没有学可上的男娃、女娃下不了田,却可以当放牛娃、放羊娃,从牛羊那里学到了大人开不了口的粗浅性知识,为田地里增加了肥源的同时,也为山里人开辟了可贵的肉食之源。饿痨饿虾的知青,也沾了这些娃娃的光。

久雨后的一天,队养的一头怀孕母牛,误踏上变得松软了的边坡土上。轰隆一声,母牛随着那一大方塌土滚下了山沟。得报的生产队长,派我作兰大哥的助手,去把壮烈牺牲的母牛大卸若干块,挑到场坝上。知青和社员一样地分到了自己那份牛肉。巫朝金队长还宣布,牛胎儿连胎衣一起,就送给知青了。

那时,我们已迁离了临时知青点,住进了同一湾子靠山脚的新房里。除新的龙潭水(泉水)远了一点,其他一切都让我们很是满意。背靠松林、夜听松涛的房屋有足够的空间,女生不再需要穿越男生的房间,男生也不用两个人挤一张床了。有一个带火塘的堂屋做公共活动室,还有一间大大的厨房,可以在那里洗完脚再回房睡觉。煮猪食和做人食,也不需要合用一口锅了。大大的灶台上,两口大锅之间还有一眼放鼎锅的小灶眼。小牛胎拿回来以后,就是在这小灶眼上的鼎锅里由生变熟的。

因吃肉而兴奋的革命知青们,当晚洗脚花费的时间特别长,洗着洗着,又光着滴水的双脚,踏向那口鼎锅去舀胎牛汤的,不乏其人。隋铁第二天同我交流体会时坦承:吃了胎牛肉,晚上特别热,流了很多汗,睡不着,又爬起来喝了两次胎牛汤。然而,就此嗜肉场景,就断定这群城里来的学生是食肉动物,又大错特错了。

从新知青点通往社房的山道中段,有一小片长满李树和桃树的缓坡地,它有一个社员都不知道、只在知青中流传的名字:‘落牛坡’——尽管那胎牛的母亲并不是在这里失足牺牲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中没有人赞美过这里李花、桃花盛开时的美景,大家却垂涎着花落过后结出的果子。知青中人称劳动模范的刘群力,不仅心灵手巧,竹编草编样样在行,而且身手矫健,就曾多次攀上这些果树,享受齐天大圣进蟠桃园的感觉。一次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被晓峰撞见,发现群力落地的地方不仅有许多果核,边上还有一堆牛粪。不知是因为国人喜将劳模比作牛,还是‘刘’与‘牛’音相近,擅长取绰号的晓峰将此无名地命名为“落牛坡”(结合后来晓峰和群力成为夫妻的状况,有人对这段史实存疑:一是群力从树上掉下来的“不小心”;二是被晓峰的偶然“撞见”)。

山乡原住民经过这片果林时,发现还未成熟的果子已没有了踪影。兰大哥说:“今年这些(野)兔啊、(松)鼠啊凶得很嘛!”他们没有心疼这些果子,却担心起城里来的娃娃们。包幺奶说:桃养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但这坡上的桃树结出的是他们都不吃的毛桃子。

 

7、易碎的爱国蛋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奇迹。那个年代的奇迹之一是,被称为祖国花朵的一代人,被不断地浇灌,灌出了任何时候都胸怀世界的伟大抱负。这个浇灌也是循着从土到洋的渐进过程,开初唱着:“我有一个理想,一个伟大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后来改唱:“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与共和国一起大跃进;再后来改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与时俱进地浇灌,直至我们果真被修成了山民和乡民。

从心安理得吃农民的城里学生,一下子实现了童年时代被浇灌出的理想,哪怕饿得直不起腰,病得起不了床,也仍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人,肩负着为国分忧、解放占世界上2/3的受苦受难人民的光荣责任。走进山乡,成为山民,荷包里的那点钱还没吃完时,恰逢供销社派购鸡蛋。

那时的供销社神气得很,哪像现在有些成都崽儿说它们的‘蔫趴屁臭’。它神气到有公社书记就对学校老师说:表现好,就调到供销社当营业员。它能不神气吗?政府对山民的统购统销管理,许多都是通过供销社来实现的。烟酒糖的计划供应是它控制的,布票的发放也是它的权力。更厉害的是派购。派到你名下,有要卖,没有也要卖,收购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收购价也是由供销社铁板钉钉不能更改的,且这个价肯定是比市场价低了很多。

这些派购的东西,都戴着一顶爱国的帽子,就像由粮站收购的公粮叫爱国粮,由生猪站扛走的肉(实物屠宰税——农民没有现金交屠宰税,生猪站的人就以肉代税扛走部分现宰的肉)叫爱国肉,派购的蛋就叫爱国蛋。

爱国蛋派购任务下达到生产队后,面临这神圣的爱国任务,知青也商量着要有爱国表现。尽管我们还没有喂养一只鸡,当然没有人会产一个蛋,就虚心请教贫下中农。根据他们的经验指点,我们也到翻过山顶的上游公社自由市场去买。到这里比赶江边的市场近了许多,路好走一些,蛋也要便宜一些。我们以每个1.2—1.4角的市价买回了准备交给供销社的爱国蛋。供销社的收购价按斤计算,大概相当于8分钱一个。我们以每个倒贴4-6分的价钱,实现了爱国。

在落实派购任务的社员会上,赖佳代表知青户表态认购了一份。坐在我旁边的兰大哥笑着说了一句:“知青就是爱国蛋”。

这些易碎怕热的爱国蛋,并没有进入东南亚的热带雨林,成为那里毛派游击队的营养品;也没有送到非洲炎热的大地上,成为黑人兄弟姐妹的口中食;更没有越过海峡,变为“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同胞”的充饥之物。这些爱国蛋只是进了城镇,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镇人按城镇户口计划供应的食品。不同的只是,昔日的吃农民人,今日也成了被城里人吃的人。

8、蔗林盗影

高价购入、低价卖给供销社的爱国蛋怕热、易碎,被农民戏称的知青爱国蛋,其实也是怕热、易碎的。

从芭蕉湾到山顶夏家梁子,半被松林遮掩的3华里路,是知青心目中的凉爽之途,没有人对它留下特别难受的记忆。但从芭蕉湾到金沙江边,却是知青的炎炎畏途。走出因松树而四季青翠的团结大队,海拔节节降低,气温节节升高。战战兢兢地走完陡峭的陈家高坎子,来到灯塔二队的台地上,无论冬夏,你都会感受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一条通往金沙江畔华弹街子的人行道,将台地一分为二。右面是蔗田,每年五月被一望无际的绿色所覆盖。九月,蔗苗变成了高过人头一、两尺的蔗林。左面有一些散落的民居,最靠近路的小屋住着校友吴唯民、吴唯实兄弟俩。走过这片半山台地,金沙江横亘在眼前,但真要靠近它,还得迎着热浪往下走10来里路。山上山下的温差,有人说高达摄氏20度,盛夏时把鸡蛋埋入江边的沙里不一会儿就熟透了,而山上的气温从来没有超出过30度。

山下对我们充满了诱惑。山下有餐馆愿买我们打的柴,柴钱可以让我们饱胀一顿有肉的饭。山下江边有个摆渡口,小木船可以把我们摇向对岸。对岸巧家县城有个医院,可以治这边区医院治不了的病(我两次发丹,都是在对岸医院里推的氯化钙)。更要紧的是,山下有区和公社的首脑机关,要离开这块土地,还得先由这里的头头脑脑首肯……

即使没有这些诱惑,我们还是得下山。供销社、粮站、生猪站都在山下,购买计划供应物品必须下山。队里烧制的土巴碗、坛坛罐罐,还有瓦和石灰,大批的也只有挑到山下卖出,才能换成现金,提高大家赖以糊口的工分值。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也许在技术层面上完全没错,可因为这热,因为这温差,我们组知青的感受却截然相反。尽管我们每次下山都是早出晚归,躲过了中午最毒的日头,但汗流浃背地爬上灯塔二队的这块平台上时,已经是饥渴难忍、浑身乏力了。此时的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可歇凉、可喝水,最好还能捞一点吃的地方。吴家小屋成了最佳选择,小屋门上那把大锁也因此与我们的喜怒哀乐联在了一起,甚至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取向。

一次,群力、维蒂、进文从山下返回,路经这里时惊喜地发现,门上那把大锁靠边站了。豪爽的群力对着黑乎乎的门洞大声嚷嚷:“唯实,有没得东西吃啊!”接下来,日后相继任美国道公司和杜邦公司科学家的吴博士,在小屋里灶台前,笑眯眯地目睹了三位日后的县处级女干部的狼吞虎咽,聆听了她们制造的唏哩呼噜交响乐。与唯实聊到这个生动场景时,我在电话这头浮想:三位女官员,在官式或非官式的丰盛宴席上,恐怕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吃喝时的畅快了。

男生也到这家小屋打启发,也在小屋里享受过饥渴时获得的畅快,但也有被大锁拒之门外,然后走上斜路的时候。一次,东夫、晓峰和我逃离江边的酷热,攀上这台地时,满心以为吴家小屋会成为我们短暂的庇护所,没曾想到那把大锁绝了我们的望。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让饥、渴、热的感觉出现倍发效应。我们将肩上的空担子撂在小屋门口,顾不得蔗叶会割伤皮肤,溜进了路那边的蔗林深处。

我至今不知道,日后分别顶着知名作家、文化公司老总、大学老师头衔的我们三位,在蔗林盗影中可排到第几把交椅。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是‘蔗偷’中的幸运者:没有被抓现行——尽管那时甘蔗没有统购统销,因而没有‘爱国蔗’,也因而即使被抓‘现行’也不会有多严重的处罚。曾经现场捉拿过赵姓和秦姓校友的灯塔二队的村民,可能至今也不知道还有这三位知书识礼的蔗偷漏网。

回顾这次做小偷的经历时,很奇怪,脑子里竟然冒出了文革前,听忆苦思甜报告时记住的一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9、山村共产主义

知青就是知青,这个奇怪群体中的人,哪怕是做了小偷,依然是纯洁的,就像孔乙己‘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一样,哪怕是饿得头昏眼花、累得喊爹骂娘,仍然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有机会就会奋不顾身,为革命血洒疆场。落户宁南的四中校友中,恐怕没有人会忘记温仲伦这个名字,在英勇扑灭山火过程中他受了伤,后来参加缅共游击队,将自己的年轻生命献给了异国他乡。泰、缅游击队(解放军)中到底有多少中国知青,可能温仲伦的战友李向群同学比其他人更清楚,但这段历史将怎样评价,恐怕也只好交由后代的后代去完成了。

不过,赶不上中国战争年代,却赶上邻国战争的校友,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同学还得与原住山民一样面对深山大沟、肩挑背磨。原住山民的理想:让老婆儿女吃饱穿暖住好,更多属于先天承继下来的,自然没有新山民源自后天的,为国为全人类的理想那么高远,却比新山民的理想更能持久、更能约束他们遵守山村乡民几百上千年形成的行为规范,偷鸡摸狗之事,在他们中反倒很少听闻。新老山民的思想差距,就像现在的北朝鲜人同中国打工族的差异。不过,老山民的思想行为,似乎更接近林副统帅早年在井冈山时对共产主义的解释:‘共产主义就是大家发财’。

过年(春节)仍然是我们所在小山村的最重大节日。虽然居民是彝汉两个不同民族,但都把过年当作聚会(party),且聚会的主打食品都是被计划经济变得十分珍贵的猪肉。山村再穷的人家,也会在过年期间宰杀一头猪。这头被宰杀的猪,在一年一次的这种聚会中,就会被来宾吃掉一半有多。聚会表现为山寨式的共产主义(此山寨非彼山寨,与模仿无涉),但它不是宣传性的,也不是一次性的,因为参加的人都清楚,他们参加聚会,就是承诺有难同当、有忙大家帮。

私家建房,是山村的巨大工程,没有哪一家能独自完成。从到数十里外的深山老林买树、伐木、改椽皮、扛檩子,到挖地基、舂墙体、上房梁、盖屋顶……都是山寨共产主义聚会参与者大显身手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小圈子(山寨)里“大家发财”的共产主义。在交通不便、物质匮乏的年代,小村落就是这样形成和繁荣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山村共产主义小圈子里没有权力中心,每个共同完成的工程,老板就是房主本人。)

老山民的“大家发财”,当然与知青的‘解放全人类’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在山村的苦日子里,知青的这些高远理想也渐渐脱离了接受时的轨道。如果说吃社员、吃不是自己栽种的东西,还理不直、气不壮,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吃知青同学,那就有共产主义大家吃、不吃够不罢休的豪迈气派了。

那年初冬,红星公社高峰二队初二的校友宰猪,老刀(维达)登门邀请我们前去共享(那是我校同学落户的4个公社中最高最险峻的公社,我到现在都还没有闹明白,学校为何将将初一、二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安排到那里)。从华弹地界穿越上游再到红星,沿途美景视若不见,但那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却令我格外兴奋。经过板栗树水库时,我竟跳下去游了一趟,那高山刺骨的凉水,也不能冷却我的高涨热情。

初二校友座落在一棵大板栗树旁的知青屋,屋里屋外挤满了不同班级的校友。在看不到未来的岁月里,这是最不需要思考的快乐日子。海吃海喝,无拘无束,大声说笑,梁山好汉打完胜仗回到山上,无非也就如此!超量的暴饮暴食,转化为了一种不良气体。夜深了,校友们两人甚至三人挤在一张铺上,鼾声混合着酒气、汗味和从身体里溜出的不良气体充满了小屋。

10、牛眼枉大不识好人

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也是红歌天天唱、红舞天天跳的年代。奇怪的是,以红为象征的前者总是与贫、与穷、与庄稼作对的草联在一起;而后者却与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与长出粮食的苗联系紧密。更为奇怪的是,人们展示给公众的面孔都是红的,而私底下的真实面孔,却与他们所批判的更靠近,且一旦将自己的真实面孔示与人,就会被批判、遭唾弃。我们成为山乡居民后不久,就有两位校友,一个是因为打柴卖,一个是因为‘倒卖粮票’,就被校友作为恶事恶人传播。但事实上,面临生存危机时,选择这类与资本主义挂钩‘恶行’的,岂止是王尖兵与那位初三校友袁修福。

我们在飞流圣地时,住得最近的邻居,是资格老贫农顾大伯一家。这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东夫所摄的三张照片中,除那位老奶奶之外,所有山乡原住民都是顾大伯的子女。由知青当老师、出书本的小学办起来后,顾家的好几个子女都成了这个义学学堂的学生。其中一位坚持时间长却学习最困难的学生,就是顾家的小五娃。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小五娃的左肩下有一块久久不能愈合的创伤。赤脚医生的何雯,与赖佳、应谷翻遍了她们手边能找到的医书,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怀疑:癌症。顾大伯说,已送小五去区、县医院看过医生,他们都说治不了。包打天下的这群知青开会决定,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贫农的儿子就这样丢失生命,地方医院不收治就送部队医院。打算到米易湾丘五七干校探望父亲的东夫,自告奋勇绕道护送小五去西昌邛海湖滨的部队医院。

东夫怀揣大家东拼西凑的钱和粮票、布票,带着行动已比较困难的小五上路了。时值雨季,到达宁南县城后,突然爆发的山洪将通往西昌的一段公路冲垮,东夫只好带着小五绕道布拖县。素有凉山第一坝之称的布拖,至今仍是贫困县之一。这个山高皇帝远的高原小城,当年却是一个票证交换【注1】的安全处所。因路程和路途时间的延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盘缠顿时捉襟见肘。窘迫之中的东夫听见粮票、布票换钱的吆喝声,顿时见钱眼开,喜出望外,斗胆跨出了这官方高喊打击、民间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一步。盘缠危机解决了,还有富余,东夫又给男生一人买了一件海魂衫。

小五最后还是被部队医院退了回来。他弥留的日子,是在巫家湾子后面荒坡上的一间茅草房里度过的。安葬他时,天灰蒙蒙地像哭丧着的脸。参加抬棺的知青全都大脑空空,只觉得躺着灵魂已远去了的小五的棺木特别沉重。映证小五最后岁月,并记录着东夫的好心和大胆的海魂衫,在数月后获得了一次集体亮相的机会。

那个年代,也是老人家推行全民皆兵的年代,我们几个男知青,全都成了‘基干民兵’,我还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副排长。在这个不拿补贴工分的副排长任上,做过的最大事情,是与同队的男知青一道,去县上参加民兵师成立大会。为了缩短路程、省下路费,也为了避开金沙江边的酷热,我们决定不采用从芭蕉湾下到华弹再顺公路到县城的传统路线。那一天,我们起了一个大早,按头天晚上的约定,都穿上了东夫买的海魂衫,还每人手持一根扁担。当太阳快要露脸的时候,我们已在蜿蜒的山道上走出了几十里地。

穿越上游公社和红星公社的地界,我们下到了距县城36华里的谢家坝。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没有了树丛的遮掩,我们清一色的海魂衫格外显眼。公路旁水沟边,几头水牛正在悠闲地啃着地上的青草。下乡一年多,我们对这些长着一对角的庞然大物,已有了几分亲近、几分佩服。东夫和晓峰还学会了使唤它们,成了它们干活时的伙伴。但我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眼前这群革命水牛【注2】竟然扬起角来,瞪大它们特大的双眼,向我们直顶过来。猝不及防的我们赶紧挥舞手中的扁担,边抵挡边退却,最后只好落荒而逃。

这些枉自生着一双大眼睛的水牛,完全看不出这些海魂衫所包含的好心,让我们经历了当上基干民兵后的唯一一次训练——惊魂训练。

 

【注1】那是一个红歌年代,也是一个票证满天飞的年代。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蛋票、烟票……,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几乎都要凭票购买。全国除少数持特供证的人而外,几亿人离了这些供应票则寸步难行。几十年后,有人撰文歌颂票证发明者的丰功伟绩,却不能去探究为何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勤劳民族,会变得如此可怜;更有甚者,几十年后可以行政之力推动红歌红舞,颂扬那个当年制造民族悲剧的神坛霸主,却不容许剖析个人何以就能践踏几亿人、让整个民族陷入民苦国穷的体制和文化原因;更不容许对造成黑猖狂、红泛滥,以红掩盖黑的体制作出一点改变。

【注2】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做革命老黄牛’,成为山民后与牛有了亲密接触,方怀疑这是文人的误撰。因为,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山村里,黄牛是菜牛,专门放养来给人宰杀的。干活的是水牛,特别是犁田、踩窑泥这类需出大力的活路,也只有水牛才承担得下来。且牛也同人一样,老了是干不动活儿的,也一样需要离职休养。按照大干快上的要求,要我们学习的是水牛,且是年轻力壮的水牛,而不是黄牛,更不是老-黄牛。

 

11、要做神仙也容易

‘谁人儿时无幻想’,记不住这是哪一位说的了。50年代那批少儿,有人幻想做将军、做高官,有人幻想做科学家、做教授……,几十年后,有的人梦幻成真,更多的人则放弃了当初的幻想,走入了普罗大众——托起这社会大厦的普罗大众的行列。还有另一类幻想,实现难度最高的幻想——做神仙。小学四年级时,我班来了一位复学留级生,就是幻想成仙的人。

据说腾云驾雾是神仙的主要手段,也是神仙的重要标志。这位张校友就曾经撑着一把雨伞,从阁楼上跃出。未曾修炼到家的他,摔伤复原后到了我班,但仍未放弃做神仙的梦想。上课时席地而坐的他,有时会突然发力,‘呀呸!’一声,将垫在屁股下面的扫把,猛地抽出扔向讲台。(后来,该同窗在肖筱彦的母亲、我们的时任班主任刘老师帮助下,放弃了做神仙的幻想,成了一名好学生。他的名字和刘老师的名字,出现在占市委机关报3/4版面的长篇报道中。)

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张同窗的神仙梦破灭了。未曾料到的是,他的梦幻却由我在这深山里实现了。

那是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即将开镰收割谷子了,生产队里照例放假一天。成都来的知青加入为山民后,这一天就增添了一个新内容:看知青演节目。场坝上早早就聚集起了男男女女。站在知青点门口望过去,通往场坝的道路上,还有牵线线的人在向着场坝流动。前来观看知青表演的人们,远远越出了生产队。

因遗传基因的缺陷,在辣椒世界里一不小心就幸福感顿失的我,那一天早晨正蹲在木棒把门的人畜共用粪坑边,只听外面‘宣传队长’赖佳幺三喝五地催促大家抓紧时间。我不敢怠慢,赶紧处理完纯私人紧急事务,回到与火元、隋铁同住的房间,在窗台上摸索对抗辣椒的黄连素。

正是渴望睡懒觉的年龄,罗嗦的女生、懒洋洋的男生,终于走出了知青屋,走上了田间小路。半人多高的黄熟稻谷在风中摇曳着,夹道欢迎这群渐渐不新了的新山民。不对啊!怎么这田埂路那么软呢?看看脚上,穿的还是那一双解放鞋;看看脚下,好多天没落雨了,黄中带黑的土路已被踏出了一条灰色带子。抬头望望天,怎么斜出山头的太阳变成了好几个,像好几张煎饼叠在一起。一个遥远的、像是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的声音传了过来:“你是咋个里喃!”走在前面的火元回头看见我偏偏倒倒地落在后面,又倒回来想搀扶我。我一迭声地说:“没得事、没得事,只是觉得像神仙一样轻飘飘的。”

节目演出开始了,每次被懵都会报以热烈掌声的社员同志们,这次也不例外。节目的重头戏是东夫、赖佳和晓峰集体创作的《青山血泪》话剧,我的任务是在演出过程中提供背景音乐。没有CD、没有录音带,当然也没有让它们发声的工具,更没有乐队,有的只是一枝笛子、一把二胡和记不全乐曲、吃不准音的演奏者。还在像神仙一样云里雾里的我,在赖队长的提醒下拿起了笛子。糟了,吹不成调。场上扮演贫农大妈的赖佳,不忘瞅空子狠狠地瞪我几眼。“不要紧”,我云里雾里地想:‘这忆苦的剧情应配合悲伤的曲子,不应是欢快的笛声。我换成了二胡,迷迷糊糊记得拉的是《江河水》,怎么又变成《赛马》了……’

对知青表演中的任何意外都会开心开怀的社员同志,他们是怎样表达的,还有赖队长是怎样愤怒的,我迷糊的双眼和闭塞的耳朵,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见。懵懵懂懂地回到知青点昏暗的屋里,【注1】我一头倒在床上,立即就进入了睡梦之中,任他们呼喊和推摇也没有回应……

我飘呀飘地,回到了刚开始识数的幼童时期。我站在糖果店的玻璃橱柜前,盯着橱柜里4分钱一个的蛋糕,心里想:不是四舍五入吗,为什么还要用钱买呢……我又飘回到自己家里的床上。服用‘何济公’后【注2】,额头不烫了,浑身也湿透了。妈妈站在床边用热毛巾给我擦汗,床头柜上的盘子里放着应当四舍五入的蛋糕……

我的身体晃动起来,一个声音叫道:“吃饭了,起来吃饭了!”我慢慢睁开眼睛。是隋铁在摇我、叫我,还问我是否看见他因药瓶打碎而散放在窗台上的安眠药。

【注1】高山房屋有两大特点:一是就地取土舂出来的墙体特别厚,二是窗户特小、特少,因而室内光线特别差。墙厚,因此窗台特别宽,加之光线相对明亮一些,故成为山里人放置常用小物品的地方。

【注2】‘何济公’为那个年代的感冒退烧药,现在香港仍有售。

12、恋情曝光在月夜

1970年夏季的一天,华弹公社连到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里,响起了区委副书记杨方秉的声音,让一条广为流传的民间消息转正为一则官方通知:九省三部的领导和代表即将到华弹考察。广播里随后宣布了考察期间的若干条纪律,其中一条是,无论男女都必须穿上衣。这个规定绝不是‘打屁不沾大胯’,炎夏之时华弹街子上确有妇女赤裸上身的。但对山顶上的团结大队,就是多此一举了。在山顶那个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有线广播的三无世界里,大片松林造就的凉爽,让那里的人没有裸露上身的习惯。

九省三部的考察,认同将金沙江边风沙弥漫的焦渴土地,建成甘蔗糖业基地,直接促成了七〇水库的开建。虽然只是在飞机上都不易注意到的一个小小亮点,但它却是宁南县当年的头号工程。我们落户的团结二队,虽不是水库的受益队,但仍被征调为施工队伍。大队革委会主任、被知青永远亲切称呼为‘队长’的夏盛松,是水库建设光荣榜上显著位置的人物。但在水库建成后,他在为团结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却成了阶下囚,落入了妻离家破的悲惨境地。这些都是知青复归“城镇人口”后的后话,先按下不表。

水库开建之初,用现如今的话来讲,走上工地的青年男女们像是参加party一样,虽不一定海到翻,但的确是相当亢奋的。在水库修建期间,到底有多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瓦解,没有详尽的数据,但却传闻不断。知青的兴奋程度,恐怕也不逊于土生土长的山村青年。这期间恰逢面向知青的大规模招工,对个人前景有了崭新想法的外来山民,压抑的情感纷纷爆发,短时间内由地下暗恋转为公开表达。这样的故事一个又一个,火元与应谷,也是这些故事中的一对。不过,二人恋情的曝光,既不是在水库上,也不是在大白天。

我们一年新的知青屋,是在山头坡脚处平出的一块台地上建成的。台地前是包家湾子缓缓向下延伸的层层梯田,一直连接到沟口那一汪碧水。从沟口壁立的两山头之间望出去,就是金沙江对岸高耸的大山。知青屋后的坡坎上,是密密森森的松林。松林靠近坡脚的地方,还生长着一丛丛的野梨树和一些不知名的灌木。每当月明之夜,月光下的黛色山林变得特别静谧。晓峰和东夫还未走向军营、七〇水库还未开建之时,这样的宁静月夜,又该是大家凑一块儿吹拉弹唱穷欢乐的时候。

又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留守知青屋的和临时从水库工地返回的同学,像往常一样坐在厨房里的草墩上,就着刚洗完脸的面盆洗热水脚。大家边洗边聊天,聊着聊着,司光棋左右环顾:‘吔!庄火元到哪儿去了喃?’我避开她的目光,正不知该怎样回答她时,她已扯开喉咙大喊起来:‘庄火元!庄火元!你在哪儿?’房后坡上松林里传来庄火元的声音:‘我在这儿!’

在水库工地上,我也许是最先知悉庄、杨二人间长期暗恋的。作为他二人间的临时信使,我只好将秘密告诉司光棋和在场其他人:这是庄、杨二人在松间月下享受第一次浪漫。

13、小黄,请原谅我的粗心

曾有一段时间,参军、招工、修水库、公社抽调,让原本同住10 多人的知青屋,就剩下了我一个留守人士。那是农闲时节,地里活路不多,常有时间到房后山林中去转悠,寻找那些弯弯树,放倒它们后拖回知青屋旁,砍成几截,再劈成若干块堆码好,让它们在阳光下被风吹干变黄,除留一部分自用而外,就是等山下的同学来挑走。

那段时间,山下的同学朱新杰和杨晖是常客。每次来,她俩都捎来山上不出产的红糖。我们围坐在火塘边,谈学校、谈同学、谈知青生活、谈未来,也谈那些长期的禁忌话题,完全没有受班级、年龄差异的影响。我的笨手笨脚、不善舞蹈,也是在那时泄露给两个学妹的。

帮助我驱逐孤独感的,不仅有这两位可爱的学妹,也不仅仅是心中刚与我私订终身的她,还有包大伯送给知青的那只小黄鸡。这也是一个丫头片子,她继承了一年多前被冤杀了的狗姐姐的名字:小黄。

对小黄的管理,一如若干年后对我儿子的管理一样,绝对粗放。清晨,她比我起得早,独自在房屋四周寻寻觅觅。我要离开知青屋前,就撒两把干玉米籽或糠米,让她自己安排进餐。下午我回到知青家,她会从不知什么地方钻出来,围着你转,“咯、咯、咯”地讨吃。如来不及给她撒食物,她也不缠人,又两只脚一跳一跳地,自己到房屋四周找食去了。

如此放任自流,并没有导致她营养不良。她很快就长高长大变丰满了,有时还会变得像凶猛的野丫头。生产队保管员何三叔就曾向我告状,说他有次来找我耍,刚走近知青房,小黄就飞起来扑向他,啄他的眼睛。我只好笑笑,心里想: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黄居然自动担起了保卫家园的责任。

小黄长大了,也有了找伴儿、成家立业、养育孩子的念头,不过我却浑然不知。一天下午,我返家较早,走到露天柴垛前,看看是否需要补充,突然听见山坡上传来‘咯、咯、咯’声和翅膀扑腾的声音。我赶忙扭头一看,小黄正从松树脚的灌木丛中飞腾而出,松林顶上有一只苍鹰在盘旋。我快步奔向小黄腾起的地方。在粗壮的松树脚和灌木丛之间的隐秘地方,在一笼草上,静静地躺着14 个鸡蛋,黄黄亮亮的在蓝天下闪着光。我大喜望外地将他们捡回厨房。

几天后,胡进文从米易来看望昔日一同吃苦、一同被虫叮咬又一同饿肚子、一同拉肚子的校友、班友【注】,这14 个鸡蛋就派上了用场。可当我打开第一个鸡蛋时,我就傻眼了。接着连续打开几个鸡蛋,全都是还未完全成形的小鸡崽。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粗心让我成了刽子手。我竟然从来没有注意到小黄有了男朋友,我居然就这样扼杀了小黄的14个小宝宝!

几个月后,我们全部告别了知青生活,离开了这座山村房屋。走之前,将小黄归还给了包大伯。奇的是,包大伯代替知青,成了这座房的新主人。不知小黄是否也随包大伯,回到了这块她成长的地方,回到了她失子的伤心之地?

【注】胡进文和廖维蒂转队走后,她们同班还有三个女同学留在队上。

没有结尾的结束语:知青——颂歌年代的产物

写下这个题目后,我又有些犹豫了:这原本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故事,何苦还要牵扯那么远呢?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又觉得不适当拓宽一点的话,难免会被碰巧读到这些文字的后人,误以为我们那一代人都有点智障,都有一点先天性脑残。因为这些真实的故事,之所以还算得上故事,就因为里面充满了常识性的错误,而这些错误都贴着革命的神圣标签。不幸的是,用革命理念灌输出来的一代知青,是这些故事的主角,是这些常识性错误的载体。

那个产生知青的年代,本身就是一个酿成常识性错误的年代。人要生存,就要吃喝拉撒,就有衣食住行需求,就需要靠发展生产去满足,这是常识中的常识,却被贴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标签而受到批判,也于是就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奇谬口号。可悲的,还不在有人会犯常识性错误,而在于这些常识性错误竟会成为充斥报刊、广播、大小会议的社会单一声音。

那是一个常识性错误的年代,也是一个唱红歌、跳红舞的年代。红歌其实就是颂歌,所以那个年代叫颂歌年代可能更为准确。由上而下推动的歌颂活动,歌颂的对象越变越窄,从整个政权到一个组织、到这个组织的最高层,最后就是歌颂一个人和打着这一个人旗号的几个人。被歌颂者是批评不得的,从50年代开始,因为批评被歌颂者而吃不了兜着走的人数累计在百万以上,其中不乏被歌颂组织中的领导成员,就因为批评而成了“敌人”。善歌善颂像战争年代的战功一样,成为职务高升所依据的功绩。颂歌声声,歌舞升平,不再有逆耳之言的局面由此形成。

施政有失,不足为怪。怪的是有失而不准议论、不准批评,且越错越歌越颂。于是,昏昏然者继续浑浑噩噩,头脑稍清醒者装聋作哑,大家都加入权力造成的‘共识’,舆论终于实现了一律,错误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俯拾皆是的常识性错误,只不过是社会走到崩溃边缘的生态表象而已。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600多万城镇学生陷入就业危机。将这危机转嫁到农村,由农民来消化危机,才有了国家历史上最庞大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群体。

从发动城市在校学生“造反”而开始的文革大规模运动,又以将这些学生娃娃驱离学校、驱离城市而结束。这些对领导和发动这场社会大动乱的人间尊神无限崇拜的学生,这些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深信不疑的虔诚信徒,这些怀抱‘解放全人类’理想的热血青少年,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实现了身份转移,一个上千万人的政策性社会群体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颂歌年代的一大奇迹。那么庞大的人群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和平地从城市迁移至农村,成为国家二等公民中的新成员,在除开空气比城市新鲜外几乎所有条件都比城市差的地方,开始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这样的奇迹不太可能重演了,就像无偿地为几代君王修筑长城那样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一样。当然,有那么一些人想回复旧历史,以便成为旧历史中的大人物,也是难免的。

历史可以终结一个时代,但却不可能立马终止一些人的旧梦。利用旧体制授权形式获得权力的做梦人,制造出一点梦幻效果,也不足为奇。诸如让服刑犯人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妙龄女子身着旗袍指挥一群僧徒高唱红歌之类。这些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虽无法与创造一代知青的历史悲情奇迹相提并论,但它们居然还有市场,就值得深思了。

30多年了,酿成文革,或者说纵容主政者“成功”发动文革的体制,阻碍回归宪法的体制,有了根本的改变吗?没有!这么多年来,反腐倡廉、顾及民生的调门不可谓不高,下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谓不多,但环境恶化、官员腐败、道德堕落;穷人和富人、官员和百姓都感到越来越不安全;社会恶质化的趋势还在扩展,可我们为何还要顶着民众的呼喊,硬撑着说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改呢?今天我们再提知青话题,产生知青的时代,产生那个时代的体制,就是再也绕不开的一道坎儿。

本文最后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于建嵘:今天在清华给政法干部讲课时,我问:你们真的相信高楼大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能解决当前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你们真的相信唱红歌跳红舞能解决当前中国严重的政治腐败?你们真的相信武装警察能解决当前中国严重的官民冲突?大家神色凝重,纷纷摇头,无奈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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