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说到梁思成，但多数是说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或者是他和林徽因的浪漫人生。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也许更加怀念这位建筑学家，如果北京城的规划能按梁思成的思路去办，北京将是一座文物城市。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人们拆墙的时候，不会想到他，推倒牌楼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那是一个一切新的都好，一切旧的都糟的时代，梁思成是无能为力的。今天回头一想，人们只好叹息。当时的气氛下，拆了城墙，推倒牌楼，还算是走得不远，要是按照有些人的理论，连故宫也应该拆掉。我在1955年10月的《学习》杂志上，读到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何祚庥），文中这样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见该杂志17页）我读到这里，就好像有些理解梁思成了，他一介书生，除了有专业知识，还有什么呢？

过去梁思成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以梁思成的家庭背景和留美经历，以及当年与中国知识界的交往，他不应该退得那么快，或者说，跟得那么紧。1952年梁思成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4月18日），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能泼的污水全都浇到自己的身上，好像自己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抛弃的，一个读书人写文章自我作贱到如此程度，实不多见。但这类文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留学欧美经历的知识分子身上，几乎是很平常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没有写过这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次读的时候，我先怀疑是否他们亲笔所为，再是怀疑这类文章可能都是组织上逼出来的。这些文章虽然各有角度，但几乎都像是一个人做的。梁思成1952年写的这类文章肯定不止这一篇，这一关他算是逃过来了。

经过这一番洗澡，梁思成按说该是一个新人了，但奇怪的是1954年梁思成在当时《新建设》、《建筑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建筑的学术论文又差不多都是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甚至就是在1952年，一方面接受思想改造，一方面他又说过：“使艺术服从材料结构就是削足适履。”这样的话，在当年是多么不合时宜呀。从这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像梁思成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固然可以在表面上顺应，甚至公开表态，写文章作贱自己，但在内心深处，那些融入血脉的东西，是不愿或想放弃也无法放弃的。梁思成是这样，其他人也大体如此，而且有时你会发现，在当时愈是毫无遮拦作贱自己的知识分子，内心好像愈顽固，我有时就想，也许他们早已把那种作贱自己看成一种无法不进行的游戏了，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又还在使用自己旧有的武器。

1955年前后，梁思成的建筑理论基本被否定了，随后而来的1957年，梁思成也逃过来了。在这年夏天，梁思成的有些文章又让人想起1952年他自我批判的时候，不过这回他批判的多是当年自己的朋友，比如他就从《新月》的旧账里拿出一些东西，批判罗隆基。这一年夏天，真不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中度过的。眼见着自己早年的朋友一个个从政坛和学界消失，梁思成内心是怎样的感受呢？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10年！多么幸福的10年。”（17页）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时期该发生的一切都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发生过了，《武训传》也批判过了，还有胡适，再加一个胡风，这样就到了1957年。隔过一个大跃进，梁思成就写出了前面这篇文章。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一个出身名门，修养极好的大学教授在自己感到万分幸福的时候，难道他的内心就没有波澜吗？这是梁思成的困惑，同样也是我们想走近 。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