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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2018年06月15日 未分类 暂无评论 阅读 117 次

经常有人说到梁思成,但多数是说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或者是他和林徽因的浪漫人生。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也许更加怀念这位建筑学家,如果北京城的规划能按梁思成的思路去办,北京将是一座文物城市。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人们拆墙的时候,不会想到他,推倒牌楼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那是一个一切新的都好,一切旧的都糟的时代,梁思成是无能为力的。今天回头一想,人们只好叹息。当时的气氛下,拆了城墙,推倒牌楼,还算是走得不远,要是按照有些人的理论,连故宫也应该拆掉。我在1955年10月的《学习》杂志上,读到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何祚庥),文中这样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见该杂志17页)我读到这里,就好像有些理解梁思成了,他一介书生,除了有专业知识,还有什么呢?

过去梁思成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以梁思成的家庭背景和留美经历,以及当年与中国知识界的交往,他不应该退得那么快,或者说,跟得那么紧。1952年梁思成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4月18日),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能泼的污水全都浇到自己的身上,好像自己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抛弃的,一个读书人写文章自我作贱到如此程度,实不多见。但这类文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留学欧美经历的知识分子身上,几乎是很平常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没有写过这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次读的时候,我先怀疑是否他们亲笔所为,再是怀疑这类文章可能都是组织上逼出来的。这些文章虽然各有角度,但几乎都像是一个人做的。梁思成1952年写的这类文章肯定不止这一篇,这一关他算是逃过来了。

经过这一番洗澡,梁思成按说该是一个新人了,但奇怪的是1954年梁思成在当时《新建设》、《建筑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建筑的学术论文又差不多都是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甚至就是在1952年,一方面接受思想改造,一方面他又说过:“使艺术服从材料结构就是削足适履。”这样的话,在当年是多么不合时宜呀。从这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像梁思成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固然可以在表面上顺应,甚至公开表态,写文章作贱自己,但在内心深处,那些融入血脉的东西,是不愿或想放弃也无法放弃的。梁思成是这样,其他人也大体如此,而且有时你会发现,在当时愈是毫无遮拦作贱自己的知识分子,内心好像愈顽固,我有时就想,也许他们早已把那种作贱自己看成一种无法不进行的游戏了,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又还在使用自己旧有的武器。

1955年前后,梁思成的建筑理论基本被否定了,随后而来的1957年,梁思成也逃过来了。在这年夏天,梁思成的有些文章又让人想起1952年他自我批判的时候,不过这回他批判的多是当年自己的朋友,比如他就从《新月》的旧账里拿出一些东西,批判罗隆基。这一年夏天,真不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中度过的。眼见着自己早年的朋友一个个从政坛和学界消失,梁思成内心是怎样的感受呢?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10年!多么幸福的10年。”(17页)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时期该发生的一切都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发生过了,《武训传》也批判过了,还有胡适,再加一个胡风,这样就到了1957年。隔过一个大跃进,梁思成就写出了前面这篇文章。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一个出身名门,修养极好的大学教授在自己感到万分幸福的时候,难道他的内心就没有波澜吗?这是梁思成的困惑,同样也是我们想走近 。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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