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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个人责任
作者:龚小夏 2008年10月7日
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逐渐将美国的大选推向了一场现代版的“面包与马戏”的闹剧。白宫提出了七千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在九月二十九日被超过半数的怒气冲冲的众议员否决了,其中有一百三十三位共和党人,九十五位民主党人。来自民主党左翼的反对者认为,这个救市计划救的是华尔街,忽略的是普通人民的利益。像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多次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的库辛尼奇就公开指责说:“该计划是由恐惧而不是由事实为基础的。这个计划将太多的钱在太短的时间里面交给太少的人,而有太多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他问道:“这是美国的国会还是高盛投资银行的董事会?”来自共和党右翼的议员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如此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痛斥这个计划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终结。” 在近年来分裂的政治气氛中,难得有这样一次共和党的右翼和民主党的左翼结起临时的联盟。
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大出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消息传出后,道琼斯指数当日狂泻七百七十七点,一万四千亿美元的股票市值立时人间蒸发。在恐慌之中,参议院两天后以四分之三的高票通过了救市法案,而这个交到众院去的法案却比原来多出了一千五百亿,成了一个总共八千五百亿的决定。这笔增加的钱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附加计划和条件,包括减税与提高联邦保险的存款额,以吸引左右两方更多的议员。终于,众院在十月三日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这个迟来的方案却没有能够阻止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大幅度下跌。与2007年十月相比,道琼斯指数减少了大概三分之一,令千千万万的美国家庭受到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即便救市法案能够起到作用,最终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来买单,有点应了《水浒传》里面那句“割猫儿尾拌猫儿饭”的俚语。平摊下去,每个家庭为了救市大约要付出六千美元。更糟糕的是,这笔糊涂账最后恐怕要由子孙辈来承担。
在大选年里,选民的怒气很自然地发泄到了执政者的身上。布什政府的民调支持率不到百分之三十,而在一些调查中,国会的支持率甚至降到了个位数。离任期结束只有一百多天,布什政府看上去已经完全没有了管理国家的热情,搪塞一天算是一天。由财政部长保尔森推出的整个救市计划给人一种毫无章法的临时措施的感觉。国会议员每天接到本选区选民的大量来信和电话,据说其中超过百分之九十对救市计划表示强烈的反对。
而在两位总统候选人中间,民主党的奥巴马显然是金融危机的受益者。他的对手麦凯恩受到共和党白宫的拖累,在过去三个星期中支持率一路下滑。大量选民一方面表示对政府经济计划的高度不信任,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政府能够做点什么来保证他们的财产不受太大的损失。而人们期待,一个民主党的政府通常会比共和党的政府在干预经济上更加积极主动。选民对于政府干预的矛盾心理,正在左右十一月四日的选举——包括总统与国会——的最后结局。
美国经济陷入今日的地步,行政和立法部门自然脱不了干系,但是在最初的愤怒之后,许多人也开始反省:这场危机背后的社会因素在哪里?除了华尔街的贪婪之外,普通的美国人对造成这种状况有什么样的责任?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进口货物的快速增加,美国人的消费突飞猛进,同时推进的还有美国的债务经济。鼓励穷人模仿富人去消费,成为一种呼唤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有一个指数很能够说明问题:从2001至2004年,也就是布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中等收入家庭的负债率增加了三分之一,贫穷家庭的负债率也在增加。大量负债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而在负债的同时,消费也在快速地增长。美国人的平均支出比收入高百分之四。次贷危机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产生的。换句话说,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之外,次贷危机有着深刻的社会和道德根源。
拥有自己的住房,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根据不久前的统计数字,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住房的所有权属于住户。“拥有自己的住房是一种人权”的观念在近年来日益普及,而且成为政府推动的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公司放出去的大量房贷之所以收不回来,并且在金融业造成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与这种观念的推广关系极大。在短期低息贷款的引诱下,本来买不起房屋的人买了房,而本来只能供得起十万的人有可能去买三十万的房。人们相信房屋总会不断地升值,因此为住房所欠下的债务其实等于是保险的投资。同时,在房屋升值的假定前提下,许多人也将房子当成银行,不断地通过房产抵押贷款来借债消费。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果然,延续了几乎七、八年的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将美国经济拖入了一场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
在金融危机威胁下的美国人如今面临着两种原则上相互冲突的选择:是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呢,还是让市场来最终摆平?政府救市以及其它方式的出手也许能够比较快地见效,但长期来看却也可能是饮鸩止渴;自由放任则没准会让经济堕入可怕的萧条。折中的政策或者起不到作用,或者干脆两头不讨好。无论哪种选择,都会给普通人带来痛苦。
在十一月四日,美国人将在投票箱面前作出自己的抉择。
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逐渐将美国的大选推向了一场现代版的“面包与马戏”的闹剧。白宫提出了七千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在九月二十九日被超过半数的怒气冲冲的众议员否决了,其中有一百三十三位共和党人,九十五位民主党人。来自民主党左翼的反对者认为,这个救市计划救的是华尔街,忽略的是普通人民的利益。像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多次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的库辛尼奇就公开指责说:“该计划是由恐惧而不是由事实为基础的。这个计划将太多的钱在太短的时间里面交给太少的人,而有太多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他问道:“这是美国的国会还是高盛投资银行的董事会?”来自共和党右翼的议员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如此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痛斥这个计划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终结。” 在近年来分裂的政治气氛中,难得有这样一次共和党的右翼和民主党的左翼结起临时的联盟。
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大出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消息传出后,道琼斯指数当日狂泻七百七十七点,一万四千亿美元的股票市值立时人间蒸发。在恐慌之中,参议院两天后以四分之三的高票通过了救市法案,而这个交到众院去的法案却比原来多出了一千五百亿,成了一个总共八千五百亿的决定。这笔增加的钱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附加计划和条件,包括减税与提高联邦保险的存款额,以吸引左右两方更多的议员。终于,众院在十月三日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这个迟来的方案却没有能够阻止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大幅度下跌。与2007年十月相比,道琼斯指数减少了大概三分之一,令千千万万的美国家庭受到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即便救市法案能够起到作用,最终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来买单,有点应了《水浒传》里面那句“割猫儿尾拌猫儿饭”的俚语。平摊下去,每个家庭为了救市大约要付出六千美元。更糟糕的是,这笔糊涂账最后恐怕要由子孙辈来承担。
在大选年里,选民的怒气很自然地发泄到了执政者的身上。布什政府的民调支持率不到百分之三十,而在一些调查中,国会的支持率甚至降到了个位数。离任期结束只有一百多天,布什政府看上去已经完全没有了管理国家的热情,搪塞一天算是一天。由财政部长保尔森推出的整个救市计划给人一种毫无章法的临时措施的感觉。国会议员每天接到本选区选民的大量来信和电话,据说其中超过百分之九十对救市计划表示强烈的反对。
而在两位总统候选人中间,民主党的奥巴马显然是金融危机的受益者。他的对手麦凯恩受到共和党白宫的拖累,在过去三个星期中支持率一路下滑。大量选民一方面表示对政府经济计划的高度不信任,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政府能够做点什么来保证他们的财产不受太大的损失。而人们期待,一个民主党的政府通常会比共和党的政府在干预经济上更加积极主动。选民对于政府干预的矛盾心理,正在左右十一月四日的选举——包括总统与国会——的最后结局。
美国经济陷入今日的地步,行政和立法部门自然脱不了干系,但是在最初的愤怒之后,许多人也开始反省:这场危机背后的社会因素在哪里?除了华尔街的贪婪之外,普通的美国人对造成这种状况有什么样的责任?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进口货物的快速增加,美国人的消费突飞猛进,同时推进的还有美国的债务经济。鼓励穷人模仿富人去消费,成为一种呼唤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有一个指数很能够说明问题:从2001至2004年,也就是布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中等收入家庭的负债率增加了三分之一,贫穷家庭的负债率也在增加。大量负债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而在负债的同时,消费也在快速地增长。美国人的平均支出比收入高百分之四。次贷危机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产生的。换句话说,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之外,次贷危机有着深刻的社会和道德根源。
拥有自己的住房,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根据不久前的统计数字,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住房的所有权属于住户。“拥有自己的住房是一种人权”的观念在近年来日益普及,而且成为政府推动的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公司放出去的大量房贷之所以收不回来,并且在金融业造成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与这种观念的推广关系极大。在短期低息贷款的引诱下,本来买不起房屋的人买了房,而本来只能供得起十万的人有可能去买三十万的房。人们相信房屋总会不断地升值,因此为住房所欠下的债务其实等于是保险的投资。同时,在房屋升值的假定前提下,许多人也将房子当成银行,不断地通过房产抵押贷款来借债消费。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果然,延续了几乎七、八年的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将美国经济拖入了一场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
在金融危机威胁下的美国人如今面临着两种原则上相互冲突的选择:是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呢,还是让市场来最终摆平?政府救市以及其它方式的出手也许能够比较快地见效,但长期来看却也可能是饮鸩止渴;自由放任则没准会让经济堕入可怕的萧条。折中的政策或者起不到作用,或者干脆两头不讨好。无论哪种选择,都会给普通人带来痛苦。
在十一月四日,美国人将在投票箱面前作出自己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