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日本人对中国）战争前夕，一艘英国通信舰把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带给已成为他 敌人的当年的同学和朋友——中国统带丁汝昌。这封军人之间的信件十分清楚地说 明了日中两国在“剧变的世界”里的反差。这份罕为人知的文件写道：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你们指定某人担任一项职务时只考虑他 的文学知识。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 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 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只能灭亡。 “谁想忠诚地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谁就不应该让自己被面临的大潮所席卷。最 好是改革这个有着光荣历史、幅员广大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以使它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 “请来我国等待您的祖国要您回去从事维新的时刻吧。”海战之后，收信人海 军提督丁汝昌恭敬地面向北京自尽了。
摘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法]佩雷菲特/著 王国卿 毛凤支 谷炘 夏春丽 钮静籁 薛建成/译
昔日的附庸竟成了胜者 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中，日本突然崛起，这又一次说明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代人 的时间里从文化的撞击中汲取教训并跨越几个世纪的发展。 日本历来都“从中国取得智慧”。17世纪中期，它专横地拒绝一切外国影响的 传入，同世界的唯一接触是每年一次有一艘荷兰船在长崎停泊。 1853年，即马戛尔尼来华后60年，美国分遣舰队指挥官佩里强行驶入东京湾的 浦贺港，交给日本政府一份照会。6个月后他又来等待答复：1854年3月，日本签订 了神奈川条约，把它的两个港口全年向西方船只开放。1895年，它的舰队与陆军击 败了中国。1904年至1905年，这支军队又在远东的陆地与海上消灭了俄国军队。在 40年中，明治的日本从孤立中走了出来，昂首阔步地进入到列强的队伍中来了。 日本人曾同西方谈判过，但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并赶上它，他们装作卑躬屈膝， 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超过西方。1853年的文化撞击唤醒了他们。经过几年的犹豫，他 们向西方最先进的国家派出了使团。日本借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法国式的民法与刑法，法国宪兵，普鲁士的军队，特别是在经过 一个阶段的统制经济后，又学习了英国式的企业、自由贸易、港口和银行。
是否日本比中国更容易学习西方呢？可能是。中国人坚信自己是完美无缺的。 日本人在许多世纪以来已习惯于在借鉴别人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个性。从参考中国 到参考西方，他们只是改变了学习的模式。他们懂得他们应该仿效别人，否则就会灭亡。 而天朝并不准备去冒这种前途未卜的危险。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洋务运动借 鉴了同明治一样的原则。但从上到下，它遭到了太大的阻力，所以无法成功。 中日战争之后一位中国文人曾说：“日本人对西方人深恶痛绝，然而他们仍钻 研西学，虽痛心疾首而坚韧不拔。他们深知若不学则无以救国。”严复还哀叹“中 国的心志习俗皆不识历史之大潮”。世界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变化着，它想把中国 带入自己的圈子；它将会以越来越迫切的方式让中国明白这一点。但中国应该在思 想上来个变化，而这只需一次文化革命就够了。
那喀索斯的悲剧 要向别人学习，中国人应当摆脱千年以来的骄傲情绪。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 悲剧后才习惯了这一想法。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准备这样做。 从1793年至1978年，中国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几次很快就失败了的尝试， 它拒绝谦虚地向外国学习。只有中国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来自外部。一切 好的东西则来自自己。 直到消灭了“四人帮”，并对毛泽东的遗产提出异议后才能对中国历史的解释 开始修正。官方历史学界过了很久才按1978年作出的勇敢抉择精神来重新观察近两 个世纪的历史。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还继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外 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们批评贸易自由，批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系统，即开放世界的系统。他们还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像乾隆 与慈禧一样拒绝全球的现实。
他们真变了吗？或者历史又在北京重演？马克思主义同清王朝一样对中国人来 说是舶来品——但两者都同样促进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因为在乾隆及其继承者的拒 绝中，我们不能忘记时机的作用。当西方敲响中国的大门时，看守这个国家的竟然 是一位满清皇帝。而清皇室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自我崇拜的最虔诚的信徒。他们在鼓 吹最最排外的汉化时正是想巩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统治：闭关锁国的反应由于这个 来自外部的王朝的脆弱而更为强烈了。在对外关门的同时，还要保证这个一成不变 的体制能幸存下去：中国人的骄傲同满清政权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满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或外族或国际主义者)都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无论是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还是一再迫害外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以免败坏中国民风；无论是慈禧太后在中国 被日本挫败之后高喊“谁知倭贼竟敢犯我？”还是毛泽东在俄国专家撤走后宣布 “自力更生”或把美国的力量看成是纸老虎，他们都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 可以自给自足。 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对中国自身、对这唯一的自给自足体系表现得忠 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会像1912年革命时那位一度亲英的奇才一样宣 称：“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
回观孔孟之 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这种自我陶醉最终只能导致对自我的不理解。如何 解释过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离他们基地两方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 打得溃不成军？如何解释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后包袱呢？多少杰作，多少发明，那样 聪明勤劳，那久多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革命后获得的40年的新生！世 上最一贯正确的领袖与学说！这一切汇集起来，才能达到上一世纪祖先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某个热带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受抑制与被解放的兄弟 所有人在法律上与尊严上当然都是平等的。但所有人，特别是所有社会在达到 技术、贸易和工业文明方面并不具有相同的才能。有的使财富像喷泉喷水那样源源 涌出。有的却不能，或不愿，或不会这样做。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缺乏个人的 才能，而是缺乏文化环境。马戛尔尼的伙伴已经发现在巴达维亚“中国人去那里都 是想发财，他们不放过任何能够获利的机会”。“由于辛勤劳动，他们积累了巨大 的财富。”他们在澳门也看到了相同的现象。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加利福尼亚， 华侨的生产能力很强，以致在同样的40年间，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在人民中国的兄弟或远亲的高出10至20倍，而开始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 华人一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大胆的企业家、最精明的金融家和最有才干的商人之中。 条件是不要呆在中国。
在自然科学范围里，中国国家机器的效率并未受到影响。它在火箭与卫星发射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法国相比，它只用了一半的时间便完成了从原子裂变到热核聚变的过渡。但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人在40年的市场经济里取得了世界上无与论比的发展速度，而在计划经济的官僚体制下他们却停滞不前时，我们就应该从中得 出结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