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Adam Ferguson VII 地点：阿富汗（2009年）

《那颗差点杀了我的子弹》那张照片差点要了我的命——战地摄影师特别报道为我们描述了充满危险的战地摄影师的工作情景。这里汇集了十八位战地摄影师的口述，他们每人拿出一张照片，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再现照片拍摄时刻摄影师和被摄对象所遭遇的危机。
我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摄影师之一。阿富汗治安部队一如既往地迅速搞定了这类自殺爆炸现场，我得以进入爆炸中心。那儿一片狼藉，尸横遍地，火舌在建筑物的断垣残壁上肆虐。劈啪作响的火焰，断断续续的小爆炸，仍在倒塌的建筑物，我还能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害怕。硝烟还未散尽，还有出现另一颗炸彈的危险。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你必须将恐惧放到一边，将注意力集中在手上的工作：关心事件进展并翔实记录。这名从爆炸现场被救出来的老妇人惊恐地跑过被夷为平地的街角。
作为一名摄影师，经常会感到很无助。当医生、军人们在你身边各司其职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拍照，这样的痛苦令人寝食难安。当我凭借这幅照片赢得荷赛时，我感到难过。人们为我的获奖而高兴，为我经历并捕捉的悲惨瞬间而喝彩。

摄影师：Alvaro Ybarra Zavala Getty图片社 地点：刚果（2009年）
当时的场面很乱，一群酩酊大醉的人们急于找到发泄的途径。我大部分时候都与另外两个摄影师共同行动，但目前只有我孤身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三个士兵站在路上一边抽烟，一边把玩着手里的枪，这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全。突然我看到另一个人嘴里叼着刀子从树丛里走了出来，他手上抓着一只断手，就像握住一块奖牌。士兵们看到这一幕笑了，纷纷朝天鸣枪。我下意识的举起相机拍摄。叼着刀子的士兵径直走向我，人们围着我们开始喝彩。当我回到旅店把照片展示给其它摄影师，他们反问到，“你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杀了你？”这时候我才猛然警醒我当时的情况是多么危险。多年后，每当我重新看到这张照片，我依旧会感到一股凉意。
我真的很恨这张照片，它展现了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我经常问我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答案是，我希望展现人类最美好的一面，也希望展现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每当你卷入冲突之中，都能看到人类的斑斑劣迹。我们需要见证我们所做过的，以便能告诉下一代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

摄影师：Lynsey Addario VII网络 地点：利比亚（2011年）
我在利比亚刚呆了两周多时间，拍摄当地的紧张局势，记录了很多诸如此类缺乏经验的起义军遭受机关枪和迫击炮猛烈袭击的照片。3月15日，我和其它三名记者被卡扎菲的军队抓获。他们把我们推倒在泥水里，用枪指着我们。我们求他们放我们一条生路，他们开始猥亵我，摸我的胸部和屁股。最后把我们捆在一起，蒙上眼睛，在一处又一处辗转了六日。开头三天他们非常粗暴，我的脸被狠狠打了几次，猥亵更是从来没有停止。当时，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让自己沦落到这个地步。当军队的人把我们扔在一边时，我们谈过如果能逃出去各自的打算。我们也曾想过是否要继续报道冲突的工作，这份职业带来的是否抵得过我们让家人承担的辛酸。
当我们最终获释，我觉得一切好极了。我们活下来了，当你活下来以后，永远会认为这份工作值得为之冒险。几周后，传来Tim Hetherington了Chris Hondros在米斯拉塔遇害的消息，这让我重新陷入混乱。这份工作需要的不止是技术，还有很多很多运气。当同仁们遇难，你总会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摄影师：João Silva 纽约时报 地点：阿富汗（2010年）
在阿富汗待了一个多月后，我第一次踩上地雷。当时我们正排成一行前进，我走在第三个。在我落脚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金属的脆响，然后我就飞到了天上。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当士兵们把我从杀伤半径中拖出来时，我拍下了这几张照片。我身边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而我记录下了这一切。我必须记录下这一切。我旁边的士兵们大声呼喊着医生，我知道我的腿没了，我接通了给妻子的卫星电话告诉她不要担心。当我回到医院，才感觉到疼痛。事后的感染差点几次要了我的命。
我是极少数整天在伊拉克摸爬滚打的摄影师，人们认为我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找刺激。其实这么做意味着艰苦的工作和无尽的孤独。真要找刺激，不如去当消防队员。我不想撒谎，伴着母亲趴在孩子尸体上嚎啕大哭的声音拍摄轰炸后的场景，不是一件有趣的工作。我在打扰他们最后拥抱的平静，但我不得不强迫自己狠下心这么做，因为世界需要面对这些影像。政治家们需要自己把那些大男孩们送到战场以后发生了些什么。如果我还能站起来，如果我还能借着假肢站起来，我还会回到战火硝烟之中。我希望我此刻能站在利比亚的枪林弹雨之中，过去对我没有半点遗憾

摄影师：Tom Stoddart Getty图片社 地点：萨拉热窝（1992年）
我对战争大片式的作品完全没有兴趣，我在意的是记录人们在战争阴影下的生活。这张照片拍摄于萨拉热窝有名的狙击点，人们想从街道的一边去往另一边只能用跑的，隐藏着的塞尔维亚狙击手随时可能对他们开枪。这条街上每天回响着狙击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亡魂不计其数。生活在战火下的人们谁敢说自己不害怕，不是在撒谎就是有点傻。你必须寻找到对抗恐惧的方法，你必须表现得非常镇定。你去那儿既不是为了度假也不是为了找刺激，你去那儿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照片也许能让事情出现转机。萨拉热窝是我多年工作经历中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我能够离开，但居住在萨拉热窝的人们不能。在萨拉热窝工作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离伦敦很近很近，近到只需要一两个小时你就能站在希斯罗机场的大厅。那里来来往往的人有的打算去滑雪，有的打算去加勒比度假，而你只想仰天长啸，“为什么你们不懂？”。你不过是一个不速之客。

摄影师：Greg Marinovich Storytaxi.com 地点：索韦托 （1990年）
当我深入索韦托时，看到了一个正遭受非国大部队攻击的男子。一个月前，我见到了一个人被殴打致死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真正的暴行，而且知道现在还为当时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心怀歉疚。“不许拍照，”有人喊道。我说行，只要你们停止杀人我就不拍。而他们没有。当这个人身上着火后，他开始狂奔。当我调整构图准备拍摄下一张照片时，一个赤裸上身的男人冲入了镜头，挥舞着大砍刀铡向燃烧着的头颅。我试图忽略掉人肉燃烧的味道多拍了几张照片，浑然没有意识到这帮暴徒随时可能围向我。受害者的哀鸣渐弱，到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停止。我回到车里，开过第一个路口，开始大声嚎叫。你不单是一个记者，也不单是一个人，你是两者的结合，想将两种身份分开很难做到。我时常在照片中看到自己的罪恶。我在南非工作了很长时间，曾经三次中弹。第四次中弹是在1999年的阿富汗，那是我最后一次中弹，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至此，我决定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十九个月之后，我遇到了自己的妻子。

摄影师：Gary Knight VII 地点：伊拉克（2003年）
这张照片拍摄于军事行动开始。我们位于迪亚拉桥头，海军陆战队员们必须拿下这个据点才能继续进军巴格达。画面中看到的是先头部队，正是他们拉倒了萨达姆雕像。伊方向我们展开了猛烈的炮火攻击。一波接着一波的开火令人恐慌，这不光因为炮火本身，还因为炮火袭来的场面。有一枚炮弹正中坦克，如果这枚炮弹越过坦克那么一点点，被击中的可能就是我。本能让你想躲起来，但你不能这样做。你去那儿是为了工作，去那儿是为了传递新闻。只要动起来，就能克服恐惧。和平民及士兵们的压力比起来，我的算不了什么。我一直在对自己重复这一点。我来或者不来，他们都别无选择。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十分关心我，因为这里真的非常危险。你不能将生活中剩下的部分完全置之脑后，但我会尽量控制自己不要想着他们太多。有些时候他们会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而有些时候我试着完全不去想他们。

摄影师：Shaul Schwarz Getty图片社 地点：海地（2004年）
      “我身上是血，脑浆，我大叫，颤抖，我惊恐万状地跑到车里，我已经一团糟。”

摄影师：Eric Bouvet, VII网络 地点：车臣（1995年）
那是一段难以承受的时光，是我所经历过最疯狂的两个礼拜，发生的一切难以置信。我跟随一支俄国特种部队行动，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不用其极。我目睹他们的一切暴行，却阻止不了他们。正经机构出来的人，一定无法接受我这份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一大清早。头天晚上的激烈交火交火造成四人死亡，十人受伤，我非常害怕。晚上起夜时我发现身边四米远的地方就躺着一名车臣武装分子的尸体。你看过电影，读过小说，能想象这一切。但当你真的面对这些事情时，感觉和电影绝对不一样。我们出发时一共有六十个人，回来时只剩下三十个，几乎个个带伤。我活下来算是幸运。
当阳光出现，我拍摄了这幅照片。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幕场景。这个头上绑着绷带的人在昨天失去了他的朋友，这让他整夜都没有入睡。我并不觉得同情，尽管他们一直照顾着我尽力保护着我。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完成这项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摄影师：Mads Nissen Panos图片社 地点：利比亚（2011年）
艾季达比耶被攻陷后，我迅速赶往当地。起义军占领了那儿，群众开始狂欢，朝天鸣枪。卡扎菲拥护者的尸体遍地都是，随着日头见猛散发出腐败的异味。坦克上燃烧着熊熊大火，我很担心它随时会发生爆炸。突然有一个人跳上了这辆正在燃烧的坦克。我对坦克没有兴趣，但这个人吸引了我。我希望表现出每个人重获新生时的那种喜悦感，而一幅恰好吻合的画面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尽可能靠近，离坦克只有几米距离，开始狂拍一气。脑中默数到五，立马转身就走。我见到了太多四分五裂的尸体，而我并不想变成那个样子。我来这儿是为了讲述故事，我必须这么做，这是我前往此地的原因，但我并不能让自己太过贪婪。

摄影：Adam Dean Panos图片社 地点：巴基斯坦（2007年）
我拍摄这张照片时基本还是个菜鸟。我刚学完新闻摄影的研究生课程，认为自己应该去巴基斯坦拍摄当地的选举。两个月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刺杀贝布托的事件，这预示了采访的危险性。当时我离贝布托只有十五米距离，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接着就是猛烈的爆炸。十月份曾经发生的连环爆炸瞬间出现在我的脑海，到底是冒着第二次爆炸的风险继续拍摄，还是和人群一起撤离。我十分恐慌，试图压抑自己期望撤离的心。我从未见到过尸体，这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测试，看看我是否具备这项工作所必须的素质。在我靠近爆炸现场的过程中，内心一直在斗争着。恐惧与恶心控制着我，但我不断告诉自己要认真完成拍摄工作才准离开。我必须考虑取景构图，才能避免画面太过血腥。爆炸中心的血泊里，躺着至少十数具肢体不全、血肉横飞、几乎化为焦炭的尸体。这是我最危险的经历之一，不过并没有在阿富汗所经历的几次那么害怕。我所经历的不过是一瞬间，而消防队员们甚至要面对这种地狱长达数个小时。

摄影：John D McHugh Getty图片社 地点：阿富汗（2007年）
这是我在中弹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我在美军努尔斯坦的部队拍摄了五周时间后，接到指令去帮助在附近遭遇伏击的一支小分队。路边到处是躺着的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在挣扎。塔利班从高处向我们开火。我躲在一块石头后面，能清楚听到子弹击中石头的声音。我们看到一辆悍马，跑了过去。结果一下子被两面的火力夹击。当时我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被击中。头上不住的有子弹飞来飞去，就像马蜂窝被捅了一样。在他们火力的压制之下，我们只能看着狙击手将队友们一个个除名。子弹击中了我的肋骨并从后下方穿出，感觉就像被重重地打了一拳。我倒在地上，挣扎着躲到另一块石头后面。前方创口看起来只有一枚硬币那么大，但后面的伤口尺寸超过了我的巴掌。在难忍的剧痛中，我觉得自己可能要死了。足足过去25分钟后才有人过来搭救我。我的相机掉在地上，在他们拖走我的同时我也顺手拖走了自己的相机。回到基地后，一位医生惊叹道，“天啊，我能一眼看穿你。”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但如果不是这件事，我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件工作也同样危险。

     摄影：Marco di Lauro Getty图片社 地点：伊拉克（2004年）
这幅照片拍摄于我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刻。当时我和两个试图冲入房间的海军陆战队员站在一起，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把房门踢开后，照片中你看到的这个男子将一枚手榴弹扔在了他身上。画面中的砂石就是手榴弹的爆炸结果。还没走近大门的我被外墙救了一命。第二名海军陆战队员冲进房间击毙了这名伊拉克人，我紧随其后进入房间拍摄了这张照片。我28岁开始干这一行，今年已经40，我能接受的冒险行为已经大不如前。在你还年轻的时候，总认为自己打不死。我接到第一个拍摄任务的第三天，就在科索沃相互交火的两排人中间站着拍照。而今天的我开始怕死了，开始害怕冒险。我已经失去了太多朋友与同事，其中两人刚走不久。我还会继续干这一行，但我会更加小心。

  摄影：Ashley Gilbertson VII网络 地点：伊拉克（2004年）
这是我曾经最刺激的遭遇。我与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先行部队同行，结果被叛军包了饺子。我和四十名海军陆战队员沿着一条街道飞奔撤退，躲进一处伊斯兰文化中心，其间不时有子弹贴着我的脸颊飞过。我想，就算今天把命要交代在这儿了，也要把工作干好。这次的经历震撼了我，让我从迷茫中惊醒，明白这项工作可能遭遇的危险。照片中的士兵正在大叫，“别他妈给老*土拍照片了！”有时候，在你观看战地摄影作品时觉得他们就像是好莱坞大片中演绎的战争现场。只有少数照片能让你体会到到底战争有多么糟糕，有多么绝望与紧张。我喜欢这张照片，尽管它不那么清晰，构图也不理想，甚至你不知道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现场就是这样混乱。这是我所拍摄的照片中，最贴近交战现场混乱情况的一张。

  摄影：Ron Haviv VII 地点：波斯尼亚（1994年）
照片中这些军人是塞尔维亚军阀阿尔钦的手下，刚刚枪杀了一位穆斯林屠夫以及他的妻子和小姨子。这是稍后种族清洗运动的开端。我曾经给阿尔钦和他的小老虎拍摄过合影，因此他允许我随同他的部队拍摄他所下达的“使命”。尽管这些士兵们曾警告我不许拍摄，但我对自己发誓我必须带着照片离开这里，证明这些事情曾经发生。我拍摄这张照片时受到了极大震撼。我趁着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举起了相机，把他们每一个人都铭刻在取景器里。当我放下相机，他们才看了过来，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刚刚按过快门。
后来一次我拍摄部队杀人画面时，被阿尔钦抓个正着。他说这些照片必须交给他冲洗，他会把自己觉得不满意的留下。我把前几天拍摄的胶卷藏在了我的口袋里，心中盘算，如果我极力维护相机中的胶卷兴许他就不会猜到我身上还有。不久后这些照片被公诸于世，阿尔钦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很期待有一天能够喝到他的血。”他把我放在了他的死亡名单上，为此我花了八年时间逃过他的猎杀。最终这些照片成为海牙国际法庭指证其罪行的明证。

   摄影：Julie Jacobson 美联社 地点：阿富汗（2009年）

我们正在塔利班的枪林弹雨下寻找掩护，突然一声爆炸响起，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伯纳德下士的一条腿被炸飞。他被一枚火箭炮直接命中。媒体战地准则规定不得拍摄可能透露伤亡士兵身份的照片，当我发现伯纳德伸手抓住自己武器时，脸侧向了我。于是抓紧大约两分半钟的机会拍摄了九张照片。拍摄这张照片完全出于一个媒体人的反映，我为此遭受不少指责。伯纳德最后不幸去世，而人们认为我没有赐予他应有的尊严，没有在他需要帮助时给予援手。但我帮不了他。我觉得转过身去不看他，才是真正的无礼。

  摄影：John Stanmeyer VII网络 地点：东帝汶（1999年）
当时东帝汶传统民兵组织艾塔拉克和印度尼西亚军之间正在激烈交火，我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一颗子弹从我耳朵边飞过，带走了我的几缕头发。如果不是我的脑袋鬼使神差刚好偏向右边，我就不可能继续在这儿说话了。在与死神擦肩而过后不到几分钟时间，我就遇到了东帝汶独立支持者Joaquim Bernardino Guterres。军人们用枪比着他，如果他试图逃跑，他们就把他抓回来殴打。不到一会儿，他就浑身上下血如泉涌。这让军人们觉得非常不爽。我从来没想过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事实上我应该想想。我在阿富汗拍照期间，我的妻子流产，她将此归罪于我的离开。罪过啊罪过。不过她是一名作家，理解我为为什么选择这项工作。我们曾一起去过苏丹，曾一起遭到过埋伏，还曾经历过许多古怪的事情。

  摄影：Ami Vitale Panos图片社 地点：加沙（2000年）
当时我在拍摄一场葬礼，大多数时间与妇女们呆在一起。尸体抬进来时我打算过去看看，送葬队伍中突然有一个人大叫到“中情局的探子”，并且直指向我。我被数百个愤怒的人围了起来，他们对着我大吼大叫，拉拉扯扯。我感到害怕，心想“这下完了，我要死在这里了。”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暴民，没有脑子，只有愤怒。之前和我待在一起的一名妇女尽力把我拉了出来。当我回到家，我坐了下来，哭个不停。一个女人救了我的命。我依旧留在了巴勒斯坦，但变得更加小心。那个瞬间改变了我的想法。没有哪张照片值得用命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