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对日观

马立诚

一

马立诚：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对日观

邓小平是抗日名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八路军。邓小平出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当时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1月，邓小平出任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29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29师精英荟萃。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先后在129师出任要职的有：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黄镇。该师下辖的385旅旅长王宏坤，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769团团长陈锡联，支队长秦基伟，还有后来担任129师下辖的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等。
129师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抗战之初的1937年10月，年仅24岁的团长陈锡联率部奇袭阳明堡机场，消灭日军24架飞机。之后，129师开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取得正太路战役胜利。1943年，129师胜利开展反“扫荡”斗争，歼灭日军“观战团”。在抗日战争中，129师共歼灭日伪军42万人，建立了拥有2400万人口、18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发展到30万人。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伟大的爱国者。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为了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罪行，从1946年初起，远东军事法庭开始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与此同时，各受害国和交战国（不包括苏联），共成立49所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中国战区设立了10所法庭。
总计10年的审判，共判处死刑991人，无期徒刑491人，有期徒刑2946人。其中包括中国战区10所军事法庭从1946年到1949年审判的2200多件战犯案件。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等被判处死刑。
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大规模整肃了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专制体制，对日本进行了系统的民主改造，帮助日本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日本国内人权得到保障，民主化得到实施。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日本社会主流。
日本的巨大变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调整对日政策的前提之一。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关押在大陆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若表现好也可以减刑或赦免。1956年3月，周恩来秉承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明了这个方针。
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说：“鉴于日本投降后10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此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次发布对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决定书，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另对45名日本战犯起诉审判，分别判处12年至18年有期徒刑，并且是从拘押之日算起，表现好的予以减刑或提前释放。这些战犯回到日本之后，许多人投身中日友好活动，做出了贡献。
至此，从法律方面清算和追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活动结束。
1956年，梅兰芳京剧团访日演出成功。日本电影周在中国10大城市举行。北京举办日本画展，并为日本画家雪舟逝世450周年举行盛大纪念活动。1957年，日本话剧团、日本教育考察团、日本医学代表团等访华成功。当时中国媒体说，两国文化交流绚烂多彩。假如战后日本没有发生巨大变化，仍然是军国主义统治的话，中国共产党能够允许这样“绚烂多彩”的交流吗？
此后，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规模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1972年9月，两国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邦交正常化”，是指两国关系原本存在，但由于某种原因中断或处于非正常非和平的状态，后来在一定时机下重新恢复两国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是，原本存在的中日外交关系因日本侵华战争中断，战后的冷战格局中，日本政府和台湾签署了《日台和约》，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一和约，因此两国关系仍处于不正常状态，直到1972年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与中国政府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自此宣告结束。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日两国的《联合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之后，两国又签署了中日贸易、海运、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8月，两国在北京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政府在条约中共同表示，要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访日，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首次出访，意义重大，中国报纸逐日详细报道了邓小平的行程和讲话。23日上午10点多，邓小平在日本首相官邸发表演说。他说：“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要团结；中日两国关系要和睦，要合作，这是10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当天中午，邓小平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邓小平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邓小平所说的“过去的事情”指什么呢？当然是指过去的战争。邓小平说这句话，丝毫也不影响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只能说明邓小平抓住了时代脉搏，站得高，看得远，是一位前瞻性的历史巨人。
我在2002年发表的《对日关系新思维》，正是根据邓小平这一论断，结合时代变化，作了新的阐发。
邓小平生活的时代，和今天比起来，离二次大战更近。按常理说，离战争越近，对战争记得越清楚，仇恨也就越大。离战争越远，对战争的记忆越模糊，仇恨天然趋于淡化。比如中国元朝曾两次侵略日本，中国军队登陆日本福冈，向日本内地进攻，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人们似乎都淡忘了此事，这是因为时间久了。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邓小平能够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怎么反倒过不去了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日本右翼大放厥词的缘故。可是，邓小平的时代，日本右翼就不放厥词了吗？有右翼捣乱，揭露批评斗争就是了，不能扭转中日和解的大方向。
可见，症结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对中日关系的认知与判断与邓小平存在着差距。最大的差距就在于能不能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格局出发思考问题，能不能从整个世界的战略布局出发思考问题。比如，2008年以来，美、日、韩、澳、新、印等国曾数次商讨建立亚洲版北约军事同盟的可行性，我们应该把日本推到这一军事同盟中去吗？
10月23日下午，邓小平在与福田首相的会谈中说：“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世世代代发展下去，我们对此感到无比高兴。”访日期间，邓小平还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和新日本钢铁公司，并乘坐了日本新干线火车。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邓小平还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
邓小平回国之后，一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就开始了。
这次访问中，在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争议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的建议。据《人民日报》10月26日报道，10月25日下午，邓小平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邓小平说：在钓鱼岛问题上，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刺，来阻碍中日关系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邓小平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折服了日本人，他的虚心精神和决断姿态更是倾倒了日本人。
邓小平的提议是有案可稽的。1972年，毛泽东决策与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和周恩来执行这一决策的过程中，都明确向日方表示，搁置钓鱼岛的争议问题。

二

胡耀邦也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将领。早在1934年初，18岁的胡耀邦就在中央苏区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同年10月参加长征，在四渡赤水战役中负伤，1935年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经毛泽东提名，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他根据毛泽东指示，创办抗大校刊《思想战线》，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获得毛泽东高度赞赏。据唐非撰写的《胡耀邦传》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5年11月版）81页记载，1938年，抗大四期一队学员奉命从延安移住瓦窑堡米粮山，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为大家送行。当时四期一队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中特地表彰胡耀邦，说胡耀邦“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热爱学习、朝气蓬勃的红小鬼，现在还不断写些文章刊登，很受读者欢迎”。
1939年，胡耀邦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40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后又担任中央军委直属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
抗日战争期间，胡耀邦一直在中央军委中枢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6年。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考察军队领导干部，出色地完成了向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抗日根据地调配和派遣干部的繁重工作。正是由于成绩突出，胡耀邦在解放战争时期先后被毛泽东任命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中央军委直属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太原战役、咸阳阻击战、成都战役等重大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鞠躬尽瘁服务人民、锐意改革兴利除弊的辉煌业绩和高尚人格，国人早已耳熟能详，可以说是一位公认的久经考验的伟大的爱国者。
1982年到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胡耀邦多次向全党干部和共青团组织推荐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荡的百年史》。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任评论部副主任，有一次参加团中央干部会议，曾亲自听到胡耀邦向在座的人推荐这本书。于光远也回忆说，他曾亲眼看到胡耀邦在读这本书。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杂志原主编沈宝祥也是由于胡耀邦的推荐，读了这本书。这本书回顾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后发展的百年跌宕。胡耀邦说，他读了这本书之后很受启发。
据唐非撰写的《胡耀邦传》第一卷第十二章“文革磨难”记载，1971年底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乘势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干部，其中就有胡耀邦。周恩来将胡耀邦从河南的干校调回北京检查身体，休养治疗。胡耀邦在休养期间认真阅读了《田中角荣传》、《日本列岛改造论》等一批有关日本的书籍。当时他思考的是，中国长期经济落后、科学落后，而日本战后也很困难，但经过集中精力狠抓科学、狠抓教育，经济发展很快，成了工业大国。日本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胡耀邦推荐《激荡的百年史》，是提倡学习日本的改革精神、教育优先和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现代化。2005年10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了《激荡的百年史》，该书后记说：“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这正是胡耀邦大力推荐的结果。
1982年9月28日，刚刚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铃木。胡耀邦说：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两个伟大民族，中日两国“和则两利，离则两伤”。胡耀邦说，和则两利是指有利于世界和平，造福于后代子孙。
1983年2月20日，胡耀邦在武汉会见日本首相特使二阶堂进时说：在两国关系上，我们主张向前看。9月29日，胡耀邦在北京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政嗣，再次强调说，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说明，两斗俱伤，两和俱荣。我们要教育子孙永远保持和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10月3日，胡耀邦会见《读卖新闻》编辑局长水上建也率领的日本新闻界访华团时说：我们两国再也不能对抗了。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启程访问日本。他在日本众议院发表讲话说，需要一种高瞻远瞩，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要眼光放长，达人大观。胡耀邦在东京经济界欢迎他访日的集会上说，中日双方各有优势，几十年之后，双方仍然会各有优势，仍应加强合作，取长补短。26日，胡耀邦在日本青年欢迎他访日的大会上说：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把我们这一代已经奠定的友好关系，传给今后一代到两代，使今后三十年到六十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根据邓小平确定的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框架，以及胡耀邦临行前经中央讨论确定的议题，胡耀邦在这次演说中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在1984年来中国访问一周。这是中日两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友好浪潮中著名的重头戏。
28日，胡耀邦在大阪参观工厂时题词：“向创造世界第一流现代化工业水平的日本企业家、科学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致敬！”30日，胡耀邦在参观三菱公司造船厂时，在贵宾簿上写下“中日友谊长存”六个字。
此次访日，胡耀邦与日方达成了和平友好四项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惠，相互信赖，长期稳定。两国高层还形成共识：为了加强面向21世纪的两国关系，两国在1984年成立一个“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1984年，该委员会成立，中方首席委员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兆国。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其中一项是日本利用ODA款项在北京建成了著名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据倪健在《世界知识》杂志2005年第24期发表的《日本3000青年访华追忆》一文说，为了落实胡耀邦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中共中央在1983年底成立了负责接待安排的筹委会，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王震任主任，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任副主任，当时的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任秘书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刘延东任副秘书长。
1984年，日本220个团体和单位派遣了3017人访华。1984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日前夕，3000名日本青年从中国各地汇集北京。9月29日，中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这是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国庆日阅兵时，天安门观礼台特地给日本青年代表留出了位置。日本代表团成员穗积一成在访问南京时，突患胃出血昏迷，情况紧急。胡锦涛亲自指挥处理此事，挽救了他的生命。后来在1998年，胡锦涛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后第一次访日，见到了穗积一成。穗积一成握着胡锦涛的手说：“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给的！”
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团在北京访问时，胡耀邦接见了代表团的主要人士。日后，3000名日本人中的许多人在日本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日本国内推动两国和解的骨干。
日本青年回国之后，邀请中国青年回访。1985年，以时任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为总团长的504名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了日本，接触了大量日本民众，受到了热情接待。
在日本立命馆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夏刚，在北京的《世界知识》杂志2005年第24期撰文评价3000日本青年访华一事说，民间外交的大势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水滴石穿的效应，由点、线扩展到面。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个话，有助于我们评价胡耀邦为实现中日两国和解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胡耀邦和中曾根共创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重大意义。胡耀邦对日外交的长线工作，犹如愈陈愈香的佳酿，多年以后显出深远的效益。

三

为什么身为抗日战争领导者的邓小平和重要将领胡耀邦，这样评估和构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框架？难道曾经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邓小平、胡耀邦这样做是“卖国”吗？
林语堂在《机器与精神》一文中说，“爱国各有其道，而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要把头脑弄清楚。若是爱国以情不以理，是非利害不明，对于自己与他人的文明，没有彻底的认识，反以保守为爱国，改革为媚外，那就不是我国将来之幸了。”
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2012年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风波，是日本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等人挑起的。中国就此进行抗议理所应当。但是，也要对那些试图把两国引向军事对决的人保持警惕。
就中国来说，中日之间如果再次发生大战，就会葬送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只能导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后果。这也是胡耀邦为何强调“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含义。身居亚洲的世界老二和世界老三武力对决，实为亚洲悲剧。非但如此，老二和老三火并，岂不等于两国争相帮助老大筑牢世界霸主地位？从胡耀邦到胡锦涛，“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讲了30年，有的人还是鼓动两国开战，在社会上制造偏激情绪，造成民众认识误区。当前，以“爱国”为名煽动民众，伤害中国长远的根本利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国防大学徐焰少将在《同舟共进》今年8月号发表文章《中美经济、军事实力的差距有多大》，批评一些人轻言战争。他说：“对毛泽东、邓小平都主张可长期搁置的争议，这些人却鼓吹尽快以武力解决。若依此办理，和平发展根本不可能办到。”
就日本来看，与中国军事对决，将会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日本朝野大多数人是不会赞成与中国开战的。因此，日本各界人士对于极少数右翼人士的鼓噪，同样应当揭露、抵制和批评，以唤起日本社会的警惕。
中国与多个周边国家存在领土领海纠纷，有些纠纷涉及的领土面积和岛屿面积远远大于钓鱼岛。习近平在9月21日出席第九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时讲话说，中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致力于通过友好谈判，和平解决同邻国的领土、领海、海洋权益争端。钓鱼岛问题并不是中日关系的大局和核心问题。中日关系的大局，仍然是继续和解，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8月29日，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现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讲的一番话非常好。人民网8月29日报道，当天，唐家璇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讲话说：27日发生的日本驻华大使所坐车辆被阻拦，车头国旗被夺走的事件，不是理性的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这种行为不代表中国广大民众的愿望和想法，中国民众绝大多数是理性的，希望中日关系健康友好发展。当前中国有关方面正在调查有关情况，并将一查到底。当前正值中日关系多事之秋，但对两国关系未来充满信心，深信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在维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有理有利有节，努力推动中日和解，克服困难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才是爱国而明智的选择。爱国而不明理，就会害国。这就是邓小平、胡耀邦的对日观给予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