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目光中的“我”

在日本人的集团中，个体更重视他人目光,他们觉得自己随时随地被‘看到’。因为这种‘他我’意识，日本人比其他民族更惧怕失败，也更渴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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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国家时代，人们喜欢讲些“国民性”的玩笑，下面的笑话，即是一例。有一豪华客轮即将沉没，船长命乘客跳海求生，他对美国人说，“跳下去，你就是英雄”，于是，美国人跳下。他对意大利人说，“跳下去，你会赢得女人青睐”，意大利人毫不犹豫跳了下去。他对德国人说，“按规则，你应该跳下去”，德国人二话没说跳了下去。最后，船长对日本人说，“大家都跳了”，于是，日本人就跳了下去。的确，日本人有趋同意识，或者说是“集团主义”。那么，“集团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有研究分析，与游牧民族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不同，历史上，日本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环境之下，不论修筑水渠还是建设道路，都离不开整个村庄的集体协作。“村(mura)”一词与“群（mure）”有关，村庄的群体行为，是日本集团主义社会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这种文化之下，不论哪一个体，都不愿意让自己的言论损害集体的和谐。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违背团体规则，他将受“村八分”处置，即除火灾等重大事件外，集团内部无人再与其往来。而其在一地失败之后，也难以在他地东山再起。为此，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极为谨慎。日本人并非天生的集团主义者。他们的行为是训练的产物。从小学时代开始，多数孩子就加入学校组织的俱乐部，如体育、音乐、绘画等。在这里，与其受到专业技巧训练，不如说是受到集团意识的熏陶。至于学校正规学习，不论学校还是学生反倒不如“部活”那样受到重视，如一孩子在“部活”中有人气，他或她就会受到尊重，甚至感到异性孩子投来的炙热目光。此外，地方的“祭”祀也能表现各地居民的集团精神。公司选择职员，最重视的不是学力，而是集团协调能力，当然，当今世界任何企业，都不能忽视职员的协调能力，但是，日本要比其他民族更重视这点。日本各地有众多“祭”日，为地方传统庆典。在这种日子里，各地区乡亲全体出动，众多邻里肩扛神舆，激烈晃动，高度配合，步调一致地将祭祀游行进行到底。但是，关于日本人的集团主义，人们很容易忽视其背后的心理动力问题，即日本人作为群体，虽然表现出强烈的集团主义倾向，但在其个体行为心理动力方面，却存在更为强烈的个人主义。他们与其他民族相比，自我意识更强，他们更在意他人目光中的自己，按照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的话说，日本人的“他我”意识较其他民族更强。所谓“他我”，就是某人自我意识构造中存在的“他人看到的我”。当然，这并非他人看到的真实的自己，而是自己觉得别人看到的自己。在日本人的集团中，个体更重视他人目光。这种趋势，让日本人的行为表现出一种高度“自觉”。他们觉得自己随时随地被“看到”。因为这种强烈的“他我”意识，日本人比其他民族更惧怕失败，也更渴望成功。这是日本集团主义背后存在的强烈的动力机制。作为一名教师，我感到中日大学生的显著区别就是，日本大学生不愿意提问。他们很害羞，不愿意在大课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在非正式场合，大家却都很积极提问。作为集团的一员，虽然自己尽量融入“大家”，但他们越把自己与集团等同，也就越要放弃自己，这让他们的自我没有逃遁之处，这是日本人内心更加孤独的原因。因此，日本的艺术更加注重表达内心的孤独。集团主义之下，多数情况下成员对外部的创造无法苛求，只好把注意力放在内部。这种追求导致对细节完美的追求。他们以为，细腻是艺术表现的极致。他们不断追求细腻，导致产业与生活层面也记录了对细腻追求的痕迹。这种特点造成了日本产品的精致。集团主义让集团成员感到安心，但也造成谁都不愿负责，集体无责任。在集团社会中，元老政治发挥重大作用。这种传统来自农耕社会。除非特殊的时代，如明治维新时代以及二战后的特殊时代，一般来说元老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的媒体，虽然看到安倍晋三登上政坛高峰用时极短，却不知他获得的权力，原是权威政治下的结果。在日本，人们极端信赖权威。安倍虽是“年轻人”，但却享有以元老及显赫家系为担保的政治信用。

作者：刘迪 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