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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埃博拉的几名年轻科学家差点导致一场灾难。

1976年9月29日，几小瓶埃博拉样本装在一个蓝色的保温瓶内经客运航班从扎伊尔(今刚果人民共和国)运抵欧洲。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三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接收了这个小保温瓶，并准备在实验室的操作台上打开它。他们自身以及所处房间的防护措施本用来处理沙门氏菌或是结核杆菌的，根本并没有现今用于研究埃博拉的四级生物防护实验室所拥有的安全设施。

据三名工作人员之一皮特·皮奥所说，在受到这些血样时，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仅仅是这次不寻常的疫情可能是由“黄热病”引起的出血热。

戴着唯一的防护装备-乳胶手套，他们打开了这个廉价的塑料保温瓶。瓶内本该有两小瓶血样，都是从一名佛兰德修女体内抽取的，她已经病到无法从扎伊尔撤离了。

其中一小瓶样本已经被打碎了，这趟从金沙萨飞来的航班并没有花太多功夫保护这个小热水瓶，血液和碎玻璃混杂在半融化的冰块中。

皮奥那时候还只27岁，是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初级实验员。他如此形容当时的场面:

“我们压根儿不知道那东西有致命的风险，事实上，把样本装在一个简单的热水瓶里通过客运航班送来，全程不做任何防护，是个难以置信的危险行径。或许那时候是个更简单的世界，到处都是净土，但实际上这只是极度鲁莽所致的错误。”

哪怕只知道一丁点儿关于这东西的信息，我们也一定会用最保险的方法，把他送往非苏维埃世界仅有的三个有能力处理该类病毒的实验室。

但研究小队当时没收到任何关于样本的信息，皮奥的两个博士后同事雷纳·德尔加德罗和圭多·范·德尔·格伦从满溢病毒的汤液中取出了完好的样本。

“只要一想起这个场面，我就忍不住战栗。”皮奥在他的著作中写到。

为了隔离该样本，他们将其注射入细胞培养基以及成年和幼年的老鼠的大脑中。全过程依然只佩戴乳胶手套，没使用面具或是其他任何防护装备。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检测了老鼠以及细胞培养基上的样本试图发现黄热病或是拉萨热的踪迹，然而抗体反应皆为阴性。

他们的上司斯蒂芬·帕提恩也开始观察相关进展，他发现一个叫做扬步库的村庄也许是一切的开端。佛兰德修女在9月30号死去，他的部分肝脏经由另一班同样的客运航班送达比利时。
帕提恩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罕见出血热，在埃博拉周边地区出现了这种伴有持续性出血的疾病。面对这种未有记录的病毒，他们的防护措施显得不足，但他们还是想继续进行研究。

皮奥称，在那个时候 他体内燃烧着名为好奇的火焰，他喜欢这种刺激。。

医学院建议他远离这些感染物，因为该做的已经全做了。

这还没有解决，这将不但是个新发现，还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皮奥依然不了解这种疾病的致命性-尽管很多人都怀疑这是种出血热但并没有确诊，而很多因素，都指出这会是个重大的事件。

世界卫生组织下令将样本送往仅有的几个高级实验室之一，伦敦Porton Down。并取一份送往亚特兰大CDC(美国疾控中心)，以作为这种类型疾病的文库保存。

“但帕提恩依然保存了部分样本，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荒唐的”，皮奥写到，“他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防护措施根本不够充足。”

“我不知道他为何要这样做，也许是他不情愿将首次检查出病毒的机会拱手相让。这是全新的，令人无比兴奋的东西，一但它被送给不列颠人或者美国佬，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他们保留了几份培养基以及几只新感染的老鼠。帕提恩称这些样本需要准备一段时间才能送走。他们继续对样本的研究以发现“新的东西”。

不久，事情变得糟糕了。主管帕提恩的笨拙导致一份样本掉到了地上，破碎的样本散落到了德尔加德罗的鞋子上。

帕提恩脱口而出，“Godverdomme！”(比利时国骂，他妈的。。)

他们迅速进行了消毒处理并把德尔加德罗的鞋子脱去。

这时候，皮奥才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冒着多高的风险。

在提取出的样本细胞做好准备进行分析后，实验室技术员获取其中一份置于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病毒非常巨大，皮奥说，“非常大，长条状类似蠕虫的结构，和黄热病八杆子打不着。”

帕提诺意识到这很像一种稀有的、致命的病毒-马尔堡，当时已发现的最长的病毒。九年前在德国实验室处理一批感染猴子的猴子时发现，杀死了多名实验人员。

他们终于意识到了行为的荒诞，立即将这些样本送到了CDC高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假如这真是马尔堡或是其它类似的新病毒，他们根本没有足够装备用以研究。

于此同时，他们决定寻求资金支持，亲身前往扎伊尔实地观察这次疫情。

很快，美国CDC确认样本并非马尔堡，它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他们将疫情爆发地扎伊尔的一条河流，作为新病毒的名字。这是人类世界第一次发现并且意识到，埃博拉的恐惧。

peter·piot 病毒专家
埃博拉之父皮特·皮奥，著作的名字为 No Time to Lose:A Life in Pursuit of Deadly Viruses。书写得很详细，有兴趣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