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我们是中国公司 肯定拥护共产党
在今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与BBC主持人进行对话。任正非就自己的创业经历、华为发展秘诀等问题与外国观众进行交流。当有记者和观众提问“华为与中国军队关系、是否存在窃听"等敏感问题时,任正非也给与了恰当有力的回复。
以下为任正非达沃斯演讲实录:
提问:您(做企业)的动机是什么?
任正非:做华为并不是意想之中的。
我们军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第一,我们觉得赚别人的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第二个,就是给钱给人家,人家就应该给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啥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这就是军队的行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
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我那个时候国有企业的一个副经理,就是一个很小,20几人小公司的副总经理,可以买到电视机,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去买,把钱给人家,这个电视机没有,啥也没有,然后我们要去追回这些款来。那追这些款的过程很痛苦的,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你们乱搞,就是不给钱就打官司,那我们就自己去追。
追的过程中,我就没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啊,我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个法律书,我悟出了市场经济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那因此我们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要熟悉这个交易的这些法律手续。
我们那个时候一分钱没有,还被代理搞的熘熘转。我们没有货源,就寻求货源,那我们就给人家做代理,给人家代理就是我来帮你卖,收了钱我留一点还给你。那我们做代理的公司,一个就是珠海有一个,珠海通信,一个香港的,代理代理以后,我们代的太好了,把市场占稳,就不给我们货了,把我们好不容易赚到的钱逼到市场上去高价买货,再来卖给客户,从而维护这个市场信用。后来,我们就是慢慢的摸到什么叫市场经济这条路了。
当时在国有企业里干的不好,人家也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我要把这个公司的帐务追回来,但人家也不要我,最后只好出来。出来就认为通信产品嘛,这么大,这么多,我搞个小的总有机会嘛,因为碗扁一点有啥关系,照样可以吃饭喝水,但是通信产品稍微指标不合格,造成全世界的通信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去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对一个小公司极其残酷,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就是我们不可能再后退,一分钱都没有了,不可能后退,所以因此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就不是想象的这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就逼上了梁山。
提问:一个私人公司在中国是非常难做的,你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私人公司以前面对的和现在也面对的,什么东西你希望可以改变一下?
任正非:我们创建这个公司的时候是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允许这门产业成长起来的时候。当时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去卖馒头,卖个大碗茶。政府这个无心插柳的话,可能真是柳成阴,中国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就从一个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起步到我们走向高科技,我觉得这也是天方夜谭。
当时生产出来一个1987年18号文件,就是要推广民营高科技,但是这个文件要求五个股东,2万块钱,去哪儿找五个股东,找两万块钱,那就是凑啊凑啊凑出来,那时候国有企业的脚指缝很宽,像马六甲海峡一样靠不到岸,根本没有什么感觉,跟他们有竞争压力。
随着外资进入中国,中国才发现自己国家的工业体制赶不上世界。有一次我见几个领导,国家认为电子工程绝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就把电子部放弃了。放弃等于华为就没有碰到竞争对手,放弃了嘛,他们不做嘛,这不剩下华为来做吗?
我们虽然做的不好,但我们向国外学习。我们做万能交换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见到万能交换机,只有我飞到吉林去,好不容易求啊,求爷爷求奶奶,让大家瞅一下五号机啥样子,终于大家同意了。我们只能这么求人家,是铁规则。
所以我们在那个状况下,还是这些成功的公司给我们引导了道路,我们一直非常尊重他们的。
提问:您家里有七个孩子,您是老大,那您的父母也是很辛苦的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来您搬去深圳,因为你认为那边应该有一些机会。想了解一下在您个人的生活方面,要做这一个大公司,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任正非:我的父母呢是乡村教师,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混居区。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贵州省一个非常小的镇叫镇宁县完成的,后来我父母迁居到一个小城市,就在这个城市读完了高中。我从高中就考大学,就考到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那么读了建筑工程学院以后,反正我也没有搞过建筑,我觉得我们那个当时山区的孩子,在人生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看一本小说可能就选择了人生。实际上我选择的人生和我人生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相和的,所以我读完了就等于白读了。当然现在的乡村孩子比我们好一点,有互联网,可以从互联网知道怎么样。
我讲一个很重要的笑话,很多年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带我们小孩去北海公园,他说要去体会一下那个荡起双桨的味道,我们唱歌,唱到绿树红墙,我突然看到这不就是绿树红墙吗?我们小时候幻想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因此我们认为互联网对孩子的教育要起到好作用,现在的乡村的孩子也不会像我们那种孤陋寡闻。父辈的磨难是一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整个磨难,我们家的磨难应该是轻的,我们至少你看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是中学校长,我母亲是小学校长,那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就是富人了,所以我们不能完全说很穷的一个穷孩子。
但是我们和城市比起来,确实认识太孤陋寡闻了。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大学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大家到处都不去工作,那不工作,我本人不大愿意这么混,所以我就自学了电子技术,电子技术自学就是上海联谊工人大学的那个教材。因为它是工人的大学,所以那个文革是推广的,是可以买到那个教材的。
后来我在我们的军队里面,在西安实习的时候,就有兴上了西安交大的班,叫研究生班还是什么班,交两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去读这个班,我就读了这个班,就知道什么叫做计算机。在那个时候我们听了一个826部队的首长给我们做报告,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的制造者,邓小平开放改革,前十个访问美国的科学家,回来跟我们讲计算机,神乎神乎的,计算机,我们实际上两个小时一句话也没有听懂。但是我认为他给了我们孩子很大的启蒙,给了人生方向,所以我觉得在座的这些达沃斯的精英们,有机会都跟农村孩子谈一次心,喝一次咖啡,也可能转变他一生的命运,就像我一样。你像我就不知道跑去学建筑,学了半天不干建筑,等于白学了嘛。
提问:以前您在军队后来您离开了,那您和华为,跟中国政府、解放军没有任何的关联吗?
任正非:我当兵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呢,就是中国解决不了人们的穿衣服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不清楚我们那个时代,在我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实际上缺衣服穿。连那种补过的衣服都很少,那个时候发布票,可能就发一寸、七寸,这不是公尺,你说这个布做衣服,短裤都做不了,因此国家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人也很操心,就是说能不能搞一点化纤,给每个人做一件衣服,这样中国就从德国引进了一套化纤设备,准备生产化纤。这时候整个国家就没有人愿意到这种荒凉的地方去,文革都乱了,中央没有办法,只好调部队去施工。又没有技术人员,那时候技术人员很臭,我们都属于臭老九,上级批准,让一些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到施工部队去学习,把这些设备建设好。那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走入了这个部队,而且我们认为,比我们不走进部队要好,哪怕那个地方很艰苦,没吃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我们进去建设完这个工厂,正好国家就开放改革了。家开放改革,就不需要这么多军人,国家一刀就把我们砍掉了,那个时候,还是很舍不得离开的。但是中央给我们保证,你们这个待遇不变,我们想这样好,我们还拿着一百多块钱。
后来到深圳才发现,这个打工的都两百多块钱,我们才一百多块钱,这个待遇白拿了,我们要求就跟深圳市的工资一样,就开始融入了这个社会。融入这个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我们不懂市场经济,很难很难融进去,然后就好像在这个市场化的边缘里面转来转去,一定会转不好的。转不好一定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当官是一种责任,轻易别去当,就没当好,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中国公司,我们肯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我们肯定热爱祖国的,但是我们不会去危害别的任何国家。我们所有的,我们在全世界都是遵从法律的,第二,我们也有道德遵从委员会,有40多个道德遵从委员会,民间选举的,大家的道德要遵从这些国家的规则,不能去违反这些国家的规则。所以我们在全世界的发展的态势很好的。那外界想,哎呀,你们这个公司干的这么好,别人都没干好,你们有背景,那美国想,哎呀,你们走出来,你们代表社会主义吧?那中国在想,你们都有股票,你们算不算资本主义啊?你说我们应该算哪一种,我自己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这个公司性质算什么性质。
我们有八万多股东,全是员工,没有一个非员工,我的股票最多,1.4几,没有比我更大的了,所以这些东西来说,可能有些方面可能有误解,国内也会有误解,国外也会有误解,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努力,身份最终会被证明的,没有必要费这个精力解释身份,最后放弃了生产、销售,放弃了赚钱,那我们怎么活下去?
提问:你不会让中国政府去用你的那些电信网络,去听他们的秘密,听美国的秘密?
任正非:这个网络,就是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自来水的管道,自来水管道只管送水的,一个是水到锅里面可以炒菜。我们公司来说,做的是那个管道的铁皮,管道里面走的水是互联网在走,搜索来搜索去是互联网在搜索,我搜它的信息干什么?谁给我钱,我负责做管道的铁皮,铁皮能做什么?所以华为也是傻乎乎的。
提问:美国是给你比较困难的一个市场,你认为公平吗?而且你可能会离开美国市场吗?
任正非:我从来就没有认为美国对我们不好,怎么不公平,我也从来不这么认为。
美国这个国家呢,200年来,从一个很弱小的状况,变成世界第一大国,它第一就是开放。华为要向它学习就是开放,用广阔的心胸融入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才会有未来。
我们认为,华为现在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不是把谁当成竞争对手和谁竞争,我们都是朋友,我刚才在咖啡厅里面还跟好多世界级顶级的别人叫对手,我叫朋友,我们好好的握手,我们还讲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话。我们认为呢,未来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社会,我们一定要跟这些公司共同确立信息未来的思想结构是什么,理论结构是什么,系统结构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共建,为世界提供服务,所以这一点,我们的目标是没有把任何人当成敌人。我们只是想共同来创建这个世界。
这个西瓜切成八样,我只要一样,我跟日本的公司说,我绝不会去搞物理的的,你放心,我就是搞数学逻辑,材料技术我不会出现泄密,比如氮化镓,我永远不会搞氮化镓。我跟微软也说了,我永远不会搞搜索,它也放心了。因此来说,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做一点点事,我们以后也只能做一点点事,从这一点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我的压力就是发展太快了,赚的钱太多了,怎么解决对外分配、对内分配的矛盾问题,我觉得这是最难的问题。
第二点,我认为美国在电子信息技术上,过去是绝对的强势,而且未来几十年,美国还会是相对的优势,华为这个小草不可能改变时代列车的轨道,但是我们小草在努力成长,当然我们也希望把自己脱胎换骨,从草变成小树苗,当然这一点,我们正在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正在改变自己,那么我们有没有成功呢?还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真正碰到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就举个例子,不知道他们想不想听,比如说我们要用五年的时间,实现帐实相符,但现在做不到,所以我们去年12月31号,赦免大家坦白从宽,凡是作假的都坦白从宽,坦白的人数是4000到5000人。什么人?小兵没有他的份,小兵想坦白有啥?都不能做这个结构,那么说我们内部的治理结构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走。
第二个问题,贪腐现象,我们也同样存在,不是民营企业就没有贪腐现象。但我们也不认为贪腐就不发展,也不认为发展就永远贪腐。第三个,我们已经把自己聚焦到只做稍稍一点事情上,小小的事情,我们的管理能力开始上升,我们大概处于这样一个结构状况。
主持人:大家最想知道的秘密,我想是华为的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而且他们可不可以学?
任正非:我认为第一点,华为没有秘密,第二个,任何人都可以学,华为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依靠,也没有什么资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获得机会。
但努力工作首先要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为客户服务。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客户口袋里面的钱,我们要对客户不好,就拿不到这个钱,老婆也要跑了。所以说我们要拿客户的钱,又不能用非法手段,又不能抢钱,只好做服务,把产品做好。刚才我讲的那个市场经济两个要素,为客户服务,没有人做不到。
我就讲几个例子,在智利那个地方发生九级地震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员工失联了,当时他们请示派人进去寻找,我不同意,别找了,你进去再死掉这一批人更划不来,还是等一等到时候能不能发出声音。等了几天以后,发出声音,但是不是打给我们的,是打给他的最基层的主管,主管告诉哪个地方坏了,就往地震中心走,九级地震,我们把这个拍成三分钟的小电影,就是本人做演员。
在利比亚发生战争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利比亚,后来我从利比亚到伊拉克的时候,利比亚就开战了。开战的时候,我们这个员工,大家都要跑,我们公司因为我不是说经过领导批准,他们就可以坐飞机,坐飞机就撤走。我那个时候在伊拉克,问我,我说网络瘫了,死人更多,我说先把我们这些人撤到周边国家,就找了心理咨询公司帮他们做心理辅导。辅导了十来天,有好多人考试考的很好,优秀,然后人力资源部到我办公室汇报,还没讲完就知道了,我说你知道什么?好了,我们这些人去了以后,我们组织员工给网络提供服务,网络提供服务呢,反对派的人就搬家去了,我们内部员工有一些拥护政府的,那两个交互地方没人维护,我们的人去维护,现在的敌人要精确打击,只要不打那个点,应该不存在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全世界170个国家,没有因为战争啊,没有这些东西死亡过人。
日本的大地震海啸,日本海啸大地震完了以后,很多人都开始撤,他们打电话问我,我说不同意撤,我说你们得找个地方,说找不到,那中国的命就比日本的命贵啊?我说60年代,我们国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核泄露,地面上就放原子弹,还打着红旗庆祝,都没死,现在泄露哪有爆炸厉害?有那么恐怖吗?所以我们情绪稳定下来以后,我们就是抢救的人,背着背包,难民往这边逃,我们往前走,后来日本公司说这个公司是日本公司,后来我们在日本订单很大,做的也非常好。等等一系列都是体现我们以客户为中心,我们必须要维护客户的利益,只有维护客户利益,客户喜欢你了,自然把单子给我们。
你想想,去年不光是国际经济很困难,我们自己的商业生态环境也很差,大家也知道,刚才已经都说了。但是我们增长了20%,利润也增长20%左右,利润没有20%吧?19%对吧?那就说明这么强大的打击,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而且今年的销售收入超过560亿美金,增长速度还在20%,我们不想挣那么多,我们那些英雄们、弟兄们拼命要做,做多了我们不知道钱怎么分,我们现在领导也有矛盾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英勇作战,我们也挡不住他们。
主持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减慢,对华为有什么样的妨碍?
任正非:第一点呢,我就讲这个中国经济在指标上表面上是下滑了,应该说经济增长在走好,不是在走坏。可能以前掉下来的好多都是水分,好多可能是无效投资,可能这就是转型需要。所以我认为2015年、2016年可能是国家转型比较困难的时间。我认为2017年、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有较好、良好强劲的增长。中国经济速度放慢一点,我们今年增长20%,2017、2018年还不知道增长多少,所以我们今年来说,增长到560亿以上的销售收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提问:华为现在怎么面对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兴起,有什么样的想法?
任正非: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我们有啥影响,巴不得你们买管道,管道就我们家做得好,当然还有两三家做得也不错。你不买我的买谁的?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是积极的促进。因为我们将来在传输和程序上会做出努力,在信息的搜索上,我们不会进入这个领域。
我们会不会去争取美国政府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中国政府要求做这个事情。我们接受英国的安全审查的时候,英国的安全审查所说你们的安全审查太幼稚了,你们自己的网都不安全。所以我们还处在一种幼稚中,还不可能做什么,也不会接到什么指示,也从来没有接到任何指示。
提问:有一种说法,如果不理解任正非,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华为,您为什么如此低调,如此神秘?有的记者为了采访你,已经等到快退休了,他们说见你比见中国领导人还难,用一两分钟说一下您是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的企业家。
任正非:说我这个神秘,我有啥神秘?其实我就是无能,你想想嘛,我又不懂技术,又不懂财务,又不懂管理。其实我就是坐到他们那个车上,他呼噜呼噜拉,以为都是我搞的,你问我一个问题就答不上来,我刚才在复习说,有人可能会提一个什么工业4.0,什么问题,我还在想咋说。
因此我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什么都有,所以我认为既然什么都没有,最好别亮相,一亮相,别人看到你裤子后面,可能就是有一块坐在地上很脏的东西,我自己只能看见见面,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少出来露面。
不是说我真的很了不起,我自己从来没觉得了不起,我在家里面,我们家人老是批评我,都是挨批评的。我有一次说,别人从来都不批评我,就你们两个人批,我女儿说不这么批才怪呢,没办法,所以我没有什么故意低调的问题,神秘的问题。
以前我们做营运商,我们面对的就是300多个客户,这300多个客户可以个人沟通,就不需要公众场合沟通,现在终端,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们做的广告什么时候问过我们,我们家很生气,为什么都搞足球,你怎么那么喜欢足球?还有人以为喜欢足球,我到现在知道足球是圆的,但实际上我对足球也不了解。都是下面做的东西,下面张牙舞爪并不需要我去做,所以我也不需要那么高调。
我这一次来这个对话节目是上了当,说你能不能搞一个闭门会议,我觉得我们经常在家办办公会都是闭门,我就同意了,不知道这个闭门是对话,还要直播,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等我知道了,我推不了了,公关已经启动了,刹不住,求啊求啊,然后妥协,就来出席。我也觉得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大家不看见也觉得你有啥东西。
我们除了比别人少喝咖啡,多干点儿活,其实我们不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就是因为我们太晚,我们成长的年限太短,积累的东西太少,我们得比别人多吃苦一点。所以我们这有一只是芭蕾脚,一只很烂的脚。我觉得就是华为的人,痛并快乐着,华为就是那么一只烂脚,不给社会表现出来我们这只脚还挺好。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