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一河

先作个交代:这是前些年为一个朋友写作的一部书稿。因为某种原因中断了。最近从一个邮箱中找了出来，取其前面一个部分，贴在这里了。
（我没有做修改，保持原来的样儿，也许已经旧了。）

中国人要什么（绽放篇）

目录

1．年轻人要什么

2．两面人

3．责任好沉重

4．路上有“杀手”

5．谁成全你？

6．政府责无旁贷

7．具有公民意识

8．担当公民权

9．绽放自己

一.年轻人要什么

今天的年轻人是哪些人？大学生，中学生，白领，民工，阶层不一，地位不等，参差不齐，众说纷纭。其父其母不了解，老师不了然，他们自己也不明不白。给他们贴上“80后”、“90后”标签，罗织几条“罪名”，太浅薄了。年轻人不是红酒，可以标明年代。不尊重他们，误解只会更深，谁都没有好处。

中国有几千万家长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他们最大的痛苦是，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说话，说什么好，怎么说好。这种状态，正如不少家长在孩子高考前的那些日子里，苦工苦役，心力交瘁，悄悄的走路，悄悄的说话，唯恐哪一点没做好，影响了孩子的心情。他们很委屈，这辈子图什么了？他们总在回想孩子小时候的情景，多么可爱。在幼儿园，在小学里，带给父母多少欢乐，父母们为之发誓，这辈子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过上幸福生活，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他们也难免抱怨，孩子在小学成绩很好的，在初中成绩很好的，怎么一上高中成绩就滑下去了，一进大学就换了个似的。百思不解，自己做错了什么？离异的后悔离异，经商的后悔下海，一念之差，百年之恨。但痴情不改，世上还是自己的孩子好，他们任劳任怨，从没想过推卸责任，也没有放弃孩子，总想着孩子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可怜可爱，可歌可泣。中国父母，世上最无私无畏，不求回报、终身奉献的最好的人。

“养儿才知父母恩。”年轻人有这一天。

在我的教研组有个老师的女儿，乖巧伶俐，放学后就来办公室做作业。小学一年级说，长大了做江泽民；小学三年级说长大了做老师；小学五年级说，什么人都不想做，因为不想做人。大学毕业了，找了几个工作，都觉得没意思，便在家里“啃老”。女老师快到退休之年，每次谈起女儿便痛心疾首似于祥林嫂：“我真傻，种好了责任田，荒废了自留地。”别的老师听得脊梁骨冷嗖嗖，孩子到了初三或高三，一定辞了班主任，或者另一方做牺牲，为子女的前途在所不惜。

女大十八变，不全是越变越好看。

我的儿子，小学五年级时迷上了游戏机，当时是任天堂。那天下着雨，过12点了，我向学校寻去。儿子从远处跑来，一头撞到我身上，手里攥着钱，“哪来的？”“捡的。”地上泥泞，钞票干净。儿子怯怯地刨了两口饭，溜了。我尾随之，见他又溜进了游戏厅。抬头见我，脸白如纸，眼若羊羔，身子滑下去了。我一句话没说，立刻上银行取钱，买了游戏机。少年天性不可灭，灭之无异于法西斯。

初三下期，儿子一科测验不及格。我飞出一腿，儿子逃往阳台。阳台九楼，儿子怒目向我，眼中透出一种决绝，那一瞬间，我心震撼，天为之小，儿子为之大，万物为之轻，儿子的生命高于一切。

当晚，我给儿子写信：“只有你努了力。若干年后，母亲提篮买菜，商场大包小包，身边跟着个高高大大的儿子，母亲就有成就感。”

此文见于晚报，儿子的班主任在班会上读到最后，才看见作者的名字。

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

我奖励一台电脑，儿子用得风水生起。我爬格子，遇上死机，病毒，请儿子看看，还得看儿子高兴不高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儿子考上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

回家感叹：“命苦”。

我先说“命好”：一出生就遇上了市场经济，一长大就明白国际化，一交流就用上互联网。与此同时是“命苦”：工作自己找，职业自己选，房子车子自己挣钱买。过去，上大学是登龙门，毕业是国家干部，冬有烤火费，夏有清凉费，生老病死靠单位。俱往矣！“专科生象条狗，本科生满街走，博士生才能抖一抖”。一个饭碗，多少人打破头？

儿子放弃考研，她妈妈在电话中吼：“你以为工作恁个好找嗦？”儿子说，要取得北京户口太难了，要在北京买房难于上青天。前不久，央视一女主持人为了北京户口而“失身”于“国安局长”。今天还有多少“漂派”，像一艘没有风帆的小船，随波飘荡，何时靠岸。

儿子回到重庆，英语过六级，拥有一摞国内、国外的计算机证书，进了中国电信。工作第一年，评为岗位能手；第二年，两个论文获奖，奖金加海南旅游；第三年，转为正式工。去年结婚，明年准备要孩子。

儿子已经担起家庭与社会的责任。

具体说，1.每个周末几乎都在加班。2.常给他妈打电话。3.吃早餐。4.已经存了几万块钱。5.同事聚会不会轻易喝醉。

在领导眼里，儿子是个年轻人；在我心里，他是我终身的依靠了。

10年前，我在街上碰见学生一定要上前逮着问，为什么不回母校看我？我自负没有亏待一个学生。他说混得不如意，要官职没官职，要房子没房子，要车子没车子，见了老师显不出是个成功人士。从此我见了学生绕道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生回母校的越来越少了，生活节奏加块，竞争压力加大，工作越来越难找。有个饭碗混着就不错了。

我有个2000级的女学生，初进大学放言自己找工作，不要妈老汉帮助。四年后还是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在系统内就职。我保存着她给我的邮件：“我曾经豪情万丈，以为世界是我们的，真正属于我们的时候，心已苍老，人已全非。”她专业不满意，丈夫花了心，都不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

2000级还有个女生，很漂亮，父亲是税务局长，上学时锦衣玉食。但是受我的影响，读了师范，毕业时我联系她来本校试讲，效果很好，学校要她。没想到，他父亲落实了税务局的职位，又清闲又来钱，女儿不愿意，老爸请我做工作。我实话实说，去税务局吧，今后不会后悔。现在，这个女学生开上几十万元的车，结婚时百桌大宴，礼金上百万。

也有自我放逐的。有个2003级的学生，大学网游，毕业了还在家里网游。父母是重庆医科大学的教授，跟他联系了几个单位，干不了三个月，不去了；处了几个女朋友，也没有兴趣了。父母见无药可救，把一套房子过户给他。房子80万，算是把这个儿子交代了。我对他父母说，把他当做个植物人吧，希望那一天苏醒过来。

还有几个学生，结了婚不要孩子，图自己好耍，天南海北都玩遍了。父母悬赏10万元，生个小孩。他们说，还没玩够呢。三十岁以前免谈。

我最喜欢的一个语文课代表，我在课堂上喊她父母才喊的昵称，“圆圆”，读了学士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早在她读高中时我就有预感，她是生活在书本中的女孩。她在大三时，我引用一个段子提醒她，“专科生是黄蓉，本科生是周芷若，硕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生是‘东方不败’”。过去，她妈妈每天晚自习后到学校门口来接她，怕男孩子喜欢她，现在一心盼望有个年轻人站出来娶回她。

“圣斗士”成“烈士”，违反人性天伦，回头是岸。

而那些不在体制中，没有固定单位的，悲观，打一枪换个地方，没有安全感。

纯粹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去打拼，对目标和理想信心十足，属于目标和能力一致的，而且成功了的，或谋取到一个比较高级的职位，或自己办了个比较上规模的公司，属凤毛麟角。我后面要讲。

以上，算是我对年轻人的几副“素描”。

我没有引用什么“火星文”“脑残文”来说年轻人，因为我有儿子和学生。年轻人有的“特点”，是自然产生的，是有阶段性的，过去了就过去了，了无痕迹。我今天就直说了吧。有人有恋母情结，而我有杀父念头。

家父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因此骂我的字“鬼画桃符”，因此他是厂里的笔杆子，因此他每天天不亮，用一根棍子挑开我温暖的被子，然后端根小凳，坐在家门口，就着晨曦，放声读书。晚上背书，卡壳了，自己脱掉鞋子，冬天还要拔去袜子，亮出摆平白嫩嫩红润润的脚板心，父亲一篾片下去，我“雀跃欢呼”；二篾片下去，我“金鸡独立”；三篾片下去，“我欲乘风归去”……

我愤怒，杀父之心都有。此心怎么消失的，忘了。也许是父亲送我下乡在队长家里饭桌子上抱头痛哭的哪一刻，我悲愤填膺，儿子无能，让白发苍苍的老父痛哭于人前。总有一天，我要让父母开怀大笑。我要出人头地，我要做有头有脸的人。我开始发愤了。

年轻人一旦发愤，前程不可限量。

94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拒绝与70 年代的人做朋友》一文，我写了一篇《后生可畏更可亲》，此文在前文之后发表，具体哪一天我忘记了，大热天的（重庆高温40度以上，我没去翻书箱）。兹录几段：

说他们“冷漠、不合群、斤斤计较，太自私，太不负责任”，这样的人哪个年代都有。拿70年代人捏软柿子，既非英雄所为，又无绅士风度。担心他们抛弃老一辈人所建造的一切，这取决于老一辈人今天还有什么作为。假如能给年轻人以希望、机会和成功，就不必担心他们离我们而去。与其把未来寄托于青年，不如现在把自己的事业干好。干得好，年轻人跟我们走；不好，一百头牛拉不动。责怪他们没有能力，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没本事。我们自己做错了，板子打在年轻人身上，肯定不公平。打儿子的事，不能再做；儿子骂娘，不是儿子不孝，而是为老不尊，老败家子。我们指责 70 年代人不关注现实，我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了吗？我们象鲁迅那样做了吗？

百年树人，人未立，三代人都有责任。

二．两面人

我教高中语文。

语文是什么？是文字，不培养文字学家；是文学，不培养作家；是政治，不培养革命家；是道德，不培养道德家。语文“四不像”，造就无数教书匠。

中学生学语文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尤其是中学生写作文，最假。他一上街，街上定有盲人他扶着过马路；他一上车，车上必有老大娘他让座位；他一低头见钱包，他一放眼见小偷。写老师老师死；写挫折父母亡。

原因何在？

上课有教材，备课有教参，考试有标准答案。老师实际上一无所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的思想、独有的感情，尤其是没有自己的话语表达权。统一教材、课时、备课、考试、答案，其实是“统一脑袋”。

从幼儿园开始，从小学开始，学生真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好写最新最美的文。为什么学生后来变成了“势利眼”、“白眼狼”、杀人狂？教师被学生杀害？被学生举报为“反革命”，老师，你该想想，你有什么责任？

你不说真话，不讲“文革”，不讲“大跃进”，不讲“反右”，不讲“四人帮”，更不敢讲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了……等到学生喝足了“狼奶”，养成了“告密者”的习惯，自以为“正确”，变成了“左愤”或者“右愤”，变成了流氓或者政治流氓，那么，尊敬而可怜的教师，你在劫难逃，怨得了谁？

毛泽东确有“过人之处”，把人搞得低下头颅，弯了脊梁，丢了人格，没了脾气。他是怎么做到的？农民吃工分；工人吃工资；居民吃户口，金银首饰“破四旧”，文人不给稿费。全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个有稿费。于是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果你是鲁迅，还能特立独行？

一个饭碗，搞定天下人。

今天好不了几分。

教研组长，吹易经,谈八卦，唱“黄丝黄丝马马，请你嘎公嘎婆来吃嘎嘎（猪肉）”，自负不脱酒盏，不离山水。而领导一呼，跑得屁颠屁颠，打同事的小报告，给女教委主任算命，夸她当年一朵花，有多少人追她。此君子兮，除了教参不读书，除了教案不写字。既没有屈原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想象力，没有竹林七贤的真潇洒，也没有李白的真浪漫，甚至连金庸小说中“一剑走江湖，快意恩仇”的想法也没有，唯上是从，唯书是举，唯唯诺诺 终其一生，无所建树。

我等群氓，一条战壕。

教材改革，换汤不换药。上海九年级新教材引入了汶川地震，但回避了地震中的“人祸”。斗胆一问：中国有那一部教材，收录了“反右”、“大跃进”、“文革”？收录了那些“放卫星”的大文豪、大科学家？新疆克拉玛依大火烧死几十名学生及老师的灾难，收进教材了吗？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些“人的灾难”依然深锁禁宫。中国大地上，没见一个“灾难事故展”、“文革博物馆”、“耻辱纪念碑”，也没有“谢罪日”。而多的是一场场庆功会、表彰会。偷梁换柱，放过了一次次灾难事故的责任人。他们知道，“人祸”属于制度，讲灾难必“讲政治”。一讲政治，就没有真话。

学校是精神统治最严密的衙门，奴化教育最深重的殿堂。

今年重庆中考语文卷第7题，给出三则材料，人均收入、交通变化、科技进步，要求从中提取两条信息。我参加了这次阅卷。阅卷组长宣布，如果考生提取了负面的、消极的信息，譬如说贫富差距拉大，百姓看病难，房价高，读书贵，大学生失业，则一律不给分。一个领导告诫老师们：“你们代表政府行为，不要把学校那一套搬到阅卷场上来。”

瞧，“主流人士”判定为消极的、负面的“信息”，不能进入“试卷”；即使考生用自己的眼光“提炼”出来也不能给分。不合命题者意图的话不说，埋怨社会阴暗的牢骚不发。如同林黛玉进贾府，不能说错一句话，行错一步路。被扣一分除脱一万，考上了就给父母节约了几万元的“择校费”呀。

中考如是，高考亦然。今年重庆的高考作文题目《我与故事》。重庆天天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命题者的意图，是以高考作文来讲述“红色故事”。如果考生书写自己独到的“故事”、独特的思想感情，则不入“法眼”，得不了高分。正是如此，新浪网对全国各地作文进行了三项调查，在“最难以发挥、最难以创新”方面，排名最低的都是重庆卷。

推而广之，中国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是“考场”。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做领导不喜欢的事，领导能给你打高分吗？文革时期人们接受的红色奴性教育，当代应试教育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使作文常常沦为培养谎言家和伪君子的工具，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格分裂的两面人。

中国的新闻都是选择性新闻，报喜不报忧啊。“喉舌报”自费无人购买、自费无人订阅、公费订而不阅。央视新闻联播的观众越来越少，少到央视不敢公布收视率。因为它每天提炼出来的“信息”，民众与自己的生活一对比，感觉大不一致，便不听你“联播”了。“正确的舆论导向”枪毙了多少哀民生之多艰的呐喊？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位副局长，谙熟官场潜规则。谁要认为他说错了话，不是装傻就是天真。

“绿坝事件”，等于公然宣布所有的中国大陆居民都是小孩子，需要“花季护航”，才能“免受网络的危害”。这下看清楚了吧。最大的“屏蔽”来自政府，因为你“未成年”，怕你提取了“负面”的信息，“绿坝”你，是爱你，是对你好。政府利用强大的权力（包括高科技手段）来阻止人民从社会生活中提取“负面信息”，阻止人们对政府进行监督与批评。

后果是，没有人敢说真话，没有人敢于创新。在这样的环境下的年轻人，怎么长得大？怎么成长为公民？

他们的父母受着这样的教育，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家里是好孩子，在社会上是好员工。也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

路本来就这样走下去了。谁知道时代变了，年轻人也变了。

老师们有句行话：“关起门来，可以培养出雷锋。五加二（学生在学校五天，在家里或社会上二天），等于零。”游戏厅，录象厅，台球室，现在网络更不得了，青年人要变坏也真是太容易了。你看那成年人玩一夜情，包二奶，比年轻人还来劲啊。

学校教育假，社会世象真，把年轻人做成了“夹生饭”，丢了，舍不得；硬着头皮对付，难以下咽。

我以为，教材不是圣经，教师不是神甫，“传道受业解惑”，不是只传“传一家之道”，“道一家之言”。只要不违宪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讲台上一站，教室门一关，什么都可以讲。我配合教材讲历史。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拒绝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竟然用“红宝书”来抗震救灾？去年“抵制家乐福”事件，我就在课堂上讲：一，抵制不抵制是一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能侵犯他人去家乐福购物的自由；二，家乐福已经本土化，抵制它首先是同胞受到损害；三，凡事重证据。中国政府并没有拿出家乐福支持达赖的证据，也没有号召市民予以抵制。我坚定地说，学生搞好自己的学习，就是最大的爱国。

前些年，湖南有个教师，对学生讲“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结果被吊销教师资格，终生不得在本土任教。 我不会这样讲的。我也不会为“范跑跑”唱颂歌。高一，讲讲历史；高二，带点时事；高三，专讲高考。当天考试，当晚改卷，第二天评讲。第三天校长参加分析会。

考不上北大清华，唯班主任是问。如果再讲与高考无关的，真的要下课了。

今天教师队伍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当教育只是以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为目标，这样的教育还会有什么前途？当学生违纪受到批评时，老师赢在理上情上，但就是没有一个学生敢说“老师，你说得对，我们支持你。”他们不跟着起哄就算烧了高香。许多老教师怀念过去，一张简陋的贺卡能把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也瞧不起老师了，因为老师看重的是分数。分数把学生分出了贵贱高低。老师的翅膀栓上了沉重的奖金、职称，待遇等等。老师自己都无力飞翔起来，哪里还能帮助学生飞翔呢？

年轻人发育不全，营养不良，心智不常，教育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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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傅一河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11-30 17:14:29 跟帖回复： 凯迪云情报——发现信息价值 沙发
三．责任好沉重

当年我做知青，队长在大会上说，公社下来一条狗，那也是你爹。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山高皇帝远”的匪气与霸道。

后来我身遇不平，爬格子以出气，为此惹过祸，领导很恼火，“约法”三章：“文章中不得出现学校，不得出现领导，不得给单位抹黑。”遵旨!等老子退休了，睬你个“鸟”。

我可以等退休后“出口气”，伸伸展展做个人。年轻人呢？

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买不起房子，结不起婚，一场婚礼十万八万是常态，几乎都是妈老汉“出血”。出不起的怎么办？有一个女子说：“没有房子，就没有安全感，觉得我的生活就是颠沛流离的。如果我们都没有能力解决房子问题，那么，亲爱的，我们只能分手了。不要怪我狠心，要怪生活太残酷。”我有一个侄子，大学毕业没有固定单位，别人多次介绍女友他不敢接招，因为没有房子。单是解决性的问题，今天很容易，几十块钱搞定，性病也很容易。

比尔·盖茨有一句话：社会是不公平的，请接受现实吧。

我提醒儿子，每天上班早半点，下班晚一时。与别人同进同退，你现在还没有资格。新毛头，多做事，受点委屈是难免的。人格是平等的，但奖金福利是不平等的。你不要眼红，更不要说三道四。要多加班，不提加班费。你改变不了单位，先选择改变自己。吃苦耐劳是第一本事。不轻言跳槽，三次跳槽成跳蚤。如果实力相当，就看谁的脑瓜子转得快，谁的手快，谁就先抓住机遇，就上去了。

自金融危机以来，我的那些有家有业的学生如惊弓之鸟。有个学生来电话说得很凄凉。“单位裁员不少，工作量与日俱增，加班到10点是家常便饭，基本上没有休息日，三餐不定，整天昏昏沉沉，亚健康，我又能怎样？我很害怕现在失业。我不透支身体还能透支什么呢？刚才还有说有笑的同事，得知被辞退后，个个像刚从汶川出来……”

悲剧多起来了。《重庆晚报》1月15日报道，儿子身亡，父母方知他结婚两次（结婚，离婚，又复婚），儿媳抛下两岁孩子不知去向。这对“80后”小夫妻，只是享受爱情，却不懂得经营婚姻；在激情中结婚，在盲目中生育，在冲动中离婚，在自私中逃离。

23岁的大学生村官叶波，两次割腕，终于诀别尘世，因为他看不到村官的前途。中西部省份的一些大学生村官月薪不到1000元。穷山恶水，留不住当地的年轻人，挂职干部夜不留宿，从城市里长大的“村官”干得了几天？

贫困子弟读不起书，大学贫困生在食堂里吃剩饭剩菜。几十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全国有四成以上的人不看病，小病挺着，大病拖着。中小学生自杀率一年比一年高。失去岗位，失去土地，失去家园。高房价，高医疗，生活高风险。可是，主流媒体居然说，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城镇职工收入同比增长多少多少。把自己的收入一盘算，原来被别人“代表”了，或是自己不在“统计之内”。呜呼哀哉！

这是块神奇的土地，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重庆，一位年逾五旬的低保户因病住院，社区领导前来看望并承诺报销部分医疗费，朱某闻之情绪非常激动，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破裂而亡。西安，一位患了间歇性精神疾病的妻子面对高额医疗费，不愿意为了治病花完打工赚来的钱，竟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42岁的生命。甘肃，一名37岁的白血病患者从西京医院五楼病房坠楼身亡……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宁波市委书记在大会上用顺口溜解说民生问题（5月7日《现代金报》）。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两会”上转述顺口溜：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吃动物怕激素，吃植物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里没数……”

没有幸福感，还要叫你喊：“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每年春运，民工们骄傲我是中国人。一长串有实力骄傲的人移民了，他们会不会说“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骄傲，却只能在广场上“散步”；我骄傲，却听见局长大人骂“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我骄傲，地震把豆腐渣教学楼压在孩子的身上；我骄傲，天天吃吃有毒有害的食品；我骄傲，听见的却是“纵做鬼，也幸福”。这样的骄傲还给你，我不要。

谁要骄傲骄傲去，多少高官已经建立了“跨国家庭”，老婆孩子在阳光明媚、空气优美的别墅海滩游哉游哉。而你的孩子有可能成为大头婴、肾结石婴；你骄傲，警察抓你个“夫妻家中看黄碟”。在河南，一月之内，五个人“蹊跷”地死在派出所。没准那一天，你被随便安个罪名，不通知单位与家属，你就“失踪”了……你骄傲，为什么诺贝尔获奖者迄今没有一个全须全尾的中国人？人家黑人都当总统了。而你的孩子辍学打工，老婆在故乡没日没夜地操劳，成为几千万体制性寡妇中的一个怨妇。

今天的年轻人，要一个饭碗，买一套房子，找一个老婆，生一个孩子。这些都要花大钱，岂是一句“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就能了成。

大学生找工作比爹、靠爹。爹好，就有金饭碗。学得好不如生得好，生得好不如嫁得好，找工作不如找老公。找一个大她几十岁、有房、有车的老男人，一上床就过上了幸福生活。

“谁叫你生在中国了。”言下之意，有本事出国，没本事认命。

目前中国20岁至30岁的人群压力最大。长沙市2008年对6万多市民进行健康体检，发现八成以上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况。北京师范大学对北京、上海等四大城市调查，已经有7成白领成为了“过劳模”，直至“过劳死”。两名深圳华为员工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经济学家郎咸平称，最近2-10年，中国99%的白领将面临破产。

上海“莲花楼盘”倒塌，楼盘成本价仅604元／平方米，但售价却高达16000元／平方米。暴利被官商吞了。

目前上海1/5的人口中已达到60岁，平均每5.4个工作年龄段的成年人在养一名老年人。现在年轻人养自己都是困难重重。今后2个年轻人还要支持4个老人。这一切都得靠自己。最好不要对政府抱有幻想，连美国日本政府都觉得养老医疗力不从心，何况我们这个大吃大喝的政府。

我儿子结婚的房子，是我单位的集资房。10层高楼无电梯，老俩口再爬20年，上去了就下不来。于是贷款25万，买了一套商品房，按揭15年，月供2000元。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买彩票，退休之后还有5年的房债。苦哉！妻从单位退休后，还要在我的学校来做生活老师。老黄牛啊。

银行收我利息十几万。莫喊冤。房子50年后又要交费买，国家赚翻。贪官外逃带走了千千万万而逍遥法外，国家没有好办法，对我却很有办法，只用一套房子，就掏光了我的老本。

贷款怎么还？假如我每两个字卖一块钱，得连续写二百万字，还得保证每小时顺利完成2000字。假如我是妓女，姿色一般，平均每次收获200块，每天接客两人，得连续接5000次客人，连续奋战2500天。假如我是抢劫犯，手段一般，每次得手1000元，得连续作案1000次，假如每星期作案一次，那得连续作案18年……

儿子再能干，也拿不出这多钱。爹妈的钱不用还。因为，你要供养你的儿子，从幼儿园供到大学，得花多少钱？等到你的孩子供完了，还有精力供父母吗？现在不孝子孙那么多，不是心不孝，而是力有不逮。

儿子读大学花掉我10万，为儿子办个按揭将近40万。

希望国家风调雨顺，我好还债。

全中国象我这样的老人有多少，他们为儿子付首付。付不起首付的怎么办？没有房子便没有老婆，没有老婆便没有儿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封建割观念，而生育培养接班人关系到祖国民族的未来。

责任重大，年轻人怎么担当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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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傅一河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11-30 17:15:06 跟帖回复： 第 3 楼凯迪客户端下载——主流声音 触之泰然
四．路上有“杀手”

过去我相信，世界上有三种人应该尊敬，一是教师播撒阳光，二是医生救死扶伤；三是牧师引导人的灵魂向上。这三种人如果堕落了，整个社会就没救了。现在才知道，中国最堕落的是专家，最无耻最贪婪的是“公仆”。他们才是年轻人成长的“职业杀手”。

1．杀手一：专家无耻，今日尤盛。

一些专家的课题，是公款买来的，再花公款请更高级别的专家来做出“成果”，而后分肥晋职，皆大欢喜，再不管那“成果”是否成垃圾。一些“研究室”是被包养的。经费是划拨的，思想是领导的，利益是垄断的，人格不是独立的。为“帝王师”、“南书房行走”。大学有大楼而无大师，有官僚而无民主。教授成“叫兽”，千夫所指。前有“纵做鬼，也幸福”的作家，后有“含泪相劝莫被反华势力利用了”的“大师”，近有北大教授孙东东一口咬定“老上访户百分之九十九是精神病”，“海归”罗志田认为“民主真是适用于教育和学术？”我国大学的民主发展不是严重滞后，而是“超前”了……

所以，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斯言不虚！除了茅盾文学奖有几部作品响一点点之外，除了鲁迅等大家之外，今天还举得出一个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几乎绝种了！

一声“公招”厅局级，博士、博导跑得屁颠屁颠。几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副处”。权力，是最大的尊严；做官，是最好的春药。

从华南虎到躲猫猫，从俯卧撑到噩梦死，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他们选择了失明、失聪、失语、失身，选择了被收买，选择了被包养。他们与贪官包养的“奶妾”没有两样？要拿科研经费吗？必须做领导给出的“课题”。通过控制科研经费来控制人的思想，或者说以科研经费收买，通过开放或出让一部分公共空间给其精英，以满足他们对社会名望和话语权力的需求。因此，才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出现在各种公共媒体上，为垄断集团攫取民脂民膏摇旗呐喊，为权力资本挤占公共利益推波助澜。有时候，他们也对飞扬跋扈的权力做一点批评，但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性和温和。这在表面上是一种自律，在骨子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首先表现于自我审查。他们不再是怨妇，不再唱“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了。他们最出色处在于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更在于他们对自己的角色非常心满意足，因为他们终于发起来了，飞黄腾达了，成为中国社会的人上人了。

更可怕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不是一个比一个丑陋，而是整体溃烂和恶变，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首先是对传统理想的背叛，然后是对改革开放的背叛。他们首先出卖自己的人格，以获得一定的权威与话语权之后，便把自己的名望抵押出去，甚至不惜以践踏道德底线的手段，与权力资本集团联手，对社会进行疯狂的掠夺甚至抢劫。他们与贪官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要说有不同的话，那就是贪官“东窗事发”而自认倒霉，许多比他贪得更多的官员“安然无恙”。这个无耻的精英群体的心理早就学会了平衡，他们被“叫兽”化、被流氓化以后，成为分赃体制中最重要、最主动的分赃者之一，成为一些地方恶政中最得力的一条秆子。

而象贵州“6·28”瓮安事件，中国发生了多少起？都说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鲜有象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那样说出真相：“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些群体事件中，“专家”在“帮闲”，在“帮凶”？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有人断言：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因为，知识分子的堕落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

2．杀手二：危险至极，官员正在成“公敌”。

早些年，大贪官胡长清就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全家都办了化名身分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有“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于是，“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事实上，有多少高官早已建立了“跨国家庭”，他们的老婆、子女，早已在阳光明媚、山青水秀的发达国家里，优哉游哉。

最近在美国和澳洲最富裕地区的移民统计，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人物。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有钱，一波又一波花费上百万送孩子到西方留学？接受西方人的“洗脑”？

高官在国内做“裸官”。一旦风紧，买张机票就“拜拜”。他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的国家比中国的空气好，环境好，制度好，更自由。自己去不了，儿子孙子是一定要办出去的。这个官可以当，当这个官也是为了这一点。如果这一点已经实现了，也捞够了，还在乎什么呢？

因此才有民谣：官员一个挨一个杀，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有漏网的。

从2003年至2008年，因腐败被处分的官员高达88.1万人，其中不乏陈良宇、田凤山、韩桂芝、王怀忠等高官。他们象春天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高达8000多万。海南一个县级市的书记仅缴获的现金就高达2000多万。官员单笔腐败就达8000万；张二江书记搞了107个女人。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很多女孩都是十四岁以下）。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涉案犯是县政府的干部、村主任、党支书、政协委员。四川宜宾一局长以6000元“买处”(一名年仅13岁的初一女生)。

温州官员低价购拆迁安置房，改建指挥部49人买房。辽宁，车改象分赃，一个区级别干部一年的车补6.7万元。广州海事法院公费出国旅游，人均花费8万多元，花费48万元的考察报告是抄袭网上资料拼凑的垃圾。

权贵资本集团相互勾结，鲸吞公众利益，挤压百姓的生存空间，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在河南南阳，垃圾车运来整车垃圾倾倒在店铺门口，200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员，伸胳膊叉腿地“静坐”在酒店大厅、迎宾桌上、电梯门口，声称“不缴垃圾处理费就不走”。多少？标准变成去年的8倍，一家酒店高达一年14万元。

权力流氓化，流氓权力化，在侵犯民权上无所不用其极。杭州富家子飚车撞死斑马线行人，交警竟然提供“欺实马”；邓玉娇刺死邓贵大，让公众想到西门庆。河南的王帅，内蒙古的吴保全，仅仅因为在网络上批评一下当地的官员，评论一下当地的政府，披露一下某些事情，就被当地警方跨省抓捕，进而关进牢房。下岗的，失地的，失去家园的，无数访民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被打回原籍处理，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全国有多少地方，有多少邓贵大之类不入流、不上品的乡绅恶棍兼地痞流氓型官员，还有地位更高、更温柔可人的高官，诸如深圳市长许宗衡。 “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 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全在主席台。不查是天灾，一查是人祸……”

一年就有八万多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聚集街头，阻挡公安武警，“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砸警车、烧毁政府办公楼等等。这是什么场面？

这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整个社会出现了制度性崩溃。

台湾陈水扁因为“洗钱”等罪被抓起来了。中国有没有类似陈水扁的腐败官员？腐败金额有没有超过陈水扁的？他们都被抓起来了吗？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市场上行贿，被美国绳之以法。行贿人受到惩处了，而接受贿赂的中国有关人员却稳坐钓鱼台。水波不兴因为水深得很，反腐败出口转内销而内销不动。要不是中国还有网络，很多人被整死了全国人民都不知道。

年轻人，一不留神摊上这等横祸，还能怎么活？

谁来改变这种现状，单靠年轻人吗？

五．谁成全你？

年轻人的成长，一靠优质的外部环境，二靠榜样的带头作用，三靠内心的强大的正义力量，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失去了职业操守的，依次为医生、公安干警、教师、法律工作者、公务员、新闻工作者、会计师、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分析原因，主要是体制改革不到位。譬如律师，有个年度注册制。如果介入与国家公权力抗衡的公民维权行动中去，那么可能再也拿不到执业资格证。医生因为医疗保障不足、医患矛盾突出而成为社会怨恨的替代品，“一条腿在医院，另一条腿在法院”；公安干警听命于权，往往冲在“群体性事件”第一线；教师因为教育投入不足而乱收费，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被学生杀害，不被学生举报“反革命”，那是烧了高香。学者因权力捆绑成“御用”论证师，等等。

记者算是“第四种权力”吧。那就看看记者的能耐。

“反腐记者王勤荣”，因揭露某省假灌溉工程，而后被一个小小的“案子”缠上，被判处12年徒刑关在监狱里。“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 被《南方周末》评为“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王克勤，仅2001年在他的笔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他，因此有人出价500万元买他的人头。他一家三口被迫到了京城，连每个月的电话费都付不起，妻子没有工作，生活陷于困境。一个“假记者”被打死，因为他头上有一年18万元的创收任务，于是去“敲诈”黑矿主。与虎谋皮，不死才怪？去年山西大同市左云矿难，矿主发出红包20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假记者”，当然也有真记者，甚至大牌记者。

“两会代表”享有说真话的特权。希望最大的往往最令人失望甚至绝望。看看他们提出的议案，就知道他们是什么鸟：“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每周工作四天半”“建立毛泽东城”， “暂缓带薪休假”、“取消最低工资”、“企业老总年纳税亿元可享厅局级待遇”、“高房价控制人口增长”，“学士后”“硕士后”解决就业。发动“爱国消费”运动扩内需，建议“斗鸡”合法化带动经济，“农民工包飞机回家”。“加强公务员心理健康防腐败”，向全国人民征收“呼吸费”……中国怎么有如此低能的代表？

07年“黑砖窑事件”，08年“周老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代表们说话了吗？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代表”的时代，产生了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今天还有吗？

开一次人代会、政协会、党代会要多少钱？公民不清楚。政协会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党代会的经费是从党费里来的吗？向谁申请？由谁批准？公民不清楚？媒体一次次欢呼“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大会”。从来没说过一次这是一个财务公开的大会，清正廉洁的大会？

歌功颂德，唯唯诺诺，鸡毛蒜皮，一团和气。“代表”了几年没放一个响屁，食嗟来之食，置民生于不顾。

养这么多无能无用的代表干什么？钱多了烧包，还是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瞧瞧，年轻人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地。年轻人从哪里去寻找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

千古绝唱马寅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种“狮子吼”的功夫今天已经死绝。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轫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敢逆龙鳞的张志新，敢不举手的陈少敏，已是过去时！

中国的男人今天为什么变得如此孱弱，如此窝囊，如此丧失了阳刚之气了呢？智者认为，过去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运动，“七八年又来一次”，把男人们都整怕了，整软了，脊梁骨缺钙，棱角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越是有才华，越是有思想、越是有见解、越是有骨气的人越是被整。。残酷的整肃之后，一个个男人被修理、被改造、被扭曲、被“脱胎换骨”过，自然不敢说真话了。一个“阳萎”的男人群体，怎能出现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浩然正气的男子汉？一个令人窒息、使人颤栗的社会政治环境，只能造就奴才和庸才。

尤其是，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装袋子的，不过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而今被捏住命根子的却是普通大众。新人第一次上岗，领导总是有意无意的说，眼下饭碗不好找啊，街上大学生多的是，你这个位置，盯着的不下一万人，都是白领。年轻人，好好干吧。听明白了吗？饭碗掌握在领导手里，叫你下岗就下岗。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是敢说真话的。说了真话之后，再没人来请他去参加项目评审。为何？拿钱请人说好话，是今天的“行情”。

龚建平，这位前国际级足球裁判因收受贿赂，于2003年1月29日被判决有期徒刑10年，于2004年6月11日因血癌去世。问国人，中国足球圈里只有一个“黑哨”吗？说了真话，成了“替罪羊”。

李昌平，向总理上书，呼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后来被迫辞职，出走打工，因为他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游戏规则”。

古人可以避世而居，可以无用于世而自保，可以“义不入危城，不入军旅”，今天可行么？“一日不朝，其间立刀”，充满着利益纷争。一日不到岗，打卡迟到半小时，孩子的奶粉钱就没了。

张志新行刑前被割断喉管。而今天的舆论环境好多了。为什么说真话还是那么难？

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权利说真话，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说真话的。有能力说真话的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真话，那问题就大了。要让有良知的人敢于说真话，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就得保证不被人从“背后”下“杀手”，就得保证不被领导把一点小问题当做政治、经济的大问题而被规章、甚至被法律“做掉”。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在奥巴马的政府中，华裔朱棣文博得能源部长一职，使全世界的华人“与有荣焉”。所以，我们从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这个事件中，看得出制度的力量是多少的伟大。奥巴马不是神，从来没有人把他当做神，是美国相当成熟完善的民主与法制把他抬举到美国历史从未达到的高度。

中国能够产生象奥巴马一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吗？

许多年轻人奋斗了一辈子，还是没有修炼成人，为什么？因为没有获得公民的权利。公民，五官属于自己，大脑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不为权力，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敢想敢说，直笔爱恨。又能与他人平等沟通，积极诉求，担当责任。不虚幻一剑走江湖、快意恩仇的“情节”，不屑于明哲保身的“清流”，而是争取到一分权利，便做一分公民的事情，尽一位公民的责任。

中国现在没有民主起来，责任不属于年轻人，希望属于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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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傅一河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11-30 17:15:47 跟帖回复： 消费观察——理性看待消费 第 4 楼
六．政府责无旁贷

当今中国是百年未有之“盛世”吗？单看单看有形的物质，确实是。但盛况中，一个过度掌控社会资源，扭曲法律和社会制度，企图用金钱和权力摆平一切的权贵集团正在成型。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

4%的人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中国超级富豪的百分之90以上是高干子女。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已经演变为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分野日趋明显，对立情绪日益激烈，青年奋斗上行的通道几乎被堵死了。前几年网上有个调查，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参加过或者看过这个调查的人，是知道结论的。

2007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有一个数据说，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不同国家是：2000年， 泰国 5.2%，印度6.3% ，加拿大 7.1% ，俄罗斯7.6% ，美国 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5.7%。

政府。你太有钱了，你也太会花钱了。钱花到哪里去了？

一次汶川地震，彻底揭穿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世纪谎言”，“最容易倒塌的学校，最坚固结实的是政府大楼”。5月12日凌晨，云南省宣威市务德乡拖克村8岁女孩小萌，在拖克完小学生宿舍内遭性侵犯，小学宿舍门坏得无法关锁，睡觉前女生们用棍子抵门。官员们公款吃喝、旅游的公务消费流金淌银；可怜的孩子们的宿舍竟缺乏修理门窗的钱。

2003年中国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28%；2004年为2.79%（《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2日）。目前，世界教育投入平均水平4.9%，美国是5.5%，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印度、哥伦比亚、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超过4%。韩国小学老师收入全球最高；地位和大学教授差不多；韩国教育投入占政府财政预算25%；全球教师待遇更高的是香港。日本教师为“教育公务员”；法国120年前即立法确定小学教师为国家公务员。

中国公款吃喝占国民收入比例世界第一；中国的政府机关会议在世界上是最多且花费最大；中国一些基层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超过美国日本……许多官员穷尽一切资源，追求短期政绩，实现官员利益最大化。“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一旦哪个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国家机器马上动起来，雷厉风行，雷霆千钧，几千人的队伍一过去，那乱局立马“稳定”了刚性稳定只能稳定一时，民心向背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

前不久，中央国家机关“协议供货汽车厂商名单”公布。宝马、奔驰两大品牌首次进入该名单。华龙网友曝光，从2006年至2008年，重庆某区政府购置公车及车辆运行费花掉6071万元！一个区三年购车和运行费能花上6000万元，若这只是重庆区县的一个缩影，那重庆全市公车耗掉好几十亿。

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重大事故，十天后才说“设备检修”，市民普遍不相信但是毫无办法。污水要进入俄罗斯了，中国政府才赶紧筑坝。外国人的生命才是生命啊，国际形象比群众的生命更重要。吉林化纤厂近千人出现头晕、倒地抽搐等症状，与该厂邻近的生产苯胺的康乃尔化工厂被疑为祸因。然而，卫生部专家组称，此乃“心因性反应”，即“心理作用引发的心理疾病”所引发。如果不是上千人，可能要被关进精神病院。

举个国外的例子，就知道我们的政府行为差得太远。

几年前，耶路撒路一起公交车爆炸的恐怖袭击，炸死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黑人”（偷渡客），以色列政府依然对两名死难的中国人一视同仁地按照国民待遇善后，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农民工的家人，抚恤金标准如下：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元美金发放直到去世。死者家属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后支付的金额是每位死者赔偿70万美金。消息传开，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另一个是，2001年，云南丽江发生了以色列游客不慎在虎跳峡落水的事故，经中国方面寻找无果，以色列政府派专机来丽江，带着专业的搜救设备和一个专业搜救队，并高薪雇佣中国人沿江几百里进行拉网似的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时间持续一个多月。

// 地震死难学生名单终于公布出来：5335人！“发言人”让地震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也就是说，所有的死难者都是死于天灾，没有人祸。民众是不是信服政府的这个说法？去年地震后“史上最牛的刘汉希望小学”在震中屹立不倒，庇佑了511名师生的生命。这又该怎么解释？中国的灾难调查，能不能让民间人士参与进来？譬如让学生家长调查孩子垮塌的学校，究竟是什么问题。他们土生土长，知根知底。如果政府这样做了，就不会统百口为一词，移人祸为天灾。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表示，所有国家官员，包括他自己，必须公开每年的收入、私有资产的数额，其中包括房产；不申报者要开除。前几年，香港特首董建华就公开了自己的财产，当时我写一文《董建华之后接下来是谁？》。直到前不久，遥远的新疆一个小地方的官员公布财产了，那伟大首都的政府官员什么时候公布自己的财产呢？有一个官员居然说“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自己的财产”。就这个水平，不讲逻辑，不讲修辞，不讲羞耻。堕落到这个地步，我再说什么？需要向百姓征税收费，就说“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攫取自己的利益，就搬出“中国特色”。

制度是个乌龟壳，躲在里面多快乐。

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到底损失了多少亿。国人用血汗，用牺牲环境、牺牲资源、牺牲健康为代价一点点换来的财富，被大把大把地糟蹋，没有人说明一下，更没有人道歉。国人听到发言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总体是安全的”——仿佛亏钱的是别人，仿佛亏的是别人的钱。许多官僚的子女已经移民海外，说不定这亏空的钱有一部分已经流进了他们的钱包？

政府从楼市拿了多少钱？全国工商联在全国政协会上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的大会发言说，就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其中，上海的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达64.5%；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当百姓买不起房大骂开发商黑心，谁知道大头流进了政府的口袋？

地方政府还有那些丑闻，没有揭露出来？

美国也有不少丑闻，我们并不知道，而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出来的。享誉世界的美国普利策奖一向以“揭露性”为“主旋律”。例如，第88届普利策奖：“公众服务奖”，曝光的美国劳工阶层的死亡和工伤情况。“突发新闻报道奖”报道的是发生在南加州居民地区大山火。“调查报道奖”奖给对越战中美国一个名为“猛虎力量”的美军排所犯罪行(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连续报道。“说明报道奖”则是对每年导致数千名美国人死亡，但长期一直遭到忽视的医学病例动脉瘤的堪称划时代的报道。再如，2003年的获奖作品，内容涉及司法、税收、医药、航空等部门的腐败和渎职现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揭露这些丑闻不但没有扰乱美国的社会秩序，反而加强了美国社会对自由意志、社会责任感、民众知情权、社会正义与同情心等的追求。

而中国新闻最高奖，“韬奋奖”多以歌功颂德为主。对许多重大事件，则避讳，缄默。汶川大地震，“豆腐渣教学楼”导致成百上千的中小学生无辜死亡，家长联名告状，其真相如何？“毒奶粉”肆虐中国大地。“周老虎”究竟是一人作案或是“集体作案”？ 因犯罪而被“双开”的原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问题官员”是怎么复出的？“杨佳袭警案”为什么不能公开审理呢？“贵州瓮安事件”事发当日，一些记者被限入，移动电话网络被掐断。互联网上许多相关话题的网页被删除，或被告知“无法打开网页”或“连接错误”。一桩桩惊动全国的新闻，被最高新闻奖“忽略”了？有一个获奖者的新闻理念是“绿色新闻”。未必以上新闻不是“绿色”而是“黑色”？

CCTV，直面这些现实了吗？它播出的新闻总是不那么对得上百姓的感觉，且“自编自导”，什么“很黄很暴力”，什么“心神不宁”。杰弗逊说：“如果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在现代社会，信息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前提。新闻自由就像空气。没有新闻自由，报纸是废纸，记者是奴才。

我们的政府这些年来，给媒体建立“舆论监督奖”，却不出台《新闻法》？本末倒置，究竟为哪般？中国的记者死在伊拉克战场了吗？死在索马里战场上了吗？一个也没有。我们的官方记者绝大多数活得很滋润。

不少年轻人看到，只有一成为政府公务员，就能享受到这个政府目前享受到的种种优厚待遇。于是公务员考试代替成为“国考”。在一个相亲会上，一个公务员家庭打出“广告”：父母是公务员，儿子是公务员，媳妇也要是公务员。“龙生龙，凤生凤”。不能当上公务员的年轻人怎么办？几文血汗钱，合同一年一签，天天挤公交车，打卡迟到扣奖金，上养老，下养小，自己还有什么爱好顾不上。今天的

今天的年轻人，承受着比前辈们更多的心理压力。在美国50年代左右出生的“婴儿潮”时期的年轻人，由于受过良好教育，因而成就了美国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确立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的上一代和我们的80年代很接近. 他们是喝着可乐长大的，他们中5%不平凡的人把美国变成了世界的超级强国. 事实上我们的上一代可能连5%的优秀率都没有。

今天的政府已经很富裕，而年轻人正扛着担子爬上坡路。政府应该让富于民，尤其是让富裕给年轻人，让年轻人更好的发展。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而不能单是政府强，政府富裕，而百姓衰弱，尤其是年轻人积弱成贫，担当不起社会发展的重任啊。

七．具有公民意识

长平先生写道：“我们大家要加入维权，帮助被侵权的人或弱者维权，要从人们切身利益出发。我在北京自然水域游泳近40余年，也冬泳过两年。有一天忽然下令北京的自然水域都不让游了。我们这些游泳爱好者们要求，至少保留一个水域，选择一个不是国家级公园的水域，比如玉渊潭公园。我先在《新京报》发了多篇文章为“野泳”辩护，后发起一个3000人签名的公开信，还准备在奥运期间去申请游行。后来听说奥运期间在北京申请游行的二三十人在申请的时候就被拘留了，我最初还庆幸自己没去。朋友说：去了就赚了，你是大学教授，不会抓你，他们抓的都是农民工;你去了他们会劝你，答应向上级汇报，对促进这时情的解决会有很大帮助。听了专业人士的话，我明白了维权的事情是需要有点社会地位的人出场。我理当介入。也希望更多的有一定地位的同仁介入到维权运动中来。让我们一同谱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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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傅一河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11-30 17:17:19 跟帖回复： 思想者——给思想一个市场 第 5 楼
没有一定地位的年轻人，怎么维权呢？

一．个人不参加说谎。

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不想写的文字就不写，能推掉的就推掉。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当年我相信过谎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那年我读初中，戴着红袖章，开进还没有下乡走人的知青家里，知青逃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灶台贴上封条，床贴上封条，上厕所由人跟着，还顽固不投降，便给家长戴高帽，打着锣，押上街，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承认破坏“上山下乡”。我与几百名红卫兵一起，在重庆青草坝河滩上追逐一个悄悄潜回来看妈妈一眼的知青，终于抓获了他。夜深人静，我看守，他说：“小同学，今天我下乡，明天就是你下乡，不信走着瞧。”他还说，我是“红卫兵”，打过枪，我的战友被另一派打死了。我们被利用完了，害怕我们动乱，便一脚踢到乡下。“二十年后，千秋功罪有人说。我当时听不懂，他又说，少不更事，情有可原。为虎作伥，没有好下场。

二，捍卫人家说话的权利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铁路春运不涨价不合经济规律、城市征地补偿“不用按市价补偿”，而使有的网民“一致主张把这个吴老头的家拆了”。“范跑跑”说了惊世骇俗的话，你义愤填膺，但不要人身攻击。我见过网上那么多热血青年的呼啸：炸平台湾的，血洗日本的，抵制家乐福的，抗议法国德国的，主张暗杀某某的……面对那一片“红海洋”，我毫不怀疑，只要有一声号令，一夜之间，一场荒诞的灾难将会卷土重来。不管你是谁，都能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还记得这句话。现在已经过了30年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担心，梦魇从未离开，现在似乎被唤醒，它又要吃人了？

三．对身边的事情，勇敢地表达诉求

有学者说过：三峡大坝最大的功臣是谁？三峡大坝的反对者。正是吸收了反对者的意见，解决了反对者提出的问题，三峡大坝才保证了质量。但是它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三峡库区人，尤其是年轻人，应当关注这个问题。

四．自己代表自己，不被别人代表。老婆是自己找的，是我自己代的表，至今是原配，白头到老。儿子是自己的。儿子的工作是他自己找的，对象是他自己找的。一个人总是被人代表，这是一个不自由的人。譬如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谁代表儿童骄傲与自豪？这一天带孩子到儿童乐园去消费的家长有多少？再如某个人死了，央视播音员说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中。这一天全国人民都悲痛吗？有的人结婚，有的人升官，有的做成一笔大生意。他们应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再如，82岁的焉老头娶个28岁的女人，他雄不雄得起来与我无关。但是他说“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我要骂他老糊涂了。我前面说到的侄子，当年考大学相信环保专业很吃香，学了这个专业，结果出来找不到工作。人口大国、能源大国，污染大国，加工制造大国，谁真正重视环境保护了。有本事不被污染的，都跑到好山好水的外国去了。

五，尽自己的力量坚持原则。我校一位年轻女教师，获得市学科竞赛一等奖，成为区学科带头人，前程美好，仅仅因为调动与领导闹翻了。有人给我传话，要我在支部大会上倡议撤消她的预备党员资格。我在支部大会上说，不能搞“缺席审判”，应该让当事人到场申辩。结果，那位保住了预备党员资格的女教师，一气之下到日本国去了。我两头不讨好，但我不后悔。

六，不做自觉的奴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贾昊6月28日跳楼身亡。他长期给导师的儿子免费做外语家教，同时还要随时听候吩咐，为老师的课题做贡献。此番跳楼，就是因为在为实习单位连续做三天的急活之后(这关系到毕业后的工作)，紧急被导师强令命他回校干活，他实在无法从命，结果挨了骂，导致精神崩溃自杀。我为什么要给他做“家奴”？

公民社会，只有公民，没有“代表”。即使有人“代表”也不一定靠得住。代表不一定成为公民，而公民却可以历练为代表。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怎么活得好，怎么才有尊严，这是每个人都有所关注的，在“公共利益”这个点上，每个人都能找到共同的心声，就会萌生公民意识，进而产生共同的行为。不管是引车卖浆者流，还是律师、教师、有良知的官员，公民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个“公民原生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既是与生俱来的人权使之然，也是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的必然标志。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产生出了这样的公民：对正义和公平的抵死坚持，对法律的专注和虔诚的崇拜、对维护自身权利的固执坚韧。这样的公民及行为，今后不会是个别的、象征性的，一时的、一地的，而是逐渐衍生、壮大、推进、实质性的、全局性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公民努力着，不仅能协助“两会”代表履行代表权力及职能，更能直接从公民的权利行为中，产生出自己的“代表”，从而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民主制度。

八．担当公民权

年轻人，没做上官，没买上房子，没买上车，没把老婆孩子办出国，这辈子呆在中国，不想把自己废了，更不想把孩子耽误了，那怎么办？为建设民主制度出一分力，为建设公民社会尽一分责任。

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在有生唯一一次怀孕的时候，给未生的孩子写了一封信，成了一本书，其中说：“如果你是一个男孩，我希望你成为我经常梦想的那种男人，对弱者深表同情，对傲慢者表示鄙弃或者轻蔑，对爱你的人要有宽大为怀的大度、大量、大气，对那些想支配你的人做殊死的斗争。人来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冒险，你要运用生命诞生的那一瞬间所造成的神奇的力量，来跟邪恶作斗争”。

在这方面，中国的老百姓特别善良，用官方的话说:“多好的群众啊！”确实，他们不给政府添堵，更不添乱。08年雪灾中，广州火车站滞留人群数百万，救灾物质堆积如山，没有人来发放，他们也不伸手，宁愿饿着、冻着，受着多重伤害。“多好的群众啊”，政治觉悟多高啊。这都是几十年政治化训练出来的“成果”。民间有句话：“不给政府添麻烦。”不少人一辈子没给国家添过麻烦，没给政府提过一个意见，没给领导过不去。孩子大学毕业了没找到工作，不去领失业救济金；生病了不进医院付不出高昂费用在家等死夭台。希望食物不要有三聚氰氨，就是不付之于维权行动。过去不知道人权是一回事，现在知道了还是不行动又是另一回事。行使了权利有没有效果是一回事，不行使权利又是另一回事。过去不知道人权是一回事，现在知道了还是不行动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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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傅一河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11-30 17:17:55 跟帖回复： 第 6 楼
这么好的百姓为什么没有使国家强大起来呢？

一个国家的强大首先是公民强大，公民强大是公民权利的强大，公民权利强大才有真正的实力。因此，进行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权利，给年轻人提供公民的核心价值观，帮助年轻人懂得且会运用公民权利来发展与完善自身，进而建设社会。这才是国家发展繁荣的根本之道。人人都有权利，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公民权争取的起码是人权。人权就是生存权，流动权，自由言论权，免于恐惧的权利。公民依法纳税，凭这一点就有权利去“麻烦”政府。假如人人都不愿意麻烦政府，还要政府来做什么？如果只是国家强大，而人民贫穷，如果只是政府富裕，而百姓困苦，这样的国家与政府是公民需要的吗？

他们是大写的中国公民。

第一次点出“三鹿奶粉”的记者。

“我见证”——一个叫成准强的公民，10月4日，在1291次列车上，亲眼目睹了列车长捆绑致曹大和死亡的过程，他说出“我见证”，在网上公布了身份证号码与联系方式，愿意对真相负责。每一个在现场的见证者、参与者，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

北京市人民代表吴青，开创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反对官员列入专门委员会。

韩寒写博文《活着的人要更好的活下去》，抨击北川县政府购买豪华高档车。表明了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气质。他获得2008年度公民责任奖，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格健全，富有爱心，在许多重大社会事件中，在行动上的担当以及因此而展示出的爱的能力。”

面对学霸官僚，展江发表《告老还师书》，并辞去中青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职务。该院周泽副教授发表公开信，建议党委书记倪邦文同志立即辞去职务，“因为中青院再也经不起你的折腾了！”

冯雪梅在《代表应大声说我反对》一文中写道，21年前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一位代表大声说“我反对”，投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史上第一张反对票。同年，香港一位代表声明弃权，理由是，“我不会投我不了解的人的票。我代表人民，代表港人投票，而不是投对领导的信任票。”这才是公民，铮铁骨，凛凛风采。

更多的网民也堪称公民行为：打假“周老虎”，使周正龙作伪被逮捕，有关官员被惩戒。曝光抽“天价香烟”的周九耕，导致纪委查处撤消其职。抨击哈尔滨富家太太苏秀文发动宝马车冲向现场人群，“就像收割机在麦地里割倒麦子一样”倒下一片，撞死一人，撞伤12人，最终导致中纪委复查此案，惩治了与此案相关的检察院、法院官员和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河南网友“中原老皮”在网上挂出《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帖文被转载到影响更大的天涯社区，山西农村黑砖窑中现代“包身工”的惨剧，让全国人民震惊。在网上挂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地立着孤零零的一栋二层小楼，房屋产权人在楼顶升起了国旗，最后“钉子户”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在邓玉娇事件中，大量的后援团人士或在网上发布宣言，或赶赴巴东声援邓玉娇，堪称道义援助的典范。

被专家视为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历史性突破：2007年6月5日， 2007年6月1日前夕，上百万厦门市民都在转发一条短信，反对该市海沧区正在兴建的一个PX化工项目，号召大家上街“散步”以示抗议。厦门人聚集的QQ群上也传出类似的呼吁。6月1日和2日这两天，数千名厦门市民走上街头表达心声。这是由新媒体发起的第一起大规模公共事件。到当年12月底，厦门市政府决定缓建PX项目。这也

一个低调的白色行动流产了：2008年5月4日，数百名成都人走上街头散步，抵制彭州巨型化工项目。其中有个谭作人先生，他试图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呼吁成都人上街带一张A4白纸，还有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如此。

2008年，四川司机李杰锋的货车被公安、交通部门罚款48600元，他想弄明白全国每年交通罚款收了多少银子？派了什么用场？有无乱罚款、乱收费？于是他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财政部书面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一个月后，来了三部委的书面答复。“你所申请的公开的信息”，交通部说“不存在”，公安部说“不属于本机关掌握范围”，财政部说“不予提供”。你看看，单靠个人的公民权利意识、锲而不舍精神，难以撬开政府的“金嘴”。一时撬不开，就继续撬。一个人撬不开，就联合许多人一起来撬。

平等，不应该到了上帝面前。行使公民权，也不要等到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只要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都要为之伸张正义，尽心而为，尽力而为。一点点改变乃至完善这个制度。

因为我不相信中国的法制已经彻底沦为特权阶层压榨和剥削甚至是奴役普通民众的工具，我不承认中国已经沦为权贵阶层的天堂、无权势者的地狱，我不承认权贵阶层可以为所欲为，把无权利者当做一群“屁”予以蔑视羞辱，我不承认中国大众连最卑微的生存权也要靠人施舍。我们要一步步坚苦不拔地、百折不回地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仅此而已。

古罗马人对着君主说“你虽然是国王，但你我有同样的发言权！”

向权力说真话，向权力要权利。了解真相的权利，听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我们的政府究竟有多少钱，政府的钱用在了那些地方，用在了谁身上？一五一十难道不能向社会公布？公民上网一查，一清二白。除了国家审计署公布的那些，还没有不在帐本上的钱，它们流到哪里去了？中国的税，中国的费，有多少？到哪里去了？

新闻法，什么时候能够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什么时候才能执行？

应该将代表的提案放在网上公示，及时通过网络反馈意见，更好地帮助代表委员履职。如果发现敷衍塞责的，可以采取类似“弹劾”的措施，请他“下不为例。

中国3亿网民，年轻人占了绝对多数。有多大的本事就干多大的事情，力所能及，为你，为我，为大家，争取点点滴滴的法治、公平、自由。

担当起来吧！

一名越南律师在河内起诉越南总理阮晋勇，被起诉的主要原因是他通过了一项矿产开发项目，违反了环保、国防以及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律。（成都商报2009年6月14日报道）这个律师是有担当精神的。

我推荐一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作者说，“我这辈子忘不了参加批斗彭德怀时的情景，看到这位不屈的元帅双手被人强扭向后，吃力地弯着腰在台上站着，我却在台下随着大家一起呼口号。文革后四十多年，每回想起这个场面，我一直良心难安。我是农村学生，我亲眼看见了大跃进后农村大饥馑的惨状，我自己也曾被饿得半死，彭德怀为农民鼓与呼，何罪之有？我一个农家子弟，有什么理由要跟在别人的后头起哄！事后，我憎恨自己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放弃了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平头百姓，在运动面前，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世故、懦怯、赶潮头，往往还夹杂着一些“要求进步”的投机心理，这些都不是简单用“受骗”两个字就给自己开脱得了的。其实，专制和独裁只有在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责任心觉醒前才能得以存在。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担负起自己的公民责任，文化革命还会搞成这副模样吗？今天再不反省，中国的将来还有希望吗？”

我不止一次地感叹过：麦凯恩竞选美国总统，失败之时即宣布接受而祝贺对手获胜，同时表示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予以帮助；希拉里在本党竞选中一旦落败而转身就支持对手。这确实是大国领导人的风范啊。再说，布什与戈尔竞争美国总统，选票一时接近，不出胜负，怎么办，由最高法院裁决。让关系服从法律，令权势服从法律，制度在发挥作用呢。美国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乱成一团，不吵成一粥。这在中国，天不可一日无日，民不可一日无君。如果出现了两个领导人，天，不是要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吗？今天公布一个省市区领导人的任免，有结果无原因，观众根本看不明白，也不要你明白。老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宪法而无宪政，有科学而无民主，有名义上的选举权而无监督权，更谈不上罢免权。即使在今天21世纪，政府依然以父母官自居，将公民视为子民，有权为民做主，政府成为了公民的监护人。“绿坝事件”是一个典型。

但是，我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勃勃生机。

汶川地震，十余万“80后”志愿者出现在灾区前线，几十万“80后”士兵的表现比当初1998年抗洪时的解放军并不逊色。北京奥运会上几十万“80后”志愿者在微笑中达到顶峰。每个时代，最终都会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所谓的要职和好职位都还不属于青年人。但他们会很快的成长，适应并承接社会的发展的。未来也一定会属于这个年代。在每一个属于你年龄的时代里，做你最想做的自己就好了。做公民，才能真正深深地嵌人社会,才会主动站出来担当。这一代人将成为国家各项事业的主力军。这代人必须使自己能够担当起中华复兴的伟大使命, 这是历史责任问题。因此问题只是, 他们如何才能担当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九．绽放自己

一谈到政治改革，很多人就会想到民主，想到选举，想到多党制。这些可以谈，但似乎远离中国的现实。与其争取民主的名义，不如先争取有限度的自由、法治、公平、正义，尤其是在当权者已经慨然允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下，也许我们可以逐步得到一些实惠。说白了，就是暂时搁置有关民主的争议，而去争取一点一滴的自由、法治、公平、正公民权利该怎样行使？纯粹“骂娘”无济于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不是公民。

年轻人，可以扫一屋，也扫天下。

小：比如开门、让座、抱孩子、绅士般地欣赏美女。而对饿汉捡食物时，对他最好的帮助是“视而不见”。赞美一个婴儿、感谢出租车师傅、提醒食客点的菜够了、排队时不紧贴别人身子，看到别人接吻会高兴，看到别人摔了一跤不发笑，鞠身捡走地上别人随手扔的香蕉皮，车厢里有人吸烟会上前劝阻、电梯里有人放屁不大张旗鼓地掩鼻子，考试不作弊，不买盗版碟，等等。

大：进行违宪审查，推动基层直选，提出关于信访的建言报告，帮助被搬迁户维户籍制度改革立法研究，帮助三鹿奶粉受害者索赔，推动律师直选、调查黑监狱，等等。大律师张思之，被誉为“中国律师的荣耀和良知”，他说鲁迅有一句话，“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大家都沉默那是死路一条。我不敢自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为此而应入的话那也只好是你先下去吧，因为总得有人这样做，不可能也不应该都不做。要有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骂娘的律师。哪怕有一个，哪怕就干一年，不是一届，我痛痛快快揭露你一回。我要是当人大代表我就当一年。

自古少年出英雄，半数县官“80后”——昆明市公开选拔的60名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陆续走马上任。这批“县官”的岁数在24岁至35岁之间，其中30人是“80后”，最小的一位刚刚24岁。不管人们怎么个疑惑，雄赳赳的“80后”已经亮相社会舞台，日渐入阁参政，这个群体正无声地宣布：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我们来了！我们当然要警惕“运动式的干部年轻化进程”、不能怂恿狂热的“为年轻而年轻”的“秀新政”，要强调“干部的人事任免，应通过民主、法制的途径，但是，以树为喻，给机会、给位置、给阳光，给成本，让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我有个学生，她叫中意，在她少年时代，荣誉满身：重庆市“十佳少年”，重庆市最小的出书人，后来在北京读书7年，担任过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某海外上市国企搞投资和公共关系工作，往来穿梭于国际城市，接触的都是国外的富豪、中东投资商、美国犹太人商会会长等顶级商业人物，是非常有前途和上升空间的工作。

这绝对是个精英，却做出了草根选择：2009年3月辞掉北京工作，回重庆参加公招，成为江津区团委副书记，从事为青少年、儿童服务的基层工作。

我是从报纸上了解她的最近动态后重新联系上的。

谈起她的工作，她说，在北京的满足，全部来自事业上的成就、一个个的商业目标。而现在，她做的工作是与孩子们交流，地震孤儿的心理辅导，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她自豪地说，她是爱心天使，爱的富豪。

5．12当天，她做青少年成长关爱活动，与孩子们在长江边上放河灯，5月14日又参加了“中国重庆青年人才论坛”，还有从今天四月开始持续全年的“农村青年创业工作培训”等等，这些更具有人文价值与公益价值的基层工作，带给她的成就感是以前那些与商业数字打交道的精英工作难以比拟的。

我欣赏她。她已经融入了这个社会的主流，发出了和谐的旋律。

自在中意。

年轻人从政，我是支持的。我现在有学生在清华大学读博士，我说，参加博士服务团到重庆来重庆来挂个职，我的学生为我的家乡着色，我脸上有光彩。我的一个朋友调侃我，你的学生今后当上了副市长，你的晚年生活就风光了。当然，如果他变坏了，我会写文章骂他。

我再选择几个学生简单说说吧。

一个，在重庆最繁华的商业圈中开了一个书吧，很温馨的一个心灵港湾，一处让人在灯红酒绿中迷茫时获得片刻的清醒，这是很有意义的。顾客中小资居多，我每次去都作为消费者，主动付帐的。

另一个，在重庆做杂志编辑，常常会为下一周的选题抓狂。因为读者要的，永远是新的。她策划几起城中有反响的餐饮活动受到业界好评，由餐饮想到食品安全，由三聚氰胺想到蔬菜中残留农药。朋友们都说，现在吃啥都不安全，不如自己种菜养牛算了。一句玩笑，她就决定了，兼职当农妇。

她和先生买的花园楼房，楼顶上有一块接近100平米的地，她彻底清理后，运土，挖沟，引水，买农具。每天从网上找种菜技术，百度里的种菜技术都被她搜烂了。把握季节，窝肥，选种，施肥，治虫。种番茄，海椒、茄子……

去年，她和朋友们在家里举办了一台山寨颁奖典礼。每位来宾都要准备DIY的礼物，花钱买的要被鄙视。她送了个礼物，先拿金布包啊包，还多有悬念的，层层揭晓时，是一个画框，那是她用她的农作物叶子制作的标本，两片。漂亮得不得了，引来全场一片啧啧的赞叹。

纯粹文化的工作，与纯粹草根的工作，得到的都是心灵的自由与飞翔。

读者看出一点来了吧。

年轻人，首先要有一个饭碗，解决自己的温饱，然后要有一点思想，有一点自由，有一个不算太高高太远的目标，能够去追求，该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

当年，美国“垮掉的一代”比今天的中国青年还要厉害。如今美国怎样，依旧是世界第一。如今美国的年轻人怎么样？也是世界第一吗？

中国的年轻人，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