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转基因：争议为何变成争吵？
卢大儒与崔永元
前不久发生的转基因“崔卢激辩”，无疑是一次非常不成功的科学对话。不过，诸如此类将争议演变为争吵的场面，在近年来公众所关心的争议性科学话题中时有发生。科学传播学者由此反思，他们所推崇的平等对话究竟为何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公众参与科学的科学传播模式，又为何难以实现？
当下的种种问题，都需要科学传播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认真探索，其中面临的挑战恐怕难以轻易克服，但要让科学对话得出有建设性的结果，恐怕舍此无他。
- 贾鹤鹏（美国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
-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媒体科技传播研究室）
继发布赴美国调查转基因的纪录片并获得广泛关注后，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日前再次因转基因议题引发媒体热议。3月26日晚，崔永元参加了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的“新闻大讲堂”，并发表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演讲提问环节，崔永元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家卢大儒爆发了长达17分钟的口舌之争。
这段“激辩”视频被发布到网上后引发了强烈反响。赞同崔永元者大呼过瘾，支持转基因者则痛斥崔永元狡辩。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对话。
崔永元与科普作家方舟子
转基因玉米
这次对话，也让人联想到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崔永元与科普作家方舟子之间以微博为平台，就转基因问题进行的激烈争论。2013年9月8日，针对方舟子此前一天在网友组织的试吃转基因玉米活动上，发表的“应创造条件让支持转基因者天天吃转基因”的言论，崔永元发布微博说，“公众有吃和不吃的权利。”该微博引发了两人之间以微博为平台的争论，直到2014年3月1日崔永元发布赴美调查转基因的纪录片后才基本告一段落。
崔永元与方舟子的争论，尽管持续时间更长，论辩双方也有充分的时间来引经据典、查找证据，微博平台也容易创造更多地互动，但结果同样难说有效。除了双方完全拒绝对方的立场并互相指责外，支持双方的网友之对立依然尖锐，丝毫看不到彼此的隔膜有被弥合的迹象。
除此，媒体等中立机构也曾组织正反双方举行过多场针对转基因话题的现场辩论，比如2015年1月18日由凤凰网主办的辩论。如果说，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对方或至少让双方更愿意理解对方立场的话，这一目的显然并没有达到。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科学传播学者推崇的平等对话起不到效果呢？进一步讲，这是否意味着以平等对话为标志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这个至少在学术界被认为应该取代以科学家教育公众为特征的“缺失模型”的科学传播方式，难以实现其目的呢？
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解释“公众参与科学”所表现出的明显不足呢？也许，审慎地解读以崔永元为辩论一方的两次不成功的对话，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从道理上讲，通过公众参与科学——或者说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话——参与的各方本该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对方的立场，从而有可能实现更多的相互理解。但科学对话的热情推动者可能会忽视，对话在呈现更多供人们理解的“立场”时，也会同时暴露出更多可能挑起争论的素材，进而挑起更多情感性的投入，并让参与者认为，自己有侵入并征服对方领域的假想。
以崔卢对话为例，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崔永元对卢大儒的突然发问：“黄金水稻转入了几个基因？”对此并不熟悉的卢大儒（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与人类肿瘤相关的遗传问题）一时语塞，而能言善辩的崔永元立刻抓住了这一点，得出了“科学共同体不靠谱”的结论，并以此引导着两人整体的对话。
客观地讲，生物科学种类纷繁复杂，有各自的特定语境和内容，卢大儒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难以准确回答，并不代表其生物知识的欠缺。但在激烈争论的语境中，卢大儒这种“知识的临时弱势”所带来的，则是己方防线的部分塌陷。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现代认知原理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类认知能力有限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克服人类的有限认知能力，我们的祖先养成了诸如只关心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更加关注负面消息（负面偏好）、动机性推理（人们往往本能地选择证据，维护自己的既定观点）等种种习惯。
在转基因的问题上，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当公众对此不关心时，很难对其进行转基因的知识普及，即便普及了也很难被记住。但当激烈的争论突然在现场、媒体或网络空间激发了人们对转基因的兴趣和情感投入时，公众往往会迅速抓住最能打动他们的信息并形成态度，而这种信息经常是负面的。而一旦形成这种态度，人们遇到新的转基因信息时，往往本能地把它与自己的既定态度进行比较，然后迅速做出决定。
这些都可以用来解释，何以现有的对话，并没有让人们更加理解和接受转基因。
对于通过多年主持实践而深谙论辩之术的“崔永元们”来讲，让争论变成这种争吵，毫无疑问能更加容易地在最大限度上引导受众的情绪和态度，何况，在科学问题上驳倒一个科学家所带来的支配异域的想象，其快感本身都让人陶醉。
以争论来实现科学对话，不仅会像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激发情绪并让善辩者占优，也会暴露出与科学的运行紧密相关的、但常常不被科学家所认识到的各种其他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与公众是否接受科学直接相关的就是信任与价值认同。
观察卢大儒与崔永元的辩论，我们可以看到，卢大儒力图分割开“管理”这一更容易导致中国公众对科学失信的因素，而崔永元则紧抓这一点不放，不仅提及黄金大米实验的违规，也把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在转基因专项中的违规和贪腐放大到整个转基因研究。
在崔永元与方舟子的转基因辩论中，崔永元一方也充分表现了对政府部门、转基因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方舟子等人的质疑，声称“肘子及农业部肘子撒谎成性，欺骗公众”。崔永元还在其微博中多次引述：“一位研究生对我说他们在实验室会把含转基因成分的残留物直接倒下水道里！师生！”在谈及常规的食品安全管理不利后，他又说道：“就这水平，你相信他们能管好转基因食品？”崔永元还集中批评转基因科学家是既得利益群体，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目的是中饱私囊。与此同时，崔永元着重突出自己行动的道义正当性，他多次强调自己赴美、日进行转基因调查完全自费，完全是为了公益目的，完全不受其他影响。
从崔卢辩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卢大儒试图将科学与管理和伦理问题切割开来进行谈论，确实是认识到后者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公众接受科学的影响。但他显然没有认识到，对于公众而言，两者很难切割，在激烈的争论中这种分割就更加不可能实现。这也是形式上的对话，并没有让更多公众接受科学（至少是有争议的科学）的原因。
如此说来，科学对话是否对解决和改善科学争议无能为力呢？说得再学术化一点，是否以平等对话为特征的公众参与科学，不过是民主理想在科学事务中难以成真的幻想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2008年，美国科学院出版的《公众参与环境评估与决策》报告，系统综述了公众参与科学与环境治理的1000多项研究，它们在总体上指出：公众参与是一种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但恰当的议程设计、代表选择、知识运用对保证这些参与活动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程序设置来确保平等和有效的表达，才能让环境科技议题的讨论卓有成效；公民参与的深入讨论是否影响政策，对于公民参与的效果有直接关系。
借鉴这一结论来回到“崔方”及“崔卢”之争所代表的转基因争端、甚至更广泛的现代科技争议，我们发现，这些流于争吵的“对话”并不具备《公众参与环境评估与决策》所分析和建议的种种特征。
首先，对话的突发性和非官方性（从而无法影响政策）让参与者——至少是让崔永元所代表的挑战权威一方——难以树立起有建设性的动机。当然，这样的对话也更加谈不上在程序上进行了妥当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在话语上压倒对方，取得自认为的知识上的胜利，成了挑战者的主要诉求。从这一点来说，几次这样的“对话”从争论走向了争吵也有其必然性。
其次，缺乏参与各方的代表选择，也难以让诸如此类的对话起到真正的建设性作用。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争论双方的支持者基本上自说自话，很难实现彼此的对话和理解。
第三，认识到管理、信任、价值等因素与公众对科学的接受密不可分，进一步认识到它们会成为科学对话中的必然主角，这对争论中的科学家一方尤为重要。试图将价值因素与科学本身进行切割，至少在互动的科学传播中是难以做到的，除非对此有了程序性的约定。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尤其是涉及科技争议的传播过程中，公众参与科学的解决方案已经无可避免。但公众参与科学并非就是通过对话与互动来说服公众支持科学。为了“让”公众能有效地参与到对话中，科学界及政府部门应该采取更加公开坦诚的姿态倾听民意；并要在议题选择、参与主体、人员与经费安排、运作程序与机制，以及如何在项目或政策实施中体现民意反馈等方面做好周密准备；在专业问题上，则要逐步探索, 做到既确保科学知识的中心性又要让公众的关切得到关注。
这些都需要科学传播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认真探索。毫无疑问，这些挑战难以轻易克服，但要让科学对话得出有建设性的结果，舍此无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