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排队名单上成千上万的患者痛苦地等待着匹配的肾源，但他们很可能永远等不到那一天——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会排斥几乎所有移植器官。而今，在一项被专家们誉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型全国性研究中，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满足这些迫切需要手术的患者。

这项周三（3月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新研究称，医生们成功地改造了患者的免疫系统，使得他们可以接受配型不合的供体肾。8年后，这些患者的存活率显著高于仍在排队等待移植或接受了已故供者肾移植的患者。

宾夕法尼亚大学佩尔蒙医学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的肾病专家，美国肾脏病基金会(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主席杰弗里·伯恩斯(Jeffery Berns)说，这种被称为“脱敏”(desensitization)的方法“有望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它可以减少数千人的等待时间，而且，对于像新奥尔良的56岁律师克林特·史密斯(Clint Smith)一类的患者，它意味着接受移植与终生透析的差别。

史密斯先生说，这个疗法“改变了我的人生”。

研究人员估计，在美国排队等待肾移植的10万名患者中，有约一半带有会攻击移植器官的抗体，有约20%的人非常敏感，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找到匹配的器官。此外，这项新研究的主要作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移植外科医生多莉·塞格夫(Dorry Segev)博士说，还有数目不详的肾功能衰竭患者在得知他们的身体会排斥基本上所有的移植器官之后，干脆放弃了等待移植，将就地去接受透析——一种帮人排出体内多余水分的费事做法，一旦接受透析，患者的整个生活几乎都将受制于它。

“脱敏”疗法大致如下：首先过滤出患者血液中的抗体。然后为患者注入其他抗体，这样，在患者免疫系统重新生成抗体的过程中就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塞格夫博士说，出于某种确切机制尚不清楚的原因，患者新产生的抗体攻击移植器官的可能性减小了。不过，如果重生的天然抗体仍然影响移植，就需要用药物破坏掉所有能合成抗体攻击新肾脏的白细胞。

该疗法十分昂贵，费用高达3万美元，而且相关药物并未获批用于此目的。移植费用约为10万美元。但肾病专家指出，从长远来看，“脱敏”还是比透析（一年的费用约为7万美元）更为合算。

研究人员表示，虽然目前“脱敏”的最大用途是肾脏移植，该疗法很可能也适用于肝脏和肺的活体移植。肝脏对抗体较不敏感，所以对“脱敏”的需求较少，“但如果出现配型不合的问题，用“脱敏”来治疗当然有其可能性，”塞格夫博士说。对于肺，他认为脱敏“在理论上可行”，不过他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有什么人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在前面提到的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将22个医疗中心的1025名与供者配型不合的患者与相同数量的等待移植和接受了已故供者配型一致的器官的患者进行了比较。8年后，接受不匹配肾移植的患者中，存活率为76.5%，相比之下，在等待移植并接受已故供者肾移植的患者中为62.9%，而在一直等待但未能接受移植的患者中为43.9%。

“脱敏”疗法必须在移植手术之前进行，且需要一定时间——某些病人甚至需要两周，这决定了患者必须拥有一位活体供者。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愿意捐肾，但医生们说，他们经常遇到亲属或朋友愿意捐献，结果配型不合的情况。

塞格夫博士说，“很多时候，患者被告知他们的活体供者和他们不匹配，所以他们只能继续等啊等”，直到出现匹配的已故供者。

近年来，肾脏交换移植计划(kidney exchange)为解决此类困境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该方案鼓励拥有配型不合的活体供者的患者们互换供者。数个这样的“患者-供者”对首尾相接，往往最终可以令每名患者都获得匹配的供者。

该方案有可能成功，圣路易斯移植中心(Saint Louis Center for Transplantation)活体捐赠计划的医务主任克里什陶·L·朗坦(Krista L. Lentine)博士说，但很多时候，患者仍然无法找到匹配的器官，因为他们体内的抗体会令他们排斥几乎所有的肾脏。在这种情况下，“脱敏恐怕是想要移植者的唯一现实选择”，朗坦博士说道。她并没有参与前述新研究。

犹他大学健康科学中心(University of Utah Health Sciences Center)的移植外科医生杰弗里·坎普森(Jeffrey Campsen)博士也没有参与该研究，他表示他团队的工作以交换移植方案为主，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他也遇到过患者的供者不愿意参与交换的情况。“如果供者与患者之间存在感情纽带，就会造成障碍，”他说。

新的数据显示了“脱敏”的成功，“这使得人们得以越过上述障碍，”坎普森博士说，“我觉得我们应该予以考虑。”

新奥尔良的患者史密斯先生接受了“脱敏”治疗。他患有退行性肾病(progressive kidney disease)，病魔慢慢地侵蚀他的肾脏，令它伤痕累累，以致在2004年彻底失去了功能。他的嫂子艾莉森·萨顿(Allison Sutton)给他捐献了一个肾，但遗憾的是，六年半之后，移植还是失败了。他只好继续接受透析，每周四天里都有数小时困在透析机上。他告诉朋友们，虽然保住了命，但这种日子根本不算是“生活”。

后来，一名护士建议他去打听打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脱敏”研究。“当时我回答，只要我做得到，怎样都行，”他说。他发现他符合参与研究的资格，只是他需要一个供者。

有一天，史密斯夫人在跟大学时的朋友，住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安杰拉·沃特金斯(Angela Watkins)通电话时提到了史密斯先生期待能找到一个供者。沃特金斯夫人的丈夫戴维·沃特金斯(David Watkins)是州法院的法官，他跟史密斯先生在大学时代是朋友，两位妻子也一样，而且她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

沃特金斯夫人把谈话内容告诉了丈夫，他们都在心里掂量着是否应捐肾给史密斯先生。

沃特金斯法官说：“我们讨论、研究和祈祷。”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至少应该去看看是否有资格捐献，这是道义上的责任。”他说。而且他认为自己应该先去。如果不合格了才轮到妻子去接受测试。

史密斯先生告诫自己的老朋友捐肾可不是件小事。“他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沃特金斯法官说，“不过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跟他说：‘我不过是正好拥有你需要的东西罢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捐肾当然是件大事。虽然沃特金斯法官做好了准备，让自己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但他还是花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才从手术中恢复过来。

四年过去了。至今，史密斯先生的新肾脏仍在正常地发挥着生理机能，他又回到了充满活力的生活当中，并对他的朋友永远心怀感激。

他说：“每天晚上我和妻子做晚间祈祷的时候，我都感谢上帝将戴维和艾莉森，将生命的礼物赐予了我。

“若不是戴维的礼物，我到现在还困在透析椅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