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城，但是五年的下放生活在他们心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一毛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作为见证。

鞋

来美国六年了，什么都适应了，就是还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这双脚，不太长却特别宽厚，根本买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这对猪蹄儿，都是那些年光脚光出来的。”妈妈老爱说。也是呢，那年爸爸、妈妈挨整，被赶出大学，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时，我才十岁。

一天清晨，我学着村子里别的孩子的样子，背了个粪筐去“钩屎”搜集狗、猪的粪，作肥料。每交给队里十斤粪，就可以换得一分工（合人民币三、四分钱）。

“哈哈！城里来的丫头子，钩屎还穿鞋。”小狗子笑我。

“她还不晓得鞋子不好做嘛。”邻家的英姐护着我说。

从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从那时起，妈妈也没钱给我们三个孩子买鞋了。我的脚皮渐渐地磨厚了。大夏天走在沙石铺的大路上，既不觉得烫，又不觉得疼。雨天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我也会用脚趾深深地嵌入烂泥而不跌倒。下雪的时候，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就在妈妈的旧胶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春节到了。村里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妈妈，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着，不肯穿那件烂得一条条的棉袄去拜年。”

“一毛，农村人讲迷信，过年一定要穿新的。咱们不兴这一套。马上就是春天了，还要什么鞋。”妈妈哄着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已经会放牛了。十四岁的英姐也讲了婆家，学着绣花，做鞋子。英姐家里穷，她哥哥说不到媳妇。她爸爸就给他们“换亲”——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的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许我学做鞋，说有那个工夫，不如多看些书。牛儿吃着草，我就和英姐坐在草地上，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英姐羡慕地问。“你要上学的话，也看得懂的。”大队小学里，只有我一个女生。“家里不教念书，有什么法子呢？”她把针在头皮上刮刮，用劲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你把书上的故事讲把我听，我给你做双鞋。”一天英姐突然说。

“真的？英姐，真的？我给你讲故事，还给你唱歌。”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每次去工地慰劳挑河的民工，我都带头呼口号，还来段独唱样板戏。

一部《西游记》讲完了，八个样板戏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实实的白布鞋底。深蓝色的鞋帮，鞋头上还绣了几朵小花。我那份乐啊！英姐说鞋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既不过年，又不是节，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脚，睡觉前穿着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会弄脏的。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亲戚？”我老问。“明年，一毛，明年妈妈带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妈，表哥、表姐。”

“为什么今年不去呢？”我并不肯就此罢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远点。别在这儿让我心烦了。”妈妈把我轰开了。鞋小到不能穿的时候，我们也没走过一趟亲戚。英姐倒是出嫁了，再也没人给我做鞋了。

婚后，英姐连着生了二个女儿。她生第三胎时，正好是春节。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女儿，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快让我看你的双胞女儿们。”我一进屋就喳喳开了。

屋里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

“月子里的人，让她歇着吧。”她婆婆进来了。“英姐，我走了。”我把带给她的一把天津寄来的糖果放在床头，跟着她婆婆出去了。

“她为什么哭？”一进堂屋，我迫不及待地问。“咳，命苦啊。”她的眼圈红了。“已经养了二个给把人家的东西，又来了二个吃饭的。大年初一，图个吉利。初二才把二个讨债的丢到河里去了。”

不记得怎么离开她家的。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子，倒是随着河水，清清爽爽的去了。不像其它同命运的女孩子们，一生下来就给倒提着，往尿桶里一丢了事。这以后不久，我们全家就因爸爸、妈妈的平反而离开农村，我也没再见过英姐了。

爸爸、妈妈到另一所大学里任教，我也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去上学。第一天上学，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刚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老师就把我拦住了。“老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笑着。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想赶快进去。

“你的鞋呢？”老师问，并没回答我的问候。

“我……”我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不是年节，又不走亲戚，为什么要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来上课。”

当我哭着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我上课的理由后，妈妈反而笑了。“咳，搬家一乱，加上在农村住了那么多年，我倒忘了这个。别哭，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在我的学期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